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文体的分类、释名及影响(2)

　　总之，这种三分法、四分法与六分法相较，其实只有数量上的减少，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这种粗线条式的分类法，甚至抹杀了某些文体在本质上的形态和功能。可见，这种三分法、四分法亦是较为粗疏的、不完善的。
　　
　　第二类是依据记录的语言形式来分类的，将《尚书》篇章分为记言和记事两大类。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就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为记事之文和记言之文。记事之文包括《尧典》《禹贡》《金縢》《顾命》四篇，其余则均为记言之文[6].这种分类法实则渊源于《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7]和《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8]之说。其实，从总体上来看，在《尚书》中，记言和记事并非泾渭分明，鸿沟相隔，正如章学诚所说：“《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 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9].所以，这种二分法亦不是甚为有效。
　　
　　第三类是根据各篇所包涵的德性来划分的。汉伏胜《尚书大传》卷三引孔子云：“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10]《孔丛子·论书》亦引孔子说：
　　
　　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 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 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泰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 刑》可 以 观 诫。通 斯 七 者，则《书》之 大 义举矣。[11]
　　
　　《孔丛子》这部书，李学勤认为它的出现并不太晚，因为书中《连丛子》记到东汉孔季彦之死，没有再下一代，所以很可能出于孔季彦以下一代①。以上引文和《尚书大传》所引甚为相近，可能两者有共同的来源。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亦云：“《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 始 也；《说 命》，言 学 之 始 也； 皆 见 于《商书》。”②这种以道德品性来划分文类，并不具有真正文体学上的意义。且很难说，《尚书》中每一篇仅反映某一方面的伦理道德，何况某一种伦理道德又散布在不同的篇章之中，故此种分类法亦不足取。
　　
　　第四类是以多重标准来划分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誓辞，“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第二类是文诰书札，“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又将此类分为两小类，一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 另一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洪范》。第三类是记事的断片，“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滕》等皆是”[12].郑氏采用了二级分类法，是为一种新的尝试。但从其所举的篇目来看，如将《秦誓》归入文告书札类，取其“告”义，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却忽视了“誓”体“声讨”和“责罚”的文化功能。只不过《秦誓》中的秦穆公是自我声讨、自我责罚而已。又，《盘庚》两属，这一方面说明了《盘庚》篇章构成的复杂性，但更重要的是说明了郑氏所取的划分标准不严密。陈梦家将《尚书》体例亦分为三类： 一、诰命； 二、誓祷； 三、叙事。他也是仅对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作出了分类。[13]从他所分的三类中，可以看出，他所取的分类标准也不划一，前两类为言行方式，而后一类为表达方式。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将《尚书》篇章也分为三类： 典、谟类（ 掌故类） ; 训、诰、誓、命类（ 政令类） ;刑、法类（ 刑法类）。[14]64 - 65他另立刑法一类，然而他是从目录学的角度对殷商西周文书进行分类，才涉及到《尚书》的，并不是专门探讨《尚书》文体归类的。况且将《尚书》篇章视为文书类，显然已经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二、《尚书》文体的释名
　　
　　《尚书》文体研究的成就，除了对其文体进行分类之外，还表现在对各文体的释名方面。而对文体进行释名，实际上，还是为文体分类服务的。
　　
　　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帝王之言，……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 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 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 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 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 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15]薛凤昌《文体论》说：“’典‘是典册高拱，谓尧舜的德教，可为后世常法；’谟‘是嘉谋嘉猷，谓禹与皋陶、益稷等赞襄献替，君明臣良，可为后世懿范；’训‘是诲导启迪之义；’诰‘为晓谕臣民之辞；’誓‘为约束士民之言；’命‘为戒饬臣工之诏。”[16]22黄寿祺《群经要略》亦云：“经典之文，各体兼备者，当首推《尚书》。其体制： 有典，有谟，有训，有诰，有誓，有命之异。典者，典册尊严之义，记尧舜之德教，可为后世常法者。谟者，嘉谋嘉猷之义，言禹、皋陶、益稷等赞襄之道。训者，诲导儆迪之义，敷奏陈说之辞。诰者，告也，晓谕臣下之辞。誓者，约也，约信于士民之辞。命者，令也，戒敕臣下之言。”[17]朱自清《经典常谈》云：“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 告臣 的话多 称为’命‘; 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18]朱氏未解释“典”和“训”.刘起釪《尚书学史》也说：“’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下对君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词，而且多是军事行动的誓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典‘载重要史事经过或某项专题史实。”[3]9刘氏也没有解释“训”,这是因为以“训”名篇者只见于古文《尚书》和百篇《书序》，而不见于今文篇章，刘氏因墨守“疑古学派”的成规，所以不认可“训”体。夏传才《十三经概论》云：“一、典：’典‘古文写法上半象册字，即书册，下半象几字，象形把书册放在几案上，有表示尊重的意思。二、谟：’谟‘与’谋‘通，谋议的意思。三、训：’训‘是教诲的意思。四、诰：’诰‘,是告谕的意思。五、誓：’誓‘,是约束的意思。多半指征伐交战的誓师词。六、命：’命‘,是’令‘的意思，所以命体是命令之词，多是君王奖赏臣子宣布的命令。”[19]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载：“1,典，主要记载古代典制。2,训诰，主要是训诫诰令，包括君臣之间、大臣之间的谈话以及祈神的祷告。3,誓，主要是君王诸侯的誓众词。4,命，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者赏赐诸侯的册命。”[5]1江、钱二氏将《尚书》仅分为四体，所以只解释了四体之名。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说：“其（《尚书》） 题目已显示文体的区别。全书标题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是后世某些公文的始基。典是典制，包括帝王政绩，如《尧典》、《吕刑》； 谟是谋议、谋略，如《皋陶谟》； 训诰是训诫诰令，如《盘庚》、《大诰》、《康诰》、《多士》、《召诰》、《无逸》等； 有上对下的训导，也有下对上的劝谏和君臣对谈； 誓是誓辞，如《汤誓》、《甘誓》、《牧誓》、《费誓》，皆战前誓师词； 命是册命，如《文侯之命》是周平王的赏赐文书。”[20]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也说：“’典‘,本指编联成册的竹简。’谟‘与’谋‘通，类似汉代的’议‘（ 取’谋议‘之义）。’训‘,是教训之辞。’诰‘,是布政之 辞。 ’誓‘,是 誓 神 之 辞。 ’命‘,是 命 官之辞。”[14]64 - 65
　　
　　此等释名，大同小异，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好地辨析文体，归类文体。这些对文体的解释，实际上是为《尚书》文体的分类，追溯、探求其立类的理据。因难于采取整齐划一的标准，故对《尚书》文体的分类，的确有点令人困惑和尴尬，所以便有学者主张不必过于拘泥，如刘起釪认为：“其实强归于此六类亦无必要，这些基本都是统治者讲话纪录或文告，可以随文体命名”[3]9.
　　
　　三、《尚书》文体的影响
　　
　　古今学者认为后世众多文体渊源于《尚书》文体。如《文心雕龙·宗经》云：“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21]《颜氏家训·文章》亦云：“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22]两书各例以四体，认为皆生发于《尚书》。《尚书》记载的主要是王者之言，臣属之辞，所以元郝经说：“后世王言之制、臣子之辞皆本于《书》。凡制诏、赦、令、册、檄、教、记，诰、誓、命、戒之余也。书疏、笺、表、奏、议、启、状，谟、训、规、谏之余也。”①其中“诰、誓、命、谟、训”都属于《尚书》六体，所谓“之余”,即流变也，也就是郝氏认为《尚书》文体就是后世这些文体生成的源头。
　　
　　陈衍说：“《尚书》之典、谟，则传状、碑志所自昉。《禹贡》、《金縢》、《顾命》，皆记事体。《召诰》、《洛诰》，虽中多告语，而首尾实记事体。《顾命》惟韩昌黎曾学之。《金縢》则开后世纪事本末之体。奏议为下告上之言，本于《皋陶谟》、《洪范》、《无逸》、《召》、《洛》二诰，而《皋陶谟》实开徐乐、严安二列传之体，徐、严二传只载上书一篇，别无他事。赠序为同辈相告语之言，始于回、路之相赠处，而实本于《君奭》，盖共处一地而赠言者。若郑子家、晋叔向之与书，则隔异地而相与言，亦其类也……祭文昉于《武成》、《金縢》之祝词。”[23]陈氏具体指出了《尚书》的篇章对后世相关文体生成的巨大影响。陈柱也说：“《禹贡》一篇，实后世一切地理书水道志之所本，而未有及其工丽者。惟《周礼·职方氏》仿其文而变化之。”[24]是可知后世的地志类文章和着作，也多本之于《禹贡》。
　　
　　总而言之，《尚书》文体确实是对后世的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薛凤昌就说：“《尚书》一经，在文体上已十得六七”[16]22 - 23.虽不免夸饰其辞，但亦颇有道理。真德秀曾告诫时人，撰写文章就当以诰、誓、命为本，效仿《尚书》文体的写法。其云：“学者欲知王言之体，当以《书》之诰、誓、命为祖，而参之以此编，则所谓正宗者庶乎其可识矣。”②这充分显示了《尚书》文体对后世文体创作的重要范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