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幻想的锁链--生存危机的原因剖析
弗洛姆看到了现代社会人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帮助人们走出这一困境，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他积极探寻造成这一危机的深层根源，最终找到答案。弗洛姆认为，造成人们生存困境的根源应从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从人自身的存在状况而言，人作为宇宙中独特的个体，其存在具有特殊性，他既从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与自然相分离，超越了自然，这便是人之存在的二律悖反。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人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来解决这种生存的矛盾，因此产生了五种基本的需求：关联需求、超越需求、根性需求、身份感需求和定向需求。若这五种基本需求均得到满足，则可以发展成为完整的人，实现人性的自由；但若需求未能实现，则会导致人的缺陷，造成人的异化，这是人之生存危机的人性根源。基于此，弗洛姆又进一步指出，人的需求能否获得满足关键在于其所处的社会，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健全。健全的社会可以在方方面面满足人性的真正需求，从而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的价值，达成生存的自由；而病态的社会则具有致病性，它通过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两种机制，将人囚禁于幻想的锁链之中，给予人以虚假的满足，最终造成人性的异化和自由的沦丧，这是造成人之生存危机的现实原因。由此，弗洛姆认为，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便是在人打破幻想的锁链、在根本上解决自身生存矛盾之际，人类的幸福就停驻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3.1 人性根源--人之存在的特殊性
3.1.1 人之存在的二律悖反
第一，生存的二律悖反。弗洛姆认为，人作为自然中最高级别的物种，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人具有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动物由于不具备发达的意识能力，因此它只能按其自身的本能需求来行动，它通过自我的不断调整改变来适应变化着的外部环境，从而达成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种一致也是它与自然原初的和谐。人则不同，“他的出现具有了一种使他不同于动物的新特性：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他有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能力，有用符号表示客体和行动的能力；他用理性规划并理解着世界；他的想象力远远超出他的感觉之范围”.
正是因此，人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呈现出与动物截然不同的方式。生物学意义上的软弱性决定他本能适应力的缺乏，不会通过本能的调整实现与自然的一致，但是人的头脑高度发达、具备更高的智力水平，因此，人可以通过能动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来达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虽然人通过这一途径更好地融入了自然的怀抱，但同时，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的能动性，又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将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人成为了自然的畸形儿，这就是人之存在的二律悖反。人属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他遵从自然法则，自然是人永恒的家园，然而高度发达的意识和理性又使他超越于自然之上，将他与自然分开，人丧失了与自然的一体性，被驱逐出原初的美好家园，成为永恒的流浪者。弗洛姆指出，生存的二律悖反植根于真实人性之中，因此，人的生存永远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状态之中，人永远也无法从这一冲突中挣脱出来。
在生存的二律悖反中，最基本的矛盾是生与死的矛盾。人在偶然的时间地点被抛入到这个世界，他的诞生无从选择。最后，人又注定要离开他生存的世界，他的死亡同样无从逃避。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生存境况，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自我的渺小，因此，人便试图努力在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完成生命的意义。由此，便产生了人之潜能的无限性和生命的短暂性之间的矛盾。在弗洛姆看来，每一个人身上实则都蕴藏着整个人类的全部潜能，然而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要在个人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部潜能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为优越的现实条件下，也是无法实现的。在人类发展进化的漫长历史中，个人生命仅是其中的昙花一现，“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都不过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刹那，这一点与个人实现人的全部潜能之要求形成了悲剧性的冲突”.
同时，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使他认识到自我的独特性，发现自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但是，随着人的个体化的不断发展，人也愈发感到孤独，这便是人的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矛盾。
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这些创造性潜能，使人脱离了与自然的原初纽带，成为独立的个体，然而人被驱逐出伊甸乐园，又没有同他人建立起创造性的联系，因此人只能忍受个体的独立所带来的孤独与无助。
生与死、潜能的无限性和生命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化和孤独感之间的冲突，都是人之生存的二律悖反。人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之中，与生俱来，无从挣脱。然而，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努力试图寻求解决的途径，他必须不断地找到新的办法来解决生存中的矛盾，找到更高级的形式使他与自然、他人以及自己结合，这种需要就是他精神动力的源泉，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源动力。弗洛姆指出，人的所有实践行为都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即“人类处境”,人存在的两歧迫使人去行动，去解决这一矛盾，而行动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则受制于这一环境中的特定文化。
第二，历史的二律悖反。弗洛姆认为，人存在于自然社会之中，除了生存的二律悖反，还有历史的二律悖反。不同的是，生存的矛盾是人与生俱来的，它根源于人特殊的生存境况，因而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是无从挣脱的；而历史的矛盾则是人为制造的，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的结果，故而是可以避免乃至消除的。比如，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给人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与生活的便捷，但是却无法带给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对这两种矛盾加以区分，因为这两者的混淆往往使人无法认清现实的生存矛盾，从而放弃为争取生存自由进行斗争。为了维护社会统治的稳定，特定阶层往往试图混淆存在与历史两种二律悖反之间的区别，将历史的矛盾掩盖为生存的矛盾，从而让人们相信这种矛盾是无从解决不可改变的，因此人们应该顺从地接受他的悲剧性命运。可见，历史的矛盾与生存的矛盾二者截然不同，必须严加区分。
3.1.2 人之生存的基本需求
基于人之存在的二律悖反这一特殊性，人需要作出恒久的努力来不断地克服这一生存矛盾。他必须对这一矛盾作出积极的回应，去寻找一种新的和谐与平衡，否则他便倒退到动物的野蛮状态。“人得解决问题，他不能停留在被动地顺应自然的状态。甚至即使他的本能需要得到了最完全的满足，也不能解决他的‘人’的问题。
他最激烈的感情和最迫切的需要不是植根于他的肉体，而是植根于他的存在的独特性”.①由此，根源于人类自身特殊的生存境况，产生了人类生存的五种基本需求，在满足了动物性的本能需求之后，人还需要满足这些基本的“人”的需求。人类所有的实践与情感，都是为满足其生存需求所作的尝试，若这些需求得以满足，则可以发展成为完整的人、健全的人，建构起人与自我、与他人以及同自然的新的和谐。
但是，如果这些需求未得到满足亦或仅是虚假的满足，则会导致人的缺陷，造成人的异化，这便是人性异化的根源所在。
第一，关联的需求。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的觉醒，标志着人的独立，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从此，便被抛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无法重返伊甸乐园。人被驱逐出自然的家园，剪断了同自然的原始脐带，自此流离失所，孤苦无依。他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感到无助迷茫，同时深为恐惧。因此，他必须寻找到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建立一个新的纽带，将他与他人、与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孤独和恐惧的侵袭，建构完整的自我。弗洛姆认为，在人的五种基本需要中，关联的需求和超越的需求最为重要，而二者之中，关联需求则更为迫切。“与其他有生命之物结合在一起，与他们相关联，这是人的迫切需要，人的精神健全有赖于这种需要的满足。”
人通过与他人或他物的联系结合，来摆脱生之为人的强烈孤独。这种结合的消极方式有两种：顺从与统治，两种相对的途径都是对人之关联需求的虚假满足。首先，顺从体现为对他人，或者团体、社会、国家亦或神灵的顺从，人在这种顺从中体验到自己是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组织的一部分，由此人便以为自己脱离了孤立无助的境地，找寻到了精神的归宿，体验到了自我的存在。但是事实却是，顺从不仅不能带来自我的安全感，反而会造成自我的隐退，人之独立性的丧失，人由此陷入异化的生存困境，失去了人性的自由。其次，人通过控制他人、控制世界来体验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藉以逃避自我的孤独，克服与他人及世界的分离，这是与顺从完全相反的一种途径，即强有力的统治。然而，无论是顺从还是统治，都无法真正满足人的关联需求，因为二者均建立在人之自我缺失的基础之上，都以剥夺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代价，因而缺乏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创造性精神。弗洛姆指出，满足人的关联需求的唯一途径只有爱，“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合在一起”.②只有在爱的结合中，人才能在保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超越个体性的存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只有在爱的体验中，人才得以找回健全的精神与完整的自我。
第二，超越的需求。人是自然的创造物，他在偶然的时间地点被抛入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存带有不可避免的被动性和偶然性。“可是，由于天赋的理想和想象力，人不满足于被动的角色，不满足于任人摆布的地位。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着他去超越被造物的角色以及他的存在的偶然性和被动性，成为一个‘创造者’”.
越的需求同关联的需求一样，是人最主要的生存需求。弗洛姆认为，满足人超越需求的积极途径是创造性活动，它应以活力和关心为基础，任何创造性活动的首要前提，都应是对所创造之物有爱的关怀。超越的需求是人类之爱、艺术创造、物质生产以及宗教信仰的根源之一，人们相爱、创作、生产、劳动、信仰，所有这些创造性活动，都是人为满足自身超越的需求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尝试。通过创造，人们超越了自身生存的被动性，真正进入自由的国度。创造的对立面是毁灭，这是人对自身的超越需求所作的消极回应。人能够进行创造，同时也能够加以毁灭，人创造了生命，也可以毁灭生命。在毁灭的行为中，人将自己置于个体生命之上，通过破坏性行径，人完成了对自身生存被动性的超越。“由于人被驱使着超越自我，他的最终选择不是创造就是毁灭，不是爱就是恨。”
正如创造的巨大能量一样，毁灭的力量同样源自于人的本性，它植根于人的存在之中。当人的超越需求不能通过创造性活动得到满足之时，人的破坏性就会抬头。但是，毁灭性的行径并不能真正满足人性的需求，它只能通过虚假的满足，造成人的异化，其结果只能是让人在生存困境的泥淖中愈陷愈深；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自由和幸福。
第三，寻根的需求。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从此远离自然的家园，孤苦无依地飘零流落。人失去了生存原初的根基，割断了与自然母亲的原初联系，他必须寻找到新的生存之根，才能获得安全与自由。人类对寻根的需求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满足，首先是孩子与母亲之间的爱。母亲赋予孩子生命，养育孩子成长，母子之间的联系是最根本的自然联系。母爱给孤立无援的人们带来了安全与温暖，任何恐惧与不安都能在母亲的怀抱中得以抚慰和消解，母爱是生命力的象征，是灵魂的归宿和家园。但是，弗洛姆指出，对母亲的过分依恋会发展为对母亲的无意识固恋，这样一种乱伦关系不仅不利于人性的建构，反而会阻碍理性的发展。其次，是对家庭、家族乃至国家、民族、宗教的依赖，这是人同母亲之关系的泛化。人对这些团体的依赖，使其感到扎根于此，他不再是世界上孤苦无依的个体，而是团体的一部分。
然而，对这些团体组织的过分依赖又往往发展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崇拜，这一枷锁将个体生命牢牢禁锢，限制人之理性和个性的发展，剥夺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弗洛姆认为，寻根需求的满足建立在人之普遍友爱的基础上，因此，正确的途径既非对母亲的过度依恋，也非对团体的极端崇拜，而是发展深广的人性之爱，建构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友爱关系，使人深深扎根于普遍的友爱经验之中。只有这样，人才能在新的精神家园中扎根成长。
第四，身份感的需求。“人从自然中走了出来，被赋予理性与想象力，需要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概念，需要说出并感觉到‘我就是我’”.②人需要确证自我的存在，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同，获取自我的身份感。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归属于某一部族，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来获取自我的身份；在封建社会，人们通过封建制度中的阶级等级，来给自己定位；在近代社会，人们通过思维活动，感受自我的主体地位。人自诞生以来，便不断地寻求自我身份感的替身，种族、阶级、国家、宗教、职业，现代社会人们对身份感的体验不仅表现为上述要素的混合，同时人们还发展出一种新的更为隐匿的群体认同感，通过与群体的协调一致获取他人及社会的认同，由此，自我身份感日渐被群体认同感所取代。现代社会所宣扬的对人之个性的尊重只是一个精心伪造的谎言，在其所谓的“个性”背后，是自我身份感的彻底丧失。
第五，定向的需求。人存在于世界之中，首先他需要一个定位的坐标系统，来确证自己存在的位置，在此基础之上，他还需要为自己确立一个方向和目标，从而在有限的生命内为之奋斗与献身，这就是人的定向需求。人之定向需求的满足，有赖于人之理性的发展。其理性越发达，则认识现实世界的能力越高，因此其定向系统便愈接近真实现实。一个健全的社会尊重人的价值，充分发展人的理性，因而人能够根据现实状况为自己确立恰当的奋斗目标；反之，一个病态的社会则以牺牲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为代价，由于人无法认清重重幻象之后的真实现实，因此其定位系统也是完全虚妄的，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人离真实自我愈来愈远，人之异化不断加深。
总之，上述五种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源自于人的本质，植根于人类特殊的生存境况。每一种需求都是人为解决自身生存矛盾所作的努力，每一种需求也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向的解决路径。不同的方式，决定了人的前进或倒退，人的完整建构亦或异化生存，这正是弗洛姆以其深刻的思考所洞见的人之异化的人性根源。与此同时，弗洛姆进一步指出，人的需求能否得到真正满足，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
健全的社会通过积极的方式满足人性的全部需求，从而塑造完整的人性和健全的人格；而病态的社会却具有致病性，为了维护特定阶级的既定利益，它往往通过消极的途径给予人虚假的满足，通过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两种机制达成对人的统治，运用幻想的锁链将人牢牢禁锢，最终造成人的迷失与异化，这是造成人之生存危机的现实原因。那么，在弗洛姆看来，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两种机制究竟是如何运行以造成人之异化的呢？下文将展开具体探讨。
3.2 现实原因--病态社会的欺骗性
3.2.1 社会性格
在 1931 年的《基督教主义的演化》一书以及 1932 年的《精神分析的性格理论及其社会学的意义》一文中，弗洛姆提出“社会性格” 这一概念，此后，在其《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会》以及《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等着作中，他又对这一概念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社会性格是指“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①它是特定社会按其需要对人的性格进行塑造的结果，其功能在于改变和操纵人的思想意识，进而使特定社会能继续发挥作用。弗洛姆指出，社会性格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桥梁纽带，通过社会性格的塑造，特定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能量被引向同一方向，人们接受统一的思想和观念，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全民意识形态。由于社会性格的影响，人们自觉按照社会的要求行动，并以自身符合文化的规定而感到满足，统治阶级借此完成了对人的操控与统治。
弗洛姆将社会性格分为生产性取向和非生产性取向两种取向，首先，生产性取向代表着健全的人格和完整的人性，它意味着人将自己看作是自身力量的化身，运用人之生命潜能达成自我的实现，表现为人具有理性、爱、信仰和想象力。弗洛姆就此作了具体的描绘，他指出，“人运用理性的力量，就能透过事物的表面而理解其本质”②，从而打破幻想的锁链；“人运用爱的力量，就能冲破与他人的分离之墙”③，从而将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人运用信仰的力量，就可以听从良心的召唤，从而获取人之自我的存在感；“人运用想象的力量，就能使还未存在的东西具体化；就能规划并开始创造”④。总之，生产性取向的人，“他与世界友好地联系在一起，用理性客观地把握现实；他体验到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与此同时，又感到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而乐于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的权威；只要活着，他就在不停地自我完善，并且把生命这一赠礼当成他最宝贵的机会”.⑤弗洛姆指出，生产性性格在现代社会并不多见，只有等到社会足够完善健全，它才能够得以完全实现。
与生产性取向相对的是非生产性取向，其中又包括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囤积取向和市场取向几种典型的性格类型。应说明的是，这些性格类型都是“理想类型”,它并不是对特定个体性格特征的全部描述，只是指人们性格中的主导倾向。实际上，任何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某种取向，而是体现为几种取向的混合。具体哪一种取向占据主导地位，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及文化环境。第一，接受取向。弗洛姆指出，具有接受取向的人，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源自外界，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而是依靠外界的给予。他们习惯接受，接受他人的爱、接受思想观念、接受上帝的馈赠，因此他们往往缺乏自主性的人格，倾向依赖他人、依赖各种形式的权威；第二，剥削取向。具有这一倾向的人，同接受取向的人一样，都认为美好的东西均源自外界，但与之不同的是，接受取向的人习惯被动地获得，而剥削取向的人则习惯主动地夺取。他们习惯抢夺他人的爱、窃取他人的思想观念、剥削他人的财富；第三，囤积取向。这一类型的人与前两种人有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安全感并非建立在外界的事物上，而是建立在自我节约和囤积的基础上，他们在一切事物上都表现得极其吝啬，无论是情感还是物质；第四，市场取向。市场性格的人将自己看作一件待售的商品，成功被定义为其人格在市场上卖得好价钱，人成了交换价值的量化体现。弗洛姆认为，非生产性取向的社会性格，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健全所造成的，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塑造了相应的社会性格。比如，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囤积取向与剥削取向占据着主导地位。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发展立足于资本的积累之上，同时，市场成为首要的调节机制，也成为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由此，该时期的社会性格表现出囤积、剥削、竞争、个人主义等特征。
在此基础上，弗洛姆对现代社会人的社会性格进行了论证。二十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首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的提高带来了生产的革新，机器越来越多地取代人的智慧，生产的整个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资本日益集中，大经济体、大型公司成为市场中的主体，其巨大的影响力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领域；此外，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增加，经济发展对消费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还有封建特征消失，社会各领域的高度量化抽象化。那么，基于这样的社会特征，什么是适合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性格呢？弗洛姆指出，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人，他们能够熟练地操作机器，不会过多地思考，忘我工作以求获取成功，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价值；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是在大团体中能与他人顺利合作的人，想要消费得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趣味标准化、易于受到影响、其要求可以预测的人”;①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这样的人，“他们感到自己自由，独立，不服从任何权威、原则或良心，然而却自愿接受支配，做别人希望的事，毫无摩擦地顺应社会机器”.②现代人的社会性格体现了接受取向和市场取向的融合，其核心表现就是人在生活各个领域的重度异化，这正是现代社会按其需要对人的性格进行锻塑的结果。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文化环境塑造了现代人的性格，使其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
具体而言，市场取向是现代人社会性格的主导取向。首先，具有这一性格的人在体验自我的方式上，往往将自己看作是一件在“人格市场”上进行销售的商品。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工人、经理、商人，还是律师、医生、教师，每个人都在这个市场上出售自己，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在“人格市场”上能否成功地将自己卖出，取决于他的人格能否被接受，他是否迎合了市场的需求，是否“可靠”、“健康”、“ 富于潜质”、“渴望认同”.人们不再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不再关心自己的快乐与幸福，而是将全部努力付诸于推销自己，以期获取更好的销路。人被市场的需求所操控，他不再感到自己是自我力量的主动拥有者，而愈发依赖于外界的认同，因此他变得不安、恐惧、孤独而自卑，其独立性和完整性被完全摧毁，人与自我发生了异化。同时，现代人在体验他人的方式上与对自我的体验并无二致，人们在将自己看作商品的同时，也将他人看作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被简化为抽象的市场价格。最后，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同样由市场取向所决定，知识教育沦为操纵人的工具，真挚的情感被利益的需要所取代。
弗洛姆在此例举了易卜生经典戏剧《培尔·金特》中的培尔·金特这一形象，他认为培尔·金特正是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现代人的典型代表。培尔·金特的一生辗转曲折、颠沛流离，他穷其一生的努力，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去发现自我，但是却始终找不到核心。他努力建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获取更多的财富、赢得他人的认同，然而，所有这些外在的联系都不能代替人与真实自我的同一感，因此，他只能感到自己的生命被一层一层剥离，而灵魂却始终无家可归，这也是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真实展现。总之，弗洛姆指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市场取向的强有力控制，其核心表现即是人与自我、与他人以及与社会的严重异化，人们深陷于这样的生存危机却不自知，以为自己一切生存的努力都是源自真实的人性需要。这正是现代工业社会依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人的性格进行塑造的结果，通过市场取向的性格塑造，藉以保证社会的高效运转，实现对人的操纵控制。
3.2.2 社会无意识
现代社会用以捆绑人之自由的幻想锁链，除了社会性格这一机制之外，还有社会无意识。社会无意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另一纽带，它与社会性格共同对人施加影响，从而促使人们依据社会的需要进行思考与行动，最终造成人的异化。
弗洛姆将社会无意识定义为特定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被压抑的领域：“我所说的‘社会的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
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是继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之后，无意识概念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用以指被压抑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本能欲望，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精神源动力。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指位于个人无意识之下的、更深一层的普遍的无意识，是存在一切人之中的普遍精神。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则不同，这一概念是与压抑的社会性格这一概念一同提出的，如果说集体无意识的普遍精神大部分不能进入意识领域，那么社会无意识则是指普遍精神中被社会所压抑的那部分，它本是人经验的某一部分，但是由于社会不容许人达到对该部分的认识，因此被压抑到人的无意识领域。可见，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带有纯生理学和生物学色彩、荣格的概念更强调遗传因素，而弗洛姆则将其上升到社会历史层面，注重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意识领域形成的影响。
那么，在现代社会，社会无意识是如何运行以完成对人的操控的呢？弗洛姆认为，这有赖于社会过滤器的作用。“每一个社会，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联系的方式，通过感情和知觉的方式，发展了一个决定认识形式的体系或范畴。确切地说，这种体系的作用就象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除非经验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经验就不能成为意识”.
社会过滤器决定着哪些东西可以被人所经验，而哪些东西需要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它的运行标准，是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及其情感思维模式。具体而言，它通过三种机制发生作用。第一，语言的过滤。任何经验要进入人的意识领域，都需要通过语言加以表达，因此，那些不能被语言所恰当表达的经验，便不能够成为意识，只能被压抑至无意识深处。弗洛姆指出，首先词汇的差异造成了语言表达的困难，现代的语言往往缺乏可以表达人们内心那些微妙体验的词汇，因此人的很多内心体验无法进入人的意识领域。其次，语言还通过内在于其中的句法、语法、词根意义的差别以及蕴含于其中的生活态度，操纵着人们的体验方式，决定着哪些体验可以被人所知觉。第二，逻辑的过滤。逻辑是在特定社会中决定人们行动和思考方式的思维规律，它往往在一个文化体系中对人的意识起着直接的过滤作用。现代社会通过对不符合其逻辑规律的思想和经验的过滤，使人得以按照它所规定的逻辑方式思考和行动，从而钳制人们的思想，操控人们的行为。第三，社会禁忌的过滤，这是社会过滤器最重要的运行机制。社会禁忌将某些思想和情感明确地排除在意识领域之外，禁止人们去思考、体验和表达它们。任何社会为了保证自身的有效运转，都需要对其社会成员的某些意识进行压抑，如若人们觉察到了这一事实，必然会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因此，这些思想意识必须加以制止，通过社会禁忌的过滤将其压抑到无意识深处，同时用虚假的意识加以补偿。现代社会正是如此，存在于现代社会的虚伪、矛盾和不合理之处通过社会禁忌的过滤被压抑为社会的无意识，而经由整个社会文化所一手炮制的虚假意识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现代人不仅无法认识到事实的真相，反而沉溺在社会所制造的虚假幻象中，彻底放弃对真正自由与幸福的追求。
总之，正如社会性格对现代人的塑造一样，社会无意识同样以一种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方式对现代人进行操控，通过将其社会职能内在化，而使人们自愿地按照社会的需要思考和行动，由此社会得以正常稳定地运转。但是，必须认清的是，无论是社会性格的塑造还是社会无意识的压抑，都是运用虚假意识的幻想锁链牢牢钳制人的思想情感，都是以牺牲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普遍人性目标为代价的，因此，它必然导致人的异化，致使现代人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