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权运动与女德的“范式转移”.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女德，发轫于先秦时期，从孔孟的言论始，到西汉刘向《烈女传》、东汉班昭《女诫》、晋代《女史箴》、明代《闺范》、清代《教女遗规》等等，历经数千年的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已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在这些古代女性教育典籍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东汉文学家班昭所着的《女诫》，该文仅一千六百余字，却有着极深厚的底蕴，近两千年来一直被奉为女教圣典。本文认为《女诫》中所蕴含的思想，对于构建现代妇女道德，提高现代女性素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女诫》还是其他古代女教典籍，其中都有一定的糟粕，例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这些思想糟粕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剥夺妇女、摧残妇女的枷锁，是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这需要我们加以甄别。
女权主义是指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思潮与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终结性别剥削与压迫，实现两性平等。女权运动唤醒了女性的自尊、自爱、自强、自觉的意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对近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女权主义运动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觉醒。在今天，即便仍有歧视妇女、虐待妇女的现象存在，但作为普遍的、社会性的“男权”土壤已被铲除，中国从“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进入“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是女权运动在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政治斗争和妇女解放的需要，以“三从四德”为首的女子道德教育被批判殆尽，女德似乎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古老相传的女德教育也被完全抹煞，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女性教育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甘愿充当二奶、情妇，离婚率不断增长、女性犯罪率不断攀升，不健康的女性价值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某网站曾发布一则名为《甘做二奶81%受访者认为女性教育缺失》的专题调查，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女性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女性堕落的根源。[1]这说明女性教育的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也敲响了关注女德教育的警钟。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女性的传统美德到底有没有现代价值？有没有必要从古代女德教育中吸取精华？并以之来为当今女性教育以及由于女性教育缺失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寻求出路？
其实，女权与女德并不排斥。女权主义是在男性逻辑的语境下衍生出来的，女权运动并不是要让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而是实现男女的平等共处、相互尊重，这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要实现男女的平等共处，则必须关注男女的不同特质（包括身体构造、情感倾向、精神特质等方面），不能同质化、绝对化。如果忽略男女本质上的不同，片面的强调女权，则又容易酿成男女平等语境下的新的冲突，而提倡女德正是这一要求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女权运动在实现了男女平等的“革命成果”之后，也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相应的“范式转移”,即将女权运动与传统女德思想资源结合起来，整合成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女德。传统女德所提倡的勤俭、谦让、善良、包容、贤惠等优良品质应当为现代女性所继承和发扬。
二、中国传统女德与《女诫》的女德教育思想。
女德，或者说妇德，外延极广，主要包括女子的德性及其日常行为规范。教导女子如何具备相应的德行的教育就是女德教育，它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先贤均相当重视女德教育，“窈窕淑女”是我国古代女德教育的典范，有女德的女子通常内外兼修，内有美德，外有端庄之颜，是“君子好逑”.古人说：“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便是强调女德教育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女德教育的推崇。
早在先秦时期，女德教育的观念已经出现于儒家经典中，在古代社会，“贞洁”与“贤惠”两种品性最为人所看重。《周易 · 桓》云：“妇人贞洁，从一而终。”《礼记》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秦汉时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士大夫阶层，均十分注重女德中的“贞节”之德，秦始皇会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贞。”[2]（P46）汉武之后尊崇儒术，推重礼法，董仲舒更是提出“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主张，刘向所着《烈女传》收录了历代妇女守节之典范。两汉以后，崇尚贞洁之德的趋势并未被打破，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南朝周兴嗣所着的《千字文》以及《新唐书·列女传》、《太平广记》等都对贞洁之德大为提倡，贞洁成了女性最重要的德性。到了宋代，宋儒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3]（P356），至此“贞节观”终于演变成捆缚女性的一副枷锁。这是古代女德教育的消极面，也是我们亟需摒弃的。
毋庸置疑，传统女德思想中的“贞洁观”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批判的，而“贤惠观”则具有十分突出的现代意义。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贤惠之德都是女性的美德。贤惠的女性，都是值得人们尊敬的。需要澄清的是，今天人们所指的女性教育与古代的女德教育是不同的。在片面强调男女平等的今天，我们往往忽视了女性教育所应有的特殊化的一面，这种大而化之、不加区别的忽视往往模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界限，女人男性化的倾向十分突出，造成“男不男，女不女”的第三性人的泛滥，这也是我们今天来提倡女德教育的意义所在。
《女诫》的作者班昭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女诫》目的是教导其诸女的为妇之道。其序言说道：“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4]（p2786）由此我们可知，班昭作这篇家训主要是为劝诫诸女遵从妇德、谨守法礼而作。作为母亲的班昭生活阅历比子女丰富得多，早已习得容忍与妥协的法则，自然也希望子女远离祸端，平安终身，学会如何在艰难的情境下保全自身、珍惜自己。
《女诫》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与和叔妹等七篇，全文一千六百余字，集中体现了班昭对妇女地位与言行，夫妻与家庭关系等问题的态度。“卑弱第一”主要讲的是女子的卑弱、执勤与继祭祀这三种女道，而其三者的精神内涵在于卑弱；“夫妇第二”主要讲的是人伦天道之大节的夫妇之道，尤其指出妇女教育的重要性；“敬慎第三”主要说明的是妇人之大礼的敬顺之道，但夫妻之间有恩有义是常态；“妇行第四”则主要讲明德、言、容、工这妇女应该具备的四种德行的具体标准，有心而为必能达到；“专心第五”主要说明妇女如何专心正色以得夫心防夫鄙薄，敬神只遵礼义；“曲从第六”则主要指明如何赢得公婆之心，不挑战长辈权威曲而顺从；“和叔妹第七”旨在说明在赢得公婆的喜爱前提下如何赢得叔妹的赞誉，“和之以求亲”便是和叔妹的最好方法。
《女诫》七章，以女性自保为立意起点，其中显现出教导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策略、敬顺、专心、曲从等义再清晰不过；儒家伦理纲常倡导的和谐人伦关系，修 身齐家的思想建构，在 此文中 无处不见。
《女诫》一文的核心思想是“四德”,即德、言、容、工。其实，“四德”思想在班昭之前就已经有了。《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九殡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工。”作为女子第一要务是品德，然后才是相貌、言语与持家之道，此实为“四德”的端起。班昭在《女诫》中首次为四德作出具体的解释：“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4]（P2786）具体来讲就是：“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4]（P2786）由此可知，“妇德”指行为要合乎礼法而不必才干绝人。
“妇言”意思是说话不恶语相向，不让人生厌。“妇容”说的是女性须注意仪表整洁不必妆容艳丽。“妇功”的意思就是要求女性勤于纺绩，侍奉宾客有礼有节。班昭这四个方面所作的具体解释，都是着眼于现实生活，并非高不可攀，是一般女性都可以做到的。可以说“四德”是古代女德的大关大节，也是班昭对古代女德的第一次总结。
虽然“四德”是以男权的视角来要求女性、改造女性，但是细观“四德”的具体内容，我们仍然可以从现代女权主义的角度解读出其中的共通之处。班昭在“妇德”中要求女子妆容整齐，培养女子的清雅娴静的气质，这也正是我们培养现代女性气质所要求；“妇言”要求女子不恶语相向，说话不讨人厌烦，有选择性地发表言论，这在当代也是十分适用的为人处世之道；“妇容”要求妇女适时沐浴，以洗去身上的尘秽之物，服饰洁净得体，仪表自然大方。从卫生角度来看，任何人都须保持个人的清洁以获得健康的体魄。从社交的角度来看，人人保持整洁的仪表是进行有效的社交的前提，这也是现代女性教育的题中之义。“妇功”虽定位于家庭主妇而言，但其要求女性严肃形象，诚心待客，勤劳持家的思想，也是符合现代女性教育原则的。由此可见，班昭对妇女提出“四德”的标准，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价值，不容一笔抹杀。
东汉文学家蔡邕在《女训》中说到：“夫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5]（p689）现代女性，不仅仅要重视自己的外在美，更要注重自己的内在美，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结合更是我国现代女德教育的重点。
“四德”要求妇女注重生活礼仪，培养妇女优雅自如的言谈举止，加强女性的个人修养等，树立了我国传统女性具有贤淑知礼、勤劳好客、谦让节俭等良好品质的形象，无论是对于古代女性还是对于现代女性都是大有裨益的。
应该指出的是，传统道德并非要求妻子绝对服从丈夫，一味姑息迁就对方的缺点和错误，而是鼓励妻子以诚相助，规劝丈夫弃暗投明、弃恶从善、弃佞求贤。古代有许多贤妻表率，如乐羊子之妻勉夫励志、李兑之妻匡夫以正，又如樊姬之谏楚庄王、柳如是之劝钱谦益，她们或训夫成仁、或劝夫从善，其道德情操垂于史册，至今令人为之赞叹。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败案例显示，官太太们常常成为丈夫腐败的诱因，推波助澜的作用十分明显，她们诲淫诲盗，助纣为虐，最后使得夫君锒铛入狱。常言道：“妻贤夫祸少”,佛门大德印光法师也说：“盖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有贤妻贤母，而其夫与子之不为贤人者，盖亦鲜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当致力于此焉。”[6]（P518）若我们领导干部的妻子们都能以古代贤妻为榜样表率，匡夫以正，则不仅是一家之福，同时也是国之大福。
三《女诫》与现代女德教育的相通之处。
现代文明社会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重视维护妇女的权利、肯定女性的价值，这些思想已被现代人所接受与认同，这与《女诫》
所透露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当我们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女诫》这篇文献，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诸多共同点，如二者都重视妇女教育、重视平等的夫妻关系、重视和睦的家庭关系、重视妇女正当维权等等。
首先，在夫妻关系上，《女诫》中所体现的追求平等夫妻关系的企盼，与女权主义所主张的男女平等的夫妻关系是一致的。如《女诫·夫妇第二》说道：
“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4]（P2786）意思就是，如果丈夫无才德不贤良，就不能管束好自己的妻子，妻子若不贤良淑德也不能侍奉好自己的丈夫，所以只有夫妻都“贤”了，才能够夫妻恩爱和谐相处家庭和睦。虽然这句话的基调是男尊女卑的，但是它对男女双方提出了共同的要求都是“贤”,这就为男女双方的评判标准树立了一个平等也统一的尺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要求在家庭中获得平等地位的渴望。期盼平等的夫妻关系，就要抵制家庭暴力，倡导夫妻的互相尊重。如班昭在《女诫·敬慎第三》中说道：“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4]（P2786）当妻子不不顺从丈夫的意愿又不加以节制，丈夫就会生出忿怒之心而谴责呵斥妻子，甚至会动起武来殴打妻子。
在班昭看来既然作为夫妇，夫妻之间就要感存恩义互相尊重，如拳脚相加大声辱骂，不仅伤害了妻子的身心更破坏了夫妻间的关系，可知班昭对家庭暴力的不满与厌恶。女权主义者对家庭暴力（以男性施暴于女性为主）的厌恶相比于班昭，有过之而无不及。女权主义者指出，家庭暴力的实质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男权思想的表现，其多发的原因是社会长期被划分为公私两个领域而互不相干，社会的容忍更是助长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在女权主义和全球妇女运动的大力推动之下，各国先后从立法层面保护妇女反对家庭暴力，联合国更是于1993年通过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号召全球联合起来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班昭《女诫》倡导夫妻间善待对方、和谐相处的理念，与现代女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
其次，《女诫》中所表达的妇女与男子一样同等接受教育这一观点，与女权主义所主张的均等受教育权是互相契合的。班昭在《女诫·夫妇第二》中说“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4]（P2786）大意是指当时的君子只知道管束妻妾，树立男性权威与规矩，按照古传书目训导男子，只教男不教女，忽略了对女子的教育，造成了礼义与事夫的不完整与缺失。所以我们要参照对男子的教育教育女子，让女子同样享受教育。
班昭在这里明确地提出让女子接受教育的观点，可以看出她对妇女教育的重视，虽然教授的是封建礼仪之类，但毕竟这思想是开明而进步的。女权主义各流派都对女性受教育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研究与实践，而班昭的教育思想与之最为契合的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教育观点。自由女权主义特别强调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认为女性就是因为没有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才会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她们主张两性均等的受教育机会，通过对教育系统的改革，使女性得到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机会，进而扫除阻碍女性发展的壁垒。班昭渴望女性与男子同样接受教育的想法，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这里被号召并实践着。
第三，《女诫》所隐含的维护女性正当权益的思想，与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是相契合的。《女诫·敬慎第三》中说：“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4]（P2786）说话办事总有有理无理对错是非，如果是对的有理的就不能不争论，如果被无理对待受了委曲就一定要申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班昭对妇女合理权利的追求，只要是对的就一定要据理力争，受了委屈就得申诉还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虽然接下来班昭立即否定了这一点，她说“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4]（P2786）但是处在当时妇女地位极其低下的男权社会，能够喊出这一句“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以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是十分不容易的。女权主义始终所倡导的终结性别主义、终结性别剥削与压迫、促进两性平等，所追求的公民权、选举权、生育权、受教育权、薪资平等等权利，所极力反对的家庭暴力等议题，无不体现了对妇女正当权益的有力维护。妇女的正当权利必须要维护，不容侵犯，这是班昭与女权主义的共同理念。
值得指出的是，男女平等并不就是说男性与女性完全一样，要求女性在任何事情上面都与男性达到一种对等的关系，而应该追求一种男女关系的平衡互补。平等并无高低，它内含着一种刚与柔的和谐、阴与阳的协调，是一种互补统一的关系。这种互补统一的结构里，男女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使家庭幸福和谐。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三高女性”（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知识或职业女性）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其家庭生活多数情况下并不美满，幸福指数也远远低于普通女性。正是因为“三高女性”没有处理好家庭男女关系，过于强势，从而导致家庭关系的失衡，造成悲剧的婚姻。常言道：“女人能顶半边天”,随着当代社会女性的角色类型与责任担当的增多，女性只有更好地传承、实践、发扬这些传统的美好德行并与现代情况结合，以更加严格的要求来规范自己，进而追求男女的一种新平等也就是平衡，才能真正地顶起这“半边天”.
总而言之，中华传统女德教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着十分丰厚而珍贵的资源，同时又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对于其糟粕的部分，我们应当坚决予以摈弃。但是，对于其中超阶级、超时代、符合人类本性的普遍理念，完全可以为现实的妇女道德建设所用，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构建当代女性道德要大胆地、卓有成效地吸取传统女德中的优秀成分，并结合现实赋予其必要的时代内涵，从而实现传统与时代的整合，创造出既源于传统女德又不同于传统女德的全新的现代女性道德。
[参考文献]
[1] 肖舒楠，刘诗旖。甘做“二奶小三”81%受访者认为女性教育缺失[J/OL].2011.
[2]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武汉：崇文书局，2010.
[3]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释印光。印光法师文钞全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