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针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些经济模型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建构出来的。学界主流一般依照人力资本在这些经济模型中地位的变化来对现代经济发展分期：80 年代之前利用人力资本外生化来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和之后看重人力资本内生化的“新增长”模式。
1.传统增长理论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那样， 增加国民财富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以劳动分工的方式提高生产率。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得到惊人提高，斯密将之归功为三种因素，即时间的节约、机器的采用和熟练的劳动技能。二是持续培育生产性劳力资源。斯密认为，是将生产性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的增加导致了这种劳动的兴衰，据此，资本积累成为了财富生产增加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斯密实际上阐述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将资本积累视为导致技术进步、劳动分工的决定性因素。
哈罗德-多马模型也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映，其将知识基本投入要素抽象化（即把“技术进步”看作不变因素），并仅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挂钩，由此，该模式将 （物质）资本积累放在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地位上，说明了物质资本对现代经济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在构建一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时，丹尼森等人极其看重劳动力数量的作用，视之为人力资本的全部，并使用其所曰的“技术进步”因子（一个随时间积累的外生变量）来反映知识资本要素的处理。对于那些明显并非由增加劳力得到了经济“剩余”,他们勉为其难地将之与技术推动挂钩。在索洛-斯旺模型中，不仅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率，资1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以及科技进步同样能影响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正是在于把资本、技术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都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这样的分析十分全面。
2.“新增长”理论
（1）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有代表性的是罗默模型。保罗·罗默将人力资本的培育放在很高的位置，他认为研究开发部门是否加大人力资源使用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率，而人力资本整体使用以及研发部分人力资本使用再加上市场利率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均衡率。在罗默模型的描述中， 作为独立因素的知识，不仅能增加自身的收益，还能增加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带来的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持续增长。除此之外，知识还具有溢出效应，如此便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即知识溢出-要素收益递增-厂商的知识投资递增-效应放大。经济增长和知识积累在这种动态的自催化机制的作用下福祸相依、共同生长，为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提供了保证。据此罗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知识积累，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特殊的专业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资本从常规资本中分列出来。他将人力资本定义为：用于增强或提升个体体力、智力和知识技能等的投资，这种投资拥有庞大的数量。投资的收益率被舒尔茨认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概念，因为人力资本能够产生递增的收益，于是它便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投资变量。另外，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利用微观分析方法考察的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的内生变量来解释有关经济增长现象的。卢卡斯认为舒尔茨所强调的学校正规教育和阿罗提议的“边干边学”或在职培训人力资本两种途径都可以形成人力资本。卢卡斯通过对两个自建经济模型的推衍计算，提出“只有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经济才可能长足发展”的观点，甚至在不依赖外生力量 （如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卢卡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描述了一种拓宽人力资本形成途径所谓信访室， 即通过消费高技术产品或操作新型机器来积累人力资本，这对教育经费缺乏的国家而言无疑是极好的方法。
3.国内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相关研究
在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领域内，许多学者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匹配研究。主流学术观点认为，我国人力资本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明显的增长，人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逐年上升，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但是，相比而言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仍不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仍然较小，这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的我国人力资本在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和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9.42%和 4.41%,差不多用了 17 年的时间，这些比例降至 8.47%与 4.32%,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所占份额却明显增加，数据显示 1953-1978 年贡献率仅为 1.01%,而 1978-1995 年上升到了 2.39%,平均增长了 1.38 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例下降，但其贡献度及收益率却上升了，这样的现象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人才资源，人才资源俨然已经成为贡献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李望坤）一文的研究成果表明，早在 1982-1990 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高达 23%,仅次于资本的经济增长因素；另外还有学者周天勇的相关研究结果提供了类似的数据，他研究出采用收益率为 9%和 11%,人力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90年）分别为 22%和 27%;《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侯亚飞）一文提到的数据是人力资本存量在 1978-1998 年间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 21.9%;《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分析》（沈利生、朱运法）同样研究了该贡献率，其结果为 30.6%;还有王金营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与实证》 中指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1978-1998 年间为 16.69%;《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王小鲁）也是类似的研究，其数据结果如下：59.3%是改革开放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5.12%是当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出，物质资本贡献率超过人力资本贡献率的 2.36 倍。1978 年之后，这种物质资本贡献率远超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情况更甚，物质资本贡献率是 61.4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 11.2%,前者是后者的 5.49 倍。这样看来，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
但是以上结论的得出并没有考虑到两者间的投资对比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投资之间悬殊非常大，前者占 GDP 的比重（25%左右）可能比后者（2.5%左右）多 10 倍，换句话说，当物质资本投入比人力资本投入多十倍时，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过才比人力资本贡献率多 2.36 倍或 5.49 倍。从边际贡献率来看，人力资本应该比物质资本贡献更大，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更关键的作用。
目前的国际普遍共识是人才资源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人才资源的增长能够促进对经济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知识技能的进一步专门化，专业人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变得至关重要。上世纪 80 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默教授提出了四要素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将知识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视其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罗默认为经济长期增长取决于非技术劳力、资本、人力资本和新思想的产生与进步。
他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不再是物质和资源，而是知识，而人才掌握并运用知识，所以人才资源才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在几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有过至少三次“后者赶超”的例子：美国用了 43 年的时间追上了老牌帝国英国；日本用了 40 年的时间赶超美国；韩国用了 30 年的时间赶超西欧。在这些国家赶超前辈之时，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才资源的积累是发生在经济赶超之前的，而在赶超期中，后来者的人才储备水平其实已与被赶超国水平相当，乃至超越。有学者如此总结：赶超初期，后起者经济总量仅相当于被赶超国的 20%,但其人才资源储备已是被赶超国的 40%;赶超中期，后起者经济总量仅相当于被赶超国的 40%,其人才资源储备已经达到被赶超国的 70%;赶超后期，后起者经济总量已相当于被赶超国的 80%,其人才资源储备已与被赶超国储备相当。这样只用某个指标来衡量人才资源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及其中的关系，似乎过于简单，但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人才资源在当代世界中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毋庸置疑， 这种关键和先导作用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化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以人为本者胜”铁律在当今时代已愈显重要，由是当今世界各国必定积极进行深度人力资源开发，吸引人才聚集、造就人才资源。
综上所述，人才资源的获取与培育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详述为这样几点：
（1）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与普通劳动力相比，人才具有较高的素质，在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提高劳动者素质，那么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多，这样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进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也是其更有效地使用和改进各种复杂的机器设备的基础，素质的提升利于物质资本发挥出作用，再促进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所以，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力的解放、社会财富的积累都有赖于发展劳动者的知识化，即人才及创造性劳动的产生与发展。
（2）决定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方向。科学技术的创新、使用与进步都依靠于科技人才的培育，非如此难以成行，何谈进步？据此，人才可谓1是知识、智慧和科技的三重载体，既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社会和人，两者相依相存、缺一不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则是带来这种生产力的要素。作为与资源经济、劳动力经济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在资源配置上开发智力资源，投入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的体系中，智力即是动力，智力资源的占有、生产、分配、配置和使用是最关键的因素。在传统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本和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投入，而在知识经济中，无形资产（智力、知识等）的投入起关键性作用。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占其总资产的一半以上，例如美国多数公司的份额达到 60%.无形资产的升值也将带来社会价值的变化，知识多寡与工作报酬高低已成正比，这样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强国观念。在这样的社会中，劳动力（主要指体力劳动者）的多寡已不再是主要被考虑的因素，由于大量高新技术的应用，新的经济形态中允许人类使用极少资源创造出极大的社会财富，这样一来连资源的多寡也无法再制约经济发展了，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变成了高新技术， 还有创新性知识和高效率的信息。因此智力资源--人才和知识在知识经济中相比稀缺自然资源而言更为重要。
（3）创造国家财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第三世界经济发展》（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rdaro）一书提到：“不是资源或者社会资本，而是人才，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性质与前进方向”.人才的劳动创造性，能够彻底解放生产力，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美国硅谷是高级人才的汇聚地区，一句口头禅在这儿广为流传：“想出一个有智慧的主意就等于打开了一座尘封的金矿”,这里每天都会诞生 62 个新百万富翁。苹果、微软、英特尔这样的知识企业及其智慧型员工创造了美国三分之二的新增产值。比尔·盖茨每秒能够创造 150 美元价值。即便在中国也是如此，清华同方、北大方正、联想等创新型公司，它们的呈几百倍的增长态势，依靠的是人才资源的培育，而不是单纯的资金和资源投入。以上事例说明，人才资源始终是首要资源。土地、劳动力等初等资源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主要资源在；资本则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主要资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已然成型，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人才当然处在时代前列。他的智慧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开发物质资源，这已说明了人才资源的根本性地位，是人才而非物质资本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国际间、企业间对人才资源的渴求乃至争抢与挖掘，乃是这一论点的最好支撑。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三代党和政府领导集体反复强调：当代世界的竞争不再是枪炮竞赛甚至单纯的经济竞争，而是科技竞争、知识竞争、人才竞争；劳动者的素质和人才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通过在世界范围吸收和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人才资源能够弥补各国先天性不足（资源限制），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一个追赶国需要且必须注重人力资本的发掘和积累，有力地培育出大量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 在更大范围内引进国际资本，吸纳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资本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就完全有能力超越前者。因此，相比于旧时代掠夺资源、殖民地和市场的重要性，如今人才竞争、高新技术发展的竞争才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