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文化反思与现实启示
林语堂的文学思想有其博大精深之处，他的生活美学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意义，同时也对当代人的生活审美理想有很大的启迪与思考。一方面，林语堂在生命体验和生存意识方面不断探索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在关注生命存在的喜悦与闲适的同时也有对审美精神的理性反思；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美学有其自身的局限，例如感性、世俗的肤浅与享受等方面，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和注意。
5.1 "两脚踏中西文化":生命存在的喜悦与生命意识的困惑。
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闲适派代表作家，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文艺主张，他提倡自我表现的理论，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不为世俗社会和官场政治所累，在凡俗日常生活中体悟诗意冲淡的生活，亦中亦西的生活理想造就了他兼容并蓄的复杂思想，反对异化生活，始终追求一种健康的、从容的生活状态。
5.1.1 自我存在的价值与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
强调个体的逍遥、精神的自适、"不委曲而累己",此是中国闲适派文人的主流观点。所谓中国文人闲适一派，上至东晋陶渊明，下抵近代周作人，期间有王维、白居易及苏轼等人。闲适一派倡导个体精神自由与文人独立品格，他们拒绝物质利益的羁绊，打破名利的圈囿，他们高扬我行我素的旗帜，或隐居山林，或醉情湖泽。
林语堂崇拜闲适文人，自己也向着闲适一派逐渐靠拢。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政治元素急剧膨胀、文学元素延续发展的时代。在文学被挤压、政治高涨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与文人的社会作用被顺理成章地放大。置身于文学的狂热时期，林语堂另辟蹊径地提出以"小我"为中心、"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的观点。他重视个体价值，认为文人为文需要"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和"清高",主要是指超脱于名利等外物的束缚，保持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林语堂反对个体成为物质利益的贪婪攫取者，反对牺牲小我利益以成全大我，他认为个人要成为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林语堂曾论述到哲学与个人的关系是前者以后者为起点和依托。个体是人生的最后事实，其自身就是一种目的，而绝非是人类文明智慧的开创性工具。
基于上述认知，林语堂开拓出他散文创作的基本母题，即张扬超脱于现实名利以外的个体精神体验和心灵自由。通观林语堂的作品，其中《生活的艺术》、《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散文集都或明或暗地呈现着这个母题。因此，排斥理性知识的感性体验是不可靠的，缺乏理性的感性体验表达是混乱的。对于雅和俗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林语堂做出了完美的阐释。
林语堂的作品通常以"我"为叙述的起点，通过描摹"我"的放逸与清高，刻画了一个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的个体形象。借助这个拥有独特气质的个体，林语堂向读者展现了一种高远脱俗、追求个体尊严的人生境界。在《有不为斋解》一文中，作者刻画了一个在社会、家庭、为人等层面"不作为"的淡然达观者--"我",从而言明了一种不慕荣利、不饰雕琢、心境高洁的的精神志向，我的"有所不为"最终是为了"有所为".《我的戒烟》一文中，"我"好似一位世外高人，看透为戒烟而戒烟的虚妄与普通烟民的精神本质，该文通过描写我在戒烟过程中的生理折磨与心理挣扎，最终悟道：戒烟"违背良心，戕贼天性",无法达到"心旷神怡"的境地。《记纽约钓鱼》一文中，以"我"和女儿垂钓归来为起点，对中国文人与垂钓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我摆脱了文人不钓的固定规则，垂钓之中，"我"发掘山水之乐与性情之思，进而表明了作者亲近自然、性情洒脱的气质特征，引导读者趋向一种跨越世俗羁绊的审美体验。垂钓事小，却传达了林语堂不迷惑于外物，不亏欠本心的思想追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家内忧外患的时期，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林语堂仍能坚守住现代知识分子的超脱精神和独立品格，实在难能可贵。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在战乱纷扰的社会语境下，从一开始便裹挟着救亡图存的功利性色彩。建国后的当代文坛更是历经数次政治运动而充当着批判的工具。所以，八十年代的文艺界高扬文学回到本身、文学的人性人情正是对文学审美无功利又合目的性的合理诉求。凡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产生在一个深刻变革又充满精神底蕴的历史时代，它对人的觉醒的呼唤和对理性启蒙的感召激发了人类本身的情感体悟和价值追求，要求人们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与生命意义。因此，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是对个性情感的诉求表达，更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应具有的精神品格，这是有着文化自省的智慧内蕴的，并且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文化反思与审美紧密相连。当代社会审美不应只注重理论而忽视生活，审美脱离现实便成为形而上的空中楼阁，对现实的期望过高也会造成心理和行为的扭曲异化。人类只有坚守自我理想、不断追求真理，才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进而更加注重生活中自我的发展。
5.1.2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心灵体验的诗意感悟。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日常生活是林语堂笔端的主要描写对象。一方面，林语堂承认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他毫不避讳个体身心需要的生理性特征，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另一方面，他又不甘于停留在世俗层面，他力求在俗世之中发现雅趣，于芜杂处萃取精华。这样，追求闲淡、雅致和舒适的人生境界，将生活艺术化便成为林语堂小品文的精神旨归。中国文人闲适一派之中，有的本身生活富足，无衣食之忧，因而文中大谈风雅之事，此类以王维为代表。有的自身穷困潦倒，食不果腹却怡然自乐，将凡俗之事纹饰地雅趣丛生，陶渊明是此者的典型。而林语堂则属于前者，他的事业比较成功，因而物质条件优越。所以，优厚的生活环境使林语堂身上少了苦难意识，多了对日常点滴的宽容。林语堂力求在世俗之中发掘出雅趣，赋予日常俗事以风雅色彩，最终化俗成雅。林语堂化俗成雅的方法就是将生活与人生审美化，用诗意来感悟人生。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了可以让民众以审美的眼光从世俗生活中发掘出清高淡远的人生境界，林语堂提倡悠闲哲学。从精神实质上看，他的着作《生活的艺术》其实就是一部引导人以诗意的眼光，审美的态度去发现生活，点化世俗的行为指南。一个作家的创作题材可能会有变化，但作家的创作风格会保持不变。显而易见，林语堂也写过少量嘲讽政治、抨击世道的刚性文章，但他更多的文墨还是用在了自己的平凡生活之上。吃饭、喝茶、抽烟、垂钓，游名山、览圣水，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事一经林语堂的笔端开始变得超凡脱俗，妙趣横生。在以小见大，寓远予近的文风之中，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逾见明晰。如旁人看似枯燥的读书，他却当成了心灵的远游和精神的历险；普普通通的买鸟一事，他体悟到人类的单纯和善与对自由的向往；他打破"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惯常思维，在品味秋天之中领悟到人生之秋的浩荡气魄；高人雅士不懈一顾的吸烟，他说那是一种灵魂的驰骋。即便抱病在床，他的心灵也跳出残弱的躯壳去体味患病的快乐。
其二，物质享受与精神自由并重。在处理"灵与肉"的矛盾时，林语堂采取了包容态度，他既重视物质的丰厚又不放弃精神的逍遥从而实现灵与肉的调和。林语堂喜欢庄子的哲学，崇尚他的精神自由；林语堂非常推崇陶渊明，他认为陶渊明热爱现世生活，而且拥有庄子的超脱情怀，陶渊明既能享受躬耕之乐又超越名利。林语堂笃信陶渊明是"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的"最理想的哲学家".
同时，林语堂也毫不避讳自己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沉迷，他的理想生活是居住在装有美国水电煤气等生活设施的英国乡村中，雇佣一个中国厨师，娶上一房日本太太，最好再有一个法国情妇。《言志篇》中林语堂提到自己的理想愿望是拥有自由舒适的生活和幸福温馨的家庭，在家中可以邀请好友、吃着可口的饭菜、阅读喜爱的藏书，房屋的周围种植着心爱的花草树木，一切都是那么相得益彰，无可复制。因此，林语堂在追求精神之美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物质生活的享受。
鲁迅先生对于林语堂的物质享受与精神自由并重的观点持否定意见，他曾撰文批评他这种行为是好高骛远，不贴近实际生活，过于小资产阶级了。在党派纷争、流弹漫空的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先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直接道出林语堂闲适的虚空。在普通民众尚不能糊口的时期，林语堂没有摆脱物质基础的闲适格调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自我满足和炫耀。他的闲适格调脆弱而苍白，他关注"闲"的表象有余，对内心深处的"适"却用力不足。
我们认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人的"闲适之趣",他是对其的一个继承，同时又融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和享乐思想。一方面，高山仰止，景行观止。相较于中国文人闲适一派超脱物外，驰骋心灵，放荡形骸的人生境界而言，林语堂的"闲适"格调稍显简单通俗；另一方面，这种贴近现实，接地气的闲适之风，在物质相对发达的当代社会中却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当代学术界比较推崇林语堂的闲适格调，这恰恰证明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平和淡然、宁静致远的幽然与闲适。现代社会习惯以理性态度审视客观世界，却发现彼世界渐渐消失，惟存一元化的此岸世界。并于此之中建立相契合的现代世界观，以寻求新的生存依据和存在方式。
林语堂崇尚的闲适悠然的诗情人生，以日常凡俗生活为刻画对象，把物质性生存这种原初态的感性生存方式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姿态。
林语堂生活的时代已经与我们渐渐远去，但是他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诉求对当下生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深刻启示。生活与美学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人类的生存诚然离不开基本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人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更应该关注精神层面和内在心灵的审美追求，善于在实际生活中挖掘美的本质与规律，不断丰富业余生活，带动日常生活审美化，推动生活审美理想的健康积极发展，进一步促进生活水平的良性提高。
5.1.3 亦中亦西的兼容并蓄与"一团矛盾".
长期以来，学术界被没有接纳林语堂的生活美学思想。即便到了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林语堂的研究虽然日趋升温却评价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林语堂美学观念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他割裂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林语堂生活美学理论体系性不强，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步伐。我们认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和当下社会存在共同之处，物欲横行，拜金主义滋生，林语堂的生活美学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无疑具有参照意义。
对于如何将中西方生活进行理想地整合与建构，这在林语堂还缺乏更加深入的探索。尽管林语堂在亦中亦西的生活上做了不少努力，也不乏某些理性自觉，但却没能有意识地去思考和建构一种令人信服的模式，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还与问题本身的高难度有关。所以，林语堂所形成的中西生活纷然杂陈的模式，虽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总的说来仍然具有随意性和感性化的特点。看来，建构中西生活的理想模式还需要假以时日，有待于更多的人沿着林语堂的思路做出新的探讨。
随着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和世界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人们交往方式和途径不断增多，地球在逐渐变"小",中西生活必然会面临着更直接的接触、碰撞和融合，因此在如何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吸取他人之长，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当然，中西生活的取长补短有时可以通过自然而然的方式进行，但确立理性的自觉意识，依据一定的基本原则，避免顽固保守和东施效颦等错误做法，就显得尤其重要。从这一方面说，林语堂所做的努力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参照。大多数人都看到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但具体是怎样选择的，则很少有人注意，即使注意也多是对之作简单化理解，难以把握其要点和神髓，这就必然造成对林语堂的不少误解和误读。比如有的人认为林语堂既崇尚中国文化又向往西方文化是矛盾混乱的，缺乏一个中心点，也有的人认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深刻，还有人认为林语堂虽大谈特谈西方文化，但骨子里信仰的仍然是中国文化。
于是，长期以来，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印象：林语堂在中西文化选择上缺乏明确的立足点和重心。
林语堂博古通今，见多识广，他不仅通晓异域文化的精妙之处，而且能够在行文中对异域文化因素信手拈来。林语堂是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去感性地主观感知美、享受美。他绝非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人，只不过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享乐因素。林语堂对异域文化中的美保持一种原生态地复现，绝少系统化地整理与归纳。虽然林语堂从来不缺乏对美的发现，也不缺乏关于美的感性认识，但是他对于美的认识仍然存在散乱性、表面化的特征。这种以个体的直观感悟去呈现生活美学思想的方式影响了研究者判断，同时也不可避免了阻碍了林语堂研究的深度。
林语堂对中西生活之融会还有许多意义，诸如开阔的视野与胸襟、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人类整体的和谐思想等，尤其进入新的世纪，这些方面就显得更为重要。
应该注意的是，林语堂中西方生活融会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不足，这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尽管他强调"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但有时也存在着过于以中国视角和眼光来看待西方的问题。比如，指出西装的不合人性，不像中装的舒服自由，这是有道理的，但将西装完全否定也值得商榷。不要说林语堂一生一直没有放弃西装革履，就西装革履本身而言，它也有可取之处。如穿上西装革履，一个人就显得干净利索、精神抖擞、充满朝气，也是对人对事十分重视和尊敬的表示。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包括林语堂本人喜欢在比较正规和隆重的场合，身着西装革履的原因。同样地，从西方人生活的简单甚至无知来看他们人生智慧的缺乏以及异化是对的，但如果像中国人那样过于讲究饮食的精细，难道不也是另一种异化？中国人生活的艺术固然有助于培育文学艺术，有利于人生的细微体验和美好感受，但一个民族的精力之浪费及其好逸恶劳不能说与此无关。因此，林语堂对待中西生活的态度仍然存在不少盲点，这是不应忽略的。
第二，林语堂对悠闲的推崇、自由的追求、幽默的欣赏，虽然对矫正人性异化不无裨益，但是对救亡图存的时局和国家民族大义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来说却是不合时宜的。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提倡悠然闲适的生活理想确实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不相符合。席勒曾说："人是时代的公民，正如他是国家的公民一样，人在选择他的事业时要符合时代的需要和风尚。"林语堂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他并没有清楚地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对中西间的文化落差与国情落差认识不足。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中国大谈心理建设、文化审美和哲理互通，的确与当时的国情、民情距离太远。他对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强调与推崇不但不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反而会消磨斗志，甚至助封为虐。难怪当时他的诸多理论观念会受到郭沫若、田汉等左翼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甚至被围追堵截，遭遇彻底封杀。
作为提倡性灵、闲适、幽默风格的文学家和文化学者，林语堂更多的是以其特有的文学天赋来感知美、享用美。林语堂博古通今，见多识广，他不仅通晓各种文化的精妙之处，而且能够在行文中将各种文化中美的因素信手拈来、为我所用。林语堂尽量保留审美文化的原初状态，并未将它们理论化系统化地整合归类，这就难免会造成一团矛盾的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林语堂研究的发展。
5.1.4 感知美享用美的"闲适之乐"与理性审视。
对于林语堂亦中亦西的生活理想，许多人认为这是含糊不明的大杂烩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然而本人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因为简单地理解复杂的林语堂本人及其生活美学理想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对林语堂的生活美学思想，我们既要看到其长处，又要注意其不足。
秉持中正的态度，不走极端，避免异化，这是林语堂生活美学观念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一般来说，要想对中西生活做出严格区分是不容易的，因为它们都是丰富和复杂的，但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大致来说，中西生活确有不同，尤其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生活相比更是如此，前者往往偏于闲适和享乐，后者更重效率与竞争。比如，尽管中国也不乏孔孟儒家的奋斗精神，也有墨子式"摩顶放踵"的辛苦生活，但闲适与享乐却更具特色。因此，才有这样的可能性：陶渊明归隐后整日沉溺于诗酒生活，一副闲散人的样子；李白是享乐主义的典型，他有名的句子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白一蟾甚至倡导"慵懒"的生活哲学，他竟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慵庵";又如，西方也确有闲适和享乐的生活，但更多的则是冲突竞争和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从而形成了近现代西方生活的粗糙、简单和不健康倾向。
应该说，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生活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概括言之有两种最突出的表现：一是向西方学习，于是产生对生活的忽略和片面化理解。如鲁迅的"夜生活"、对衣着的极不讲究、对工作的狂热、对娱乐的贬斥、生活的焦虑感等，虽然有墨子的影响，但主要还是西方式的；二是更多地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
如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张海歆英文很好，但却生性慵懒，喜爱享受，所以一生着述甚少。林语堂则反对将中西生活片面地对立起来，认为这两种方式都不利于健康的人生和人性，是异化的、不合情理的。他的做法是：在中西生活中各取其合理部分进行融合，从而达到健全与理想的境界。比如，对于居所的中西融合，他既取中国文人生活的闲适从容和对大自然的崇尚，又取西方贵族生活的高贵典雅和富丽堂皇；又如他提出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中西折中的，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尽情享受，二者是不可分离、水乳交融的。林语堂主张尽力工作尽情作乐，劳逸结合，有的放矢。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沉溺于生活的享受而缺乏工作的热情是不对的，但将自己变成一个工作狂而无生活的乐趣也不可取的，在此林语堂做到了扬长避短，没有陷入极端的泥潭难以自拔。
对西方生活的异化现象，林语堂也多有批评。以饮食为例，尽管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但在饮食方面西方却幼稚得可笑，甚至趋向无知的境地。
因为"一个人如若只为了工作而进食，而不是为了须进食而工作，实在可说是不合情理的生活".由此，林语堂提出西方人在烹调上的不足时说："欧美的烹调法中实有极显着的缺点。他们于饼类点心的糖果上，一日进步千里，但在菜肴上则仍是过于单调，不知变化。"当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对饮食等日常生活过于忽略和无知，而被忘我的工作和商业竞争所左右时，这实际上已走上了歧途，即人性、人生和生命的异化之路。
就如何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问题，林语堂提出一要重视日常生活，二要将生活艺术化。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在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日常生活和现代化追求往往成为相互对立的事物。实际上，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世俗化存在着契合的一面。在现代性叙事框架中，林语堂在对生活艺术处理的同时也有意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进行批判。换句话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对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现代生活的冷静反思。
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林语堂对现代生活的批判往往绵柔宽厚，远远没有审美现代性对现代生活的批判那样尖锐彻底。究其实质，林语堂是采用东方文明来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认同社会世俗化的同时又与世俗化保持审美距离，这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之后的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独特性。
林语堂的生活美学思想留给当代人的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是要建立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培养自身对高雅文化的审美欣赏与兴趣。告诫人们在追逐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掘生活中诗意的一面，重视精神生活和内在心灵感受。
如果一个人不能享受到世俗生活的乐趣，那是由于他不热爱生活，或者是把生活当做是刻板无聊的记流水账，不注重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开发生活的乐趣所在。金钱固然重要，但是金钱并不是万能的，享受悠闲生活不一定要靠金钱来支撑，唯有内心的真实丰富与简单快乐的生活才是终极目标，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和陷阱，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里，人们更应该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性，营造健康、和谐的生存环境和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既不放弃宏大理想，又不耽于沉迷过往，保持本性原有的快乐，以赤子之心对待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这是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对当代审美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