第二章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拥有26894万人，比2012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增加274万人，增长1.7%;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增加359万人，增长3. 6%.
城市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人口密度和集中度，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密度却在下降，全国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都偏离国际上公认的1-1. 12合理区间，土地城镇化远超过人口的城镇化，出现了所谓虚假城镇化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52.57%,而实际享受城市市民待遇的城镇户籍人口比率为35.29%,二者相差17.28%.体现出这一差异的，正是高达2.4亿的“农民工”.下一步，笔者将立足现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和生存现状，来分析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第一节经济障碍
农民工变为市民，既有外部障碍，又有内部障碍。经济水平是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基础，也是城市接纳新市民的基础。农民工能够是否获得在城市中足以安家和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大多农民工受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限制，劳动收入和工作强度并不成正比，经济水平不高。另外一方面，由于财政分担机制的缺失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不够，流入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受限，也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
一、农民工自身经济条件受限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很多农民工有机会直接进入到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由于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有限，所以进入城市后大多从事技术水平低、工作环境差、工作任务重、工资待遇低的劳动密集性工作。《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9. 9个月，平均每月从业25. 2天，日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超时工作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所占比重都较上年有所上升。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更加认同城镇的消费方式，不再像父辈们那样勤检节约，面对城镇相对较高的消费水平有些力不从心，大部分会成为“月光族”,甚至变成“啃老族”.加上近年来，随着城镇房价的高涨，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他们在城镇中主要是租房或者单位提供集体宿舍。
农民工中在务工地自购房的比例很低（表2-3）。他们居无定所，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相对于自己的微薄收入，在城镇生活已经艰难，居高不下的房价使城镇定屈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同时，各城镇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只对具有城镇户籍的城市人提供，农民工享受不到这样的权益和待遇，从而引发城市病，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见证了农民工在城镇住房上的不公平。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对农村依恋逐渐减少，可是，把青春奉献给打工的城镇后，由于不能在城镇定屈，不得不选择回到农村，市民化的愿望就此破灭。
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讲，是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投入在城乡基木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存显着较大差别，2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很难享受社会保障、住房、就业、教育等基木公共服务。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单位或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商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为7. 6%、21. 8%、12. 2%、3. 9%和2. 3%.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不均等是由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不均等而导致的。从户籍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城市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的依据是城镇户籍人口规模。地方财力决定了当地在对城镇户籍人口社会保障的力度，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是有缺口的，也就是自身保障力度难以为继，如果要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统筹起来，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那无疑使雪上加霜。
三、农村土地资本化反晡不够
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出现了农民工，还出现了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边缘集体--失地农民。土地征用从名义上看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从实际上看，有相当一部分的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借着城镇化进程的规模扩张行非公共利益的盈利之实。在这个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失去土地之后，农民就置身市场，而市场有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如物‘价上涨和失业等；再次土地作为经济物品的稀缺性特点并没有体现出来，他们所定的价格仍然是游离于市场之外的政策性价格，完全无法体现出土地潜在的升值空间。我国补偿费的分配也极不合理，如果以成本价为100,农民只得其中的5%-10%,村级集体得25%-30%, 60%-70%为政府各部门所得，征地补偿费木身就低，在经过层层剥夺，农民手上拿到的屈指可数。
四、农民工市民化分担机制缺失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改变身份的问题，更现实的问题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以解决农民工的基木权利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经济适应、城市生活融入等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公共教育成本、公共卫生成木、社会保障成木、住房保障成木，以及为保障城镇健康协调发展所必需的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基木功能的投资成木等等。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认为，完成2亿多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市民化，需要支付社会总成木约5万亿元“）。中国发展基金会的核算结果表明，1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年均10万元左右？.国务院研究中心根据郑州、重庆、嘉兴、武汉四城统计，依照2010年的物价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木支出约在年均8万元左右。据测算，全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需增加3-4亿平方米的住房，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1.4亿立方米生活用水，3000亿元基础设施投资。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目前54. 4%的农民工租房居住，36. 1%由雇主提供，只有4.9%的自己购房，住房问题难以解决。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在全国655个城市中，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
资金方面，城市建设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目前，全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量超过10万亿。国家清理后，融资越来越难。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完全依靠农民工自己的力量基木上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这就涉及到一个成本分担的问题。如何合理划分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建立公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正是当前所缺失的重要一环。
第二节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主要是意愿因素的干扰，这涉及到农民工自身的主观意愿，也涉及到流入地政府的接纳意愿，还涉及到流入地市民的接纳意愿三个方面。有些心理障碍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的，有些是制度壁全造成的，还有一些是文化差异形成的。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观意愿不足
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观意愿反映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反映了农民工从单纯的经济诉求向多样化的诉求转变，心理层面的城市化才是农民工是否市民化的最终检验标准。一方面，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吸引，农民工暂时撕掉了农民的标签，寄居在城市，但是由于二元体制和社会制度和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均等，明显缺乏社会归属感，在社会结构中缺乏清晰明确的社会定位，社会关系网络重构困难，对城市社区和个人身份产生了认同危机，很容易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中失去心理平衡。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农民，但也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寄居在城市，很少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呼声，很少能够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他们被底层花和边缘化，与大千世界隔墙相望，处境递她。出于这种边缘化考虑，加上对土地的依赖和故土情节，很多进城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愿意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却并不愿意退出农业广口和土地。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上半年对武汉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声称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的进城农民工有654个。但是，当继续询问”如果让您交出承包地，您是否还愿意转换户口“,654个样木中立即有182人改变了主意，另有154人声称没有承包地。此外，声称不希望获得非农业户口的1004个样本里，291人表示主要原因为”城镇广口没有太大作用“,263人表示主要原因为”想保留土地“,181人表示主要原因为”农村生活压力小“.城中村的农民尤其害怕农转非，因为一旦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对于许多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在城镇生活不如意，户口想要转回却往往由于牵涉土地利益而比当初农转非更难。最后，考察非理性和软制度，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相较沿海地区更加守旧和传统，恋土情结根深蒂固，不愿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缺乏彻底断幵人地肪带关系的决心和勇气。农民工普遍受到城镇文化环境的约束和排斥，歧视和偏见使他们处于孤岛，在主流生活之外形成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长期受压抑和排挤，容易成为冲突的引爆_,造成农民工的’各种短期机会行为，加重歧视和偏见。事实上，这些歧视和偏见经常是相互的，使农民工与市民交融困难，许多农民工因此选择了回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