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禅宗与艺术--冲破幻象的审美突围
4.2.1 禅宗的开悟
基于对建立在悖论逻辑基础上的东方宗教的肯定，同时又受到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影响，弗洛姆对东方宗教中的禅宗尤为推崇，并坚信禅宗是帮助人走出异化的困境、打破幻想的锁链、实现人之生存自由的有效途径。在其着作《禅与心理分析》一书中，弗洛姆对禅宗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也在此对这一问题作一专门的论述。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是少数人统治并剥削大多数人的社会，统治阶级为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而设定某种社会目标，但这一目标却以牺牲大多数人更广泛的人性目标为代价，由此，便造成了社会目标与人性目标之间的矛盾。为了掩盖这一矛盾，现代社会利用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两种机制，塑造人的性格，制造社会幻象，阻止人们认识事实的真相，使人获得虚假的满足，人面临着被全面异化的危机，同自我、他人以及世界都发生了严重的疏离。现代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彻底物化的世界，社会不仅将虚假的意识灌输给人们，同时又将现实的真相过滤在外，人被虚假的幻象所包围，离现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因此，人只有充分觉醒，将被压抑的社会无意识变为意识，才能认识到自我生存的真实困境，才能为突破这一困境作出现实的努力。然而，在弗洛姆看来，人对无意识的发现是人之经验的一种扩展，这种经验超越了人的理智与思想，只能通过真切的体验才能感受得到。
因此，解除社会对人意识领域之压抑的过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智性行为，不能够通过思想与认识加以完成，相反，它是一种情意的体验，因此，只有在体验中才能得以实现。而正如前文所述，建立在悖论逻辑基础之上的东方宗教，其重点正在于人的体验，其宗教信仰的途径就是在体验中感受自己同神的一致，禅宗是这种东方宗教的典型代表，因此，弗洛姆认为，帮助现代人解除社会压抑、发现真实自我、实现充分觉醒的问题可以在东方的禅宗中找到答案。
首先，在对禅之本质的认识上，弗洛姆引用了铃木大拙的话作出了阐释：“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
弗洛姆十分认同铃木大拙的这一观点，他认为，禅是一门艺术，而这门艺术的归宿，就在于人之自由的实现，就是使人充分认识自己。但这种认识既不是通过虚假的幻象，也不是通过思想的指引，而是通过开悟的体验达成人与世间万物的合而为一。禅的基本理念就在于以这样一种最直接的开悟体验而非任何外在的方式，达成人对自我及世界的充分领悟，从而实现内在生命与外在世界的交融。同时，弗洛姆认为，禅的开悟使人开始真正走向生存的泰然状态，这种泰然状态是人与自身存在的本性相契合的状态，是人的精神进化的高级阶段，是人的爱与理性充分发展的状态。它意味着人在保有自我独立性的同时，克服了与他人及世界的分离，而体验到与世间万物的和谐同一。因此，在开悟中，人实现了对真实自我的充分觉醒，彻底脱离了接受取向、囤积取向、剥削取向以及市场取向这些非生产性性格特征，重新回到了生产性的位置上。人走出异化的状态，成为创造性的生活艺术家，一切生活的行为都是自身创造性人格的生动表达，一切思维与情感都是生存艺术的诗意刻画。总之，在弗洛姆看来，禅宗的意义正在于以一种开悟的体验，把人被压抑的潜能充分地发掘出来，释放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生命能量，实现人的爱与理性，完成自我的充分诞生，建构人与自我、与他人以及同世界的新的和谐关系，最终指引人走向自由与幸福的国度。
4.2.2 艺术的超越
不同于弗洛伊德将一切人类行为归结为性欲的驱动，弗洛姆认为人类行为的动力植根于人生存的根本处境。人作为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有其存在的特殊性。
他既从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与自然相分离，试图超越自然，这便是人之存在的二律悖反。这样的生存处境造成的现实便是，人只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地发挥自己作为人的能动性，建构起人与自我、与他人及与世界的新的创造性关系，才能在根本上真正解决自身生存的矛盾，使自己免于被社会的幻象所异化。
具体而言，人的这一能动性在情感领域体现为人类之爱，即人的自爱、母爱、性爱、神爱和博爱，而在行动领域，这一能动性则表现为创造性活动，最典型的便是艺术创造。因此，在弗洛姆看来，艺术从本质而言，既不是性欲的升华，也不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而是人通过创造性活动对人之生存问题所作出的解答。通过艺术创造，人以审美的方式同自我、他人及世界相结合，由此克服了生存的孤独，超越了现实的冷漠，在审美的国度找到了心灵的归属；通过艺术创造，人超越了生存的偶然性和被动性，实现了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由此进入了自由与意义的国度。
与此同时，弗洛姆进一步指出，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可以使人充分地认识生存的现实，进而真正地认识并实现自我。艺术的功能就在于拨开现实的重重迷雾与伪装，使人重新认识生存的真相与本质。弗洛姆指出，现代人异化生存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生活的刻板化，人们对自身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意识遭到了普遍的压抑，人由此陷入一种规范化的生活和一个人造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叠加于人生活的真实世界之上，使人与真实的生活相疏离。然而，只有当人与自我、他人及其所生存的世界秉持一种创造性联系之时，他才能充分诞生并实现自己。如果他存在于一个物化的世界中，被社会所制造的幻象紧紧包围，周围所充斥的都是谎言与假象，那么，他与自我、他人及世界的直接联系便被阻隔，人便无从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
弗洛姆认为，“在每一种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日常的刻板生活与重返存在的基本现实的努力之间存在的冲突。艺术和宗教的功能之一便是帮助人们重新回到生存的基本现实”.因此，在弗洛姆看来，艺术是帮助人们超越刻板生活的表层、探究生命本质的重要途径。人通过艺术的方式追寻生存本质的努力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即使在人类文明的初期，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这一不懈追求。弗洛姆在此例举了希腊戏剧，在古希腊的戏剧中，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经过艺术化的处理，以戏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们在欣赏戏剧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真切情感投注于其中，在这种全身心的投入状态中，人脱离了他所生活的虚假的世界，触碰到了自身存在的真相，认识到了他作为人的自我，找寻到了自己存在的根基，由此人得以重新建构起与自我及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希腊戏剧在一个高度艺术化和形而上的层面上处理了关于人类生存的基本现象：生与死、罪与罚、人与自然的斗争等等，通过人类生存问题的高度艺术化，观众的心灵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得到了净化，人由此得以打破常规生活的表层，走出人造习俗和事物的领地，挣脱幻想锁链的束缚，最后回归本真的自我。然而，弗洛姆充满忧虑地看到，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中，这种通过艺术的方式揭露生存之真相的努力已经所剩无几，现代文化中的书籍、画报、杂志、电影、广播、电视凡此种种，无一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谎言，它们不仅不会揭露人们生存的真相，反而制造出种种幻象以掩盖真相，人们渴望认识真实的世界与本真的自我，但是却在现代文化的钳制中离真相越来越远。因此，弗洛姆主张发展一种集体艺术，即“我们的感官以一种有意义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积极的、与人共享的方式对世界作出反应”,①以此来抵抗现代文化对人的异化。集体艺术与现代艺术最根本的区别即在于，它使人能够认识到真实的世界与真实的自我，并以一种共享的、创造性的方式，使人艺术地同自我、他人及世界联系在一起。它不是附属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消遣，而是植根于人之生存的根本处境、关乎人之生存自由的、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弗洛姆认为，艺术的这一审美超越性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首先，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是生产性人格的典型代表，他们通过生产性地体验、观察、想象和思考，审美地把握世界，创造出代表人之创造性潜能的艺术作品，从而实现了人性的基本需求，超越了自身生存的孤立状态与被动处境，完成了与自我、他人及世界的创造性结合，这个过程是人以审美的途径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完美体现。同时，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以审美的方式呈现真实的生活，揭穿现实的谎言，从而唤醒迷途中的人们，使其得以挣脱现实的枷锁，进入自由的王国。弗洛姆对艺术家的批判地位给予了深刻肯定，他认为无论是歌德、易卜生，还是阿道司·赫胥黎、乔治·奥威尔，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们都通过艺术创作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达了对美好人性及健全社会的殷切企盼与向往。弗洛姆指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表达了作者对人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同时代表了那个时代进步思想家们的人性追求。而易卜生所塑造的培尔·金特这一形象，则是现代社会异化人格的典型代表，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易卜生展开了对现代人这种非生产性特征的揭露与批判。还有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人异化生存的真实写照。这些人类文学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品，都是帮助人们识破现实谎言、走出自我迷途的良药，它们使人在艺术的审美世界中逐渐觉醒，开始认识那些掩藏在虚假幻象之下的现实真相，开始反思自身存在的真正意义与价值。通过艺术的审美超越，人最终得以挣脱将自己牢牢捆绑的幻想锁链，朝着人性之自由与独立的幸福彼岸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