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碑学思想的传播及其与梁章钜书学思想异同

　　闽地的碑派书法最先肇始于阮元的碑派理论。 阮元虽不是闽地的书家, 但是他却与闽地书学发展之关系最为密切, 其碑学思想也最早传到闽地, 影响了部分闽地的书家。 阮元碑学思想的传播, 对于清代闽地书家学习碑体书法、 接受与发展碑派书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阮元 (1764—1849), 字伯元, 号芸台、 雷塘菴主、 怡性老人, 江苏扬州人。 阮元做过两湖总督、 两广总督,在金石学、 经学、 方志、 校勘方面颇有建树。虽然没有阮氏到过闽地的记载, 但是他到过粤地, 并在书院里任教。 由浙入粤, 闽地是必经之路。 那么, 闽地的书家与阮元的交往亦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澎湖厅志稿》 里记载了阮元写给闽浙水师李长庚的一首诗: “谁遗孙恩剩一船, 非公追不到南天。 远探蛟窟五千里, 苦历鲸波四十年。 隔岁过门皆不入, 乘潮彻夜每无眠。 雅之若与牢之合, 早见台澎傅水仙。”阮元诗里描写的分明是李氏在闽地海天穷追鲸波, 深探蛟窟的大无畏精神。

　　福建的李长庚 (1750-1808), 字超人, 号西岩, 厦门翔安马港镇人。 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 中武举人。 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 署福建海坛镇总兵, 嘉庆二年 (1797年), 以功授澎湖协副将, 第二年升任浙江定海镇总兵。嘉庆四年 (1799年), 奉旨赏戴花翎, 以功擢升福建水师提督。 为回避原籍, 不久调任浙江水师提督。 阮元比李长庚小十六岁, 李长庚与阮元的交往一定比较密切, 除了这首诗一定还有别的资料来作证。 例如在阮元的《揅经室二集》 里也有 《壮烈伯李忠毅公传》,里面也记录了关于李长庚的事迹, 描写得更加详细。 我们不知道李长庚的书写水平如何, 李长庚在当地的名声一定很大。

　　从传播的角度讲, 阮元作为浙江巡抚与他交往, 也一定会对闽地的文化产生影响。 通过李长庚这一条传播途径, 阮元的碑学思想一定会传播进来。 与阮元交往密切的另一个人是福州的陈寿祺, 陈寿祺是阮元的学生, 他在学术上继承阮元, 在经学、 金石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陈寿祺是嘉庆、 道光年间闽地碑派书风的领军人物, 他对于阮元碑学理论在闽地的传播与闽地碑派书学理论形成与实践有筚路蓝缕之功。

　　陈寿祺 (1771———1834), 字恭甫, 号左海, 又号珊士, 晚号隐屏山人, 福建闽县 (今福州) 人。 嘉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曾充广东、 河南乡试考官, 授记名御史。 弃官归籍后, 主讲清源书院、 鳌峰书院达20余年。

　　陈寿祺师阮元。 陈寿祺在 《西湖讲舍校经图记》 中记载他师从阮元的事实: “嘉庆辛酉季秋, 余请假归。 明年, 吾师阮抚部, 自越招之讲学敷文书院, 不果往。 又明年春, 乃至书院, 在杭州凤山门外万松龄, 颠患岚气之湿蒸中人也。 师为假馆为孤山之郊西湖之漘, 所谓诂经精舍者, 于月, 课精舍生宜。 西百步为文澜阁, 得借读所未见书。 其反, 师选校官及高材生十有六人, 採唐以前说经文字, 亲授义例, 纂为经郛数百卷, 属稿具寿祺与编校焉辄稽合同异, 以竢吾师之审定, 日寝馈六艺中, 弗暇游亦弗暇吟咏也。”

　　单从陈寿祺的书法, 很难看出他是学过碑派的。 或许是因为他对于阮元碑派书学思想的接受也还只是停留在表层, 并没有真正运用到书法创作实践中的缘故———陈寿祺作为闽地大儒, 毋庸置疑, 他的碑派观念显然是直接来源于阮元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有一方 《陈若霖墓志铭》,是由陈寿祺撰文, 林则徐书丹, 阮元篆额。 先将碑刻部分摘抄如下: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兼振威将军刑部尚书陈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文渊阁校理国史院总纂记名御史翰林院编修馆□生寿祺撰文, 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江苏巡抚门下士林则徐书丹 赐进士出身诰授荣禄大夫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云贵总督侍生阮元篆额, 道光十四 (1834) 年岁次甲午孟冬这一年就是陈寿祺去世。 阮元篆额、 陈寿祺撰文、 林则徐书丹, ———这方墓志把阮元、 陈寿祺、 林则徐三个人紧密地联系起来。

　　这三人同时为陈若霖撰写墓志, 可见此人的地位。 根据墓志铭的记载, 陈若霖 (1759-1832) 是闽县螺洲人。道光元年 (1821) 任湖广总督。

　　可见, 陈若霖的墓志铭的书写使得阮元的篆书在闽地得以流传, 更是阮元书法及其书学思想传入闽地的极好的证明。 同时, 不容忽视的是, 陈寿祺在阮元书法传播到福建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因为有了陈寿祺与阮元的这一层师生关系, 这方墓志铭显得弥足珍贵, 故得以流传至今。

　　阮元碑派思想的传入, 使得闽地的碑派书法日渐成熟, 书法理论也相对成熟起来。如果说闽地书学中碑派思想是在阮元的启蒙下萌芽的话, 那么可以说, 梁章钜是闽地碑派书学思想走向成熟期的代表。 没有梁章钜的继承与发展, 就不会有碑派书法在闽地的发展与繁荣。

　　梁章钜 (1775—1849), 字闳中, 号苣邻, 晚号退庵, 福建长乐人。 嘉庆七年进士。 官至江苏巡抚, 兼署两江总督。他比阮元小十余岁, 却与阮元同年去世。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间段, 对于碑派书法发展的贡献却是显而易见的。 阮元 “北碑南帖” 的书法理论提出来的时候, 梁章钜正值青春年少, 对于阮元的思想, 梁赞同并大力支持。 阮元曾经在道光十六年 (1836) 为梁章钜的 《宋拓醴泉铭》 题跋, 此时他七十六岁, 梁章钜六十二岁。 梁章钜在 《退庵随笔》 里有记录: “芸台 (阮元) 先生跋予宋拓醴泉铭云: 魏周齐隋书派至欧阳而集其成, 尝细玩此等书法是何等毛颖, 今湖州笔只便写宋元字耳。 必如此, 旧拓本方见得古人毫柱踪迹, 安得良工为之, 此非王著辈所及知也。”

　　阮元在此题跋中对于宋元以来的拓本表示质疑: 这些经过摩拓的碑刻, 经过数次的捶拓之后, 笔迹漫漶一片模糊, 怎知古人之运笔之意, 焉得先贤运笔之法? 阮元的言外之意就是在阐明: 再好的帖子久经摹刻也会丧失笔法层面的传承, 因此北碑的意义相比之下立马就凸现出来。 梁章钜还在题跋之中透露了一个信息———梁章钜是赞同阮元把欧阳询归于碑派书法类别之中的。

　　阮元在这个题跋中的含义, 被梁章钜全盘吸收, 梁氏还在阮元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这使得梁章钜在闽地碑派书法发展过程之中, 成为继阮元之后一位真正的碑派理论先锋。

　　梁章钜在 《退庵随笔》 中有对阮元南北书派论的看法, 更有在阮元基础上的新发展: “阮先生有南北书派论,以东晋、 宋、 齐梁、 陈为南派, 赵、 燕魏、 齐、 周为北派。 北派是中原古法, 结构拘谨, 长于碑榜。 由钟繇、卫瓘、 李靖、 及崔悦、 卢谌、 高遵、 沈馥、 姚元标、 丁道护等至欧阳询、 褚遂良; 南派是江左风流, 疏放妍妙, 长于启牍, 减笔至不可识, 亦由钟繇、 卫瓘、 及王羲之、 王献之、 僧虔等以至智永、 虞世南。 两派判若江河, 直至赵宋阁帖盛行, 不重中原碑版而北派始微。 宋帖辗转摹勒不可究诘。 汉帝秦臣之迹并由虚造钟王郗谢岂能? 如今所存北朝诸碑是书丹原石哉? 此论亦前人所未发。 本朝书家林立, 亦似有南北派之分。 前人如励文恪、 张文敏 (照)、 蒋拙存 (衡)、 王虚舟 (澍), 以及近时之刘文清公、 翁苏斋师, 皆为北派; 査声山 (昇)、陈香泉 (奕禧)、 何义门 (焯)、 姜西溟 (宸英)、 林吉人 (佶)、 以及近世之王梦楼、 梁山舟 (同书)、 陈玉方(希祖) 皆当为南派。 若余知交中郭兰石、 张澥山 (岳崧) 二人, 无家不学, 无体不工。 其意欲奄有南北之长,而其实则尚未成派耳!”

　　梁章钜在这段文字中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点: 首先, 肯定阮元的书分南北派的观点, 承认这种观点的独到性; 其次对本朝的书法家进行分类, 标准也按照阮元的标准; 再者梁章钜在阮元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介于南北之间的派别, 这是梁氏的独到之处。

　　梁章钜的分法不尽合理之处有四处:

　　第一, 他把欧阳询一脉的书法家划分到了北派, 这是与阮元的书法观相一致的。 因为尽管有些书家书写欧阳询书法, 但是他们的运笔还是没有追溯源头, 得到唐人以前的六朝风韵。 譬如张照的楷书, 介于颜体与欧体之间; 翁方纲的行楷也带有较强的欧体与颜体的风韵; 何焯的书法也是一样具有欧体的风致, 点画方折、 字形紧结。

　　第二, 按照他的分法, 北派的书家未必都要书写魏碑。 这就使碑派的外延加大, 与清代中期的碑派大不相同。原因在于清代初年倡导者对于碑派书法的定义尚未明朗, 以至于造成取法范围过广, 造成界定上的困难。 这种思想影响了清代的闽台书坛, 也是导致台湾书法中出现大量欧体颜体结合的原因。

　　第三, 对于南派书法的界定也值得商榷, 他列举的王梦楼、 梁山舟、 陈玉方三人的书法, 这几个人都是不写欧体的。 梁同书写颜、 柳书, 后改学董其昌、 米芾书体; 王梦楼楷书学褚遂良与敬客, 用笔循规蹈矩不乏洒落,结构严密而内敛气韵疏淡; 陈玉方则是专学董其昌、 颜真卿书, 楷书中有智永的用笔, 更多的用笔还是来自于董其昌。 当然, 在实际书写中董其昌一路的书风趋于妍美, 因为运笔是帖学的。 清代的书法家把帖学的小字写成大字, 能学出大气的就很少了。 要写大字就需要有颜真卿、 欧阳询的基础。

　　最后, 他把郭兰石、 张澥山列为中间派, 原因是二人都写欧体, 所以列为碑派。 但是郭兰石、 张澥山都写董其昌, 谁也没有真正把欧体的结字与运笔运用到董其昌书体中去创新。 所以梁章钜就把二人没有成熟的书写归为中间派。

　　梁章钜所处的时期是清代碑学的发展初期, 所以他有同时代书家所具有的局限性, 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 他对于北派的理解, 只是从运笔的粗细、 厚重与否来判断, 是以其老师阮元的书法作为审美标准来衡量的。 既然阮元的书法被看做碑派的, 那么他所选定的碑派书家书风自然与阮元风格接近。

　　在梁章钜之前, 清初的周亮工曾经在隶书创作方面为闽地碑学的发展做了很好的奠基。

　　周亮工 (1612-1672) 字元量, 号栎园, 河南祥符 (今开封县) 人。 明崇祯十三年进士。 官御史。 仕清后, 任福建左布政使。 周亮工与阮元相比, 他从创作上实践了碑派书法。 他的 《亭前看夕阴》 条幅在结体上含蓄茂密, 严谨中有擒纵, 疏密处理得当, 气势刚健质朴, 带有浑厚的隶书意味。 周氏精研六书与金石篆刻, 故其书金石味浓郁, 如折直迅劲, 可屈金镂铁, 又能端姿旁逸。 笔画的波折明显又能在撇、 竖起落间裹锋逆入, 得圆静虚和之韵致。 周亮工在书法上的造诣取决于他对于金石收藏的爱好。 刘恒在 《中国书法史》 (清代) 写道:“周亮工书法, 用笔果敢倔强, 斩钉截铁, 结体不斤斤计较于工整, 而出于自然质朴之姿, 具有一种古雅、 奇崛的趣味。 这种独特风格一方面带有晚明书风的流风余绪, 同时也与周亮工本人精研六书文字于金石篆刻大有关系。 作为书法家, 周亮工喜欢收藏, 凡书画碑拓、 古墨印章, 靡不搜集, 且精于品评鉴赏。 尽管当时金石之学与碑派书法尚处于萌芽状态, 但周亮工的书法已经显露出碑刻书法平实方折的特点来。”

　　周亮工书法看上去也有不拘细节, 任情恣性的大气度, 其碑派风格已十分明显。

　　遗憾的是, 周氏没有在理论上进行归纳, 清初闽地碑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状态。 阮元的书学理论的出现, 正是从理论方面的弥补, 经梁章钜的推波助澜, 碑学发展逐渐走向成熟阶段。 可见阮元碑学理论在闽地传播及成熟是有其基础的。 阮氏与梁章钜碑学观的不同, 正是梁章钜在清代碑学萌芽时期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他基于清代碑学发展的实际, 基于周亮工前期的书学实践, 最终成为闽地碑派书法发展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