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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与城市适应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8-04-27 共8197字
  二、 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与城市适应
  
  (一)父母的期望
  
  笔者发现,少数民族父母的对子女的期望表现在对子女学业成就、工作性质、良好品德习惯的期待。父母对子女的期待首先表现在对学业的重视,进而希望子女能够在职业的选择中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这些不能够满足,则期望子女能够做到“本分老实”、“不惹事”.
  
  1.学习第一当我问到孩子的家长希望孩子获得什么学历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表示“肯定希望考上大学嘛”,虽然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提供给孩子足够的教育投入,也对“大学”没有过多的了解,但是在他们的印象里,“大学”是孩子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读了大学,就意味着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远离了蹬三轮、卖肉、做手工这样辛苦又不赚钱的体力劳动。
  
  “之前费劲心思把她和弟弟带到兰州来,不就是想着这的老师好,教学质量比老家好的嘛,去年还觉得不行,又托了熟人找到那个清华小学,听人说那抓的比较紧,他俩的学习我一直看着呢,大人赚钱不就是为孩子好嘛,就盼着他们像你一样,上兰大的研究生呢。”(C5 C12 爸爸)“这已经是我们家每天必谈的话题,我不想说了。每天都念叨,如果考不上大学,要我好看之类的。有时候也会鼓励我,说只要学的好,什么都给我买。”
  
  (C13)父母对于子女其他方面的特长不太关注,认为“只要学习好就好了”,“没多余的钱和精力培养其他才能”.
  
  “我跟妈妈说我想上画画的班,妈妈说我只要把学习学好就可以了,不要把心思用在别的上面。有一次我提出让她给我买一本填色的书,妈妈说等以后有钱了就给我买,我知道她是故意敷衍我的。”(C12)笔者:“您知道 C3 在学校参加长跑比赛吗?”
  
  C3 妈妈:“不知道,他在学校学习不好,我跟他爸也不怎么管,跟人家老师也搭不上什么话,老师让他去跑步肯定是别的同学都不去才让他去的。别人都把心思在学习上呢,他上课不听讲去跑步去了吗?我不知道。”
  
  2.摆脱体力活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有出息”,但是什么是“有出息”,笔者听到最多的就是“不要再干被人瞧不起的体力活”,“又辛苦又赚不上钱”.
  
  C14 在前年辍学后,父母已经对他的学业不抱希望,只是希望他能踏实地学一门技术,养活自己,“不要再再外面胡晃荡”.他在父母的催促下找了一份清闲的保安工作,但是没上三个月班,就被外面那些“二流子”勾搭走了,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不干了。
  
  “他前两天从家里拿了 300 块钱出去混去了,学也不上了,工作也不干了,不晓得他对自己啥打算。我跟他爸没办法了,打了也没用,不给钱又怕他在外面干犯法的事,怎么都不是。就想让他学个技术,不要像他爸一样一天给人卖命干苦力还要不哈工钱,可他就是不听,老师你说这娃有啥办法?”(C14 妈妈)3.不惹事“不惹事”访谈中家长对子女的“没办法”的期望。这些少数民族外来务工人员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坦然对子女的学习和生活疏于照顾,只是希望他们不要给家里惹事就好。
  
  笔者:“爸爸妈妈关心你的学习吗?”
  
  C3:“不关心,他们不会问的。我在家里没人管,除非犯事了。”
  
  笔者:“犯什么事了?”
  
  C3:“什么事都有,最近一次是把家里的电视弄坏了,杯子打碎了,就挨打了,有时候没带好妹妹,也会挨打。”
  
  (二)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原是遗传学用语, 指亲代和子代之间的生物血缘关系。这里指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 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互动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王云峰,亲子关系研究的主要进展)笔者希望通过质的研究资料呈现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亲子关系中的存在的父爱缺失、“低关怀--高权威”的家庭教养方式以及非典型家庭形态中的亲子关系现象。
  
  1.难得的碰面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的获得是在结构提供的机会与约束下的选择行为。(林南)随迁子女在家庭内社会资本的获得也严重受限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父亲的职业与收入影响了家庭的教养行为,贫穷和社会地位低的父母更可能使用暴力独裁的教养方式,并且提供较少的社会适应的支持。笔者在对 C12 的访谈进行到一半时,她突然表示要终止这次访谈,询问原因得知她爸爸规定了晚上六点半之前必须回家,否则回去就会挨骂。像 C12 这样的家庭中,“服从”表示了父亲对子女的绝对权威。
  
  在笔者访谈的家庭中,基本都是父亲在工作赚钱,母亲照顾家庭生活,母亲偶尔也会做一些兼职贴补家用。在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与父亲的沟通很少,长期处于父爱缺失的状态。很多人都认为“父亲在迁移到城市之后对自己的关注变少了,而母亲并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也理解父亲因为工作的压力对家庭关注减少,有的还会“爱发脾气”,但还是承认会因此感到“失落”和“委屈”.
  
  “爸爸以前在新疆和西藏修铁路,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爸爸都不在身边。我印象中爸爸一直都好严厉,我看着他总是很害怕,哪怕是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件事,我在看电视,爸爸回来了坐在我的旁边,没有和我说话,电视里在放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刚好演到特别好笑的情节,我突然就笑不出来了,那种感觉特别压抑。现在爸爸虽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上不怎么在家里吃饭,晚上回来特别晚。我甚至不希望他回来,会莫名其妙害怕,总是特别小心。昨天晚上坐在一起吃饭,爸爸今天一天都在生弟弟的气。就是我弟弟嘛,他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一会又去玩,一会又看书,一会又不吃饭了。
  
  宾馆最近不忙,爸爸经常都在,可是每一次看到他都觉得好陌生。”(C12)在与 C12 的弟弟 C5 做访谈的过程中,他提到“昨天爸爸一进门看到我没穿拖鞋,就打了我一巴掌,我很害怕。”在对 C12 和 C5 的家访中,我见到了他们提到的“陌生”的父亲。因为之前约好了家访的时间,因此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家等着了,很热情地给笔者拿水果。
  
  这位父亲得知笔者是 L 大学的研究生后,看了一眼旁边玩手机的孩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C12 C5 爸爸:“你说大人一天赚钱为了啥,还不就是孩子嘛,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但是我的任务就是给家里赚钱,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学习搞好,你说是不是?”
  
  笔者:“您说的对。他们俩在班上也都很优秀的,都比较听话。”
  
  C12 C5 爸爸:“学习还算过得去,老师说我那小儿子脑子聪明,但是没办法,心思经常不在学习上,你经常打,经常骂也还可以,要是不管那就翻了天了。
  
  我没时间送他们上学,更没时间专门回家陪他们,生活上的事都是他妈妈管。”
  
  笔者在访谈中体会到,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中的婚姻角色有浓重的传统色彩,这类家庭中的男人为生计而奔波,女人为生活而操劳,亲子间的陪伴很少。
  
  繁重的工作使得作为父母的农民工渐渐地忽视了对子女生活的关注,他们中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低,也不善表达,对于家庭教育的观念也形成于他们在农村的劳动生活中,因此提供给下一代的家庭内的关系资本十分有限。
  
  “在家里我最喜欢爸爸,爸爸现在在雁滩古玩城开店挺忙的,但是一有时间他就会陪我,也会经常给妈妈打电话要跟我说话。爸爸话也不多,但是我要干什么他都会带我去,我有什么话都跟爸爸说。我有一次考得好,爸爸请我和妈妈去外面吃饭,第二天还带我去博物馆。我有一次被老师批评了,我没有上课说话,老师却说我和刘洋说话了,回来跟爸爸说,爸爸说老师也没看清楚,可能就是提醒你要认真听讲。我学校的事都经常和爸爸说,爸爸不忙的时候都会笑着听我说啊说啊。”(C4)2.单向而粗暴的沟通--想说爱你不容易Williams提出的“低关怀--高权威”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指根据权威和关怀两个维度测量得出的一种家庭教育观念,家庭中父母忽视对子女的关怀,主要以一种干预性互动的方式执行家长的权威。这类家庭中大量使用限定性的语言符号,孩子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十分有限。“不准”、“不能”、“不允许”、“如果……就再也不……”等是这类家庭亲子互动中常使用的语言。(缪建东,《家庭教育社会学》)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子女,在面对城市适应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顺从、谨慎、忠诚,缺乏创造力和好奇心。
  
  C3:“我在我们家是地位最低了,所以我才想回老家。在这学习也不好,老师骂,爸爸打,我要是回老家就没人管着我了,我爷爷奶奶才不会打我,还可以让我自己看电视。”
  
  笔者:“你觉得爸爸妈妈不爱你吗?”
  
  C3:“嗯,他们爱妹妹。他们让我哄妹妹,妹妹哭了就全都是我的错。”
  
  笔者:“你会试图和爸爸妈妈解释原因吗?”
  
  C3:“来不及说,不等我说,棍子就上来了。我们家有一个专门打我的棍子。”
  
  (C3)C8:“我们家只有奶奶爱我,爸爸和爷爷在外面赚钱,妈妈不理我。他也会给我做饭,但是她看见我就装作没看见一样,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笔者:“那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吗?”
  
  C8:“我不听她的话,她说过不许我把袜子乱扔,我又犯错了,妈妈就要打我,后来我把妈妈打倒了。”
  
  笔者:“上次你给老师讲的故事里不是说不能乱发疯,乱伤害别人吗?”
  
  C8:“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是妈妈先打我的。”(C8)一件让我难过的事在我的心里,有一件事过去很久了,但是想起来还是很难过。
  
  上学期的时候,有一次轮我值日,我和我的同桌唐 XX 一组,我们了在教室里擦窗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人擦一边,后来唐 XX 说他需要我给他扶住椅子,他要擦高处的玻璃,我就同意了。我认真地扶着椅子,还给他递洗干净的抹布,我们合作的很好。有一下我把他的衣服不小心弄湿了,直接就给手上弄了很多水撒到我的头上,我很生气,也把他的衣服泼湿了。他开始骂我,后来还骂我妈妈丑,我一下子就把他推到门上,他的头有点青了。他后来告诉了老师,老师又给妈妈告状了。
  
  我心里想着这事,想回家让妈妈给我评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打了我一巴掌,还让我站在门口,嘴里一直骂我,说我一天不好好学习总是打架,让她很丢人。我什么都没说,对妈妈特别失望,我不让别人骂她,最终还挨打了。
  
  --摘自 C1 的作文在与 C1 的聊天中,笔者询问他:“关于作文中的事是真的吗?”他点点头。
  
  “那后来有没有再跟她说过这件事。”他又摇了摇头,“妈妈不会相信我的,也还是会觉得是我错。”家庭中的亲子互动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不同于其他的社会互动形式,家庭互动中的人际交流是较深入的。在我们深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中却发现,这类家庭中的亲子互动虽然深入,却完全嵌入在一种难以动摇的家庭权力结构中。罗纳德·柯罗威尔和大卫·奥尔森把家庭权力解释为:“改变家庭中其他成员行为的能力(潜在的或实际的)。”
  
  1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中,子女是家庭权力的服从者,而父母是主要的权力行使者。在定位结构家庭中,家庭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家庭中简单而粗暴的沟通方式带给他们的常常是笔者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的:顺从、不自信、惧疑。
  
  3.非典型家庭中的亲子互动很多研究表明,单亲家庭与继亲家庭的孩子在人格发展、学业成绩、生活适应同伴关系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找文献)在社会转型时期,外来务工人员面对生存的压力、合法权益的侵犯、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生存状况让人担忧,也时有发生暴力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子女不仅很难实现城市的适应过程,连基本的人格发展和心理健康都令人堪忧。
  
  前面部分笔者提到的 C7,由于父亲曾经有过某种违法行为导致他强烈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笔者曾想去深入了解 C7 所在的家庭,但是无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的母亲,都拒绝与任何人交流。这个非典型的单亲家庭距离他们当初渴望融入城市的梦想已越来越远,他们不仅没有获得当地市民的认同,甚至在外来务工人员所在的社区也是一种被排斥的状态。“C7 他们家的人都有点问题,她妈妈让他到图书馆来,也不交钱(每个学生每学期 100 元的课业辅导费),我们也没办法,总不能把孩子拦在门外吧。这个孩子学习不好,但平时也不惹事,不跟人说话,老师问什么都不说,就只能由着他自己呆着。有一次看他妈妈打他弟弟,就在这外面打,看起来好像是孩子要买啥不给买,孩子不走他妈妈就用脚踹,打的还挺狠的。我们也不好管,他们家的事谁都当没看见,也没来往。”(F3 老师)
  
  (三)父母关系

     虽然帕克等社会学家一直认为冲突是人类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强调社会冲突能够增强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群体的适应。(L·科赛,孙立平译,《社会冲突的功能》)但是在本研究中,笔者想强调在家庭这个以婚姻契约和血缘联结组成的空间里,父母间冲突对孩子成长与城市适应的不良影响。今年来很多的研究将关注点从父母离异转至父母间的冲突,原因在于父母间的冲突在双亲家庭与单亲家庭中都会发生,冲突构成了孩子成长的不健康环境。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父母的较大冲突作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过程,对学业成绩、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暴风雨来临笔者:“在家里爸爸妈妈的关系怎么样?他们会吵架吗?C2:”爸爸会骂妈妈,也会打。妈妈的鼻子都流血了。“笔者:”爸爸打妈妈的时候你在家吗?“C2:”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笔者:”你在家的时候会怎么做?“C2:”我不怎么做,我也不敢,爸爸打妈妈的时候,我在一边,面朝着电视,装作没看见。其实电视里的东西我也看不进去,但是我不敢看爸爸,害怕。“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头一直低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等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到他假装出来的无所谓的样子。
  
  笔者:”爸爸和妈妈吵架吗?他会打妈妈吗?“C8:”会。那一次妈妈骂爸爸了,爸爸就把妈妈打了。“笔者:”你在家吗?“C8:”我不在,是奶奶告诉我的。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妈妈两个腿都破了,爸爸不在。妈妈收拾东西要离家出走。“笔者:”那你有拦在不让妈妈离开吗?“C8:”我没有,我想让妈妈走。妈妈走了爸爸才会害怕,然后去找妈妈,我就想着妈妈肯定会回来,所以我也没有管。后来爸爸开着朋友的车去舅舅家找妈妈,刚好妈妈要走,就拦住了。那天半夜爸爸就把妈妈带回来了。“笔者:”爸爸妈妈吵架会影响到你的学习吗?“C8:”我上课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害怕的,我怕一回家妈妈就不见了,或者就是爸爸把妈妈打死了我会怎么办?我就在那想。“2.暴力的代际传递笔者:”爸爸打妈妈的时候你会怎么办?“C5:”我想把爸爸打一顿。“他的声音特别小,又看了看周围。
  
  笔者:”看你的样子,你也很害怕爸爸骂?那你当时有阻拦爸爸打妈妈吗?“C5:”嗯,我想保护妈妈,可是我不敢。我心里就想等我长大了,他老了我不管他。“(C5)笔者:”你那额头那怎么有那么长的口子?怎么弄的呀?“C1:”这都好了,一点都不疼,我经常脸上都有伤。“笔者:”这个伤也是打架弄的?“C1:”算是吧,我把我们班一个男生打了,他叫他一个哥还有几个人把我拦在幼儿园那个铁门那,后来推推搡搡的我撞到了铁门上的尖尖的角,把这划了。刚开始我还没觉得疼,后来有人说我那好多血,我一摸手上全都是,就害怕了。
  
  我回家我妈看到我这样,竟然还打我,后来还是我爸带我去医院缝了几针。“笔者:”你怎么这么不让爸妈省心呢?以后不能再和同学打架了。“C1:”我天生的,我们班的我都打过,女生我不打。见一个打一个,打完了又好了。“笔者:”在家爸爸打妈妈吗?“C1:”也打,我爸打人更凶,他每次打我妈妈的时候我都骂他,我要给舅舅打电话,他们就好了。“(C1)3.和谐的家庭时光笔者:”爸爸对你和妈妈凶吗?“C4:”爸爸从来都不凶,都是妈妈凶爸爸,爸爸总是笑眯眯的。我知道妈妈是假装生气的,我们家从来不打架。“她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与她的每一次会面,都会被她的开心感染。
  
  C4:”有一次过什么节来着,我爸爸带我和妈妈去买衣服,路上有个姐姐说让我爸爸买她的花,我爸爸就买了两朵花,给我拿着,说我和我妈妈一人一朵花,哈哈。“笔者:”爸爸妈妈从来都不会有矛盾吗?意见出现分歧怎么办?“C4:”一半听爸爸的,一半听妈妈的。有时候商量一下。“从上面的访谈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父母的关系直接影响孩子在家庭中的成长环境,良好的夫妻关系有助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实现社会整合,成功完成社会化。
  
  夫妻之间的冲突给子女的成长建立了不良的家庭环境,笔者在访谈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家庭关系的”失望“、”害怕“、”愤怒“、”沮丧“情绪,这样的情绪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和交往都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在笔者的访谈中还发现,父母在争吵时的恶语相向,像”无耻“、”婊子“、”操“等粗话,对孩子的幼小心灵造成侵蚀,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产生自卑感和低自我效能感,甚至对未来的婚姻失去信心。笔者还发现,有的孩子会认为自己的”不听话“是父母发生冲突的原因,产生强烈的自责,影响到孩子自信心的培养。C4 的父母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得她在面对城市适应中的各种挑战都能够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更好地实现市民化的进程。在访谈 C4 的父亲时,也提到”父以女荣“,C4 在城市适应中在学业成就上的成长使得父母增强了家庭向上流动的信心,”觉得生活有盼头了“.
  
  (四)家庭内的其他亲密关系
  
  1.兄弟姐妹的支持研究发现,在多子女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来自横向的情感支持有利于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笔者在第二章的时候也提到,随迁子女在心理层面适应的障碍一部分来自于”乡愁“,而 C6 牵挂的就是”老家的哥哥“,可见兄弟姐妹的支持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重要程度,这部分的情感缺失类似于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缺失。有一项台湾地区的对非独生子女的调查显示,在早期青少年阶段,朋友支持高于兄弟姐妹支持,而兄弟姐妹冲突则显着高于朋友冲突。(田菲菲,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对台湾地区早期青少年孤独感的影响)但是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同伴交往方面呈现”朋友身份宽泛化“的特点,而与家中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则显示出”内卷化“的特征。
  
  笔者:”家里你跟谁最亲啦?“C11:”姐姐,我什么不会的题都是姐姐给我讲,姐姐每次出去的时候回来都会给我买好吃的。“笔者问 C11 姐姐:”我听说爸爸妈妈让你睡在地板上,会不会觉得他们比较偏心弟弟?“C11 姐姐:”也没有几次了,弟弟年龄小,所以生活上我照顾他。其实他很听话,就比如说爸爸带他在外面买了什么,他也会要爸爸买一份给我。“笔者:”我记得你以前告诉我说不喜欢妹妹,爸爸妈妈爱她不爱你,那怎么我给你的糖你说拿回家给妹妹吃呢?“C3:”我上次是上次说的,我都忘了。其实妹妹很可爱,她大部分时间是可爱的,有个别时候比较讨厌,哈哈。“(C3)在一次访谈中,我询问到 C6 有关兄弟姐妹的关系,她提到她的大哥哥荒废学业,也不工作,很多时候还偷家里的钱。看到笔者一边问一边记,她很认真地对笔者说:”老师,你不要在本子上记我哥哥的不好,也千万不要告状,不然我爸爸就把他赶出去了。我两个哥哥我都喜欢,小哥哥给我讲题,大哥哥他有什么好的东西只要我说想要他都给我买。“2.隔代关系农民工不仅需要承担子女教育的义务,同时还需要赡养老人以尽孝道。因此,处理好家庭中祖孙关系,也有利于随迁子女获得城市适应中的社会资本。在本次研究中,农民工携带父母一起随迁的有 3 户,对于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这里笔者呈现两个不同的案例:
  
  (1)隔代支持在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中,老人承担了部分的对孙子孙女的责任和义务,对孩子的城市适应能够发挥正向的功能。但是也应当注意,在家庭教育中老人应当处于辅助地位,坚持老人量力、自愿而行,也应防止老人对孙子孙女的过分宠溺,是非不分1.
  
  ”在我们家我最爱我奶奶,奶奶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妈妈打我的时候奶奶也护着我。爷爷和爸爸给别人做肉,送肉,爷爷在工林路还有一个家,有时候就住那,我经常去爷爷那玩,爷爷说等他老了就把那个房子送给我让我住,如果卖了钱也让爸爸给我攒着。“(C8)”但是有一次爸爸和奶奶吵架,奶奶给了我 5块钱,我花掉了,爸爸说奶奶欺骗他和爷爷,说奶奶撒谎。“--C8 讲述生活中的小事(2)隔代冲突笔者在家访中发现,C11 的父亲靠蹬三轮谋生,收入很低,而家中还需要承担不小的生活开销,包括两个老人赡养、两个子女教育投入,家中非常拮据。C11与姐姐在家中的居住空间很小,也没有基本的文化投入。老人的赡养义务使得原本就困难的家庭在对子女的生活关注、亲子关怀等方面投入更少,而且”傻爷爷“也有可能成为孩子在同伴交往中形成自卑心理的缘由,这些都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压力。
  
  ”在老家的时候,有一次爷爷从树上掉下来了,傻了。后来没办法,爸爸妈妈就把他和奶奶接到兰州来了。爷爷经常乱跑,有时候就从兰州跑回东乡去了,有一次我拦着不让他走,他还跑着打我呢。我逃走了,他就看电视去了。“
  
  (五)小结
  
  在本节笔者主要从父母期望、亲子关系、父母关系、其他成员亲密关系四个方面呈现了家庭内社会资本作用于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逻辑。笔者认为,第一,父母期望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进而影响着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业投入;第二,亲子关系中的父母陪伴、沟通方式及家庭教养方式影响着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应对城市适应压力时选择的策略,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促进孩子更快地实现社会整合;第三,夫妻直接的冲突为子女建立了不良的家庭环境,其中的恶性言语、暴力行为很可能加重孩子面临城市适应障碍中的不良情绪,也有可能出现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第四,家庭中其他成员提供的社会资本加以利用,能够帮助农民工随迁子女实现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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