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0.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0.1.1 选题背景
十八大以来，经济改革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一方面，2008 年的金融危机和后来的欧债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下滑导致其国内需求不足，进而通过经济的全球化效应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持续高位运行了几十年，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正在逐渐减弱，产业升级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速在原有的框架下难以维持，出口和大规模投资也难以为经济贡献更多的增长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成为持续热点的话题。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高，使得中国的 GDP 分配处于畸形状态。
然而消费率不高的背后有着中国特定的国情，所以提升居民的消费率就远没有单纯提升消费支出那么简单。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较低的占比，社会保障的缺失，较为严重的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分配不均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民众整体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强。较低的城乡居民收入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能力，社会保障的缺失和公共服务分配的不均会造成低收入人群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因而产生较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进行预防性储蓄会直接挤出消费。随着收入的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也会逐步降低，因而中国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也会造成有消费意愿的消费者迫于外在条件无法消费，而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不会在已经获得消费品上重复消费。
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一方面，合理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在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例，改变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同时适度向由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低收入人群倾斜，以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居民消费者的信心，改善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可以提升他们的消费倾向，进而实现扩大居民消费的目标。具体而言，解决消费问题的思路应当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两方面来下手。在经济领域，就是要做大蛋糕。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创造性体系的建立，它综合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流动性两方面的优势。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前一些简单粗放的发展思维开始暴露出弊端。由于某些行政体系在市场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话语权，因而难以保证这一体系能够在市场的运行中持续保持中立和客观的姿态，进而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而，明确市场的法制基础和政府的中立角色，使得合法的经济活动的到有效的保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经济改革的重要一步。在社会领域，就涉及到诸多问题。在初次收入分配方面，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等措施适当提高劳动要素和知识要素的分配比例，这样一方面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也使得劳动更加有尊严，从心理上提升预期的消费愿望。在收入的再分配方面，通过税收，补贴等措施在平顺社会总体的收入结构，通过合理的途径使得有限的资金流动起来，使等多的人受益。在社会保障方面，为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农民建立可靠和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同时改善医疗资源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
在改革涉及的诸多领域中，养老保险，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改革是尤其值得探讨的话题。目前中国的老龄化已接近 15%,机构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接近 18%,届时将会是 2.6 个年轻劳动力供养一个老年人，毫无疑问养老的压力是巨大的。一直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主要是依靠家庭养老，即子女对老人进行赡养。虽然在政府层面上曾多次进行过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试点，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及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试点在实质上基本都是一种农村居民自我储蓄式的养老模式，因而最终还是一种家庭自我养老的模式。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居民属于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从整体上讲，体力劳动和农业生产产生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偏低，大部分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医疗条件不完善，在这种背景下，养老压力必然会落到整个家庭身上，给家庭带来不小的压力。在社会层面上，农村居民收入偏低，且收入来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农村的养老问题不应该仅仅依赖家庭内部子女的赡养，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障农村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在经济层面上，国家可以通过完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改革来增加对于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投入。这部分投入不仅提高了老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而且通过政策的延续性改变了年轻农村居民的预期，通过保障他们老年的基本生活提升了他们的消费信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及其试点是本文研究的基本背景。这一改革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养老的情况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改变了以前基本上由农村居民自我储蓄养老的模式。新农保政策下农村居民的养老账户将有个人账户，国家及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三块组成，这其中国家及政府补贴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有效的改变了以前主要由个人账户储值支付养老金的农村养老模式。据调查显示，山东省的老龄化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列各省第一位，所以，在山东省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新农保试点规定，年满 60 岁的老人符合政策规定的，哪怕在以前未投保的情况下也可以每月领取国家补贴的基本养老金，这属于国家在转移支付方面加大的投入。从理论上可以认为新农保扩大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虽然在理论上认为新农保会提高居民的消费，然而仍需要实证的结果来支撑这个结论。一项好的政策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很多现实问题，首先，是新农保在试点地区能否切实有效地运行，这影响到农村居民对于这项制度的信心。
只有当广大农村居民认为新农保能够切实保障他们晚年的生活，且提高他们的收益的时候，才会踊跃参保，进而大胆地进行消费。其次，要考虑到居民对于近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效用分配。当居民担心远期消费受到影响时会进行储蓄，不敢花钱，在这种情况下新农保所带来的保障能够让居民对于未来的保障更加有信心，从而提高近期的消费。如果居民对于近期消费的效用分配更高，则新农保带来的远期效用很难说会对消费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再次，还要考虑新农保缴费对于部分农村居民的影响。如果居民储蓄是为了刚性的支出，则新农保缴费可能会影响年轻人的短期消费支出；如果居民储蓄是为了将来的养老，则新农保政策无疑会提升居民的消费。综上所述，新农保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需要充分考虑现实情况。
0.1.2 研究意义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继取消农业税，对农业进行补贴，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和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重要改革。现在新农保已经在全国铺开并逐步并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从山东省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跟新农保具有高度的政策衔接性，而且新农保的试点时间也不长，所以，研究新农保这一关系农村居民养老大事的政策改革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新农保以及后来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对于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作为一项惠及普通群众的社会福利政策，其出发点不仅是提高我国社会保障的水平，而且要能够发挥良好的社会效应，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所以从经济发展层面探讨这项政策的实施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研究该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实施效果有助于为以后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由新农保开始的一系列养老保险改革正在进行当中，其中的各项政策规定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以便为后续政策的完善提供合理的参考。
目前我国新农保尚处在试点阶段。新农保实现在山东省也已于 2009 年开始，目前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覆盖，然而各地的政策在国家统一规定的基础上略有不同。
目前，对于我国新农保运行情况，尤其是新农保对于家庭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少，有关山东省新农保运行情况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更是匮乏，因而该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文通过整理分析山东省自新农保试行以来相关的经济数据，评估新农保对于农村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农民消费的影响，以为新农保的承接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完善和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0.2 文献综述
0.2.1 国外研究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国外的研究集中于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来研究社会保障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诸多关于社会保障的因素中，养老保险是研究社会保障和消费关系的一个突破点。然而，近似的研究方法并没有产生一致的结果，从研究成果上来讲，国外学者得出三种主要结论。
第一种结论是养老保险促进了居民消费。凯恩斯以及其理论早期的信仰者预言养老保险的发展会促进消费的增长，然而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在这一基础上，Franco Modigliani[1]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在进行消费决策的时候是根据其一生的收入来决定的。因而养老保险这一保障老年生活的制度实际上是具有资产替代效应的。如果社会能够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充分的保障，则人们会减少为将来养老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即人们预计到晚年的生活会得到保障，则会相应提高年轻时期的消费热情。戴蒙德发展了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通过引入一般均衡理论这一范式来研究养老保险对于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这一研究为之后养老保险制度的效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1974）[2]在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1,通过实证分析美国1927-1971 年（不包括 1941-1946 年）总量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养老保险对于储蓄的引至退休效应和资产替代效应。研究发现资产替代效应为引至退休效应的一倍左右，从而导致居民储蓄的降低。这部分降低的居民储蓄相当于被养老保险替代了。最终的结论是养老保险抑制了储蓄，从而增加了居民消费。
Blake（2004）[3]的研究基于英国 1948 到 1994 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基于对养老保险支出量的精确计量，从而能够真实反映养老保险对于消费等行为的影响。
Blake 认为之前关于养老保险对居民储蓄和消费影响的研究结果不显著，是因为这些研究对于养老保险财富的界定不够准确，对于养老保险财富来源以及性质的探究不够深入。研究显示，养老保险所代表的财富确实可以对于居民储蓄和消费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区分养老金的来源对于研究结果是十分必要的。由政府补贴支出的养老金2确实可以挤出私人的储蓄，从而促进居民消费；然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财富则会带来更多的私人储蓄，从而对消费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Blake研究显示养老基金盈余可以促进消费，并认为消费函数中计入的养老金财富变量能够很好的反映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繁荣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衰退。职工养老金盈余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带来了 20 世纪 80 年代股票市场的繁荣，它对经济发展有巨大刺激作用。
H. Yigit Aydede（2007）[4]研究了土耳其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对其总消费的影响。该学者的研究基于生命周期模型，使用了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对消费产生的影响。土耳其的养老保险体制较为完善，养老金替代率达到了 80%以上，社会保障的支出占土耳其公共支出的比例巨大。在这样一个具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中国家里，养老保险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明显的。2003 年土耳其养老保险对于居民消费的促进比例在 10%以上。
第二种结论认为养老保险会阻碍居民的消费。这种理论更加注重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在社会中有部分消费者并非理性，而是更多的考虑当下的消费，如此一来养老保险的引入则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卡甘（Cagan,1965）[5]认为养老保险可能改变人们对于消费和一生财富规划的认识，从而造成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卡甘在研究中随机抽取了美国消费者组织中的 1 万多名工作人员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参加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其储蓄反而增加。卡甘发现当一个人因为非预期的原因参加养老保险时，会充分认识到为将来进行储蓄的必要性。在参加养老保险的同时个人可能会维持或者增加自己的消费，从而挤出消费。卡通纳（George Katona,1965）[6]的研究来源于对超过两千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访谈记录。通过访谈卡通纳发现养老保险制度会促进自发的储蓄，使得他提出了“目标行为”假说。假说认为随着特定事件的接近，比如养老期的来临，劳动者会具有越来越强的储蓄动机，增加储蓄，从而挤出消费。因此做出了养老保险会对消费造成负面影响的结论。
泰勒和舍夫林（Thaler、Shefrin ,1981）[7]进一步拓展了生命周期模型，将“心理会计”的概念引入到模型中，认为政府实施的养老保险制度会控制人们当前不理性的消费冲动，通过强制的养老储蓄模式引导人们平滑其一生的消费，并认为政府通过养老保险将财富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家庭引导到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家庭，从而造成社会总消费的降低。Gale[8]认为养老金替代率对于不同收入的家庭是不同的。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其理财方式更加理智，倾向于以通过投资等方式来弥补养老金这部分财富，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则较少考虑其养老金的弥补，从而导致养老保险的再分配使得高收入家庭提高了其他投资方式，而低收入家庭储蓄相应的减少量不会很多。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私人消费的减少。
第三种结论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确定。巴罗[9]认为当居民储蓄是为了平滑其一生的消费，或者是为了支付将来的养老金时，养老保险才可能造成个人储蓄的下降和消费的增加。但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养老金时从当期年轻人到当期老年人的法定公共转移支付，养老保险对于个人储蓄的影响几乎为零，所以对于消费也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阿伦[10]认为，更高的养老保险给付会减少私人储蓄，然而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和收入的增长以后，养老保险制度在实施的初期的影响并不明显。
佩鲁（Barro,1978）[11]采用 1951-1960 年几个发达国家的数据来验证养老保险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的关系。有趣的是，总体上养老保险的时间序列数据与个人消费具有正向的关系，但不同国家或不同国家组合的养老保险数据却显示抑制了个人的消费。因此，佩鲁认为跨国的数据显示养老保险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较为矛盾的关系，即养老保险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确定。
莱莫和莱斯诺伊（DeanR.Leimer and SeligD.Lesnoy,1982）[12]对费尔德斯坦1974 年的传统文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于养老保险财富变量的数值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发现费尔德斯坦的结果比较高。同时，他们认为费尔德斯坦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居民的一些假定值得商榷，即在退休工人的年收益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最后，他们也发现了费尔德斯坦在数据处理上的缺陷。因此得出结论，费尔德斯坦的相关结论并不可靠。
0.2.2 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关于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因为关注不足，统计数据不够完善，所以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居民养老结构比较复杂，对于不同居民群体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也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程度。国内关于养老保险对于居民消费的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促进了居民消费。宋铮（1999）[13]认为我国的大部分居民的储蓄动机还是预防性储蓄，所以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可以对于居民起到定心丸的作用，从而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消费。林毓敏 （2002）[14]考虑到我国的历史条件与中国具体的国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可以明显增加我国的居民消费。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居民消费支出同社会保障支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协同关系，说明我国在高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城镇居民消费也有着较快的增长，当社会保障体系投入不足时，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会变慢。社会保障较低的预期制约了消费热情，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有效地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刘远风（2012）[15]详细研究了湖北新农保试点情况下居民消费的变动状况。基于倍差法的实证模型验证了新农保对于扩大居民内需的正向影响。由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不够完善的养老体系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给农民带来晚年保障和实惠的新农保释放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使得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有所缓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然而由于新农保的首因效应，作者提出新农保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还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第二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抑制了居民消费。袁志刚（2005）[16在研究中以生命周期的代际交叠模型为基础进行了拓展，发现对于不同收入阶层，其资产的边际替代效应不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其资产的边际替代效应较小，而较低的群体其边际替代效应较大。高收入水平的群体会提高其投资额度以获得退休期更好的收入，而低收入群体因为较容易得到满足，因而不会增加非养老保险的储蓄。总体而言，养老保险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从而挤出消费。
于文革（2007）[17]的研究基于 1978 到 1998 年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对数形式，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OLS 方法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与产出显著负相关。白重恩（2012）[18]认为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挤出居民消费。一方面，职工养老金的收益率没有预期的那么高，另一方面居民具有为近期消费储蓄的动机，同时又面临借贷约束，从而使得养老金缴费直接挤出了消费。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养老保险对于居民的消费起到了抑制作用。
郭媛媛，刘灵芝（2013）通过建立虚拟变量多元回归的截面数据模型，研究了新农保对于湖北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在新农保实施的初期，由于参保人员有限，而且短期内参保居民缴费的影响要大于新农保的转移支付带来的影响，所以其并未促进居民的消费。
第三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不确定。何樟勇（2004）[19]研究各种养老保险模式的经济效果时发现，劳动者的风险预期由于现收现付制度被弱化。这种弱化导致居民减少了个人养老储蓄，从而促进了消费。然而账户累计的模式会使得个人为将来养老做打算，有效地缓解了公共财政的养老支出。孙永勇（2006）[20]通过综合梳理国内外文献和方法对于养老保险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人群的消费和储蓄动机具有不同的特点，十分复杂，而考虑到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养老保险这一制度的引入和变化对于不同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因为不同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采用的方法，数据，参数和模型方程的不同，所以最终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孙永勇认为，综合各方面考虑的结果是养老保险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0.3 本文研究思路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的扩展模型作为分析框架，为评估新农保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运用山东省县域经济数据，遵循有效性和简约性的变量筛选原则，构建模型，运用截面数据，研究新农保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进而评估新农保对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效果，以为新农保进一步扩大覆盖全省乃至全国所产生的效果提供合理的预测和理论依据。
0.4 本文的创新之处
（1）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在农村养老领域的制度改革，本文基于山东省数据研究这一改革对于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评价这一改革提供了部分依据。
（2）在研究新农保对消费影响时综合考察参保缴费居民和养老金领取参保居民两个群体，分析政策改革对于社会不同群体的影响以及社会的整体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