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第二章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任何一部伟大思想着作的形成，不可能只是白纸作画，必然是多种因素碰撞的结果。墨子的“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同样也不是无源之水，它的诞生有着其既定的历史条件。所以，我们在对其进行详细解析之前，有必要对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做个详细的了解。
　　
　　2.1 墨子其人
　　
　　《墨子》一书的形成，虽后来墨者们的努力为其添色不少，但与墨子的居功至伟不可混为一谈。我们研究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必须先对墨子本人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古往今来，对于墨子的姓氏、生卒、里籍以及出身等问题，由于历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引发了古今学者们的许多争议。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等。墨子姓墨名翟，如孔子姓孔名丘一般。然而，这样无须质疑的问题为什么就成为后人研讨的问题呢？虽然有“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耳”（《因树屋书影》）的论调，以及“人们遍查二十四史的各书的纪、传，发现其中提到的人物姓墨的，竟然只有墨翟一人”①的事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怀疑“墨姓”不存在，因为，二十四史的各书的纪、传中所提到的人物并不能涵盖所有姓氏。
　　
　　对于墨子的生卒、里籍、出身等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首先，由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又《后汉书·张衡传》说：“公输般、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我们可大致推出墨子生于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其次，墨子对于鲁文化和宋文化都颇有渊源，继承了殷商敬天鬼文化，又习儒而非儒，可以说墨子生活的地方多在这两处。基于对墨子是哪国人的不同看法，其实也无须过多争论，墨子不论是鲁国人还是宋国人，可以肯定的是两国都是弱国。换句话说，在春秋战国“无义战”的环境，这样微弱国力的国家是经常受到强国威胁和侵犯的。墨子之所以提出“兼爱”、“非攻”、“备守”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弱小国度希望和平的诉求。最后，关于墨子的出身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有说墨子是农民出身的，有说墨子工匠出身的，还有说墨子是“士”出身的，更有说墨子是贵族出身的等等。确切的说，笔者更倾向于墨子是工匠出身，因为墨子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为社会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言者，他曾自称为“贱人”,是一个能制造器械工具的木工，而且他的手工技术能跟当时着名的工匠鲁班齐名。
　　
　　“上无君上之事，下无农耕之难。”①墨子是一位由小手工业上升而来的平民阶层之“士”,他非常重视劳动，主张自食其力，而对于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的而引发的攻伐战争，墨子是强烈反对和谴责的。墨子心系天下，他为实现一种“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而一生奔波。他创立了墨家学派，组建了一个严密的社会团体，所代表的是“农与工肆之人”的切实利益。学派的领袖称之为“锯子”,是所有墨者的总指挥。在平民毫无社会权益且战争不断的社会背景下，墨者们表现了一种惩奸除恶、维护正义的游侠风范。不论是“止楚攻宋”,还是“止楚攻郑”,亦或是“止齐伐鲁”,墨者即是为“兴利除害”的主张和操守而奉献，这种“舍身赴义”、“赴汤蹈火”的大无畏精神不仅是墨家团体内部的严格要求，也是墨者立世之基础。
　　
　　在我国传统思想史上，对与墨子的评价，褒贬不一。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斥其“兼爱”是无父也；而后荀子又批评了其“非乐、尚俭”思想。至于近代，又有郭沫若等对墨子做过完全负面的评价，试图证明其思想的反动性。尽管如此，亦不乏有对墨子的赞扬者，尤其是近代以来墨学思想的复兴，如有孙中山先生对墨家思想精华的重视，鲁迅先生对墨子的高度肯定，以及毛泽东同志所说“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等等。由此可见，真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一样，思想观点、阶级利益的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就会体现出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对立。所以，我们在还原墨子其人的本来面目之时，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总结，根据历史条件进行说明。
　　
　　2.2“非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墨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墨子的思想记述了墨子言行的集录--《墨子》，除去缺失部分，现今还存有 53 篇，这是后人研究墨子思想最珍贵的材料。《非攻》一文是墨子针对诸侯间互为攻伐而提出的反侵略理论，全文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墨子以其社会伦理为基础，上升至军事战争伦理的高度，否定了“攻伐”战争的不道德性；中篇：墨子分析战争之利益得失，阐述了无论胜败，战争的结局皆是弊大于利；下篇：墨子肯定“非攻”,却不否定“非战”,从战略伦理的层面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问题做出了解答。这三篇文章虽层次不同、角度不同，但主旨一致，皆为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局面。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重要且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墨子本人及墨家学者的主导作用之外，同时也少不了时代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2.2.1“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人是社会人，其社会属性本质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思想即是社会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在研究某一思想的同时，切不可离开其社会属性。墨子的“非攻”军事伦理思想作为一种以伦理角度论述的军事思想，它的形成既体现了其既定的时代特征，更反映了其既定的社会条件。
　　
　　第一，从经济背景上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着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但是剥削制度并没有因此而毁灭，依然是封建统治者们聚敛财物的手段。春秋时期，我国奴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促成这一社会变革的物质因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劳动工具的改进，为了使得农业的产量有所提升，铁器等劳动工具逐渐运用广泛，也为开发山林、发展水利等生产提供了更有力的条件。所以剩余产品日益增多，使得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土地私有制也很快的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荒田的开垦以及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造成了“公田不治”的社会景象，这一景象预示着“井田制”的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土可贾焉”,私有土地买卖的公然出现更是标志着封建私有制的形成。战国时期，双人并耕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封建的生产关系取代。大部分生产者从奴隶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大大增加，促使着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尽管如此，社会矛盾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虽然社会主要矛盾从奴隶主与奴隶间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但也因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得以形成和发展。一些封建国家的农民和依附地主的庶子、雇农等农民阶级的土地是封建地主以“授田”的形式分封的，再由他们向封建地主纳税、服徭役等。这样的生活状况与之奴隶社会的情况不逞多让，据说较为艰苦的“庸客”,三人作庸连一位老人都无法供养。强调“赖其力者生”的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就是希望改变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做到仰民、重民、平等待民。
　　
　　第二，从政治格局来看，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大国争霸局面的形成，虽然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人间惨祸。随着周王朝的王权沦落，诸侯国对天子的态度发生重大的改变，不仅朝聘、贡献大大减少，更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已经是不复存在了，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成烟云。社会变得动荡不稳，各种社会矛盾都在蜂拥而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导致战乱的大爆发。
　　
　　春秋战国是我国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春秋》所记的 242 年间，侵 61,伐 212,战 23,围 44,入 27,袭 l,结果灭者 30,取者 16,迁者10;”①“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②就春秋 242 年间，战争多达四百余次，其中亡国亡君之例更是多不胜数。
　　
　　而战国 280 年，诸侯国用兵也显为平常，例如：赵魏两国之间用兵达到 48 次；魏韩之间有 49 次；韩秦之间 21 次；齐伐魏有 9 次等。在这样硝烟弥漫的乱世中，诸侯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富等的经济利益而发动的兼并战争，所造成“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比比皆是，导致人民的生存没有了根本保障。基于“大攻小，强劫弱，众暴寡”的这种国际形势，墨子审时度势而语之“兼爱”、“非攻”亦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从文化背景上，文化的激荡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墨子转益多师而博采众家之长以及身体力行体悟生命真谛，形成了墨家独特的思想理论。首先，春秋战国之际，奴隶社会的逐渐解体，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主宰天”的信仰，重民轻天的思想应运而生。原来“尊神”、“敬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人们的贬斥，失去了相应的光彩和权威，《左传》记载了“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论调，促使人神关系颠倒，重民的思想逐步挖掘了出来。
　　
　　其次，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左传》：“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段话不仅是对封建时期时奴隶主的歌颂也是对朴素辩证法的应用。
　　
　　与之同时，私学的兴起也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式教育。原来的社会精神粮食主要是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知识，为专制的统治服务。而私学的推广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等的种种界限，形成了一种“有教无类”的教育风俗。这使得学术下移，为庶人议政的局面打下了基础。
　　
　　最后，在上术前提下，俊杰人才即所谓“士”得以培养和发展，完全打破了“士不滥”的礼制，即上下之分。士多是靠自身的一技之长或专有的知识谋取生活资本，他们从事职业因人各异，或有工商，或从教师，或为谋士等，这为“百家争鸣”的社会思潮形成创造了条件。在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初期，封建诸侯们为了争霸大业或是变法革新创造社会生产力，尤为重视和倚重人才，以至于后来的“养士”之分盛行。墨子生于这个时代，他是由小手工业者上升而来的“士”,他发出的呐喊正是代表“工与农肆之人”的利益和诉求。
　　
　　2.2.2“非攻”军事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溯源
　　
　　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前人一些思想观点是紧密相连的，虽然墨家学说是自成一家之学说，但也是受到了传统文化熏陶的影响。
　　
　　追溯墨子“非攻”的思想渊源，首先是深受“上古圣王”的影响。《韩非子·显学》：“孔墨皆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论六家要旨》：“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行德。”韩非子和司马谈都认为墨子是以尧舜为言行的最高典范。
　　
　　确实，墨子是“考乎先圣大王之事”,其学说处处以圣王之道为基准。《墨子·兼爱》：“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墨子总是把当时王公大人的行为与先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做比较。在《墨子》一书中，讲尧、舜、禹、汤、文、武圣王的地方很多，“据统计，在《墨子》书中提到尧舜禹汤文武者 14 处，称禹汤文武者 9 处，称文王者 8 处。”
　　
　　在《非攻》下篇中，墨子更是以“禹征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的事例论证了战争的正义性与可行性。可以说，“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其二，与夏文化也是有一定的渊源。清代的孙星衍说：“墨子与孔子异，其学出于夏礼。”（见毕沅：《墨子·后叙》）夏代是我国古代史的重要转折点，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对鬼神的推广和崇拜的观念很强。
　　
　　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明显受到夏、商、周的“天鬼”观念影响。在“非攻”思想中，墨子论及“正义之战”时，推崇的即是“天鬼之赏罚意志”.
　　
　　其三，墨子“非攻”思想也受到早期儒文化的浸润。刘安说：“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淮南子·要训略》）据统计：“《墨子》书中引《诗经》11处，引《尚书》34 处，又多次提到‘百国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等。”
　　
　　可见，墨子对于周礼文化和儒家文化很熟悉。当然，墨子学习儒家思想，与儒家一样皆道尧舜，又读过百国春秋，但并不意味着墨子就是儒家门生或儒学倡导者。对于同样是尧舜之道的继承和发扬者，墨子与孔子的取舍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方面更是站在对立立场上。墨子主张身体力行注重实际利益，孔子倡导内省体验讲究思想升华；墨子主张“兼爱”,以平等互利为目的，孔子提倡“仁爱”,由己及人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社会。因而，决定了墨子“兴利除害”与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完全不同。是故，墨子习儒之术而非儒，正是以批判的方式取精去糟。
　　
　　其四，墨子“非攻”思想与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渊源甚深。管仲治齐，发生于墨子之前，他许多方面的建树对墨子是有所启迪的，尤其是富国利民和“尊王攘夷”思想。墨子说的“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③，就与《管子·治国》中的“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凌上犯罪，凌上犯罪则难治也”的富国利民思想相一致。
　　
　　又墨子的“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与管仲的“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内容也不谋而合。同时，在对外关系上，管仲的“尊王攘夷”与墨子“唇亡齿寒”之意义相通，都表明了一种“联合抗侵”的军事战略。
　　
　　其五，受宋俗遗风之熏陶。宋文化对殷商的敬鬼神、重祭祀等习俗的继承是根深蒂固的，一直以来都是宗族擅权，宗法制度根深蒂固，这决定了宋国是一个因循沿袭、难以图强的弱小国家。因此，在春秋无义战的背景下，积弱的宋国特别希望和平。春秋时期先后的两次弭兵大会，都是由宋国而发。这种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对墨子是有深刻影响的。在《墨子》中，“兼爱”、“非攻”等学说就是这种政治诉求的直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