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器物教化的本质、功能及运行机制

　　中国是器物大国,器物种类繁多,使用历史悠久.在诸多器物中,有一类非常特殊,它被赋予了"礼"的内涵,并藉此向民众表达、宣传某种伦理思想,以达到特定的教化目的.虽然此类器物在当今社会已很少使用,但它的教化功能却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与研究,因为它展示出一种不同于道德的自律与他律之外的另一种新的约束形式,即物律.中国当前的道德状况不太理想,而"物律"则为改善这种道德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尚无专文研究传统器物的教化功能,但有些论着涉及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比如,许家星指出,人们"赋予一些器物以仁、敬、祥瑞等德性",从而使之具备"德化"功能[1]( P22),这就道出了有"德化"功能的器物之德的来源; 王琴提出"道德化的器物"理论,认为"礼"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外化在器物上,并用以"规范使用者的行为"[2]( P147),从而部分揭示了器物教化的本质; 刘康德通过对"道器统一"哲学思想的阐述来说明,"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具有"喻道"功能的,所以才能"藏礼于器"[3]( P100).虽然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非常有启迪意义,但由于他们并非专门从事传统器物教化功能研究,因而也就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没有系统地阐述器物教化的本质、功能、机制等,而这些正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

　　一 传统器物承载教化内容的方式

　　我国自古就有"器以藏礼"( "礼"原指周礼,后指一切人伦思想) 的说法,意思是通过特定的设计将作为教化内容的"礼"外化在具体的器物中,并藉此实现特定的教化目的.作为研究者,如何才能从传统器物中解读出它所蕴含的"礼"呢? 这就需要知道传统器物的设计与制造者是以何种方式来体现"礼"的.《礼记》对此有详细说明,其中提到"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4]( P630 -634),是指"礼"可以通过器物的数量多少来体现; "有以大为贵者"、"有以小为贵者"、"有以高为贵者"、"有以下为贵者"[4]( P637 -639),是指"礼"可以通过器物的尺寸或规格来体现; "礼有以文为贵者"、"礼有以素为贵者"[4]( P640 -642),是指通过器物上的图案纹饰来体现"礼".虽然后来器物的种类越来越多,"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体现"礼"的方式依然不外乎上述几种.现简述如下:

　　1. 规格、尺寸与数量

　　无论是先秦时期,还是后来的封建时期,均十分讲究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并把这种差异反映在他们所使用器物的规格、尺寸与数量上.

　　比如,同样是使用"豆"( 先秦时期的一种食器) ,不同阶层的人使用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4]( P630).这些差异强化了人的等级差别观念,警示人们不要越位,要安分守己.而这种等级观念正是当时为民、为臣或为君所要遵循的人伦规范.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不同等级着装的差异、日用品的差异等,道理是相通的,不再细论.

　　2. 纹饰图案

　　纹饰图案是指铸、刻、画、或印在器物上的装饰纹样、色彩与图案,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表达"礼"的方式.不同的纹饰图案往往能表达不同的"礼",比如常见于清代景德镇瓷器上的"五个人坐在三个缸前尝酒"的图案,便喻指"三纲五常",而以"二十四孝"为题材的图案则表达了孝道思想.这些纹饰图案被广泛地应用于瓷器、玉器、木雕、屏风等器物上,极大地推动了封建等级观念与人伦思想的传播.由于纹饰图案既能表达出一定的"礼"思想,还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礼与美的结合,所以,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种方式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因而解读各种纹饰图案所蕴含的"礼"也就成为研究传统社会特定时期伦理思想的一种重要途径.

　　3. 摆设布局

　　器物的摆设布局是体现"礼"的又一种方式,人们"通过陈与不陈、设与不设,以及陈设之方位、数量等来具体体现礼制之细节"[5]( P83).以中国传统的日用器物"席"为例,《礼记·曲礼上》就有"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 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4]( P35)的说法,这是通过器物的方位、朝向来体现礼.除了类似于席子的器物的平面摆设外,人们还往往通过家具的空间布局来体现不同的"礼".比如,明清时期的官宦家庭中,"交椅"或"太师椅"等要单独或成对地摆放于厅堂正中,且要面南背北,这些椅子只有身份显赫的客人或长者才有资格坐,这种摆设与要求就体现了人的身份地位的差异[6].而床的摆放则应确保一边靠墙,且在睡觉的位置上,讲究男在外、女在内,这既体现了男女的尊卑之别,也体现出国人的一个基本道德认知,即中国人的床不是随便上下的,这一点远不同于西方[7]( P10).总之,器物的摆设布局是传统社会表达人们"礼"观念的一种重要途径,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则无时无处不受其影响,从而被既定的礼仪规范所教化.

　　4. 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有了文字,思想的表达与记载变得十分容易.从商周时期开始,人们便习惯于在青铜器物上铸字以记载或表达某种思想,而这种文字则被称为"铭文".铭文的功能之一就是教化,正如《礼记·祭统》所记载: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4]( P1250),意即通过铭文记载先祖的功德以教化后人.后来铭文逐渐衰落,但在器物上刻字或写字的做法却一直流行,大到石碑、牌匾,小到日用器物,均可在上面刻写文字.其中部分文字就有启发、警示、自勉等教化作用,或者用以宣传某种伦理思想.比如宋代磁州窑瓷枕上的反映为人处事哲学的"众中少语、无事早归"及通过描写竹子以自勉的"未出生时先有节,待成才后总虚心",封建社会官府公堂牌匾上的"明镜高悬"等.研究这些铸、刻或写在器物上的文字是了解特定历史时期人伦思想的重要途径.

　　二 传统器物教化功能的实现方式

　　器物是无生命的东西,它不能主动地向外界传递信息,只能被动地依赖外界来解读,而其所谓的教化功能也只能依赖外界因素来完成.这些外界因素既包括教化所指向对象的修养水平,也包括督促教化对象服从其教化的力量.这些外界因素决定了器物教化功能的实现主要遵循以下三种方式:

　　1. 启发

　　有些器物在"礼"的表达方式上比较含蓄,它所蕴含的信息需要人们去"悟",而它的教化效果则取决于教化对象的知识结构、道德修养及悟性.比如,宋代以后"岁寒三友图"常用于瓷器纹饰,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是一些花的图案,但是,很多文人雅士却能从中悟出一种高尚的人格精神.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一方面符合中国人所推崇的"谦虚"美德,另一方面往往又能产生"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所以,具有类似纹饰图案的传统器物随处可见.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器物在发挥教化功能时,严重依赖于教化对象的个人因素,所以这种类型的器物虽然随处可见,但并不意味着它适合所有的人,而是有着特定指向,比如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官员与文人等.

　　这就是说,"能享受这种道德教育的往往也多是现实的或潜在的达官贵人,普通生产者则几乎没有享受教育的机会"[8]( P29).相应地,在设计这种类型的器物时,也就无需考虑或很少考虑是否适用于普通黎民百姓了.

　　2. 引导

　　任何道德规范都要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这种"应该如何"是一种对于现实状态的超越,因而对人有一种引导作用.同样,传统器物作为一种道德的载体也有类似的引导功能.这种引导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思想引导; 二是行为引导.思想引导是靠器物上的各种文字与图案等来实现的,比如清朝时期的一些"水注"( 往砚台加水的器皿) 上会刻有"上善若水"四个字,这就提醒使用者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水利万物而不争"的高尚道德来要求自己.还有各种反映传统伦理观念的图案,比如"二十四孝图"等,时刻提醒人们"百善孝为先",不要违背孝道.思想引导是一种"软"引导,它的功效因个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行为引导则是依靠器物自身的巧妙设计来实现的,比如古代犯人戴的枷锁就有这种功能,犯人戴上枷锁后,双手必须时刻置于胸前,否则脖子受不了,也不能随意地坐,必须坐正,身体稍向前倾,否则同样会累及脖子,时间长了,犯人就养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恭敬、方正的有礼之人的形象[3]( P103).行为引导是一种"硬"引导,人在其面前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按照这种器物预先设定的模式来行动,这就决定了它只适合于特定的场合与特定的人群,而不能大规模地使用,否则有"物"奴役"人"之嫌.

　　3. 惩罚

　　人的道德修养有一个从外到内、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相应地,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要为人们所遵守,外在的惩罚是很有必要的.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道德或"礼"本身就具有"法"的性质,从而导致对违反"礼"的外在惩罚往往呈现出强制的特征,而正是这种强制性的惩罚保证了器物教化目标的顺利实现.比如,古人为了凸显不同阶层尊卑贵贱的差异,就对不同阶层所用器物的尺寸、材质、数量、图案等方面作了详细的、硬性的规定,诸如"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4]( P639),"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 …… 士一庙"[4]( P343)等.而且相互不能越界,尤其是地位低的人不能超规格使用器物,否则有可能招致"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批判,甚至可能犯"僭越"罪而面临被杀头的危险.正是出于对这种惩罚的恐惧,人们才会安分守己地使用适合自己身份的器物而不敢有丝毫的差错,最终达致对器物所反映出来的等级秩序观念的认可与遵守.至此,器物的教化功能得以顺利实现.

　　上述分析显示,传统器物教化与当前所说的教化或道德教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当前的道德教化更倾向于主动的宣传与教育,比如教师的课堂说教,各种媒体的道德宣传等; 而传统社会的器物教化更多的是被动地依赖教化对象对器物上的"礼"的理解与感悟.其次,当前的道德教化更倾向于引导,告诉你"应该如何",很少甚至完全反对采用强制性措施; 而传统的器物教化过程中,强制性措施却很普遍,比如汉律规定,诸侯百官的器用、服饰、乘舆各有规制,如有逾制,即构成僭越罪,从而有杀头的危险.最后,当前的道德教化适合所有正常人,而传统的器物教化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而只能适合具备特定条件的人群.这样,在研究传统器物的教化功能并尝试"古为今用"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区别,并根据当前的道德建设需要予以改造.

　　三 传统器物教化功能的适用对象

　　传统器物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哪些人? 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利用器物来推动当前的道德建设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器物教化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里,器物教化的主要对象只能是社会的管理阶层或少数具备一定条件的非管理者.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教育的不公平,二是器物教化的特殊性.就教育不公平而言,传统社会里有资格、有能力、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仅是少数人,因而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教化的器物教化,其对象也注定只能是少数人.就器物教化的特殊性而言,是指器物是无生命的,其教化功能的实现及其效果好与差往往取决于教化对象自身的素质高低,因而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传统器物教化有其特定的适用人群,大体包括以下几类:

　　1. 国家管理者

　　国家管理者包括从君王到普通官员等所有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群.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 一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人治",缺乏法制的硬性约束,所以,所有官员需要道德以自律; 二是中国自古就推崇"以德治国",而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往往被赋予有德之人或君子的形象,他们需要对外展示并保持这种形象.而器物教化则是保持他们君子形象与提升他们道德修养的途径之一.

　　就君王( 或者首领) 而言,接受器物教化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韩非子·十过》中提到: "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

　　……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夏后氏没,殷人受之……"[9]( P71 -72)显然,文中提到的尧帝执政时所使用的"土簋""土铏"等食器在舜、禹以及后来执政者的眼中已不仅仅是食器,而成了"德"的象征,它提醒执政者要注意节俭.东周时期有了器物教化君主的确切记载,《荀子·宥坐》中提到: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顾弟子曰: 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10]( P586)文中所说的"欹器"就是用于警示鲁桓公及其族人,做事要讲究中庸之道以避免"满而覆".后来很多朝代,比如西晋、清朝甚至日本均出现过"欹器".再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秦始皇、汉武帝等君王的画像均是戴着"旒冕"的,而"旒冕"的功能之一就是教化,它提醒皇帝要"非礼勿听"、"非礼勿视",尔后的皇帝多数沿袭了戴"旒冕"的做法.

　　就各种级别的官员而言,其道德形象的树立与保持同样离不开各种器物.比如,为了体现君王的独尊地位,官员大臣们所使用的日常器物的规格、样式、颜色等是异于、低于君王的,是不能"超标"的,这一点在历代的律法中都有规定.再比如,为了提醒官员要清正廉洁、公正严明,传统社会中的各级衙门均会在公堂上悬挂"明镜高悬"牌匾.

　　2. 普通文人

　　普通文人是指读过圣贤书的、尚未为"仕"的知识分子,是适合器物教化的又一群体.他们喜欢把玩各种器物,比如陶瓷、玉器、诗书、字画、文房四宝、琴瑟等,同时也通过把玩器物而固化了许多道德理念,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从而提升了自己的道德境界.比如通过对玉器品性的体悟而要求自己要"比德于玉焉: 温润而泽"[4]( P1466),通过鉴赏"岁寒三友"或有其图案的器物而培养自己玉洁冰清、傲立霜雪的高尚品格等.简言之,由于这些人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与悟性,因而在面对没有生命、不会言语的器物时,往往能比其他人更多、更快地感受到来自器物的引导与启发.

　　3. 其他人

　　虽然器物教化的主要对象是上述两类人,但并不必然地排斥其他阶层之人.部分器物在实现教化功能时对人的知识结构、道德修养与社会地位等并没有特别的要求,而只要具体一定的悟性即可.而当一些器物,比如枷锁,是通过"行为引导"的方式来实现教化功能时,甚至连最基本的悟性都不需要了.但要强调的是,这种对教化对象个人素质无要求或要求非常低的器物并不多见,且由于教化对象自身素质不高,从而导致教化效果往往不甚理想,所以,通过器物来教化普通黎民百姓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相应地,适合器物教化的黎民百姓的人数也不会很多.

　　以上关于器物教化适用对象的论述均是基于传统社会,而现在这些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或阶层要么消失,要么有了完全不同过去的新内涵,所以,有必要重新考虑当前社会器物教化的适用对象.但这绝不意味着传统器物的教化对象对于当前器物教化对象的确定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除去表面的政治因素外,我们会发现它隐含着一个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标准,即器物教化对象应该有一定的知识与悟性,而这条标准同样适用于当前社会.

　　四 传统器物教化功能的本质

　　单从效果来看,特定的器物确实能起到引导、规范人们道德言行的作用,这一点在应用上没有太多的争议.而难点在于,器物是如何具备这种功能的?

　　它是否会影响人在教化中的主体地位? 这是当前器物文化研究所要解释清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观点:

　　1. 传统器物只是一种教化工具

　　道德的主体是人,不可能是物,所以,教化的主体也只能是人而不能是"物".那么,器物为何会具有教化功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器物才有教化功能.一个普通饭碗、一把普通的椅子,我们显然感受不到它的教化功能,所以说,并非所有的器物都有教化功能,能用于教化的器物必须含有"礼"的元素,且人们能感受到这些"礼"元素的存在.器物中的"礼"从何而来? 显然是人类赋予的.商周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古人就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把"礼"融入到祭祀或晏饮的青铜器或其他器皿上,以"确立主人身份地位、显示尊卑关系、表达 虔 诚 和 敬 畏、象 征 使 用 者 的 权 力 和 地 位等"[11]( P226).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被赋予"礼"的器物已不限于青铜器、玉器等,还包括瓷器、文房用品、餐具等,而"礼"也不再仅仅是周礼,而是泛指一切伦理思想.简言之,器物具备教化功能是因为它含有"礼"元素,而"礼"又是人类赋予的,所以,器物的教化功能也是人类赋予的.

　　虽然器物的教化功能是人类赋予的,可器物在发挥教化作用时却往往无需"礼"的赋予者在场,这就给人造成了器物是教化主体的错觉.能否从理论上说清楚器物可以独立发挥教化作用的原因以消除器物是教化主体的错觉呢?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认知方式多少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认为,"道"与"器"是统一的,正如庄子所说: 道"无所不在","在蟋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12]( P343).既然道器统一,那么人们就能够从"器"中读出"道",遵循"道"来办事,从而成就"器"的教化功能.也正是基于道器统一的思想,传统社会中的哲学家、道德家们多习惯于"以器喻道,藉物明理"[3]( P100),从而确立了"器"在教化中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只要器中有道,人们便可以解读出其中的道,这与器物的制造者与设计者在不在现场没有太大的关系.而西方的"技术中介论"也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这种理论认为: "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介调节'( mediation) 的作用,用图式表示就是: 人-技术-世界.技术不但影响着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而且还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其机制是'激励'和'抑制'."[13]( P71)既然技术是一种中介,那么,通过技术而融入了各种道德元素的器物也就能够独立地发挥"激励"与"抑制"的作用,而无需技术的掌握者或器物的设计者在现场.所以,虽然器物能够独立地发挥教化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教化主体,赋予它教化功能的人才是教化主体.

　　2. 器物教化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化方式

　　虽然传统社会有大量的器物教化的实践,但它始终只是一种辅助的教化手段.为何这样说? 首先,抽象的道德思想的外化存在许多难点.既然是想通过器物来向民众宣传某种道德思想,那么,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人们应该能很容易地读懂或悟透其中的"礼",否则这件器物很难实现教化功能.但是,很多"礼"论或道德思想是非常抽象的,通过器物很难清楚地对此进行表达.即使能成功地把一种抽象的道德思想外化在器物上,可其产生的教化效果也往往与设计时耗费的人力、物力不成正比.这样,道德外化的困难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道德教化不可能过多地依赖器物.其次,器物教化效果取决于受众的知识、道德修道与觉悟等诸多主观因素.

　　器物是一个没有生命、不会言语的物体,它不能主动地向受众传达一种道德思想,一个人能否受其教化及教化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教化对象的主观因素.比如,从元朝至民国时期很多瓷器上都绘有"戏彩娱亲"图,是不是所有人一看到这种图案就会联想到"孝敬父母"呢? 这不一定,有些人确实能从中读出"孝",而有的人看了却只会"笑",还有些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图案.同一个器物,不同的教化效果,这就是礼器教化的先天不足.最后,很多器物不可能大面积地普及.器物的教化功能还取决于受众的多寡,而这又取决于器物能否顺利地进入寻常百姓家.

　　但很多器物受设计、制作、成本及携带等方面的限制而很难在民众中普及,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受众的数量.以上三点决定了器物的教化功能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发挥次要作用,而教化的主要方式还是传统的"言传身教"等.

　　综上可知,器物只是一种工具,器物教化只是人类道德教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的功能是人类赋予的,它的教化效果依然取决于人类.

　　五 结语

　　器物教化实践在我国已有几千年历史,虽然古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这种教化是如何实现的,但它的有效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这既给当前的道德建设以某些启示,也为伦理学研究提出新课题.

　　1. 为道德建设提供新思路

　　20 世纪末叶以来,我国的道德状况一直不理想,虽然很多人提出了许多改善道德状况的办法,但无非是加强宣传与教育、树立与表彰道德典型或者制定新的道德规范等.这些方式方法均遵循"人教人"或"人影响人"的思路,虽然这是德育的主要方式,但效果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作为教化主体的人无法确保自身的道德高尚,从而不能令人信服.

　　同样,作为道德典型的人由于被宣传得过于完美也往往遭到人们的质疑,从而其影响力大打折扣.而近年来"彭宇案"及类似道德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地可以说明,过去的德育方式与德育理念存在诸多问题,所以,要取得更好的德育效果,在德育方式与理念上要有所创新.而传统器物的教化实践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即"物教人"或"物影响人".具体来说,就是"把抽象的道德理念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使之在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13]( P70).比如,火车站购票处的导向栏杆、单向的旋转门等,均是以"物"来规范人的行为,其效果远好于"排队购票,不要插队"的口头或标语宣传.这就启示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中国道德建设的实际需要来设计制造具有"引导、启发或惩罚"作用的产品,以帮助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言行举止,进而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2. 为伦理学研究提出新课题

　　虽然传统器物确实有教化功能,但这种教化与一般意义的教化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一是器物教化的主体体现为具体的"物",二是器物教化功能的实现部分依赖于强制性措施,这两点是当前伦理学研究很少涉及的工具,或者说是当前主流伦理学理论所反对的.一般来说,人是道德的主体,也是德育的主体,但传统器物的教化实践与西方"物化道德"理论却告诉我们,"物"竟然能部分地取代人而行使教化或德育功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技术足够成熟的话,人造器物能否最终取代人而成为未来的道德教育的主体呢? 如果不能,如何在现有的伦理学框架内给器物的教化或德育功能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果能,人的道德主体及德育主体地位会不会受到威胁? 与之相关,当人的道德养成要靠人造器物来实现的话,这是不是一种异化,即本来服务于人的器物却成了奴役人的工具? 另外,部分器物教化功能的实现要依靠强制性措施,如果不按照器物预先设计的要求来行为,则马上会得到惩罚.但道德规范只是一种"应然",人在道德上是可以选择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人的道德自由,但器物教化的强制性却没有给人的道德选择留下任何空间,这种教化究竟是不是道德的教化呢? 总之,由于器物是物而非人,所以,它在教化或德育方面的成功实践必然会给当前的伦理学理论带来一定的冲击,但这恰恰是推动伦理学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许家星."文以宣化,字以载道"---从《说文》看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5) .

　　[2]王琴. 中国器物: 传统伦理及礼制的投影[J]. 艺术百家,2007( 5) .

　　[3]刘康德. 论中国哲学中的"器物"与"道理"[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 6) .

　　[4]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5]王春雨. 先秦室内家具陈设探源[J]. 文艺争鸣,2011( 8) .

　　[6]古典椅子蕴涵坐时礼仪 设计宗旨是坐的尊严[EB/OL].

　　[7]刘东超. 器物上的国人观念[J]. 中国图书评论,2008( 11) .

　　[8]韩建磊. 基于利益维度的"好人"标准探析---以袁厉害为例[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4) .

　　[9]刘建生. 韩非子精解[M]. 北京: 海潮出版社,2012.

　　[10]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 荀子全译[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11]付小平. 藏礼于器---中国餐具的礼仪教化功能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9) .

　　[12]孟庆详,关德民,孟繁红,等. 庄子译注[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3]张卫,王前. 道德可以被物化吗? ---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J]. 哲学动态,201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