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是一个能够被量化的指标，既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规模，也能作为衡量人们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消费水平与需求水平的因素。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指标，自然与经济活动中其他因素有内部关联性。我们通过对商业健康保险的经济学分析和其市场的现状分析，将影响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因素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内生变量，包括购买健康保险的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产品的价格等，对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具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另一部分是外生变量，包括国家医疗卫生发展程度、医疗费用负担、社会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人口老龄化程度、被保险人的保险防范意识、背景风险、通货膨胀、政府优惠政策等。外生变量间接地影响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并通过内生变量作用于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基于相关文献研究，本节从居民收入水平、社会医疗保障情况、医疗费用负担情况、居民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老年人负担和背景风险六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因素。
3.1 居民收入水平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增加居民对保险的需求。根据马斯洛基本需求层次理论，居民在较低层次的生理需要满足后，安全需要才会显现出来，身体健康需求属于安全需求的一部分。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收入已能够满足日常生活开支，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此时民众会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命价值，希望自己的健康保障也能有得到满足，有较强意愿并且有能力购买保险来满足自己的保障需求。
第二，增加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力。由于我国过去居民收入整体水平不高，所以购买力显著限制了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消费，我国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应是较大的。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在健康保险产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会向右侧移动，消费者的预算可行集会增大。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是正常品，通过相应的收入消费线可得，其需求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根据表3-1的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在经济水平增长和个人收入水平上升的背景之下，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基本生活需求已能够满足，健康保障需求开始突显。加之人们对医疗保健的购买力不断增强，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也随之上升，这意味着保险产品购买力的提高对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有正面影响。因此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增加。
3.2 社会医疗保障情况
社会医疗保险需求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有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一方面，在社会总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用于社会医疗保险的资源，则用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资源就会减少。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医疗保险的发展能够压缩商业健康保险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社会医疗保险需求挤出了商业健康保险需求，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替代效应。
社会医疗保险可以看作是政府相关机构提供的公共品，是改善民生、提高的居民的福利水平和增加居民的健康保障的重要措施之一。并且社会医疗保险的进步和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的风险意识及保险意识。同时社会医疗保险只能满足基本医疗保障，这会促使居民去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满足居民更高层次的健康需求，这是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效应。
针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替代效应更大还是促进效应更大的问题，众多学者对此各持己见，存在的较大争议。
王向楠（2011）采用了我国2002年-2009年的省际数据，并考虑了保费缴纳方式（期缴和趸交），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大于替代效用，其发展显著地推动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27];施建祥，李美红（2011）运用灰色关联法对浙江省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社会医疗保障情况对浙江省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最大，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健康保险有正面影响[39].
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医疗费用几乎完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所需承担的医疗费用很少，此时居民对健康保险的需求不强烈。而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新形势下，我国大力发展了公共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采取“广覆盖、低水平、可持续”的原则，只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保障水平较低，个人所承担的医药费用比重较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居民更加关注健康问题，提高居民对健康风险的重视，增加居民对转移和规避健康风险的防范手段的认识和认可。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健康保险和促进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二者可以实现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3.3 医疗费用负担情况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其目的是降低人们的医疗负担，缓和民众面对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但近几年来居民的医疗费用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医疗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由于享受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的人员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不需承担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同时医疗费用缺少管控机制，所以他们可以合谋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后果是导致医疗费用增长迅速。
与此同时，现行通货膨胀上行压力使得居民收入购买力下降，由于“货币幻觉”的关系，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医疗费用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实际医疗卫生支出费用更高了。
更为严重的是，从医师诱导需求的角度，现阶段我国医院不合理用药现象较为突出。由于部分从医人员不顾道德与法制的约束，为了自身利益，向患者开具高价位的药物和超出需求的药物量，延长用药时间，不合理用药不仅增加了患者医疗费用负担，还可能对患者的病情产生不良影响。另外，我国在近10年内对国外进口药物的监管和国外药物质量检验的过程中存在着行政少作为和不作为的现象，大量外国进口药物未经合法审批程序便进入中国市场，导致“洋药”泛滥，充斥整个医药市场，抬高了医药平均价格水平。
最后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老年人的医疗费用较高，增加了家庭的医疗负担，成为人均医疗费用支出逐年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高额医疗费用己超出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水平，由表3-2和图3-1可得出，我国家庭支出中，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增长迅速，农村家庭承担的医疗保健费用负担更加沉重，同时人均卫生费用从2000年的361.9元到2012年的2056.57元，增长了5.7倍，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这表明我国居民的医疗负担日趋加重。但如果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能够使被保险人在面对巨额医疗费用时得到保险金，获得经济补偿，使居民的健康需求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因此，我国居民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
3.4 居民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
居民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具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互相作用，其意识水平高低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等众多因素影响，居民的风险、保险意识进而会影响到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
一方面，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越的提高会促使其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的增强。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拥有一定的风险和保险相关知识，了解风险分散化的重要性，对于自身风险管控的意识和能力较高。商业健康保险具有风险转嫁和经济保障的功能特点，能够满足居民规避风险的需要，因此具有高学历的居民会更加愿意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来规避健康风险，以此来优化自身的资产组合。
另一方面，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孙蓉，王向楠（2011）认为学历高低和期望收入水平具有的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把对保险的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需求的能力越强[28].这与相关文献理论分析一致，教育除了提升了人们的风险认知水平和对保险产品的认可程度，并且还增加了人力资本。而保险中的预期未来收入正是通过人力资本的衡量得到的，预期未来收入是可保利益的一种合理度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获得的可保利益越大，也就更愿意去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他们还构建出了 2002 年-2009 年我国内地 30 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得出的研究结论表明，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综上所述，居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有积极作用。
3.5 老年人负担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在今后半个世纪内所面临的重要人口问题。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87%.依据联合国公布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中，65岁以上的居民数量在总人口中占达7%或者60岁以上的居民数量在总人口超过10%.则该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社会阶段。
表3-3中的数据表明，我国明显步入老龄化社会。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人口平均寿命延长，这意味着人们在退休以后的将拥有更长的生存时间。另外，“421”家庭模式日益成为我国基本家庭模式，即现在的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要负责赡养4个老人和养育至少1个孩子，这使得养老费用成为许多家庭沉重的负担，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部分满足养老需求，且保障水平较低，而通过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和更高层次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需求。
与此同时，人们在老年时期，各种老年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高于人们其他的人生阶段，老年人对医疗服务需求量提高，从而提高了其医疗服务费用支出，医疗费用支出成为老年人日常费用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个人收入的比重很高。闫萍（2009）的研究表明，2006年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总额占家庭医疗费用总额的75%左右，其中70-74岁的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例最大，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平均医疗费用最高[40].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医疗费用也在不断增长，这表明医疗费用负担在不断加重。另外，我国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对老年人采取了一些倾斜、照顾政策，但仍无法充分保障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他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随着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增加，老年人口会更愿意通过健康保险的形式来减轻医疗负担。
综上所述，老年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和医疗费用负担，使社会和家庭承担起沉重的经济责任。但同时也刺激了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这成为商业健康保险领域新的发展机遇。
3.6 背景风险
背景风险的定义较为广泛，在金融市场上，背景风险是指在金融市场上不能运用资产组合配置方式来进行分散的风险，比如收入（劳动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居民健康水平、不受收入因素影响的生活必需支出等因素导致的风险[41].
而在保险市场上，背景风险一般都被定义为外生的不可保风险。杜赫提与施莱辛格首先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背景风险的概念，并探讨了在存在背景风险的情况下，保险市场上最优共保率与最优免赔额的决定问题。王晓全，邓颖璐（2005）通过建立相关模型，认为背景风险将增加财富的不确定性，对风险厌恶者来说，无论背景风险是否独立于可保风险，都会由于风险增大从而增加对保险的需求。另外由于背景风险的增加也会相应增加可保风险，相应的免赔额的降低和投保比例的提高反映出保险需求的增加[42].综上所述，在背景风险对可保风险有正向影响时，背景风险会增加投保人对可保风险的保险需求[29].相关文献还发现背景风险的存在使得保险市场不能对所有的风险进行定价和交易，因此，此刻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难以单独衡量背景风险的作用。
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上，传染病一般都是被视作除外风险，同时因为重大传染病会影响到居民的健康，增加了其身体健康和财富的风险。另外由于背景风险也会相应增加商业健康保险的可保风险，人们可以通过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来获得部分医疗支出费用赔付补偿，因此对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背景风险会增加商业健康保险需求。
我国的重大传染病事件都可视为是商业健康保险的背景风险，回顾过去几年的重大传染病事件包括：2003年非典（SARS）疫情在我国暴发，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暴发，2005年-2006年我国暴发了甲型H5N1流感，2008年由肠道病毒71引发的手足口病在国内暴发，2009年-2010年甲型H1N1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这些重大传染病事件的特点是波及范围广，传染性强，致病性高，致死率高，暴发时间较为集中。这类重大传染病的暴发不是人力所能够操纵和控制的，人们不可能对此传染病的暴发提前形成预期。另外传染病从暴发到被控制一般在1年以内，因此这类重大传染病事故在暴发高峰期后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有限。王晓全，孙祁祥（2011）在论文中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作为背景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非典疫情（SARS）从3月份爆发，6月份基本被控制住，其持续时间前后不超过4个月，在这短暂期间内，可以合理地假设其它影响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因素都没有变化，背景风险和其它影响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因素相互独立，从而可以把背景风险从其它影响因素中分离出来，他们的研究表明背景风险增加了我国投保人对于可保风险的需求，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短期效应[29].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许多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应当重视背景风险的作用，商业健康保险中的背景风险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具有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