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问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随迁子女数量已达 3581 万1.在一步步走进城市的过程中，随迁子女面临着在新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的适应问题。
笔者在所处生活区的菜市场，经常能够看到外来务工人员在繁忙的工作中无暇顾及身后的孩子，这些随迁子女无论是从物质生活还是情感需求，与身边的城市子女都有着巨大的差距。2015 年 6 月 9 日的一则“贵州毕节留守儿童集体自杀”的新闻更让所有人为之悲痛。无论是留守还是随迁，更直接的影响可能产生于他们的家庭和亲子关系。很多研究表明，随迁儿童虽然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身边，但是由于农民工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工作压力大，这些随迁子女来到城市后获得的家庭关注普遍不如迁移之前的生活2.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学习与生活的适应问题，是他们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时所遇到的最大的障碍。
以往有关随迁子女的研究关注点主要胶着在以入学机会为核心的教育公平问题方面，从入学机会3（郭建鑫，2007;王守恒 査晓虎，2011）、教育选择4（杨东平，2009;梁宏，2010）、社会政策5（项继权，2005;吴霓，2011;杨颖秀，2007）等角度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对随迁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困境的不断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大部分城市已经能够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各地区的就读门槛在降低，入学限制越来越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入学就读问题之外有关随迁子女在城市学习、生活的所谓“城市适应”问题越来越走向前台。已经有研究表明，随迁子女在进入城市，尤其是在公立学校就读后面对学校教育以及家庭与社区环境的变化存在适应压力1（曾守锤 李其维，2007），笔者在观察中也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出生在农村，在成长阶段脱离原先“熟人社会”来到城市的随迁子女，还是出生在城市的 80 后农民工子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适应压力，他们艰难地行走在市民化的道路上，他们的父辈一样，很难真正成为城市的新移民。随迁子女这一群体在进入城市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学习、生活、心理上的不适应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如果忽略了他们的生活适应问题，将会引发厌学、辍学、抑郁甚至自杀等严重后果，对维护城市的稳定产生阻碍。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去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状况如何？他们的家庭在随迁子女的适应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即家庭的社会资本对他们的城市适应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将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这一微观视角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中的作用。
第二节 研究现状
农民工随迁子女问题研究是从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中引出的重要的课题。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基本的教育机会的获得，他们面临的城市适应压力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笔者发现从 2009 年开始学术界有关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的关注度明显增高，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学科都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问题，从各学科的视角探索，运用质的研究方法或量化研究，从这一问题的各个视角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笔者选择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研究现状的陈述。
一、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的现状研究
一类研究运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对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状况进行测量，根据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各个阶段，方晓义教授编制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量表，该量表是针对流动儿童编制的，分为四个维度，即兴奋与好奇、震惊与抗拒、探索与顺应、整合与融入，根据四个维度进行操作化测量。结果显示，教育安置方式影响着随迁子女城市适应过程的每个阶段，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2（王中会 蔺秀云 方晓义，2010）。另一类研究则以个案访谈的形式，了解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情况。例如选取一所学校考察随迁子女的生活环境--家庭和学校，从价值观、社会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三个角度进行随迁子女适应状况的研究1（郭良春 姚远 杨变云，2005）。
在心理学研究中，学者一般将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的测量操作为外显行为和内隐问题，外显行为如学习成绩、行为方式等，内隐行为一般测量的是内在孤独感、幸福感、自我认同感2（方晓义，2003;雷雳，2002）。总体来看，在有关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研究中学界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和工具，仍处于“各执一词”的阶段，依据的理论各不相同，很多研究只是单纯从自己研究的需要界定这一测量标准。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的比较研究和追踪
研究侧重于特殊群体的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在随迁子女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中也有重要的成果。横向比较研究如袁晓娇等人对比了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中随迁子女的适应状况3,史晓浩等人提出，对客观条件的考察（如父母的社会资本），也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的视角4（史晓浩 王毅杰，2010）。时间上纵向比较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过程中对农村归类方面更积极，对城市适应产生影响，城市适应得分降低5（王中会 周晓娟，2014）。曾守锤对一所公办初中的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行了 12 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心理适应）和学业成绩（学习适应）均比较稳定，但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特别要对流动儿童在英语科目上的学习适应性进行群体性的补偿教育6（曾守锤，2009）。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性的影响因素
研究从经验上来看，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过程，受随迁子女自身特点（性别、性格、成长阶段等）、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家庭教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学界关于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加丰富，学者们通过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采用多种测评工具，也得出了多角度和多方面的结论，这些成果从整体上可分为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多项研究表明，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性与教育安置方式存在显着相关，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上都明显优于打工子弟学校儿童1.（袁晓娇 方晓 刘杨 李芷若，2009）刘庆认为，学校对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有显着影响，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异与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差异有内在关联性，家庭社会资本无法显着预测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感2.（刘庆，2014）社会因素对于随迁子女的影响表现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从社区融入程度提高及同伴群体角度看，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预期结果也很好，有利于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3（陈婷婷 陈伙平，2012）（孙晓莉 栾文娣，2005），当然也存在诸多阻碍其城市适应的因素，如社会排斥、群体边界相对较差的可渗透性等4.（任云霞，2006）（黄敏红，2011）
四、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过程或适应机制
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研究成果中适应过程或机制研究较少，刘杨、方晓义等人在一项质的研究中对 21 名流动儿童深入访谈，对比 U 型、J 型、水平线型，提出了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理论，认为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会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兴奋与好奇、震惊与抗拒、探索与顺应、整合与融入5.国内很多研究正是根据这四个发展阶段对随迁子女的适应状况进行量化研究。
五、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
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研究都已经证明，家庭因素是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可以通过代际关系实现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下一代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地位。那么，家庭社会资本是否具有某些隐秘存在的重要功能？学界对此也有了更多的关注。现有的家庭社会资本研究多与成员的职业选择、社会交往、教育相关联。
（一）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首先，家庭社会资本的定义与测量与社会资本的理论传统密切相关，因此，要考察家庭社会资本的界定与测量，必须对社会资本的测量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由于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侧重点不同（这里我们不再赘述），我们需要对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进行整理。如下图所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社会资本定义的发展，各学者提出的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也被认可或批评修正。例如有学者指出，科尔曼对社会资本要素表现形式的划分相当混乱，彼此很难建立起清晰的逻辑关系，且存在相当多的共同内涵1.（田凯，2001）社会资本在现阶段拥有强大的解释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形式和计量上陷入困境。社会资本是集体物品还是个人物品？网络的紧密性与封闭性是否必要？社会资本的潜在原因只能由个体行动的结果来获得？这些都尚存争议。
林南立足于确立社会资本的分析层面，依据不同的分析层面来说明社会资本的构成。他划分了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析层面：个人分析层面和团体分析层面。个人分析层面的社会资本表现为可以为个人用来实现其目标（如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的、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可以利用的资源，团体分析层面的社会资本表现为一个团体所具有的维持团体存在并增强其成员生活机会的集体资产，用来说明社区、邻里、城市、地区和国家所具有的软性资源2.（Nan Lin,2001,P.8）沿着林南的思路，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资本的构成，将它扩展为四个不同的层面：个人 和 家 庭 层 面 、 邻 里 或 社 区 层 面 、 区 域 层 面 、 国 家 层 面1（AnirudhKrishna,2002,P.57-62）。 此次研究我们关注的是个人和家庭层面。在个人和家庭层面，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主导人们互动行为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关系、态度和价值，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2（Anirudh Krishna,2002,P.57-62）。
针对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各个研究根据自己的需要也有不同的维度。科尔曼认为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包括父母对儿童的教育期望，以及父母与儿童的沟通3（科尔曼，P357-367）。Parcel与Dufur认为家庭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时间以及对儿童的注意，监控儿童行为活动，提高儿童心理幸福感，其测量工具主要是采用家庭社会环境（物理环境与情感认知刺激）、父母对儿童行为活动的了解与认识、儿童参与宗教活动、家庭大小、婚姻地位以及每周正常工作时间4（Parcel L Dufur J,2001）。Runyan认为社会资本来源于家庭与社区中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并认为社会资本指数产生于（1）家中父母的数量；（2）来自女性抚养者的社会支持；（3）家中至多两个子女；（4）邻里支持；（5）参加宗教活动5（Runyan K Hunter W,1998）。国内关于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比较匮乏，笔者找到仅有的几篇文献中均是从各自研究出发进行测量。李霞在研究农村儿童辍学问题时将家庭社会资本量化为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6（李霞，2006）。姜超等人参考科尔曼和林南的社会结构资源说，认为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指大学生嵌入在家庭结构中，并在完成自己工具性目的（就业） 中所使用的资源，具体包括父母亲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父母亲的职业声望等五个方面7（姜超 罗建河，2010）梁文艳等人分别从结构维度和过程维度考察农村地区家庭社会资本，用家庭子女兄弟姐妹数、父母离家外出类型两项指标代表孩子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要素，用学生家长与学校教师、孩子同学、朋友间能否建立稳定的联系代表孩子所拥有的家庭社会资本的过程要素8（梁文艳，2012）
（二）家庭社会资本的其他研究成果
西方学术界已经有大量研究证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大量研究利用多个数据库验证了家庭社会资本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进一步肯定了家庭社会资本的功能。国内研究也多围绕家庭社会资本对成员的学习、教育机会获得、就业意向、职业满意度等展开系统研究。一些研究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向有显着影响，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大学生越不愿到西部和农村就业（姜超，2010）。父母对个体职业意向的支持程度也对职业成熟水平有显着影响1（汪伟，2014），李霞认为农村的辍学现象不仅与落后的经济发展相关，家庭社会资本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父母的参与和关注是家庭社会资本的一种来源，影响着农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继续就学的意愿（李霞，2007）。家庭社会资本占有量越多，质量越好，子女受教育状况越好，学业产出越高，也更能享受学校办学设施改善的成果；同时，流动人口的家庭社会资本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选择和学业产出2（梁文艳 杜育红，2012）。
六、 文献述评与本文的研究问题
对目前所获得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所产生的诸多有关流动人口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近几年关于城市适应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穿透性的看到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存在多种理论视角，各视角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各有侧重，也相互补充。多种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剖析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问题，寻找一般的结构性因素与制度性因素。
丰富的实证研究从现状、影响因素、影响过程等方面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程度以及他们一步步进入城市的动态过程；从一个时期的追踪和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随迁子女在各种积极或消极的环境中成长的进程；从各种操作和量化方法的推进我们可以以更加成熟的手法去进行研究的推进，以实现理论的演进。同时，也可以看到现有研究的不足：
第一，现有的城市适应现代性的视角假设了城市与农村完全二元对立，从传统现代、乡土城市和所属群体参照群体的二元模式出发， 强调农民工以具备现代性特征的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 理性地调整、改变自己以向现代性和参照群体靠拢的过程，这一视角过于强调外来人口对现代性和参照群体的依赖。而社会互动的视角则全面地考虑到外来人口和城市主体的作用与反作用，但也有忽视制度性因素的缺陷。第二，由于缺乏严格的理论支撑，量化的实证研究中关于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测量和评估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测量体系，理论透视不够成熟。尤其是，现有研究各自制定了测量的体系，进行量化的研究，他们在进行相关分析时经常忽视了社会教育（如社区环境、同辈群体）和家庭社会资本这些重要的因素。
第三，现有研究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这一问题简单化了，注重以整体的测量来反映程度、趋势、特征等，而忽略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
第四，重点考虑家庭因素对儿童成长与社会适应的研究过少，且主要研究家庭经济地位，对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更少。国内有关家庭社会资本的研究都注重整体特征和趋势，对区域性（如东西部）、特殊性（如单亲家庭、农民工家庭）的家庭社会资本研究比较少。
由于现有的城市适应理论发展还不成熟，因此需要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过程给予更多的关注。对适应过程过程的动态还原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而不是简单的测量。
一些学者通过定量研究已经得出结论：学校对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有显着影响，家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异与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差异有内在关联性，家庭社会资本无法显着预测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感。（刘庆，2014）笔者认为，家庭社会资本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个体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量化研究所不能涉及的过程的复杂性这一弊端就凸显出来，致使一些学者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得出“家庭社会资本无法影响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这一结论。本研究力图从家庭因素寻找突破口，在承认家庭因素是影响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重要因素这一命题的前提下，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证明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的关系，丰富这一问题的实证资料。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适应过程中面临哪些适应压力？二、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过程中，家庭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回答上一章结尾提出的两个问题，即家庭社会资本对随迁子女的城市适应是否产生作用？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过程中，家庭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通过研究，笔者希望能够从家庭这一角度呈现给大家一个动态的家庭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图景，为了更好地捕捉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真实的体验，本研究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于自己城市生活的主观感受和认知放在核心的位置，旁观者（父母、老师、社区工作者）的意见和看法作为简单补充。具体地说，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面临的城市适应压力，测度他们在进入城市获得的家庭社会资本，分析家庭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二、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目前，学界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的条件时，更多地关注到制度区隔、学校教育及个人特征等因素，本研究则更聚焦于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细胞，探讨家庭在随迁子女城市适应中的作用，这一研究议题与大部分研究关注点有所不同。同时本研究以家庭社会资本为视角，讨论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动态的投资活动过程，即家庭社会资本的获得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中的作用，真实再现这一群体的适应状况，这一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有望对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研究和社会资本研究都有所贡献，从而丰富现有的研究成果。
（二）现实意义
1、本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问题上，这一关注点适应了目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迁入城市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变化，研究结果对我们正确了解和把握家庭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适应性中的作用，从而开展相关的干预性活动可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依据。
2、本研究成果对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迁入地实现社会整合，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有借鉴的作用，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