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建构
林语堂在创作中注重表现自我的个性与情感，以性灵为中心关照个性主体所特有的精神标记和情感活动。在东西文化传统的濡染中，形成了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情致，执着于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坚守，他始终坚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反对与抗拒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压制。林语堂擅长以审美的眼光对待人生，在不偏不倚的中庸处世方式中，强调人生的艺术化。在人生艺术化的追求中，林语堂注重小品文的幽默情趣，强调超政治的性灵，欣赏生活的闲适趣味，在难以解开的矛盾中表达对个人理想的执着追求。林语堂强调人文主义理念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冷静超远的视角、冲淡深远的心境和轻快自然的笔调，构成林语堂小品文独特的幽默风格。
3.1 自我表现的信仰：个人性灵之表现。
3.1.1 "性灵就是自我"的文学宗旨。
作为一名强调主体精神的作家，林语堂认为文学艺术是自我的表现。林语堂的文艺观其核心就是表现主义。林语堂作品中表现的"自我",是主体所特有的精神标记，并始终伴随着主体的情感活动。林语堂认为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宗旨的独特体现，音乐、绘画、书法乃至人的一言一行都是一种"表现".这里的"表现"被赋予了一种神奇的品格，它无需借助外在力量便能够自由呈现其内在本质。
文章创作需要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文章发乎情，止乎礼。为文之真谛在于情真意切。
林语堂推崇主观感受，他认为文章只要是自己的真知灼见，情感至诚，则皆可万世流传。不管是家国大事的大我情怀还是喜怒哀乐的小我情绪，只要是真感情，皆可束诸笔端。
一般来说，"自我"的表现是通过主体的情感活动实现的，情感是沟通外界与心灵的重要途径，林语堂在接受表现主义的过程中，以浪漫主义为桥梁，对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因此林语堂的表现主义也可以称之为浪漫的表现主义，这是因为林语堂与克罗齐关于文学活动中"情感"的不同看法。与其说克罗齐的文论主张是表现说，还不如说是直觉说。克罗齐认为人的主观心灵派生出现实世界，美学和艺术等审美活动应该以位于心理活动最底层的直觉作为表现对象。个体情感被人类直觉捕获之后外化为赋予主观情感的意象。思想自由、精神反抗理想主义色彩是浪漫主义情感表现说所拥有的特质。然而与之不同的是，直觉表现说不存在任何社会目的和功用，也与其他任何领域完全脱离，只是"为个人的霎时间的情感或心境找到表现而艺术",这样艺术活动就完成了。在克罗齐看来，艺术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个体心灵的直觉闪现，他所坚持的"表现"是个体主观心灵的表现，也就是直觉，而并不是要将感情充分的表现出来。但是林语堂则认为文学活动中的"情感"应该自然而然淋漓尽致地表现。他反对将情感隐藏起来而不外露真性情的文章，认为"自我"的表现就是要真实坦诚、自然奔放地抒发个性情感和思想感受。
林语堂强调为文要排斥拟古风气，不拘格套。在林语堂看来，文章创作不必遵循固有的格式套路，而应坚持真实的情感体验和文学规律。坚持性灵文学的作家一定是排斥格套束缚的，追求文学的命脉之所在，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意思充分发挥直觉和想象，自然天成，渐入佳境，不被格式套路所累。所以提倡文学革命和文学解放的必定是与提倡格律套路意见相左的人。虽然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中采用一定的句法、技巧和模式是有情可原的，但是林语堂却不以为是，他认为形式主义会对作家的个性风格形成束缚。因此，必须坚持排古、反对格套，追求情感性灵的真实抒发和文学的创造性。
3.1.2 "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艺术表现。
林语堂从西方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性灵说中为自己的创作寻觅理论依据。林语堂主张文学性灵，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这是由于西方表现主义的影响。为了申明自己的文论主张，林语堂在《论语》杂志第 15 和 28 期刊发了《论文》一文，该文章详细论述了他的性灵学说。他在《近代散文钞》中提出性灵文章排斥古学、是个人主义的，紧接着又把视点转向西方文学。其文词也比较真挚亲切，而在林语堂看来，西洋近代文学是要摆脱古人的束缚，表现个人情感的，也正因为如此，也就不再拘泥于文体、文法，而是随着感情的抒发自由行文，他把"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这种文学称为"性灵派文学",此可为近代散文之滥觞。一方面，林语堂认为文学创作表现作家的个性是重中之重，文艺作品应表现作家个体的真情实感，强调性灵即是自我。
在林语堂看来，性灵文学意在求真，抒发性灵的时候如同泉涌奔流而出，不可遏制。另一方面，他一再重申文学创作应该求新，而不是蹈袭拟古，为古人所定之文法格套所束缚。林语堂在《排古》一文中提到个人性灵表现于文章是中，性灵具体是什么连作家自己也叙说不清，然而性灵却寄托了文学的生命，因此古代文人在创作性灵文章之时不愿拘于格套，而要找到文学的命脉所在，自然天成，渐入佳境。
文学创作只有做到不受格套规矩的束缚，才能有利于个性情感的自由抒发，林语堂所要表现的"自我",正是个性主体所特有的精神标记，是作家的人性理想，自我的表现必须忠于个性主体的真实思想，不为功利所左右，是独一无二又无法言明的性灵所在。
在 30 年代的语境中，林语堂将东西文化作了融合，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选择和价值追求，并且也显示出其特有的文化情致。林语堂始终坚持不懈地执着追求于个人主体的自由。他认为这种个人主体自由是植根在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之上，同时又融入了道家的思想。所以，一方面来说，林语堂对个体自由非常执着，显示出反现代性的意味；而另一方面，由于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林语堂的小品文比较平淡冲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自由的积极性。
3.2 自由主义立场的坚守："自由空气"之中的格物穷理。
3.2.1 个体本位与主体自由的尊崇。
林语堂在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濡染中，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追求，他执着于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坚守，坚持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反对与抗拒对于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压制，在现世生活中以审美的眼光对待人生，在不偏不倚的中庸处世方式中强调人生的艺术化，彰显了自由的个体人格。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他反对统治者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不满与针砭左翼作家控制文坛的霸权。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宰下，身处二三十年代混乱的社会境况里，林语堂依然能够欣赏生活的闲适，注重小品文幽默的情趣，强调独抒性灵超政治的性灵说，足见其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
自由主义思潮萌发于 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自由主义者反对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束缚，他们主张有限的政治与法制，提倡个人主义，尊重个体自由。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是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林语堂留学四年，广泛接触过西方各种文艺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30 年代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与右翼知识分子成为文坛的两种力量，前者代表革命、进步，后者代表反动、倒退，在左翼作家成为新中国统治者队伍中的一部分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被置于与右翼知识分子同样被否定遭批判的地位，在思想改造与政治斗争中成为首当其冲的群体。虽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精神独立于个体自由，这一点与"五四"精神是吻合的，他们对于压制个体自由的批判与反抗，呈现出知识分子执着的怀疑态度与批判精神。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林语堂，不断追求个体本位与主体自由，他对反动政府束缚摧残民众自由的文化专制政策非常不满，也不赞成左翼作家们的激进主张，林语堂的身上始终有强烈的正义感存在，他的小品文试图努力揭露与针砭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统治，呼吁言论自由。
《论语》中有言：为人十五要立志学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便可随心所欲，不超越规矩。人在青少年时期要把握光阴和时机，不断学习，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到了三十岁成家立业，事业小有成就，中年时期能够做到遇事明辨不被迷惑，五十岁的时候人生已度过大半，无论贫富沉浮回顾往事不怨天尤人，懂得正确看待自己，七十岁之后进入自由境界。对此林语堂对自由更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谈言论自由》的讲演中，强调民众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反对当权者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迫害，从"论人与兽之不同"谈起，提出人类应该有"喊痛的自由".
林语堂认为百姓的自由和官员的自由是不能统一在一起的，百姓需要自由，官员不能任意干涉百姓的自由。在百姓自由与官员自由的比照中，林语堂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政府剥夺民众言论自由的社会现实。在条分缕析之中，林语堂的风趣与幽默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3.2.2 "思想自由"与"行为不自由"的论辩。
对西方自由的追求和崇尚，这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具有普遍性，不过，对自由精髓的理解却因人而异，得出的结论差异往往很大，有时甚至南辕北辙。
更有甚者，许多人还存在着这样的局限：一是自己可以"自由",却不让别人"自由",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实行专制；二是在同一人身上，"思想自由"而"行为不自由".林语堂对西方的自由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人能出其右者。以胡适为例，他比留学日本的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往往更少专断，更少束缚，而是充满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但他的"不自由"也是明显的。这可以从胡适的政治性依附、婚姻苦恼和人际关系之困境中得到解释。林语堂虽然也有不自由的时候和地方，但比较起来他更多的是潇洒从容、我行我素、无拘无碍，像轻风一样飘过一生。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封建专制主义开始动摇，各派系军阀势力雄踞一方，北伐战争也在酝酿之中，文化思想界正处在一个重新组合的时刻。随着《语丝》、《现代评论》等刊物的创立，渐渐形成了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语丝派。林语堂属于《语丝》阵营，自然是语丝派，他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因为林语堂"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林语堂加入语丝派，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这主要跟他的自由主义人生态度有关。林语堂十分赞赏《语丝》"不说别人的话"的可贵精神。"不说别人的话",这不仅仅是一种为自由主义者所喜爱的价值观，更应该成为现代人格精神的一种最主要标志。
林语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作家。他一生要做什么、要到哪里去，完全由自己决定。他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和完整，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极少有那种做官的心结，除了离开厦门大学以后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短期任秘书以外，他没有接受过别的政府职务，一直是一个自由写作者。在林语堂看来，做官就得说官话，而官话和"自己的话"相差很远。林语堂加入语丝派，给他写自己要写的文章提供了很大方便，他能够加入语丝派，归根结底在于他对社会的深刻分剖析和对自身角色的准确定位。林语堂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民"的一边，将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守旧势力，坚持真理、正义和自由。30 年代的林语堂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就是继续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对人生做出评断和解释。在人生大舞台上，林语堂属于那种不善或不愿占据中心而乐于站在边缘的一类，所以他只满足于拥有生活的解释权，而拒绝生活的指导权。林语堂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不做任何人的追随者，他要创造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艺术风格来实现自我价值。
3.3 生活艺术论的倡导："与人生合一"的"真艺术".
3.3.1 闲适："纵横议论捭阖人世"的"可无可不无".
在生活即艺术的前提下，林语堂在克罗齐"艺术即表现"的理论上推演出"表现即艺术"的观点。生活即艺术是主体以审美的眼光关照日常生活，于质朴处发现生活艺术的精华。在生活即艺术的理论指导下，文学创作便成为一种将生活艺术化处理的过程。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以审美的眼光对待人生和生活便成为林语堂生活美学思想的核心。生活艺术化，首先要遵循审美的距离规律。只有与日常生活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在一个合适的距离外进行审视，日常生活才能上升为美。遵循审美距离规律，主体要有意识或者下意识地与正在经历的事件保持抽离，审美对象要保持一种旁观姿态，唯有如此艺术作品方能基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在 30 年代的中国，或者由于现实的政治逼迫，或者由于个体主动选择的原因，论语派作家与社会和国家责任保持着疏离。从社会大我形象退场之后，他们居于文坛的边缘继续进行反思。在社会政治斗争纷纭复杂的文学语境中，论语派作家怀着一种从容闲适的心态对日常琐事进行旁观。他们于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发现了生活之美，他们将芜杂的事象提纯浓缩，最终呈现给人们充满闲适、悠然，同时又饱含哲理的小品文。
要将生活艺术化离不开超凡脱俗的娴静心态。于日常事象之中寻找美，提炼美，表达美，传递美，唯有心境超脱之人方能做到。超脱的前提是抽离，从此刻经历的生活中抽离出自我，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产生观望，进而产生美感。在这里，观望便带有些悲悯的意思。而这里所说的悲悯，指的就是人或者说人类自身的缺陷。林语堂曾在《论幽默》一文中指出在人生的劫难面前，虽然幽默是一种温柔敦厚的热处理，但是幽默既非自怨自艾，也并没有愤然抗争，而是报之以笑，这种笑颇似佛家看破红尘似的一笑。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笑虽然带有一定的批评因素，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逃避的味道。生活艺术化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充斥的焦躁之风的一种认真反省。新文学从五四运动以来就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性思想的狂热迷恋，生活的艺术化则是对这种狂热迷恋的矫正。
西方现代性思想倡导线性时间观念，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时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将来必将胜于现在，青年必将胜于老年。基于时间上的前行性，西方现代性强调求新。"新"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新"本身的内容在不断变化。文化探寻者在捉摸不定的求新过程中得到的是焦躁与不安。
生活艺术化有意放慢生活的节奏，调剂由于求新而带来的无助，从而探寻细微事物的文化内涵。
西方现代性拥有较为复杂的内涵，它包括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五个方面。社会层面的现代性就是一部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在物质世界不断丰富的同时，人类精神世界却没有发生现代性质变，物质世界的丰盈反而带来人性的异化。面对这种情景，审美现代性对于社会现代性进行了深刻批判。
从社会大我责任脱离后的论语派作家将目光转向了老庄思想，其"物物而不为物所物"的观点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他们挣脱外物的束缚，继而保持一种平和心态，追求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最终将生活作艺术化处理。可以说，审美现代性对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批判是一个伟大的契机，它促进了林语堂生活艺术化的逐步推进。
3.3.2 近情："怡养性情有关人生"的"庸见".
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中提到中国是最近人情的国家，中国的哲学也是最近人情的哲学。首先，中华民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近人之常情，而非玄虚的理想。
同时，他从"优"、"劣"、"中立"三个方面来对"近人之常情"进行分析总结：中国的人文主义是贯穿于丛杂的民族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探究中国民族性来源与文化精神寄托的钥匙。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就是人文主义。其次，林语堂从个人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中国人文主义及其目标，或者说是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就在于能够享受纯朴的生活，特别是快乐的家庭生活。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中庸之道。林语堂提出，人是东西方文化的关怀客体，人是人类文化的共同观照对象。正是从那以后，林语堂一直奉守着他心中的"人文主义".此后，工业社会中物质主义泛滥所带来的危害日益严重，人们不得不转向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拯救之法，这时，林语堂的"人文主义"才为现代社会所提倡。也正是在"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影响之下，林语堂一改从前激进的态度，开始冷静、客观地审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
事实上，林语堂强调文艺的超政治性与近人情性紧密相连。在他看来文学的使命就是使人能够真实地认识人生。19 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提倡个性自由解放和人道主义，因此西方文化是近人情的。
受这股浪潮的影响，林语堂也十分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个体自由。林语堂认为文学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变文章的格式体例，更在于使人的思想与人生接近，以形成真实近情的现代人生观。文学创作的宗旨是畅谈人生和近人性人情。近情文学重在怡养性情贴近生活，那种不近人情的文学是政治的附庸，满口爱国雄心，却离人生渐行渐远，导致曲高和寡。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的文化语境中，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社会责任中抽离出来谈论小我情怀，提倡闲适情调。他们往往被当时的文学评论者扣上逃避现实、败坏青年的帽子。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量，林语堂的文章往往带有正话反说的意味。他虽然离开了文坛的中心却在边缘化的位置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着对社会现实的反思。郁达夫曾评价林语堂的文风兼有"隐士和叛逆者"的混合。因此，林语堂的政治观也体现了他近人情人性、追求人文主义的一面。
在林语堂看来，近情精神乃是中国文化之最高理想，也是整个人类文化之最高标准，在其作品中，林语堂曾多次指出近情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最高追求，是最合乎人类生活理想的状态，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最好的方面。近情的人多是有教养有文化的人，近情思想也是人性化的思想。换句话说，近情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常识，或者说"庸见".这同理性逻辑是相对立的。林语堂认为，在解决西方渐近极端的逻辑思维和反对泛滥的物质主义的问题上，近情无疑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这些也促成了林语堂海外系列着译的产生。
"近情"成为林语堂尊崇的最高艺术准则。从"近情"出发，林语堂进而提出以审美的眼光观照日常生活和人生世相，最终实现生活的艺术化。他主张以人为中心，排除逻辑和理性哲学的困惑，将一切知识人性化。而借助于"近情精神",在大工业生产中，由于物质主义泛滥所导致的工具理性缺失完全可以得到弥补与挽救。近情精神不仅对实证逻辑进行反思，与此同时，它也使思想界重新探索人类文化终极的问题。西方科学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无尽的彷徨与无奈，基于这一深刻认识，林语堂认为，要把人类灵魂从科学理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离不开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生活的艺术"思想的导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理想。在林语堂的"近情"世界里，东方和西方突破了文化表层的二元对立，跨越了不同种族人性的鸿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生活艺术的桥梁，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贯通，这不能不说是林语堂笔下的中国智慧。
3.4 幽默闲适的风格：谑而不虐的态度与批评。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幽默大师".在现代文学史上，他第一个倡导幽默文学。在此之前，幽默还尚未进入现代作家的视野之内，或者准确地说，没有人来专门谈及幽默。在《论幽默》与《幽默杂话》两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对"幽默"做出了界定与阐释。在《答青崖论幽默译名》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以幽默为目标的主张，追求谑而不虐的创作风格，奠定了 30 年代林语堂小品文的创作基调与特色，即以创作幽默闲适、具有谑而不虐特征的幽默风格，造就了"哄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的声势，林语堂之后的小品文创作也都延续了这一时期的幽默风格，使谑而不虐成为林语堂幽默小品文的重要风格。
3.4.1 针砭时弊：庄谐并出的立意。
林语堂将幽默视为人生的一部分，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他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人身上去寻觅幽默在中国的源头，认为幽默并非都是荒唐话，它既没有道学气，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让人读来不觉其矫揉造作，又因其较少束缚，喜怒哀乐皆出于真情。他一再将幽默与滑稽、讽刺区别开来，并强调幽默的寓庄于谐、庄谐并出，这些构成了林语堂小品文幽默特色之一：庄谐并出的立意。
林语堂的小品文常常以寓庄于谐的手法，针砭时政与时弊，在诙谐幽默的笔调中见出庄重的主旨。《脸与法治》以寓庄于谐的手法，从中国人的脸谈起，讥刺特权阶层以其权势而无视法治的弊端。开篇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在谈过有脸者与无脸者的区别之后，文章以诙谐的语调切入主题，提出中国若要真正实现法治与平等，不如大家丢脸，则法治自会实现，中国也自会富强。在举出部长的车超速轧死人后扬长而去、丘八太太在船上抽烟酿成火灾、市长坐飞机行李超载失事之例后，文章说："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以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整篇文章寓庄于谐，在关于"脸"与"丢脸"的诙谐谈论中，揭示出庄重的主旨。
林语堂的小品文常常用以庄见谐的手法，在貌似庄重的笔调中显示出诙谐幽默的趣味，对于所憎恶者予以针砭鞭挞。《论政治病》以颇为庄重的口吻谈论政治病，却不时透出诙谐幽默之气。文中写道："平均而论，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政府里头的血污、胃滞、精神衰弱、骨节酸软、多愁善病者，总比任何其他人类团体多。"林语堂无不讥刺地说："政治病不能一直存在，也不能全都没有。病好了，上台后，就有恃无恐，说话声音可以放响亮些。下野时才有货真价实的病症及医生的证书可以昭示记者。"林语堂还设身处地地构想假如自己做官，要打算做"一个完全暴弃的脾胃及颓唐萎靡的神经".林语堂小品文具有寓庄于谐、以庄见谐、庄谐并出的立意，在庄重严肃话题的讨论中，时时溢出诙谐幽默之趣，在荒唐言中见出辛酸泪，在诙谐中见哲理的幽默意味。
3.4.2 反讽与婉曲：新颖机智的妙语。
林语堂在谈到幽默的译名时说幽默并非故意制造滑稽荒诞之态来炫耀，而是因为作家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有所不同。幽默家必须独具慧眼，不落窠臼，才能提出自然新颖的观点，但这并非是哗众取宠。所谓滑稽荒唐之言，必定是不讲逻辑，不能做到寓庄于谐，在艺术水准上也较为幼稚不成熟的语言。林语堂将幽默与滑稽放诞做了区别，强调幽默视世察物的不落窠臼与自然新颖。在《论幽默》中，林语堂又将幽默与漫骂做了比较。他认为幽默的笑声是缓和温柔的，是出于心灵的妙语。
漫骂，是自私，而幽默，是同情。幽默与漫骂的不同在于，漫骂欠缺理智的妙语，不会自省；而幽默深远超脱，是在道理上的参透。"林语堂认为幽默是出自于心灵的理智的妙语，是基于道理之参透。新颖理智的妙语，成为林语堂小品文幽默风格的特色之一。
在林语堂的小品文中，常常运用与本意相反的语言表达本意的反讽之语构成新颖理智的妙语。在《涵养》中，以反讽之语揭露中国传统教育所养成的性格弊端。
他将中国的教育与英国的教育作比较，认为"英国式的陶养，性格越养越刚，中国式的陶养，越养越柔，到了优柔寡断地步，已经德高望重了。"以反讽之语针砭中国的旧教育"涵养"中的性格弱点，蕴含着幽默的意味。此外，本文还借用生动的故事和比喻来寄托作家对事物的讽刺之意，以生动重叠的比喻讥刺中国传统教育造成性格的乖戾。他写到："因为涵养两字，含义注重忍辱负重，和平达观，不露锋芒，喜怒不形于色，不轻易得罪人，不吃眼前亏，聪明的计算等。所以中国没有受教育的人如危崖、如峭壁、如苍松、如古柏、如饿狼、如鹰隼、如荆棘、如锉刀、如武松、如泼妇、如一切不易对付的东西。受过涵养的人如汤团、如肥猪、如家禽、如驯羊、如蜗牛、如西湖风景、如绣球、如风轮、如柳絮、如黎元洪、如好好先生，如一切圆滑的东西。"作者抓住被喻之体的特点，用诸多新颖的比喻，叠床架屋式地将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与未受过教育者的性格，十分鲜明地区别了开来，充满了机智的幽默感。
在林语堂的小品文中，常常不直说本意而用委婉含蓄之语来烘托暗示，以这种婉曲之语构成新颖理智的妙语。在《有不为斋解》中，就以委婉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讥刺社会上种种劣迹。以"我不曾"的语式暗示了社会上有些人曾经有过卑劣的所作所为，透露出幽默之味。除了反讽讽喻和婉曲含蓄之言，林语堂的作品中还不时运用不加文饰如实陈述的质言之语构成鞭辟入里新颖机智的妙语。在《谈言论自由》
中，林语堂以直截了当的言语谈论"民之自由与官之自由",他认为百姓的自由与官员的自由存在相互矛盾冲突，百姓若要挣得言论自由，那么官员便不能任意干涉践踏百姓的自由。这段话可谓犀利无比，虽然带有幽默的意味，但却给社会现实中的自由症结插上狠狠的一刀。读者阅读之后首先是赞叹林语堂的风趣，但赞叹之后则会更加钦佩他的胆识。林语堂在《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中认为幽默是文明和人类领悟力的一项特殊赐予，每当人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脱节时，幽默便必然表现于文学。幽默是人的聪慧机智的表现，以反讽之语、讽喻之言、婉曲之姿、质言之智构成机智的妙语，使林语堂小品文充满了幽默之感。
3.4.3 宁静以致远：自然冲淡的韵味。
与鲁迅的愤世嫉俗讽刺诙谐等于一炉的幽默不同，也与钱钟书的新奇多样比喻构成的犀利机智的幽默迥异，林语堂小品文的幽默追求谑而不虐的境界，使其小品文的幽默独具特色。在谈到幽默时，林语堂将幽默与讽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讽刺是尖酸刻薄的，幽默是包容宽厚的。讽刺手法会收到笑声，但那都是含泪的笑。幽默是内心平淡宁静之人才能达到的境界，它是一种超脱于自我之外的冷眼审视。幽默仿佛是一位冷静超脱的智者，清雅自然，不为世俗烦扰，不争强好斗浮夸炫耀。
幽默是冲淡平和的，看穿世事，泰然处之，作家以轻快的笔调写出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百态的点滴感悟，不做陈词滥调，自然幽默。
林语堂强调幽默不像讽刺那样酸腐尖刻，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而是具有冲淡、深远的心境。幽默应该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是出于自然而然的冲淡。这种自然冲淡的韵味成为林语堂小品文幽默风格的特征之一。
林语堂将幽默看作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使得他的小品文常常以冷静超远的视角谈论世事，具有自然冲淡的韵味。林语堂将道家文学视为幽默文学的源头，认为道家的超脱视角是其产生幽默的缘由，因此在他的小品文创作中也常常采用这种冷静超远的视角。如《粘指民族》一再揭示权势者的贪污之弊，却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的视角，从远古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擅长染指这门技术说起，然后引用普斯基大学教授研究华人掌上分泌粘液之说加以阐发。这种以冷静超远的视角谈论世事的方式，使作者的愤懑之情显得比较温婉平和。
林语堂认为只有心境冲淡平和之人才能达到幽默的境界，体悟其中的淡然之味，这种冲淡深远的心境使其小品文具有谑而不虐自然冲淡的韵味。在林语堂的小品文中，叙写闲适人生的作品大多具有冲淡深远的心境，《秋天的况味》、《说避暑之益》等，以小憩谈天的闲适笔调、冲淡深远的心境娓娓道来，充满了人生的闲情逸致。在对于国民党政府专制的揭露、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官场政治病的针砭、社会世相的讥刺等方面，也大都以一种冲淡深远的心境，使文章的火气不太盛。《春日游杭记》在春日游玩杭州的轻松闲适的心态中，对政府的专制与推诿误国的行为作了批判与讥刺。《中国的国民性》意在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却从对于中国被称为"老大帝国"的"老大"二字的考察入手，又从历史上考察北方人与南方人的不同，说明北人为帝王的缘由。再谈国民性的忍耐性、散漫性、老滑性。文章纵横捭阖洋洋洒洒，由历史到现实，从北方人到南方人，似乎在翻阅一部厚重古老的民族典籍，从中探悉国民性的弱点。
林语堂常常以机智轻松的笔调谈事论事，常常一事一议，或有所见所闻展开议论（《得体文章》、《又来宪法》），或以生活所遇抒写感想（《说避暑之益》、《我怎样买牙刷》），或在纵横捭阖的遐思中说明问题（《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的国民性》），他小品文的笔调总是显得十分轻快自然，常常溢出机智中的诙谐与幽默。例如《论中西画》的笔调就十分轻快自然，在对人类世界的深入思考中，林语堂以轻快的笔调道出其独到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