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人生智慧与行为实践
林语堂的生活美学思想有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其具体表现也是深广的。对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表现是本论文的核心和重点，本章主要从生态意识、社会态度、人生哲学、爱情婚姻和日常生活审美五方面重点阐释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具体内涵。林语堂认为人与自然、与社会应和谐共处，来实现悠闲舒适的生活目标，提倡田园式都市生活；在社会态度上，林语堂认为既要积极入世又要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秉持中庸和谐的处世之道和超政治观，既有至情至性的君子人格又有逍遥闲适的隐者风貌，他关注的是一种个体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追求的是一种自由情怀与宗教意识；爱情婚姻观上，他提倡婚姻和谐互补，爱情也要在现实中才能附丽，将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兼容并蓄，主张理性审视女性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在日常生活审美方面，林氏具有幽默的心境与本真的生活态度，追求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提倡真诚宽容的处世哲学、享受生活消解苦难的终极目标。
4.1 生态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4.1.1 天人合一：热爱生命、亲近自然的"无为".
老子提倡"自然无为"思想，《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就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总原理。老子所说的自然并不是客观的自然界而是一种不加强力量而顺应自然的状态。要达到道的境界就要无为。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应事物的规律，让事物自己去作为，不要外加干涉。无为而后无不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自然无为具体来说就是个体顺应自己的本性去发展。然而，现实社会中，各种典章制度无不在束缚人的自由天性。中国的文人奉行"师法自然"的信条，期望能够以此来提升个人的艺术境界和品格。林语堂的生态观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的，他从审美的视角出发，试图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乐融融、亲密无间的关系，从而达到悠然舒适的生活状态。
林语堂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艺术之精神进行了深入阐释，他强调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是追求和谐与平静，这源自于中国艺术家的性情心灵。中国的艺术家们喜爱与大自然和睦相处，他们不受浮华世俗的干扰和诱惑，在精神上向往沉醉山水自然的万象之中。优秀的艺术家必然是融人类优秀文化和精神底蕴于心底的人。可见，真正的艺术家们无不是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并从中受益的人。林语堂的内心无疑是十分敬重大自然的，而现如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是入社会越深，离自然越远，忙忙碌碌，争名夺利，忘记了生活的本真面目，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伟大的艺术家们，无一例外都是用他们创造的自然山水世界来让我们参悟到生死的平淡、光阴的永生和万物的无常，让我们在生面前不至于执迷不悟，在死亡面前也不至于害怕恐惧，从而能摆脱肉体痛苦，达到升华灵魂和生命的境界。林语堂认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仅要在形式上师法自然，还要用心灵去体悟自然之"道",在精神上能够与自然相通、相知。此外，对于空灵、顿悟以及暗示等命题，林语堂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
林语堂崇尚道家哲学和闲适理论，显然带有一种农耕文明的色彩。在他看来，科学发明促进物质生产更加现代化，机械文化使人们很快地趋近于悠闲的时代和游玩的生活，这些都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高度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效率都在提高，如果仍旧以农耕时代的那种心态去面对生活，那是远远不能适应的。林语堂的故乡在闽南的一个名叫坂仔的小山村，那里山清水秀，在林语堂眼中正是全天下最好的地方。以后即使漂洋过海，他对故乡的思念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而从小与自然为伍，也使林语堂终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然之子。他认为童年与自然有密切的接触，这对他最大的影响是让他建立起了"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就像安徒生《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可以以最真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而不致被流俗所污染。
1966 年，林语堂从美国回台湾定居，台湾当局将阳明山的一块土地赠与了他，林语堂在此建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林家背靠阳明山，面对淡水河，山中有水，水中有山，像极了他故乡坂仔的风光，林语堂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永远不老去的故乡。
10 年后，林语堂在台辞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台北阳明山林家阳台下的后院里，他仍然可以随时欣赏阳明山美丽的风景。林语堂这个自然之子，终于真正地与自然融为一体。
4.1.2 "田园记忆":都市生活的闲适隐逸。
幽默因素、闲适格调和性灵说在林语堂的人生观方面表现得更加清晰。在林语堂的成长过程中，本土文化是他不可剥离的营养要素。出生在一个景色秀美的山村之中，林语堂对环抱村庄的大山和流过村庄的溪水再熟悉不过。"我成为现在这样全是仰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干涉我。"在林语堂的生命历程中，都市生活俨然占据了他生命的大部分。他曾坦言自己喜欢有文化底蕴的老城，如北京。对于上海，他没有多少好感。在林语堂的创作中，田园常常与都市紧密相联，相互交融。但是在他的文中却不直接点出对都市的逃离和对乡村田园的赞美倾向，而是在絮絮的述说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蕴含的复杂情感。
在晚年，林语堂定居在台北阳明山，其住宅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其中的格局布置都是他自己设计的，精致的花园、雕花的门栏，还有小鱼池、书房、卧室和客厅，整座房屋掩映在绿色的山景之中，这一切宛然一幅田园景象，其中的一草一木，无不体现着林语堂对田园式都市生活的追求。
在基督徒家庭中成长，林语堂从小就被西方诸如享乐主义、物质观念和个人主义等思想文化所包围，但是当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后，发现传统文化中所宣扬的天人合一以及所提倡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正是他所一直寻求的东西，很契合他的口味和秉性。林语堂吸收借鉴传统道家中尊重个体生命、强调"逍遥"游、"无所待"的思想质素，并将其与西方文化中的幽默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具有幽默气息和闲适格调的林式"性灵文学"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儒道互补，这在前文已经指出。林语堂在借鉴吸收传统道家的同时，也注意融合儒家的有利因素，他也欣赏儒家所倡导的那种更切实际，更为世俗所推崇的舒适生活，"一个文人往往在得意时是儒家，在失意时是道家。"只不过，与传统文人不同的是，林语堂在行动上推崇的是儒家，而在内心深处则更钟情于道家，而这也正是林语堂"一团矛盾"之所在。其结果便是林语堂世俗的、安逸的、自足的田园式都市生活理想。林语堂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象征着都市哲学，而老庄的道家学说象征着田野哲学。在林语堂之前，中国古代有很多着名文人都是儒道兼取，像苏轼、沈复等等，他们在推重儒家的同时，也倾情于道家，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倾情于道家那种追求本真、自由的精神，林语堂十分赞赏这些人，而他自己同样既属于儒家又属于道家，其田园都市生活理想是融合了道家与儒家的。
步入中年的林语堂，已经厌倦了政治上、文坛上的你争我斗，颇有些力不从心之感，于是转而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而韬光养晦的生活方式正成了他寻找个人新生活的起点。富足的经济收入以及优越的社会地位，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林语堂可以不受限制地追求想要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受晚明小品作家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境界的影响，再加上在闽南山村的童年经历所带给他的"乡村眼光"与"山地人生观",这一切使得林语堂有意地追求一种特立独行的边缘化的却能自给自足的文学与个人生活。而这样的生活追求也使得林语堂不仅充分吸收了晚明小品作家们的风雅闲适之情致，更在心底里欣赏他们那种物质享受所带来的乐趣。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即便身处资本主义生活气息空前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林语堂也能用小品文将市井文化与市民世俗生活融会贯通。在渐渐实现田园式都市生活之理想的过程中，林语堂放下了当初内心的矛盾冲突与不安，在喧嚣市声之中，他将中国文人闲适派作为自己的精神伴侣，不断追求着大隐隐于市的人生闲适之乐。
4.2 社会态度：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共存
4.2.1 "中庸和谐"的处世之道。
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林语堂接受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指的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合理近情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有条不紊、四平八稳的。中庸精神在动静之间寻求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我们认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文化上的中庸；"努力工作，尽情享受"的"半半哲学"是生活方式的中庸；寻求共存互通、取长补短则是其宗教观上的中庸。在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林语堂取长补短建构了自己的田园式生活理想，从而达到外在生活与内在精神的平衡发展。
在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对"中庸之道"做了有力的批判和讽刺。在人们的印象中，林语堂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但是把 20 年代的林语堂定位为中庸主义者，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一期时期的林语堂思想上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 30 年代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和生活观念的转变，林语堂的处事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变得稳重平静。他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中国人的是非观在逻辑思维上主要是讲究合乎人情。对于一件事来说，合乎人情的近情标准似乎比正确答案更为重要，无论这件事是否是合规律和逻辑的，国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合乎真理的事情，结果导致了人云亦云和对人情庸见的盲目膜拜，而这种盲目崇拜与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密切相关。这是林语堂对中国人的特性和处世方式做了缜密的全方位的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从实际中得来的，它已成为中国人思维和行事的哲学基础。林语堂在谈到他的"漠不关心"的处世态度时，说那是"典型的中国人心灵",可见这一时期的林语堂也接受了中庸主义这一概念。在《生活的艺术》里，林语堂认为中庸之道是生活和谐的不二法门，和谐的最典型表现就是万事万物的中庸。他主张把积极的人生观与消极的人生观相调和，进而达到生活的和谐。陶渊明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也许有人认为陶渊明是避世主义者，但是他却是热爱人生的，他逃避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政治，他试图以积极的态度去追求人生的和谐。林语堂不仅推崇陶渊明的生活哲学，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就是那样做的。在单篇文章中，林语堂多次提到"中庸",这两个字已成为林语堂创作中使用率很高的概念。
对于林语堂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的涵容与文雅，许多人都有回忆，都表示林语堂有儒家长者之风。陈石孚说："林先生的为人，在他的作品每一页里都流露了出来。我们读着他的作品，可以亲眼看见一位有修养的儒家君子，恳切地对他的读者说明他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而且他的态度是那样地轻松随和。他总是那样仁慈、和蔼、可敬可爱。这一切都是从他的温和的天性与渊博的学问而来。"何联奎将林语堂与胡适并论，并赋诗一首写二人之风范："当世两博士，文坛并称雄。其人为谁何？胡公与林翁。治学虽异趣，所造殆类同。博综古到今，中西皆贯通。文章洛阳贵，名满宇宙中。天夺斯文去，长使后人恫！挺挺两博士，正人君子风。节节吐清芬，飘香无尽穷。""正人君子风"是对林语堂与胡适的人际关系的最好概括。
林语堂与鲁迅的决裂也很能说明林语堂的风度：有一次，曹聚仁请客，鲁迅和林语堂等人都在座。席间，林语堂谈起他在香港的一件轶事，当时有几个广东人在讲广东话，滔滔不绝，非常起劲，根本不顾在座的其他人听不懂。他为了"幽"他们一"默",就插进去同他们讲英语，这可把对方吓住了。鲁迅听到这里就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骂林语堂说："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林语堂大吃一惊，不知说什么好。林语堂挨骂不还口，显示出了他的气量与风度。
4.2.2 "有不为"与"国事亟矣"之间的困惑。
林语堂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在《有不为斋解》中他归纳出二十二种"不为",他说自己喜欢革命，但却不喜欢革命家这个称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林语堂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复杂矛盾的关系。基于社会和历史原因，中国文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中国文人长期处于政治经济的附庸地位，又有着强烈的精神和人格独立的需求性，这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面对社会现实，他们常常比普通人更加敏感、焦灼。行动上的软弱又增添了清醒之后的苦痛。中国文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将自我与社会相统一。但与此同时，中国文人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也暴露无遗，林语堂可以称得上此种矛盾典型。
处在国、共两党你争我斗的凄风苦雨之中，林语堂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初感不满，进而愤怒，最终失望。基于此，他倡导写远离政治、贴近社会人生的小品文，他主张不谈主义，只说做人。政治没有真空，任何一个文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毫无疑问，林语堂也不例外。在文学被政治绑架的复杂语境中，如何逃过国民党的文化管制和左联的口诛笔伐，同时保持自身独立的文人品格，成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林语堂选择了中间立场。在文学领地内，他提倡超政治观，认为文学可以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去表现人性人情。
在话语权被无限挤压的空间中，林语堂首先是求得自我保全，继而重铸内心的社会良知。他做人如此，文章创作亦是如此。尽管林语堂主张"超政治"的文学观，但是最终他并未成为一个完全冷静超脱的旁观者，这一点从林语堂与鲁迅及左翼作家关于小品文的论争可以看出。林语堂关注社会政治，但他的关注并不像左翼作家那样去切近"阶级解放"这一主题，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文学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更真的了解与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准确一点。林语堂认为文学必须真实地描绘现实人生，文学最为核心的品质在于打动人心。站在文学评论者立场上，我们发现他的文章不乏人文关怀。《中国何以没有民治》、《又来宪法》等表现出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体现了一个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旁观者的理性自省。
关于《论语》杂志刊登"反共"文章一事，我们不赞成断章取义，我们认为在白色政权与红色政权的你争我斗中，林语堂是两头受气的中间派。他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累累罪行，另一方面也对共产党的的问题毫不避讳。这是林语堂在错综复杂的文学党性之争中保全自己的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说鲁迅式的杂文是扔向敌人的犀利的匕首，那么林语堂式的小品文则是包裹着甜美外衣的蒙汗药。林语堂的小品文表面上嘻嘻哈哈，精神实质上却是战斗的。同样是战斗，鲁迅是刺刀见红的肉搏，林语堂则先说点段子让敌人放松警惕，接着再掏出匕首肆意宰杀。
无可否认，为左翼作家所诟病的"林语堂式"的小品文，虽然缺少左翼文学的阳刚和战斗性，但是幽默、闲适与性灵的小品文也未必不能表现对社会底层和劳苦大众的关怀。在 30 年代文学语境下，林语堂提倡小品文恰恰表明他自己在左右之间徘徊的孤单心境。超政治的文学观体现了林语堂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时也折射出他尴尬的双重身份。
4.3 人生哲学：个体存在的自由意志与宗教情怀
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对个体自由意志的重视，无论是"五四"时期的革命急先锋，还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落寞者，林语堂都始终以个人主义立场扞卫个体生存和自由权利，以一种恬淡洒脱的心态挣脱世俗的纷扰去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人生观的核心贯穿了林语堂的一生。
此外，林语堂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中还蕴含着一定的宗教情怀。自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虽然后来随着自身阅历的增长对基督教产生过怀疑，但是他对天地"真宰"的信仰和崇敬却从未改变，中国传统道家思想提倡自然无为、肯定自我的人生哲学也对林语堂人生哲学的形成带来深远影响。
4.3.1 "逍遥子"与立身处世的超越自由。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的"逍遥子".在政治上，他虽有亲蒋倾向，但与之关系松散，对蒋介石更不依傍，完全置身事外；在婚姻上，他虽未能与至爱结为伴侣，却讲情重义，在一个老式的婚姻中孕育出真正的爱情，而且在心灵的最深处一直为年轻时的爱情留下一个谁也摸不到的地方；在人际关系上他不受束缚，得失由之，皆取乎自然；在职业上，除了教书育人，他一生自办刊物并甘为自由撰稿人；在思想、文学和心灵上，他推崇放逸自然、行云流水和天真烂漫的风度。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他不是食肉族，而是食草类，是不愿意管别人的事，而只喜欢管自己的那一类人。林语堂还盛赞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观点："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至死也拥护你意见不同的权利。"他对萨特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多有褒扬，他说：
"有法国古已有之的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才能发生这一位萨尔忒。""萨尔忒这次不肯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就是因为怕成了名流，说话不自由，而受盛名之累。
这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把所有的名缰利锁都看做束缚自由的东西。"实际上，林语堂自己也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一面赞扬萨特一面又是自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林语堂对自由真义的理解，也体会到他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关联。当然，林语堂的极端自由主义并非毫无限制，而是有其基本前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公德意识、人类的健全幸福、平民意识和天地情怀等的强调和重视。
因为如果离开这些方面，自由也就变得自私自利了。关于这一点，林语堂与萨特也有些接近。如林语堂这样看萨特："他一心追究宇宙人生之谜，欲以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略近庄生；不言之辩，略近庄生，也就是近于禅悟。"结合林语堂对天地自然之敬畏，可见他与萨特一样相信，人类无论如何自由，都离不开一些基本限定，即不能违背天地万物之理。在时代与革命的浪潮面前，林语堂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同时维护着自我的本真；在人际交往方面，他以至情至性的君子人格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敬仰；在日常生活中，林语堂在基督教信仰的引导下保持着精神的纯净与崇高，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和个体存在的审美空间，在动荡不安的现实社会中独享一份逍遥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林语堂，始终执着于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坚守，坚持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在现世生活中以审美的眼光对待人生和生活，在幽默与闲适中彰显自由的个体人格。
4.3.2 君子人格与至情至性的"合情合理".
在家庭之外是广大的社会，一个人要在社会中生存，没有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换言之，一个人的社交关系是其家庭关系不同程度的延伸，我们往往可以透过一个人与亲朋友人、领导同事的相处是否融洽来审视其道德品质。在这一方面，林语堂有一套独特的处世哲学，体现出其人际交往的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中国现代交际文化是在中西交际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其与中国传统有了根本不同，与西方文化也有不同之处。这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交际都带有现代性，都是以尊重人格、平等自由为前提的，但其中又含有传统的非现代性因素。林语堂也是如此，在他身上，传统文人相交的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林语堂喜欢在家中设宴，邀请好友小酌几杯；另一方面，他喜欢与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闲话聊天；同古代文人似的，他喜欢携一二好友，徜徉于名山大川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与朋友作山水游是林语堂的一大乐趣；再有就是他颇有君子之风，其为人宽厚、和气，与他相交如沐春风，这似乎也是他好友多的原因。
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方式与朋友交往，这仅仅是林语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不可忽略，即是他西化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不为人际关系所束缚，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处世，其中以强调西方式的个性自由与惜时如金最为明显；二是情感表达的直露自由，这是胡适所无法比拟的。林语堂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比胡适更西方化，更能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表现出对自由真义的理解。此外，林语堂出门应酬往往都携带夫人，这也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关于林语堂与人交往时，受中西文化的不同影响，钱穆夫人胡美琦看得很明白，她曾撰文写到"在未认识林氏夫妇之前总以为他们是洋派的，然而结交之后发现他们身上带有纯正的中国味道。他们夫妇性情较开朗，并不刻意隐藏自己的情感，这或许就是西化对他们的影响。"不将自己的喜怒哀乐隐藏起来，不追求含蓄，而是痛快淋漓，坦诚自然，这种自由精神更多是西方式的。
总之，林语堂与亲朋好友的交往具有两面性。一种是中国传统思维，另一种是西方化的交往方式，林语堂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难以分开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林语堂主要采取对中西优秀的方面进行整合，而不是不加选择任意取用。
林语堂融合的标准是"合情合理",即有利于健康的人生和人性。这就避免了困于传统的人际关系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自寻烦恼，同时又不会受到西方冷漠孤僻人际关系的侵扰，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恰恰印证了林语堂幽默智慧的生活哲学。
4.3.3 异教徒与基督教的"亦耶亦孔，半东半西".
从小信仰基督教的林语堂，却在 30 年代以后"背叛"了基督教，而在 50 年代末，这位"背叛者"以 80 岁的高龄又宣称自己要重新回归到基督教，其身份角色的这两次转变，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得以窥探林语堂那看起来时刻处于矛盾中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方便我们去了悟他的小品文创作。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自身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林语堂来说同样如此。幼年那些特别的经历与经验，无论是闽南山村的乡村生活，还是富有浓郁基督色彩的家庭环境，都对林语堂日后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林语堂在《八十自序》、《林语堂自传》等作品中都曾指出过这一点，闽南山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孕育培养了林语堂的"乡村眼光"和"山地人生观",同时也熏陶了他的心灵。同时，因为富有浓郁基督色彩的家庭环境使得林语堂从小便接触基督教，受着基督教的教育，成了一名基督教徒。17 岁时，他求学于圣约翰大学神学院，这在当时是一所着名的教会大学，在这里的四年生活，使林语堂非常广泛、深入地接触西方文化。传教士的仁爱带给林语堂心灵上的慰藉，"知之深，恨之切",由于不满宗教教条对人性的束缚和教会的呆板生活，林语堂最终放弃了教会的工作。
1923 年，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中国思想潮流这是林语堂回国后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思想界的波动，林语堂决定从中国哲学和语言学入手接通与这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联系。为了紧跟时代尽快融入主流文化，林语堂选择了《语丝》这一有别于《现代评论》政治功利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刊物。和一般的基督徒不同，林语堂认为，一方面，基督教应该面向彼岸世界，关注灵魂救赎，注重终极关怀；另一方面，基督教也应该立足此岸世界，关注社会现实，注重世俗关怀。对人的世俗关怀与终结关怀的双重文化身份使林语堂成为一名"异教徒",一个人文主义者。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复古派与新文化阵营针锋相对。林语堂不赞同文化复古派的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国粹立场。在新文化阵营之中，林语堂又不认同鲁迅先生的思想启蒙论观点，胡适先生的政治自由主义观点以及陈独秀先生的文化激进主义观点，他深知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尝试自学式的"补课".统而观之，林语堂文风与周作人十分接近。从思想来看，他是自由主义者。从行动上来看，他却变成了温和的人文主义者。源于独特的基督徒身份，林语堂虽然身在自由主义阵营却清醒认识到现代自由主义指向虚无并痛斥其虚幻性。
同时，基于自身与基督教的独特渊源，林语堂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传统文化之外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存在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艺术表现方式上拥有自身的民族性。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林语堂也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以基督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他强调孔教精神与基督教精神的差异之处在于前者是现世的、与世俗为伍，后者是理想的浪漫主义的。所以说孔子是人文主义者，他关怀的是现实生活，而基督信徒是慈悲的仁者，林语堂在这种文化比较研究之中获益匪浅。
关于"异教徒",林语堂认为异教徒是理性的人，是拥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
他巧妙地处理了知识分子的共通理性与自我价值信仰二者的矛盾，构筑了一种满蕴人文主义底色的宗教信仰。林语堂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却认同宗教，他不是苛刻的理性主义者却坚守科学理性。在他的思想体系之中，西方现代意识与中国传统观念交相辉映，灵性的感悟与性灵的敏锐相得益彰，使得他的美学思想驳杂而繁琐。同时通过对 20 世纪社会物质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表现出来的行为的观察，林语堂认为光有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自己的生存需要在自身之外寻找一种信仰的力量，这也正是他回归基督教的内在原因。
总之，林语堂独特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督徒身份以及跨文化的背景，使他在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外开拓出自己的标志性身份--人文主义者。我们认为，林语堂的思想其实是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的，但是在行动上，他却比一般的自由主义者显得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