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特征

　　
　　第一节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特征
　　
　　一、 整体适应状况
　　
　　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以往研究中提出的在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适应困难，同时笔者访谈到的 3 位少数民族随迁子女也呈现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一些特殊性。从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第一，农民工流动的方式多为“投亲靠友”或“举家随迁”,很多同乡会结伴而来，农民工同乡之间在进入城市之初有较强的“互相依赖性”,这为随迁家庭中的子女的城市适应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支持。“当时我们村人都来兰州了，村里都没人了，我爸爸和很多人也就过来了，没过多久，就把我和我妈妈接到兰州去了。”
　　
　　（C1）“我有个叔叔很早就在兰州工作了，赚了很多钱。那时候我爸爸还在新疆修铁路呢，后来这个叔叔说让我爸爸跟他一起去兰州干活，我爸爸就来兰州找工作了。后来就把我和奶奶接过去了，妈妈因为当时怀着弟弟呢，不方便，就暂时没过来。”（C12）“爸爸刚开始工作忙，把我放在幼儿园，吃住都在幼儿园，每周五叔叔来接我和他们家孩子，我从他家回我家很近。”
　　
　　第二，农民工大多选择让子女在附近的以随迁子女生源为主的小学就学。就近读书这一选择是一个理性的合理选择，无论城市户籍人口还是外来非户籍人口都遵守这一考量。除了这一点，笔者发现在学校的选择方面农民工家长确实还有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希望提供给子女在学业基础、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较合适的学校教育环境，另一方面感受到来自城市中主流文化的排斥和压力，尽管他们自己也认为这可能是自己猜想的。被访的 14 名农民工随迁子女中有 9 名就读于以随迁子女为主的小学，2 名已辍学，2 名就读于离社区较远的公立小学，1名就读于较远的一所公立初中。
　　
　　“刚带 C2 来兰州的时候，有一年没上学，后来大了一点就送到上西园那边的一个幼儿园去了，上小学再没管，周围工友的孩子都去柏树巷小学了，就给他也送过去了，离的还近。”（C2 妈妈）“怕送到远的学校受人欺负呢，他刚上来不爱说话，现在的老师都打呢，去好学校肯定比人家孩子差很多，老师也看不起我们这些家长。家里没钱，他姐姐都在家呢，他能上点学就行了。”（C7 妈妈）
　　
　　第三，农民工随迁子女对城市的认同感高，但大部分随迁子女活动范围较小，对于整个城市的认识不足，对社区之外的社交和生活方式缺乏了解。
　　
　　笔者：“你觉得兰州好吗？”
　　
　　C8:“好”
　　
　　笔者：“哪方面比较好？”
　　
　　C8:“西湖公园好，兰州夏天不热，冬天不冷。”
　　
　　笔者：“那你现在对在兰州的生活熟悉了吗？”
　　
　　C8:“这一块我哪都知道，上西园上面那个道道过去有一个迷宫，穿过迷宫还有一个我的家呢，我爷爷在那，我自己就跑过去了。”
　　
　　笔者：“那你经常去更远的地方玩吗？比如东方红广场？徐家山？或者别的地方？有没有自己去过或大人带你去？”
　　
　　C8:“爸爸妈妈忙，我知道他们没时间。我不知道你说的，我放学就回家写作业，写完作业（就）读一本书就睡觉了。”（C8）第四，Y 社区附近有很多清真饭店或餐馆，从事服务业的也大都是穆斯林，这一社区一直都有固定的宗教场所--清真寺、拱北、道堂，能够满足穆斯林流动人口组织和参与宗教活动。适宜的社区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对陌生的城市有了积极的适应动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少数民族随迁子女也能够获得积极的心态去适应新城市环境带来的生活方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改变。
　　
　　笔者：“为什么选择来兰州？”
　　
　　C1 妈妈：“在农村生活不下去了，没收入，一天闲着哩。我们少数跟你们多数不一样，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要是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说被歧视，就是自己觉得不自在。”（C1 妈妈）“搬家之前我们在柏树巷那边一个楼上住，爷爷在那已经住了好多年，周围人都很熟，谁家有啥事大家都知道，需要帮忙也都会主动去。”（C5）“刚来的时候觉得兰州很好，就是我弟弟不在。我刚到寺里就认识了一个好朋友，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比我们班谁都好。我们约好下学期上三三班，我天天都记得这事呢，我们说谁忘了谁不是人。”（C7）整体上来看，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基本的适应，他们将在农村家庭中的社会资本部分转移到城市，在这一地区寻找谋生的工作和租住的房子并不困难，当地政府也能够提供给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的机会和义务教育的资源，因此，“举家迁移”似乎并不难以实现。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整个城市的适应，他们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交往对象，基本也都是农民工群体，也因为工作时间长、生活压力大的原因，与同事、邻居的交往频率不高，同当地市民的交往更是十分有限。
　　
　　二、 农民工随迁子女面临的适应压力
　　
　　（一）日常生活中的适应压力
　　
　　1.语言方面的适应在笔者的访谈对象 14 人中，有 12 人在进入城市之前都在农村生活，以普通话作为第一语言的几乎没有。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下，他们进入城市首先面对的是语言方面的不适应。笔者在访谈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说普通话，但也有两三个孩子因为年龄小或来兰州时间不长，很多词语会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表达，给笔者的访谈造成了一点困难。虽然在访谈中这些孩子都认为自己在语言沟通方面不存在困难，“一说就会了”（C6）。这些随迁子女虽然表示自己能够很快实现语言这样的浅层行为的适应，但在访谈中依旧能够发现他们在“使劲”地使笔者能够听懂自己的话，经常会需要重复一些句子。“我就感觉我就是本地的，可是我就是把东乡话和兰州话套在一起不会说了。”（C1）C1 是一个三年级的回族小男孩，每次在回老家和回兰州前后，在面对父母、老家亲戚、儿时玩伴、兰州同学时，总会经常说“别人都听不懂的话”,“反正我知道我会说，可是都会说也都不会说了。”
　　
　　“爸爸妈妈和奶奶不会说普通话，每次出去的时候跟他们说话和跟其他人都要说不同的话，那时候就感觉自己不是城里人，回老家的时候也感觉自己不是农村人。”（C8）“每次在公交车上，那些大人跟我和弟弟说话我们都听不懂，我讨厌听到兰州话，为什么不能说普通话？好像显示自己是地道的兰州人一样。”（C13）“转学之前的那个学校，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汉族的老师说话总是很脏，爱骂人，有时觉得她在歧视我们，故意说给我们听的，是因为我们是农村来的，觉得我们本来就说脏话。”（C13）随迁子女正处在学习和成长的阶段，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面临较少的障碍。但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由于父母的文化程度较低，语言适应很难，子女在家庭和社会交往中使用不同的语言，经常会存在暂时性语言混乱的情况。
　　
　　2.消费层面的适应甘肃农村一直以来的标签就是“贫穷”、“荒凉”、“落后”,被访者大多来自这样的乡村。他们在习惯了的落后农村生活中“一下子”被带入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这样的迁移给了他们短暂的“兴奋与好奇”,接下来面对的则是“震惊与抗拒”.这样的转变在消费层面的适应体现的比较明显。“在老家的衣服都是妈妈和奶奶给我 wan（缝）的，来这边发现他们的衣服都是买的。刚来的时候觉得自己 wan（缝）的衣服好，他们没有。后来慢慢发现，他们的衣服都花了很多钱，是因为我没钱，所以是 wan（缝）的衣服吧。还有玩具，玩具也是。”（C3）“你如果看到自己想要的玩具怎么办？”“不怎么办，我又买不起。”“有试着跟爸爸妈妈讲吗？”“不会说，因为知道说了没用。”（C2）“想要什么东西会跟爸爸妈妈说吗？”“他们不会答应的，等我长大了有钱了就好了。”（C1）“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爸心情好的时候带我们下馆子，比在老家好。”
　　
　　“他们同意我来兰州借读，就应该多给我点钱买衣服。以前在老家我都是穿的好的，姐姐给我买的。可是来这才认识了很多牌子，我们班同学都有，我肯定也想要。不然让我怎么和她们聊天，怎么玩到一起去。”（C13）“我觉得这边让我特别不适应的一点是，那些卖菜的今天在这卖，明天又摆到那边去了。在老家的时候虽然卖东西的少，但是什么在哪我都知道。现在经常妈妈让我买菜，我都找不着他们今天在哪摆的摊，总是很糊涂。”（C12）“有一次我又回老家去，我带着在这爸爸给我买的芭比公主，老家边上有个小孩一直跟着我，好像是想抢我的东西，我就跑了，哈哈。”（C8）在迁移到城市的初期，农民工随迁子女很快能够感受到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也能够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家庭在这是“比较低的”,他们带着兴奋与好奇想去接触那些“没见过的”“好玩”的东西，但是这样的愿望在向爸爸妈妈开口之前就咽下去了。他们在自己心里进行矛盾的消化，同时也发现周围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这样也就更能在心理上适应这样的消费层面上的变化。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他们在面对城市适应的压力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抗争--逃避--接受现实。C13 是笔者访谈中遇到的比较特殊的个案，她是一个借读在八十三中的初三艺术特长生，在老家的时候无论从学业还是穿衣打扮，C13 感觉与周围同学相比，她都是比较出色的。来兰州之后，她发现自己突然变得“中等偏下”了，周围同学不只穿的好，用的好，在艺术特长方面也不比她差。虽然老师一再夸她有音乐天赋，但她还是感到了巨大的落差。她希望能够在豪华餐厅请同学吃一顿饭，让她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她在管母亲要钱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进入城市的初期，C13 在消费层面上感到了巨大的不适应，这进而严重影响了家庭中的亲子关系。
　　
　　3.居住方式的适应访谈过程中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居住方式适应压力，有一部分孩子是在兰州出生和成长的，对于老家的印象只是一个放假偶尔呆几天的地方，对老家没有太多的感觉，认为自己的家就在城市，但是对于自己与城里孩子的居住条件差异比较敏感，不愿意带老师和同学回家，居住环境可能造成他们心理上的自卑感。在对其他四五岁以后迁移到城市的孩子访谈时，很多孩子在提到了老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家乡的“园子”和“院子”（C3 C4 C9），他们对老家虽然破败却更宽敞的居住环境充满向往。这一类孩子不仅面临居住环境上与城里孩子的巨大落差，还同时在老家与城市之间居住格局和环境转变中存在适应压力。
　　
　　“每次放假我都会回老家，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大的园子，里面有好几种果树，我们平时都在那玩，玩土和泥，盖房子，还用很多草做菜……特别好玩。老家地方宽敞，想去哪就去哪。”（C4）“我爸爸打算今年或明年在老家盖一座房子，两层的，我们可能以后就回老家去了。”（C6）被访者描述的农村生活大致都围绕自己家的“房子”展开，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房子里各种家具家电是否一应俱全，而是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在老家“院子里”玩耍的快乐时光，并表示自己很想念老家。儿童在成长阶段的第一居住环境对于他们的学习和娱乐方式影响是比较大的。
　　
　　当聊到兰州的“家”时，这些随迁子女也表示已经习惯现在住的家了。由于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别，被访者的家庭居住环境有比较大的差别。再者，由于城市主要以楼房为主，不似农村的平房住宅结构，因此笔者希望能够在家访中进一步了解这些孩子的居住现状。2015 年 4 月第一次进入社区时，笔者曾尝试去了解随迁子女家庭的居住环境，但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都以“家里太乱进不去人”或“太晚了”等理由拒绝了。在 2015 年 12 月，笔者有机会进入了 C10 家里，这是被访者中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父亲之前在兰州的清真寺做阿语老师，后来又带 C10 和妈妈去云南游玩两年，在云南、三亚、兰州有多处房产。C10 在两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兰州，这个家是在两年前父母从云南回来后买的一套二手房，在离主街道较近的一个巷子里，楼比较旧，但是房间比较大，三室一厅，也收拾的很整洁。家里的家具和家电都比较新，C10 的房间在最里面，有温馨一整套系列的床、课桌和书柜，房间里还摆放了很多毛绒玩具。对于 C10来说，一切都很好，“就等着爸爸回归这个温馨的小家了”.
　　
　　借着一次送孩子 C11 回家的机会，笔者穿过脏乱嘈杂的菜市场，在孩子的带领下进入其中一个狭窄的巷子，巷子里安静许多，但狭窄阴暗的空间也让人感到不舒服，我问他（C11）：“天快黑了，你害怕吗？”他说：“每天都走，没啥。”
　　
　　走了快十分钟，他说：“拐过去就到了。”拐角有一个简陋的小商店，没有门，只有一个交换商品和钱的小窗户。C11 孩子家住在一个狭窄的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两层楼，他们家租住了一楼的两个小房间，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简陋的桌子，再没有别的陈设。在父母居住的房间外面放了一些杂物，可能是一些鞋子、饮料瓶和修车的工具，房间里面除了一张稍显凌乱的大床和一个靠在墙角的单人床之外，还摆放了一个长长的木课桌，上面有锅碗瓢盆、电磁炉、水壶等厨房用具，还包括一些洗漱用品。屋里的空间很狭小，墙边上有几个摞起来的小凳子，灯光很暗，从外面一进来就有点找不着方向。很显然，女主人对于笔者这样的唐突来访有点不愉快，简单地解释缘由后就告别了。回去的路上，笔者想起这个孩子这样介绍自己在兰州的家：
　　
　　笔者：“家里有给你准备写字的课桌吗？”
　　
　　C11:“课桌是什么？我不在家里写字。”
　　
　　笔者：“那你的作业呢？”
　　
　　C11:“我在教室或者图书馆写就写完了。”
　　
　　笔者：“那你们家现在都住了哪些人呢？怎么住的的？”
　　
　　C11:“我们家现在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姐姐和我。”
　　
　　笔者：“这么多人两个房间怎么住？”
　　
　　C11:“姐姐在地上睡着呢，随便睡在哪个房间。我和爷爷奶奶住，爸爸、妈妈和姑姑住大房间，给姑姑借了一个小床。”
　　
　　笔者：“姑姑什么时候来的？”
　　
　　C11:“姑姑怀孕了，住在老家太冷了，冬天就过来了，过几天就回去了。
　　
　　我们家比老家住的好，离学校还近。”
　　
　　在笔者的六次家访经历中，大部分都是 C11 家这样的居住环境，一般会在 Y社区靠里面的小巷子里租一间房子，做饭、吃饭、休息都在这个房间进行，很多母亲还会在外面接一些做帽子、缝窗帘的针线活，工作也就是在这样狭窄的小空间里进行的。下图是笔者画的 C3 家的居住简图。【图四】
　　
　　虽然受访的孩子都提到在城市里居住“有点脏，空间小”,“还有很多小广告”（C4），但大多数孩子还是认为在城里的居住环境比在老家要好。“住在这个地方已经很熟悉了，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就想回兰州了。”（C5）4.作息习惯与休闲方式的适应虽然来到城市需要接受完全不同的作息时间，但孩子们普遍认为“更喜欢城里这种上下课时间”.“老家的表弟每天上学要走一个小时，早上不到 6 点就要起床，我觉得要是我的话肯定起不来，但是没办法，学校离家太远了。我们在兰州就没有这个问题，上学放学我和弟弟都比较方便。”（C12）“在老家的时候作业多，老师还爱骂人得很，到六年级要有 20 个还是 30 个作业呢，我不想在老家上学。”
　　
　　这些孩子随迁之前在农村的休闲和娱乐方式主要是“瞎逛”和“捣乱”,只要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大人们会允许小孩们自己去玩。他们会有自己组织的小游戏，自己决定参与人数，自己制定规则，自己解决突发的矛盾，游戏方式也可以随时改变。户外的活动占用了大部分课外时间，看电视或上网的机会很少。而随迁之后，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之外的休闲生活呈现出两种状态。
　　
　　“除了学校哪都不去，城里车太多了，爸爸妈妈不许我乱跑。我放学就回家写作业，吃完饭再看一会书就睡觉了。”（C9）“基本上生活都是这样，爸爸妈妈好几天都在雁滩不回来。有一次放假我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出去耍，他们才带我去了一次卖衣物（衣服）的地方和南面滩的一个公园，就这一次。”
　　
　　“我没在老家长期住过，放假的时候回去会有一点无聊。在兰州的时候，爸爸店里不忙的时候就会带我去博物馆、游乐场，还去五泉山爬山，我觉得兰州比老家好玩。”（C4）H 社区图书馆的老师和志愿者们也会经常组织社区里的随迁子女外出活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会带领这些孩子更全面地认识这座城市。他们会带孩子去社区图书馆对面的西湖公园野餐、做游戏、画画，在外出活动的时候，那些经常跟父母外出休闲的孩子则表现出更强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这些孩子刚来城市的时候都有点怯怯的，语言沟通也有一些问题，见了老师都不会打招呼的。他们的父母都是干的体力活，没时间带他们出去，人际交往方面也锻炼得少，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见了你，就只会笑，你不问他，他不会跟你说话的。其实他们心里盼着你来呢，就是不会像城里孩子那么爱表达。”（F2 老师）
　　
　　5.宗教活动的变化被访者中有 2 个是穆斯林流动儿童，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有着非常坚定的信仰，认为真主“神圣不可侵犯”.当笔者问到“你们去寺里一般做什么”时，他们很多人都不会说太多，C1 告诉我说：“你不懂，多数和少数生活各不相同。”
　　
　　笔者在观察中发现，他们的生活与清真寺密不可分，无论是谈到假期、节日还是朋友，他们都会聊到在寺里的生活。他们认为穆斯林文化在有一点改变，希望能够利用假期更多地了解民族的文化。下面是笔者与几位穆斯林儿童的闲聊内容：
　　
　　笔者：“你们放假和周末的时候一般会去哪呢？”
　　
　　C1:“我们会去寺里念经，你不懂的，我都念到三十本了，都是真主创造的。”
　　
　　C14:“以前开斋节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会去寺里，阿訇会给我们散钱，还有其他大人也会给。”
　　
　　C7:“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天天去寺里，现在学习压力大，每天回来写完作业就没时间了，只有周末可以去寺里。我在寺里有很多好朋友，那是真正的朋友，我们约好明年要一起上学，在一个班里。”
　　
　　（二）学习方面的适应
　　
　　1.课业学习的适应压力
　　
　　在现阶段的农村与城市教育资源和质量较大差异的背景下，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进入城市就学中都存在适应困难，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课业基础差，无法跟进教学计划；二是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懒散。
　　
　　（1）课业基础太差“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学习就不怎么好，那时候爷爷奶奶管我，学校让交什么钱就交，反正他们也看不懂我的作业，他们问的时候我就说我写完了，他们也不会检查。老师对我们也不严，作业错了不会打，上课说话捣乱才会打。后来老师管不住我，就跟我爷爷奶奶告状。我爷爷奶奶告诉爸爸妈妈，他们就回老家把我带过来了。虽然把一年级上了两次，可是老师讲的我还是听不懂。我妈妈说我天生就笨，不管了。天生笨就天生笨吧，反正最多初中上完就没我啥事了。”（C3）在 H 社区当辅导老师的那段时间，C3 经常是最早举手说写完作业的一个，等到老师检查的时候又各种推脱。他已经上三年级，但是经常不会做一年级的数学题，作业本上字迹潦草，做的题也基本都是错的。他说自己：“上课听不懂，也许天生就笨，已经不想上学了。”
　　
　　（2）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在与社区图书馆 M 老师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家庭教育匮乏，家长自身的文化知识有限，很难给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社区图书馆 M 老师：“别说学习氛围了，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蹬三轮的、卖肉的、打墙的，基本上都没上过什么学，家里别说书了，连个像样的课桌都没有。父母每天早出晚归，累的话都不想说一句，怎么可能给他们辅导作业？有的人是在外面跟工地干活的，有时候说不干就不干了，孩子有几天就跟着他们回老家去了，课也就不上了，回来再说。现在这个社区图书馆的孩子，很多还是居委会的人去给做工作，怕孩子在外面瞎逛不安全，才给送到这来的。一学期 100 块钱，家长都觉得太贵了。”
　　
　　2.父母的“忽冷忽热”
　　
　　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大多从事临时的体力劳动、服务业或个体户，工作时间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孩子沟通的时间少，稍微闲下来的时候也希望能关心孩子的学习，而给孩子的感受是他们的父母“忽冷忽热”.
　　
　　“有时候整天都看不到爸爸的人影，昨天我回家喝水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到哪去了，可能爸爸和爷爷去给别人家送肉去了。我的学习他们也不问，妈妈要忙着照顾妹妹，爸爸赚钱养活一家人。”（C8）“我感觉自己在家就像空气一样，没人问我，除了奶奶，也没人理我。可是我只要一犯事，他们都会骂我，爸爸还要打我。”
　　
　　“爸爸妈妈基本不管我，他们每天忙着缝帽子和纱巾，家长会有时候都不去，还要我给老师编理由。有时候连作业有没有做完都不问，有时候又要检查我的作业，吓死我了，做不完就要打我，完全看他们心情。”（C3）“在外面工作不容易，有时候一天出去都拉不上几个活，心情也不好。我知道别的家都对孩子学习挺在意，我也盼着他好，有时候也想每天给他报个生字啥的，偶尔闲的时候还可以，但是经常都是回来他都睡了，我也累的啥都不想干。（C11 爸爸）
　　
　　（三）社会交往方面的适应
　　
　　1.社会交往中的代际关系研究发现农民迁移到城市以后，他们的社会交往呈现出”内卷性“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礼貌性、朋友身份的宽泛性和社区参与的有限性（叶鹏飞，探索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之路），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发现，父母在对待孩子的同伴交往表现出严格限制的态度，超过一半的孩子的父母提出过”不许带同学或朋友来家里“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对待社会交往的态度存在着代际传递，即使是强加于子女身上的”代际传递“.这种农村与城市的两种人际交往信条使得他们的子女陷入困惑，造成了城市适应过程中人社会交往的压力。
　　
　　C2:”我不敢再把同学带到家里了。“笔者：为什么呢？
　　
　　C2:”有一次我把同学带回家，妈妈一下子就拉下脸了，也没有理我的好朋友。后来同学走了，妈妈就说你看把家里弄得乱的，地上全是垃圾，家里有你本来就够乱了，还嫌我不够累是不是。你那同学家在哪？你怎么不去他家去……说了好多，特别生气。“（C2）停顿了一会，”我记得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妈妈不是这样的。“”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家天天都有小孩找我玩，都特别热闹。来兰州以后虽然在学校里很快也有很多好朋友，但是他们家在哪我都不知道，我叫他们到我家来玩他们一般也不会来的，都是打电话叫我一起去寺里或别的什么地方玩。“（C1）笔者：”你会邀请好朋友去家里玩吗？“C4:”有过一两次。“笔者：”爸爸妈妈同意吗？“C4:”妈妈没说同意或不同意，只是说不许乱动家里的东西，在我房间呆着就行了，不要把什么弄坏了，把自己的东西看管好什么的。“”妈妈总说不要和城里的孩子玩，可是我有一次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姐姐，她人很好，还送了我很多星星，我把妈妈的手机号码给了她，回去打了我，说不许再把电话号码给陌生人说。“（C12）在对 C5 和 C12 的妈妈进行访谈时，妈妈表示不愿意让孩子带同学回家：”我和他爸爸工作都很忙，他俩在学校和什么样的孩子交朋友我们不太清楚，而且现在不像是以前在村里，谁家的情况大家彼此都了解。现在文娟的朋友父母做什么，家在哪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她带同学来我们就会不放心。他们在学校有老师管着，和同学来我家万一发生什么事故对谁都不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也烦的很。“在研究中发现，来到城市一段时间后，随迁子女家庭也都比较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认为在城市里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市场交换关系逐步加强， 人际关系出现经济化倾向。对于一起进入城市的同乡和亲戚，他们会保持原有的农村中的交往习惯，但是对于在新城市里的学习或工作建立起来的短暂的社交关系，他们则自然而然地遵循城市人的交往方式，似乎一切都默契地止步于各自家门。当然，随着进入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适应的程度越来越高，有部分的社交关系进一步加深（如同事、邻里），也会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资本。他们的子女所建立起的同伴交往在父母看来是不稳定的，也不存在对这种社会关系投资的必要，尤其是考虑到作为农民工外来务工者在整个城市所处的较低的地位，因此，农民工流动人口一般会限制子女将学校中的同伴交往带入家庭。尽管很多孩子期待与城市里的孩子交往，但是有的父母传递给他们”城里人很危险“这样的信息，也造成了他们适应城市的无形压力。
　　
　　2.对朋友的选择
　　
　　农民工随迁子女面对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甚至有的少数民族随迁子女还面临着宗教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时，会存在同伴交往选择的适应压力。在农村的生活中，无论是家庭经济地位、家庭人口结构还是宗教信仰，这些孩子与周围的同伴都是相似的，因此在交往中很少存在语言、文化上的冲突。但是在城市校园中的同伴交往中，他们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差别，虽然他们告诉笔者”都是好朋友“,但是在长时间的交流和观察中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同伴交往还是有选择的。年龄较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于”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区别没有特别明显的体会，对于同伴的学业成绩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十分在意，但是会倾向于选择本民族的同龄人交往。年龄相对较大的孩子则能够认识和处理好民族差异文化，认为性格、学业成绩和兴趣爱好能够帮助自己选择闺蜜和哥们。C13 很认真地告诉笔者，”一个外地的借读生是很难融入城市孩子的生活的，因为成长环境差太多了“.
　　
　　”我们班基本上都是特长生，家里有钱的比较多，像我这样借读的也有几个，在班上我一般不太说话，也没什么说的。我们班有个很讨厌的女生，家里很有钱，老是炫耀自己去哪去哪旅游了，我就是看她不爽。现在我就喜欢和个别的三两个人在一起玩，兴趣特长差不多就经常在一起聊天，大家互相请吃饭什么的。“（C13）”我很想念老家，在那可以和表哥耍，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说。现在在学校也有玩的朋友，但是什么话都说的，很少。很多话跟多数他们说不来，他们（汉族的）不懂。“（C7）”我不上学了以后，在外面认识了很多朋友，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好多人都比我年龄大，还经常请我吃饭，我们在网吧打游戏，只要能说到一起很快就成为朋友。“（C14）
　　
　　（四）心理层面的适应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随迁子女在各个生态系统中均处于不利的地位，迁移经历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成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随迁子女面临着孤独、自卑等心理问题1.访谈中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层面的适应较难实现，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城市适应的最后一步，也是最终要的环节，只有实现了心理层面的适应，整个城市适应才算最终完成。心理层面的适应受各种原因的影响，如学业成绩、社会交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养方式、个人性格因素等，这些都有可能产生心理层面的适应压力。
　　
　　1.自我身份的认同认同是人们对自己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定位，人们需要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寻求他群的认可和接受，换句话说，获得认同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一步步完成的过程。当缺乏这种接受和认可，人们往往会陷入焦虑、不知所措之中
　　
　　2.农民工随迁子女常常成为陷入认同危机的群体之一，他们被动地接受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群体分类，同时又迫于生存压力进入城市的”他群“中。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常常会陷入”我是谁？“”我从哪来？“这样的困惑中。
　　
　　”每次过年回家之前，妈妈都要给我买新衣服，一个原因是过年穿，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要跟老家的亲戚炫耀。回家的时候，村里的老人都会说我是“城里娃”,但是回到城市里有时候也会听到老师说这个班很多都是“农村来的学生”,我也不知道我是哪的人了。“（C6）下面是笔者与 C14 的一次交谈：
　　
　　C14:”我有四五天没回家住了，工作不想干了。前几天拿了家里 300 块钱，现在回去肯定又是挨打。我们几个哥们打算去西安找工作去，过几天就走。“笔者：”当时为什么没有上完初中？“C14:”学不到，啥都听不懂，在老家都是混日子呢，作业不写考试考零蛋也没人管。我爸妈怕我到处惹事，干脆也把我叫到兰州来了。“笔者：”平时不回家一般住在哪呢？“C14:”网吧，或者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多的是。“笔者：”不喜欢在兰州呆吗？为什么？“C14:”一个是想出去玩一段时间，也不想回家了，回家父母就骂着呢，能逃就逃吧。我对家没有什么留恋的，在老家和在兰州都没有家，反正都是流浪，我想去新鲜的地方看看。“2.乡愁笔者：”你想老家吗？“C6:”想，爸爸妈妈把小哥哥送回老家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回去看他，可是没几天就要开学了，我都不想走。我们正月十五的时候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妈妈买了元宵，我打电话问哥哥吃元宵了没，他说没有。“说到这的时候，这个小姑娘眼睛都红了。
　　
　　笔者：”离开老家的时候你哭了吗？“她点了点头，她主动岔开话题，问我：”上大学作业多吗？“乡愁的情绪往往由家乡的亲人所牵动，当流动人口尚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举家迁移“时，随迁子女的乡愁情绪表现得较为明显，他们常常会思念和担心远在老家的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家庭成员。这里的”乡愁“并非以往研究中的务工人员或随迁老师对于”故乡“的情结，而是家庭成员的分离带来的具体地牵挂情绪，这样的”乡愁“成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潜在的适应压力。笔者在参与观察中发现，较早实现”举家迁移“的个案提到”老家“时主要的心情是”好玩“、”新鲜“等，等到了城里又开始正常的学习生活，没有明显的”家乡情结“.而尚有家庭成员在老家的随迁子女则经常会产生”特别想回老家“的想法，主要缘于亲情的缺失。
　　
　　3.自卑感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这种歧视知觉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很容易成为自卑感的源头，影响着他们的城市适应。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随迁子女，家庭经济能力较低，父母职业声望较低或家庭成员关系较差等原因都有可能使他们更敏感，常常感到受歧视，”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倒霉的人“.笔者在与 C13 闲聊的过程中，她询问笔者在网上是否能够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某品牌的手表，她希望能够买一个款式很像的”山寨货“,这样她就不会在同学面前没面子。
　　
　　”我只是来借读一段时间，我要是考上大学了就去北京了。对兰州没有喜欢或不喜欢，只是这边比较方便我参加辅导班。有时候会觉得挺不公平的，别人有的我都没有，有时候挺失落的。虽然我学习并不比他们差，但是也还是觉得抬不起头，有一次想借一个同学的《小时代》看，她说你不会自己买吗？当时觉得特别受伤，就没看了。可能别人只是随便说说，但是我还是会经常胡思乱想，想赶紧考完试离开这。“（C13）
　　
　　4.孤独感访谈发现，年龄和迁移时间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层面的适应影响较大，年龄较小的孩子处在学习习惯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有比较强的可塑性，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观念，经过一段时间的新鲜期，他们对城市的学校文化和休闲文化也会有较高的认同度，慢慢地会”感觉自己和城里人一样“.虽然他们很怀念在老家的生活，但是还是更愿意选择在城市生活。访谈中有 C13 和 C14是年龄较大的随迁子女，他们在青春期跟随父母迁移到城市，学习基础较差、宗教文化差异、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本缺乏，这种突然的落差使得他们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自卑、孤独和逆反的心理，这些心理上的适应压力导致了较差的城市适应性。”我觉得兰州好，因为老家总是有很多歪歪扭扭的道，我喜欢城市的环境，城市里有公园、游乐场，妈妈也比在老家的很多妈妈要漂亮，我喜欢现在的生活。如果哪天我爸的宾馆房间都住满了，他心情好就带我们去吃火锅。“（C1）
　　
　　（五）小结
　　
　　本章运用质的研究方法的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重点呈现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面临的的适应压力。从整体上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各个方面和维度的适应压力。具体而言，在语言、消费方式和休闲方式方面的适应比较容易，在学校生活和学业成绩的适应次之，最迫切也最难适应的则是心理上自我身份的认同，包括学习积极性、学业成绩、学历期望等。虽然在语言、消费方式和休闲方式都存在一些不适应，但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也对城市生活方式有很高的认同度。在学校适应方面，他们认为能够在城市上学很幸福，更适应城市的作息习惯，也能够认识到自身在课业基础上与城市子女的差距，但他们对自己的学业成绩没有明确的目标，对未来的看法是”不确定、随便、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