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语言学国际化发展难点与解决策略(2)

　　3. 面临的主要困境。
　　
　　作为一名从事30 多年外语教学、20 多年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研究者，我一方面为中国应用语言学成果走不出国门感到汗颜和焦虑，期待各种奖励政策能够对学术国际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也为学术国际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深感不安和担忧，希望政府和学界能够及早拿出对策，遏制负面影响。下面我以“局内人”身份，阐述自己对学术国际化宏观层面的思考。
　　
　　3. 1 “本土性”问题优先，还是“国际性”问题优先？
　　
　　应用语言学，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很强情境性和动态性（ Passi,2005） ,深深扎根于本国文化传统之中。身为中国应用语言学者，我们的研究必须要为本国人民服务，必须要关注本土出现的“真”问题，社会关切的“热”问题，广大群众关心的“急”问题。例如上个世纪末的热点是“如何对待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本世纪初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焦点是“如何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课堂面授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高校扩招后学生数量激增而师资不足的难题”“如何解决大班教学的互动问题？”等。最近这几年争论的议题是“如何处理通用英语和专用英语的关系？”“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时数压缩、学分不断减少的前提下，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如何培养国家急需的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家国情怀的国际化人才？”“如何改革全国英语高考？”“一年两考是否可行？”等。显然，这些问题不是西方学者的兴趣所在，撰写这方面的论文不大可能受到国际期刊审稿人的青睐。某些文章如果能够被幸运选中进入外审程序，也要经过他们的筛查，确定和他们的研究视角或立场态度相吻合（ Flowerdew & Li,2009） .
　　
　　Flowerdew （ 2001） 曾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考查国际杂志主编和审稿人对 EAL 学者稿件的态度。尽管被访者几乎都声称，他们对非英语本族语者的作者没有任何歧视，有时还会多一份同情心，付出额外努力，为论文的修改提供更多帮助。然而被访主编中，除一人以外，其余都指出 EAL 作者论文中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狭隘性”（ parochialism） “.这就是说，他们认为EAL 学者的研究过于本土化，不具有国际视野。例如，某个主编直率说道：
　　
　　”The research question is so locally focused that it does not spread out into more general in-terest area. . . My guess is that it is harder for NNS w ho have spent less time abroad,spent lesstime professionally abroad,for them to see how it might be applicable to other places. I haveseen that,too,w ith articles from Hong Kong,that they w ere clearly related to the domain here[in Hong Kong],and,interestingly,I am not sure how other people reading the journal mightfeel or relate“. （ Flow erdew ,2001: 135）。
　　
　　（ 研究问题如此本土化，无法拓展到学界更具有普遍兴趣的研究点上……我的猜想是，对于非本族语者来说，他们在国外生活时间少、参加国外专业活动少，很难弄清楚如何将他们的研究结果应用到其他地区……我也审读过来自香港地区的论文，这些论文与香港地区当地情况有着清晰联系，有趣的是，我不知道其他读者阅读杂志时会有什么感受。）。
　　
　　上述主编的看法有其自身逻辑和合理关切。国际杂志主编，当然希望世界各地读者都能从杂志中获益。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拿着中国纳税人付的工资和科研经费，毫无疑问，研究国内”真“”热“”急“问题责无旁贷，正如习近平（ 2016）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然而中国学者如果真的一头扎进”本土性“问题中，研究结果有可能遭到国际期刊的冷遇。有人可能会说，国内问题有其特殊性一面，但特殊性中必定蕴涵着普遍性，国际发表时，应该挖掘其普遍性的一面。这种反驳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普遍性存在于多个特殊事实中。我们很难从一个特殊案例中推断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如果勉强为之，很可能牵强附会。再则，每个国家总有些本土色彩特别浓厚的问题。正如 Flowerdew 和 Li （ 2009） 在采访我国学者时，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中西两个学术群体有着不同的研究兴趣点。
　　
　　中外学者不仅有着不同的研究关注点，而且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很大差异。解决”本土性“问题的基本要求是应用性和有效性，而为国际发表所从事的研究需要的是科学性和可重复性。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为例，要提高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课程体系、改革，课程创新、评估体系完善。为国际发表所从事的研究须要验证某个特定假设（ 例如注意假说） 或对某个教学环节开展实验研究（ 例如纠正性反馈） ,这类研究通常是整个教学链条上的一个微观环节，即便做得完美无缺，也难以提高学习者的整体英语水平。
　　
　　为了避免所谓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速国际发表，我们似乎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放弃”本土性“重要问题的研究，紧追国际热点，研究国际学界所关心的问题。更为准确地说，研究西方感兴趣的问题。二是以国际热点为出发点，在国内寻找相关联问题，将研究结果嵌套在国际流行的理论框架中。无论是上述哪种选择，研究者都在努力把”本土色彩“降到最低程度。
　　
　　长此以往，这可能会误导国内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致使他们一心瞄准国际期刊，他们就可能不会太关心国内的”真“”热“”急“问题，注意力完全转向国际。Passi （ 2005） 早就指出处于知识边缘的非英语本族语年轻学者很可能迫于压力，放弃研究与国际热点不同的”本土性“问题。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这里其实指的是自然科学。每个国家有着具体的国情、社情和人情，每个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科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研究者去思考，去研究。即使别国有类似的研究成果，也不大可能直接照搬照用。
　　
　　最后我要强调，这里讨论研究”本土性“问题还是”国际性“问题的选择，不是要贬低国际热点问题研究的自身价值，也不是要诋毁英文国际发表的艰辛付出。我只是想说明，相当一部分”国际性“研究常常与我国要解决的”真“”急“”热“问题有”距离“,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也不认为所有研究”本土性“问题的论文都不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包装“,巧妙地将自己的研究置放于国际背景中，与国际学者对话。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单纯是作者的个人责任。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作者、审稿人、读者应该共同承担，通过沟通和讨论，来补足论文中缺失的背景知识（ Gao & Wen,2009） .
　　
　　3. 2 用英文发表优先，还是用中文发表优先？
　　
　　随着学术国际化的推进，学术英语化得到进一步强化。不少学者担心未来知识的传播和流动完全由英文所控制（ Curry & Lillis,2004） ,形成英文学术垄断（ Passi,2005） .这将把发展中国家人民，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英语本族语者，置于不平等地位。一方面他们中并非所有人的英文都能达到熟练水平，做到阅读英文文献、撰写英文论文像使用母语一样流畅； 另一方面英文文献也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容易获取，不少高校图书馆缺少经费，无法订阅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外数据库（ Wen & Gao,2007） .这种”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显然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人民接受和产出新知识的权利。
　　
　　有些发达国家虽没有上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困难，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忧。例如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等发达国家，国民的英语水平都很高，英文学术资源也很普及，国民阅读英文文献和用英文发表文章均无明显困难，但他们也担心自己的母语会变为二等语言，只能用于日常交际，无法用于学术研究和交流（ Olsson & Sheridan,2012） .
　　
　　中国属于英语扩展圈（ expanding circle） ,英语不是官方语言。同时，中文和英语属于两种不同语系，国民要学好英语，比起与英语同源的母语者要困难得多，能达到听说读写专业水平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较低。短期之内，我们可能不会担心中文会沦为二等语言。但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我们如果一味强调英文发表，唯英文发表的论文为上等水平，其正面影响是，我国有越来越多的论文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学术影响力；但长此以往，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对此负面影响，有些学者已在大声疾呼。例如，同济大学的中科院院士汪品先（ 2015） 在《文汇报》上刊文呼吁”中国科学界的英语化应当走到多远？在科学创新里还有没有汉语的地位？“文秋芳（ 2016） 也表示了类似的担忧，如果我国最新研究成果都用英文发表，中文就不能用于新知识的交流。她还指出，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趋势浩浩荡荡，似乎无人能够阻挡。但是，英文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历史不足百年，其未来走向具有不确定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拉丁语、法语都曾是通用语，而现在这一功能已不复存在。国家强，语言强。语言在世界的地位和功能与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相匹配。随着我国整体国力的提升，中文创造新知识的空间也应该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制定激励政策，为提高中文创造和推广新知识的能力搭建学术平台。再说，用中文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能让国内英语水平低的国民从中受益。否则，英语水平低的国民就被剥夺了运用母语获取新知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