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异的意义研究对社会语言学的重要性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边缘学科，融合了社会学和语言学两门学科，主要研究在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语言变异，力图通过研究社会因素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及其结果而更深入地解释语言的本质属性。社会语言学以往对语言变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只关注其形式，仅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分析语言变体，未能提出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动因，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意义”研究。直到 2010 年德克·希拉茨等语言学家在其主编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一书中才正式关注语言变异。此书以社会语言学为基础，强调语言变异研究的认知取向，关注社会因素、社会语言学变量同认知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转向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关注，变异的意义研究成为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变异的意义研究对社会语言学的重要性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意义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心。“社会语言的变体”指的是表达同一语言功能或者实现同一语言因素的一套语项，并且每一个语项都具有社会和文体意义，这些意义的产生与语言外因素密切相关，如社会地位、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群体等。因此在以社会结构为根本的真实的言语社团中，交际能力必须以认知能力为基础去掌握语言的同质性和语言的变体，而这种知识的掌握就像惯习一样适时适地。实际上，它是一种远远超于语法和语言结构的能力，而是一种文化和认知的能力以掌握由于文化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代代相传的同质性。而认知语言学明确提出可用“识解”来具体分析变异的认知动因，因此，认知语言学可以促进社会语言学从表层的语言形式变体研究进入到深层的语言意义研究，使社会语言学研究更加完善。

　　（一）“变异的意义”研究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补充

　　既然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核心问题是“意义”，那么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探讨“意义”的认知研究对社会语言学的启发和贡献。认知语言学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内部变体是如何影响语言现象的出现的，即意义。

　　而意义的变异却是社会语言学家一直以来所研究探讨的，那么意义的认知研究无可非议地被社会语言学家所接受。对于社会语言学研究来讲，意义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根本，而是核心。社会语言学家认为社会语言变体指的是表达同一语言功能或者实现同一语言要素的一套不同选择，但变体的真值（truth value）相同，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具有社会和语体意义，这些意义的产生与语言外因素密切相关。如果社会语言学变量是指意义，那么对于社会语言学研究来讲就必须重视语义的研究，包括意义与其他变异的相互作用和语义等价问题。我们以词汇意义研究为例来阐述上面的问题。

　　词汇的选择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除了文本的主题外，还有一系列的社会语言或文体变异，导致语言使用者选择不同的词汇。这种词汇的选择不是特定概念的选择，而是选择不同的词语表述相同的概念。例如在美国英语中地铁是subway，而英式英语中地铁为 underground, 词语不同，但是表述的交通工具相同，我们把这种变异叫做正式的一物多词（FOV），与概念性的一物多词(COV)不同，概念性的一物多词包括主题的选择，例如谈论公交系统，还是啤酒或者运动等。

　　而第三种变异是讲话者和语境关系引起的变异(SSV)，包含了所有与讲话者所处语境相关的因素，例如在对话和演讲中，讲话者会选用不同的词汇。那么 COV，FOV 与 SSV 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导致了讲话者选择不同的词汇，这就要求社会语言学家在词汇学的研究中系统的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在 COV，FOV 和 SSV 的共同作用下，词汇变异的整体构建是什么？”因此，社会词汇学的研究就需要从社会语言学背景下的传统的社会词汇学研究，即正式变量和正式变量与方言文本之间的二元要素研究转向三元要素研究，即形式、意义和上下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语言既社会事实，也是认知事实。也就是说语言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Van Dijk 及Harder 在其研究中指出，语境因素并不直接作用于语言加工，而是进入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才能与语言发生联系。由于个体之间存在不少差异，认知方式也不同，因此在语言使用中对形式的选择和意义的实现是不同的。语言是社会和认知，也是客观和主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将传统的社会语言学中对“社会—语言”的研究增补为“现实—认知—语言”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词语的意义是如何变化的，从而弥补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即语言之所以能随社会现实发生变化，是因为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作用，并不是单纯的社会因素。德克.希拉茨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地域和社会因素等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因素外，词汇的内在概念特征同社会因素的互动也导致语言变异，从而把社会语言学的词汇变异研究深入到词汇的概念认知层面，全面揭示了词汇变异因素。

　　（二）“变异的意义”研究有助于社会语言学解决意义的等价关系问题

　　我们还是以词汇学为例。如果我们把一物多词作为一个社会语言学变量，那么就意味着接受词语的意义，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选择一个词汇或一个表达方式，就意味着选择了一个概念范畴，在范畴化的过程中，语言外的众多因素共同参与进来，导致了不同变体的产生。如果我们有兴趣研究在上下文关系中同义词的选择，那么首先我们就控制意义，而意义并不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因此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中，我们该如何将语意表述的研究超越人的认知因素就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内，BeatrizLavandera 很早就意识到了语义等价的研究方法问题的重要性，她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当前的状态是不足以延伸到变异分析的其他层面，很多有关形态、句法和词汇变化的变异的定量研究都苦于缺乏明确的意义理论”。而在社会语言学的主流发展中，作为词汇学和语法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的语义等价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因此，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 Lavandera 提出的问题，一方面，此问题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而另一方便如果说有一种成熟的与语意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可以解决此问题的话，那么必定是认知语言学。

　　就像认知语言学可以研究意义的变异一样，社会语言学也应该研究变异的意义，也就是说，要研究语言使用者是如何使语言变异具有价值的及语言变异是如何对他们具有特定涵义的。在基于用法的语言概念里，我们假设语言使用者对于他们所参与的交际互动具有认知表征：即他们对“语言的了解”，而不是遗传禀赋。但由于他们的互动包括了语言变异，因此同样具有语言多样性的表征。他们依据语言的使用和使用中的差异来把社会现实分类。这种分类的过程就是认知语言学所关注的典型的现象之 一 “meaning ascategorization”，因此认知研究大大弥补了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缺陷。

　　三、认知社会语言学确立了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转向

　　在 2007 年波兰克拉科尔召开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认知社会语言学正式被确立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从而充分肯定了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同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语言意义的研究成为语言研究的中心，社会因素成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并将实际用法作为研究取向，从语言的社会性和认知性角度深入研究语言变异、方言、双语及语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认知社会语言学综合了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和社会语言学的社会取向，关注认知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性，把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体验性融入到社会文化语境中，把语言及认知的普遍性研究转向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语言变体与认知的研究，强调从语言的社会性和认知性两个角度进行语言研究，弥补了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必将成为本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新趋势。

　　传统的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只关注语言变同社会因素的相关性，通过考察特定的语言变体来研究特定社会团体的语言特征，语言的变异研究多止于考察社会—文化语境的二元因素研究，而对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尚没有深入地探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出现弥补了这一不足，确定了社会语言变异研究的认知转向。Robinson 在其研究中把社会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变异研究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就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同社会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优势，充分证明了社会语言学的认知研究的重要性。

　　四、结论

　　将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研究和“社会”要素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必将会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和新的研究手段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语言学的发展。StefanGries 在其研究中用例证充分论证了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语言的内部因素）同社会（语言的外部因素）同样影响着语言的变体，因此单独从认知角度，或者单独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都是片面的。只有将这两个角度紧密结合起来，才可能使语言学研究更加完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变异的意义研究对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转向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