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爱情婚姻观：爱在现实的理想中
在中西文化背景的双重影响下，林语堂的爱情婚姻观也表现出独特的特征。他提倡婚姻的和谐互补，将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兼容并蓄，否定爱情至上的理论，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培养出理想和谐的婚姻爱情，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和前提，婚姻是爱情的延续和保障，男女双方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快乐幸福地生活。对于理想的女性标准，林语堂从女性自身特点出发，理性审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他反对独身主义，提出女性真正的幸福在于婚姻和家庭。也正因为如此，林语堂夫妇携手相伴半个多世纪，始终相敬如宾、恩爱如初。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中，林语堂的爱情婚姻观教会人们在庸常的家庭生活中如何小心去爱，如何悉心经营爱情。即使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林语堂的爱情婚姻观对时下的家庭生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4.4.1 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的兼容并蓄。
对中国现代作家而言，婚姻爱情是个颇为敏感也是十分重要的主题，这是因为：
第一，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新"代替"旧"已成为一种时尚。第二，婚姻爱情成为衡量人们思想、道德和文化水准的试金石，看一个作家持怎样的婚姻爱情观，对他的了解也就大致不差了。第三，现代作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婚姻爱情选择，是求"新"还是恋"旧",这是因人而异的。
大致说来，中国现代作家少有能保持旧式婚姻的，而在这种婚姻中还能享有爱情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在传统婚恋观与现代婚恋观的对立之中，林语堂提出要做一个现实的理想家，以此为基点，他努力调和这对矛盾，最终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林语堂的初恋是同村一个叫橄榄的女孩，在《赖柏英》这本小说一里，林语堂主要写的是赖柏英和新洛的爱情，其生活原型就是橄榄与林语堂纯真无邪的少男少女之爱。这种爱虽以传统婚姻为基础，但其中也赋予了现代的爱情内容。由于两人的观念迥异，橄榄希望留在家乡，而林语堂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要向外开拓进取，去创造更美好的人生，所以最后他们只得友好地分手。在这一点上，林语堂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热烈地爱上了圣玛丽女校的学生陈锦端，陈锦端也对林语堂有好感。他们在一起畅谈艺术与人生，这种现代爱情美如天上的彩虹，折射出迷人的光彩。但是陈锦端的父亲根本没有看上乡村穷教师的儿子林语堂，为了斩断女儿与林语堂的情缘，陈父将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结果林语堂伤心至极跑回了坂仔老家，经过家人的劝说，林语堂无奈同意了这门婚事。但是当时的林语堂对廖翠凤没有爱情，而廖翠凤对林语堂却早就心有所属。每次林语堂来家里做客，廖翠凤都会躲在帘后偷偷地看他，并把林语堂的脏衣服洗干净叠放整齐。当母亲劝她要慎重考虑婚事时，廖翠凤竟说"贫穷不算什么",这在当时能从一个富家少女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无异于石破天惊，最终，林语堂与廖翠凤结为夫妇，共同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婚姻爱情生活。
应该承认，在旧式婚姻与现代爱情之间，林语堂选择了前者，不过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说林语堂缺乏现代性，因为在"传统婚姻"与"缺乏现代性"之间不能划上等号。事实上，林廖二人是先结婚后恋爱。他们的婚姻有旧式婚姻的夫唱妇随、举案齐眉，也有现代婚姻的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林语堂夫妻相依为命，同甘共苦，感情越来越深。这种在旧式婚姻上建立起来的深挚感情是非常难得的，是那些只抱"西方的爱情才能幸福"观念的人难以理解的。在现实层面，林语堂享受着世俗生活的美好，这是旧式婚姻爱情赋予他的，不过，林语堂还有他的心灵世界，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地方是为陈锦端留下的。像圣殿供奉着一尊女神，林语堂终其一生都没有忘记她，而是小心地将她放在心灵的最深处，那个宁静、纯洁、美妙，如仙似梦般的地方。这从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可以感受到。如《红牡丹》中的女主人公梁牡丹与梁孟嘉之间的爱情就像林语堂与陈锦端一样，林语堂在自己心灵的琴弦上，静静地弹奏着他对陈锦端那绵长的相思之情。
在现代爱情与传统婚恋之间，表面看来林语堂似乎放弃了现代爱情而选择了后者。深层次上林语堂充分调和了现代爱情与传统婚恋，形成了"现实的理想"准则。
林语堂个人的幸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林语堂有着独到的婚姻爱情观。谈到婚姻与爱情的关系，林语堂告诫人们永远不要企图在婚姻里找到浪漫和情趣兼具的理想的伴侣，因为有些人可能缺乏浪漫要素但是本质上却是诚实可靠的。
由此可见，林语堂认为爱情与婚姻就好比两条平行线，爱情与婚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婚姻需要的是相互包容与奉献，所以，曾做过林语堂秘书的黄肇珩向林语堂夫妻讨教美好的婚姻秘诀，得到答案是：他们提出'给'与'受',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个日子里，他们都尽量在'给',而不斤斤计较于'受'.基于以上的认识，林语堂将旧式婚姻摆在现实生活上，而将浪漫爱情置于理想之中。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萌发出现实的理想。最终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相互融合，二者互不冲突，共同形成一个外与内、实与虚、快乐与忧郁相协和的统一体。
4.4.2 健康、独立、解放的女性存在意义。
妇女是社会上的一个特殊族群。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女性的言语行为严格受到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妇女的地位是除自己的儿女以外最低的。这种状态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才有所改观，妇女儿童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逐渐被文化学者们所关注和重视。林语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并将视域涉及到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文化现象。
林语堂从中国妇女两千多年来地位变迁的历史叙述中，有理有据地记下了儒家的罪状。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学说兴起，宣扬妇女应该紧锁闺房，教育妇女要遵守女性道德，如顺从能织布、会烹调、尊敬公婆、友爱兄弟、礼遇亲朋等所有从男性观点出发，认为是值得提倡的道德。这时的儒家尚未形成后期那种非常严苛自私的态度，但是妇女地位比男性低下的观念已经存在。到了汉代，出现了要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礼法的《女戒》和《女则》，女性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此时母亲的地位还是较高的。明清以来，把贞洁守寡当做一种官方制度来实施，又有了纳妾、缠足等陋习，使广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加沉痛的深渊。直至 1917 年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呼吁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性的生活状态才有所改观。
女性和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讨论女性地位，自然要放到家庭中来。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第五章《妇女生活》中谈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时说道："在家里，妇女是统治者。无论在官宦世家还是寻常百姓家中，家中的女性长者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又说："男人在婚姻以外的世界有各种各样比妇女更有利的条件，然而在婚姻世界中，妇女却占据着优势。中国人的婚姻不是个人的事。事实上，妇女的痛苦和不幸往往来自于她们的同性年长者，因为当媳妇成为婆婆的时候她们也在循环行使相应的权利。"这些话，把它放在家庭的小范围来看，我们难以推翻它的正确性，至少在为数不少的家庭、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家庭是这样，但是把它放到社会的大范围看，特别是放到儒家伦理的天平上来看，女性的那点优势则消失殆尽，按照儒家的伦理，"三从四德"只是用于家庭的规范。
在林语堂看来，纳妾是妇女地位低下和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的结果。姬妾和妇女出现于魏晋时期，就因为那时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随即出现了女性的忌妒和男子畏惧老婆的现象。可见妇女的忌妒是随姬妾制度的发展而发展的。对于缠足，林语堂认为它表现了男性的想象力与审美观的堕落，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如果缠足仅仅被看作压制妇女的标志，那么做母亲的就不应该那么热衷于为自己的年轻女儿缠足。事实上，缠足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一种性意识的自然存在。"他从美学观点上得出在林语堂看来，缠足一方面满足了男性畸形的审美期待，另一方面又影响了中国女性站立于行走的仪容仪态。
对于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何种模样，林语堂曾指出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首先要身体健康，其次要具有独立性，兼容活泼和文静于一身，再次女性拥有性解放的权利，社会不应该把社会风气变坏都推卸到女人身上。林语堂心中的女神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她们有东方女性的娴静同时又不乏西方女性的独立性特质。由此可见，林语堂对于女性既具有社会实在性又具有理想色彩。
与同龄人相比，林语堂拥有和睦、幸福的家庭。这与他重视家庭生活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提到，在五伦中，夫妻关系是最为重要的。
天伦之乐是世间最高贵的快乐。繁衍生息是一对男女结婚的天命。另外，对于妇女解放问题，林语堂认为女人最重要的人生角色是妻子和母亲。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是任何其他方面的成功所不能取代的。他曾大胆断言，婚姻是女性最好的事业。
林语堂表示女人最崇高的价值意义体现在成为妻子和母亲的那一刻，如果她拒绝了这一切，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女人，而仅仅是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没有尊严和地位的情妇。这是林语堂给自己"情感的现实主义理想家"所作的最好注释：
一面是传统，一面是现代，二者融合于一处。
4.5 日常生活审美：幽默的心境与本真的品味
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呈现出幽默闲适的追求，并在 30 年代文坛兴起了幽默闲适小品文创作的热潮，拓展了将文学一味看做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追求，而在注重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中，林语堂也强调文学创作的抒写性灵、净化灵魂的作用，使现代小品文创作更加丰富多元。躲避开宏大主题之后，日常生活成为林语堂笔端主要描写的对象。在看似庸常繁琐的日常生活之中，林语堂开掘出文化意蕴。在其他作家都革命又革命的时候，林语堂将视点转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贴近地气的写作中，林式小品文萦绕着一种生活的真实感。
4.5.1 乐天达观的自足自在与宽容闲适。
林语堂对幽默历来十分重视。他认为幽默是人生的重要部分，幽默的人生观会让人变得真实，变得宽容，变得会同情世人。幽默的重点在于"真实",我们认为真实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以理性的态度去真诚地看待客观世界，这样个人就不会被外界繁华世相所迷惑。其二，客观真实地描摹个人主观世界，这样个人不会用假象去迷惑他人。
我们看林语堂的幽默，会发现它是一种宽厚包容，没有讽刺的尖酸刻薄。林语堂认为人类的智慧一旦开启不仅拥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而且在这之外如果尚有余力能够从容面对问题与困难，也便有了幽默。幽默是超脱的带有一种怜悯之情的意味，因此，与谩骂相比，林语堂的幽默多了一份同情的理解。有别于中国国民性中的虚伪、尖刻、自私，林语堂的幽默以真实、宽容、同情为价值取向。
人民艺术家老舍曾这样评价幽默，认为保持幽默乐观的处世态度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东西，人们常有偏狭、自以为是的毛病，然而幽默却能巧妙地将其治愈。所以，林语堂的幽默可以做如下阐释："幽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独裁统治高压政策下所采取的言论策略，幽默也是文人作家进行思想文化批判的方式和手段，以达到启蒙的作用和目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幽默具有很强的批判色彩。"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式的幽默以真实的笔调刻画出人性的原初风貌，同时又以宽容的心态去承认人性的缺陷。在真实与宽容之间，这种幽默带给读者含泪的微笑与凝重的沉思。我们认为，林语堂借助幽默的方式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五四国民性批判的延续。
秉承"从传统中发现现代"的原则，林语堂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哲学。最终，林语堂在道家那里寻觅到了中国幽默的源头。林语堂将庄生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
在林语堂看来，中国的道家是幽默派。根植于道家文化，他把幽默与性灵、闲适联系起来。他认为性灵主张张扬自我，而幽默的本质是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性灵强调真实，幽默亦如此。性灵强调超脱于当下境遇，对现实人生进行反思。幽默更是主张超然物外的旁观。在林语堂那里，幽默性灵与闲适已经达到有机融合。
我们认为，林语堂的幽默虽然融合了性灵与闲适的理念，但它的关键却是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达观豁达的精神风貌。主张个性与自我，提倡幽默与闲适，重视心灵与精神的超脱与宁静，林语堂的这种超然的心态带有对西方工具理性的反思。徐訏的观点与林语堂非常契合，他认为幽默就是在人失意落魄的时候忽然峰回路转出现的那一条路，幽默也是沉闷无趣的氛围中打开的那一扇窗子，幽默还是夏天极热的空气中那一阵清凉的微风、窘迫之时化解尴尬的一个笑容，徐訏的幽默观解读非常贴切，有着一定的道理，与林语堂追求幽默闲适的人生哲学有着某种相契合的地方。
4.5.2 诗性灵气的真善美与"苦中作乐".
对于人生，幽默的情怀往往带有相当的被动性，因为它更强调顺其自然，以静制动的人生原则。林语堂的人生智慧在于积极主动地追求富有诗情画意的人生境界，即诗化人生。如果说幽默具有袖里乾坤的特点，那么，诗化人生则是使一个人长出翅膀在蓝色的梦里自由自在地翱翔。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平坦顺畅，人生之路也充满痛苦的荆棘和无数艰难险阻。在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满着生命的悲剧感，但是林语堂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沉溺于痛苦之中，选择用诗化的人生观来将之消除，让自己的人生时刻充满光明。林语堂过去曾说过宇宙和生命看似是毫无意义的轮回，但是在无意义的循环往复中又包涵着某种主观选择去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即使人生在本质上没有意义，也要"造出"意义，这一点最为重要，它将林语堂的人生智慧一下子抬高了，从而将他从世俗人生，尤其从人间苦恼和悲剧中超脱出来，使他获得了脱胎换骨的灵魂。
对于世界人生的美好方面，林语堂总是赋予诗性和灵气，从中体味甘之如怡的美质。对山川和草木是这般，对人生是这般，对生命也是这般。正因为有真、美、善的存在，所以人类才有健康生活下去的理由。因此，在林语堂笔下，我们总会看到更多的美好和希望之光。如写到家乡的山水，林语堂不禁回忆和赞美起家乡的山清秀水，清澈流淌的溪流、蜿蜒穿行的小舟、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诱人香甜的果实都深深地烙印在作家的脑海中。这种美景必有内心的光芒照射，否则再好的山水也会黯然失色。还有对北京景物的描写，林语堂也充满诗情画意，于是北京被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有着辉煌与灿烂。对人生，林语堂也多欣赏其美好的方面，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观念：人们生活的尘世太美好了，我们恨不得长生不死。
许多人对世界和人生往往抱定一种成见，比如喜爱春天而贬损秋冬，赞美青春却讨厌老年。这种人生观必然导致强烈的现实色彩和悲剧情调，而失去浪漫的诗意情怀，也缺乏人生的智慧。林语堂不作如是观，他指出人生好像一首诗，开始的时候是纯真可爱的童年，接下来是茁壮成长的青年，热情奔放、雄心勃勃是它的主旋律，然后过渡到成熟稳重的中年，圆滑世故，对人生世事抱有一种宽容温和的态度，到了老年垂垂老矣的时候，回首往事或许会有些许遗憾，但是更多的是闲适和满足，直至生命之火渐渐熄灭。对世界人生不作形而下的区别，而作形而上的理解，即看到其本质是悲剧的，外在则具有"现象性"、"阶段性"和"过程性"的特点，形成了林语堂的诗化人生观。也是在此意义上，林语堂不写秋天的肃杀，而是写它的成熟、从容、智慧与豪迈。在常人看来令人忧患的方面，在林语堂则以诗意"化"之，以显现其独特之美。
苦中作乐是林语堂诗化人生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而言，充分享受"乐中之乐"是容易理解的，而从"苦"中能寻出"乐"来却并非易事。林语堂一面能享受"乐中之乐",一面能享受"苦中之乐",而在后者尤为突出。在自己的婚姻中，林语堂充分体验到了"苦中之乐":虽然妻子不是自己心中的女神，但幸好有她为伴，共度风雨，林语堂珍惜与她的感情。妻子晚年变得悲观，林语堂在一旁悉心开导，他说他很知足。在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困难时期中，林语堂一如既往地从容自信、乐观开朗。林语堂说月亮每月都只有一二日的圆满，人生也同样是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所以，林语堂最欣赏《浮生六记》中的沈复与陈芸夫妇的生活态度：既甘于平淡，又能做到"苦中作乐".林语堂认为这种纯朴恬淡、自然宁静的生活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虽然沈复夫妇的生活清贫但却是快乐而有意义的。显而易见，林语堂对"苦中作乐"既有生活的体验，又有理性的自觉意识。
林语堂这一诗化的人生哲学主要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像庄子、陶渊明、苏东坡、沈复等。在《生活的艺术》中提到陶渊明的人生已经达到与大自然真正地融合，如诗歌那样恬淡宁静，在他的内在心灵深处没有一丝违和感，他以这样的方式走完一生，始终都是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坦率简单的乡野诗人，一个充满人生智慧并快乐生活着的老人。
当然，许多外国的文化思想对林语堂的诗化人生也有影响，像柏拉图、萧伯纳、邓肯等较有代表性。如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表达对邓肯诗句的赞赏之情。诗化人生虽然以中国文化为最突出，但却不能说它与西方文化绝缘，因为人类的智慧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相通的。林语堂正是在此意义上找到了融合点，从而生发出自己的诗化人生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