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
于光远先生在全国环境管理、环境经济、环境法学学术交流会上说：“环境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历史大概会有二、三千年之久。”①的确，纵观历史的长河，在春秋时期甚至之前，生态文明思想便早已在中华大地萌生。而探究这些生态智慧的成因，无不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及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密切相关。可以说，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促使其理论形成的特定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也不例外。
（一）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正如蔡元培先生说“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
可以说，每一位哲学家的产生、每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当进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孔子及其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亦与春秋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1.政治背景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周朝已经失去了掌控诸侯各国的能力。诸侯国不但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拒绝朝觐周天子，且各诸侯国为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相互攻伐、掠夺土地。就《春秋》所记，在历时 250 多年的春秋时代，“侵”字出现 60次，“伐”字出现 212 次，“围”字出现 40 次，“师”字出现 3 次，“战”字出现23 次，“入”字出现 27 次，“进”字出现 2 次，“袭”字出现 1 次，而“取”和“灭”字所用之多甚计不可胜计。
这些古代战争常用的词汇在《春秋》中出现之多，着实令人惊叹，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可以说，在这个时期，臣子弑杀君王、儿子弑杀父亲等违反礼制与伦常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就像孔子所慨叹的那样，春秋时期是一个“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
有战争就会有消耗，争霸的诸侯为求取战争的胜利，必须筹备更多的军用物资，如铠甲、武器、战车等等。就以历史上最着名的发生在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城濮之战为例，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当时“晋车七百乘，靶、勒、鞅、鞴。
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曰： ‘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这里的“车”即战车，战车是春秋时军队对敌作战时的主要装备，车身一般为木质结构，仅在关键部位设有青铜件，“靶、勒、鞅、鞴”则是架车之马身上的各种皮件，而当时的兵器如戈、矛、戟、弓，弩等亦多为木质，因而才有上文提到的“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可见，诸侯之争战前所准备的大量军需物资必须以大量伐木和猎杀动物的方式得到补充，这不可避免的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另外，在战争过程之中，诸侯军队为了战胜对手也常常采用焚林战术。如襄公十八年晋平公伐齐之战，“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萩……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
已经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东郭、北郭。”
这段话记述了晋军攻打秦周时烧林毁城的情形，当时各诸侯国对林木资源的破坏可见一斑，以致于达到“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师无所幸”的程度。
总之，春秋时期频繁的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礼崩乐坏”不仅表现在相互攻伐、弑杀的人伦残剧，也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2.经济背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时不朝天子、相互攻伐的混乱层面与各诸侯国经济实力有所上升不无关联。春秋时的社会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
当时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工具得以大量更新，铁制农具较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促进了诸侯各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国语·齐语》中就记载“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斸，试诸土壤。”
这里的“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即是铁。这段话意思用硬度大的青铜铸造剑戟等武器，用以斩杀活物（隐含用来打仗），用硬度不足的铁制造农具用来种田。这充分说明了春秋时期铁制生产工具已被发明和运用。然而，随着人们开发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野心亦日益膨胀。一些先占有这些铁制农具的贵族由此开始大量开垦荒地，甚至出现了私田超越公田的情况，这也使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拥有大量优质的私田，而农民仅占有少量田地甚至没有田地，有的人为了生计不得不继续开荒。然而耕地的增多便意味着植被覆盖面积的减少，最终导致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据记载“秦汉 440 年中，灾害发生了 375 次之多。”
另外，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的经济实力亦变化不居，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经济及军事实力，无不想尽办法增加本国人口数量。一方面在国外通过战争手段攻城掠地，俘获争夺他国人口；另一方面在国内实行鼓励早育多生的人口政策。《国语·越语》中就记载了越王勾践为增加本国人口，实行“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实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
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与之饩”②的人口政策，奖罚并用，鼓励人口增殖，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春秋时期，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各诸侯国广泛实行，甚至被视儿“圣王之法”.《墨子·节用上》就记载说“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入家。
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③各诸侯国对人口增殖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所谓“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④，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社会里，人口增殖的另一面便是对耕地及宅地需求的增加，正如《管子·禁藏》所说：
“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地。所以富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⑤要适应人口增加的形势，就必须更多的开荒垦田、建宅制地，因而又不免呈现与植被争地、与动物争林的情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也是一种必然。
3.文化背景
可以说，正是在春秋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自然资源遭遇疯狂掠夺、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危害，萌生了最初的生态意识。
《国语·周语中·单子知陈必亡》中就说“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
这段话阐述了周制中的治国之道，意思是说种植树木来标明道路，郊外提供食宿来款待旅客，国家要有专设牧场，边境要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洼地里要有茂盛的水草，园苑中要有林木、水池，这都是用来防备灾害的。可以看出，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铸大钱》中又记“《诗》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棒楛济济。恺悌君子，干禄恺悌'.夫旱麓之棒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凋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闻何易乐之有焉？”
其引用《诗》中的章句，意在说明君子之所以能平和欢愉地得到禄米，是因为旱山脚下像旱麓一类的林木茂盛，假使山林不在，林麓消失，湖泊也干涸了，民力凋蔽，农田也荒芜，财用因而缺乏，那么君子就连忧虑危亡都还不及，哪有什么安逸快乐可言呢？可见，人们认为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因而极力倡导保护环境。如《管子·禁藏》
篇中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要求，即“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③，意思是说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花朵，甚至不损伤竹笋之芽，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管子在《地数》篇中谈及矿产资源的保护问题，曰：“苟山之见荣者，君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尔不赦。”④意思是说，一旦发现山中有矿产，那么国家就应当严格执行封山禁入的政策，谁破坏封山，那么必处以死罪。可以说，这些思想成为了孔子生态道德思想所产生的重要背景。
综上所述，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频繁的战争、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等给当时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一些有识之士亦对生态问题有所关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得以形成。
（二）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理论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必然具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亦不可能是没有任何依托的空中楼阁。孔子在历经仕途坎坷后于晚年归乡从教、整理文献。
他推崇《周易》，又极力倡导学生精研《诗经》与《尚书》，这些经典着作对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天人合德，敬重自然--《周易》之生态伦理观
太史公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说：“孔子晚而喜《易》”①，对《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目进行了详细解读注释，其昼夜精心研读，以至达到“韦编三绝”程度。孔子对《易》之衷爱可见一斑。可以说，《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是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而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中，关于生态伦理的论述亦颇为丰富。这些思想对精研《周易》的孔子的影响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周易》是先人观察自然、把握自然的经验记载，《周易·系辞上》就记载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经纶天地之道。”②也就是说易学的规律是以天地的道理为准则的，因而能够将天地间的一切道理条理化，使万殊归于一本。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了解了《周易》也就了解了自然的规律，明确了关照自然的角度，把握了对待自然的方法。下面我们就具体从两方面入手，探究《周易》的生态伦理智慧。
（1）天地乾坤，人之父母
在《周易》中，孕育万物的自然化身为天地，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③“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④意思是说蓬勃的乾元之气啊，你是万物创始的动力，统摄着天道的运行；盛大的坤元之气啊，你滋养着万物，是对天地的顺承。可见，周易认为乾坤之气创造并滋养了万物，那么什么是乾坤呢？《周易·说卦传》记曰：“乾，天也，故称乎父。 坤，地也，故称乎母。”⑤可见，在《周易》中孕育滋养万物的乾坤之气即是指天地，亦即我们所说的大自然，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则比乎子女与父母。可以说，在《周易》的理论框架中，人类是自然的产物。这也就奠定了《周易》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那么，既①然大自然是人类之父母，我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呢？对这个问题，《周易》中也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意思是说人应该与天地德行合一，与日明的光辉同等，遵照四时的规律行事，不管是先于还是后于天道行事，都要依据它、遵行它。这段论述清楚地阐明了人应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乃至顺从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2）顺性命之理，成三才之道
《周易》中的“三才”论也比较集中的反映了其生态伦理观。《周易·系辞下传》中记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②意思是说《周易》之中无所不包、无所不详，它概括了天、地、人三方面的道理与规律。那么，“天道”、“人道”、“地道”又有怎样的内在关系呢？《周易·说卦传》中提到，“天道”为阴阳、“地道”为柔刚、“人道”为仁义，因“兼三才而两之”,所以“《易》六画而成卦。”
可见，在《周易》的理论体系中，天、地、人三才密切相关，三者合一，方可成卦。后人把《周易》中人与天、地的这种关系概括为“天人合一”.《周易》中的“天人合一”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以说，自然作为宇宙中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既是客体的一部分，又可以看作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那么，面对自然，人怎么做才能与自然和谐统一呢？《周易》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回答。《说卦传》中记曰：古代的圣人之所以着述《周易》是为了记录“天道”、“地道”、“人道”,是为了“顺性命之理”④，即顺应自然之规律与万物本性之至理。
总之，在《周易》的生态伦理观中，自然创造了人、滋养了人，可以比作人之父母。自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需要主体人的敬畏、尊重，乃至顺应，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周易》中所蕴含的这种生态观对孔子生态伦理思想中“畏天知命”的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乐山乐水，热爱自然--《诗经》之生态伦理观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录诗歌作者不详，反映了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 500 年间的社会风貌。据说《诗》之作品本有 3000 余首，然社会变迁，不断散轶，到后来传世仅 300 余首，后经孔子编纂成书。孔子对于《诗经》有较深的理解、较高的评价。在谈到《诗经》的内容时，他在《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意思是说《诗三百》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在《阳货》中又这样评价《诗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意思是说《诗经》可以培养想象力、提高观察力、锻炼合群性，还可以学会讽谏的方法。近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远可以用它来侍奉君王，还可从中认识不少草木鸟兽的名称。的确，《诗经》中有许多关于自然的诗篇，这些诗篇传达了古人朴素的生态伦理观。
（1）以物比兴，咏自然之美
早在周朝，人们即常以自然风物比兴人的主观感受，在传达个人情感的同时，歌咏自然之美。《郑风·野有蔓草》中就说：“野有蔓草，零落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在赞美姑娘眉目清秀的同时，也赞美了野外露珠点缀的绿草的清新、可爱。《周南·桃夭》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意思是说女子出嫁到夫家，幸福和顺如繁茂的桃树、亮丽的桃花。再如脍炙人口的《周南·关雎》中先以成双成对的雎鸠鸟儿起兴比喻君子与淑女的关系，又以采摘荇菜的全过程形容君子追求淑女的过程。《大雅·常武》为了形容军队的阵容，用了这样的比喻，所谓“王旅啴啴，如飞如翰。”意思是说大王的军队如鸟掠长空。又形容它“如江如汉，如山之苞。”意思是说军队气势恢弘，如汉江之水，军队难以动摇如大山之基。
从上述比兴的诗例可以看出，古人很早便发现了自然之美，对山川河流、一草一木、一花一叶，甚至飞禽水鸟无不充满了热爱之情。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们乐山乐水、热爱自然的生态伦理观的表现，（2）识鸟兽草木之名，观自然之道
通过《诗经》中的诸多诗篇，我们不但了解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甚至可以清晰地感知先人对自然界特点与规律的认识。如《周南·螽斯》中记载：“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意思是说蝈蝈展翅群低飞，子孙多多真兴旺。
这表明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蝈蝈繁殖能力极强的特点。《邶风·瓠有枯叶》中记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意思是说葫芦叶枯萎了葫芦就熟了，葫芦干了可渡水，水深呀把葫芦系腰上，水浅呀把葫芦扛肩头。可见，那时人们已认识到干葫芦漂在水上具有浮力，可以助人渡水的道理。《邶风·简兮》中记载：
“山有榛，隰有苓。”③意思是说高山上啊榛树生，低湿之地啊长苦苓。可见，先人对榛树与苦苓的生长环境和分布规律早已熟知。
从上述诗句可以看出，《诗经》不但记录了极多的自然风物，对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分布规律、属性用途都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与把握。可以说，这正是先人观察自然得到的规律与经验。
总之，在《诗经》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观，人们吟咏自然、乐山乐水，对自然的热爱之情溢于笔端；人们认识自然、总结规律，对自然运行的方式已有了较多的把握。《诗经》中的这种对自然朴素的赞美与认识对孔子生态伦理思想中“仁爱万物”的生态情怀产生了一定影响。
3.谨遵天道，顺应自然--《尚书》之生态伦理观
《尚书》也是一部对孔子影响较大的书。孔子认为周朝的典章制度继承了夏商二代并有所发展，极有价值。因而他在《论语·八佾》中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④意思是说周朝的制度如此丰富完备，我愿意去遵从。可以说，《尚书》作为全面记录尧舜到夏商周历史的书籍必然倍受孔子推崇。《孔子家语·弟子行》中记载说：“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⑤意思是说，孔子教学先从《诗经》、《尚书》开始。其对《尚书》的重视可见一斑。应该指出《尚书》虽然主要以记录虞夏商周各朝代帝王之言行为主，但于政事讨论间关涉生态伦理的内容颇多。
（1）敬授人时，充分认识自然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总结出了时令变化的规律，并以此指导生产生活。《尚书·尧典》中就记载尧命令伏羲与和氏，“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意思是说，（尧）让他们敬慎地遵行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从而制定历法，把天时节令告之百姓以指导农业活动。在历法制定过程中，伏羲与和氏分别前往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通过观察太阳的起落与鸟兽的生长及繁衍情况，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进而制度了较为全面的历法，对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尚书·舜典》中又记载舜在即位那一年的二月到东方巡视，到达泰山进行柴寄，并依山川之地位一一给予祭拜，又“协时月正日。”②就是协调四季月份，并确定天数。这些对历法的制定与补充，无不以人们充分认识自然为基础，现时表现了上古先人崇敬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2）利用厚生，合理利用自然
《尚书·大禹谟》中谈到治国养民时说，治理天下，就应该做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③意思是说就应当治理水、火、金、木、土、谷等六种生活资料，还要正人之德、正物之德，充分利用自然，达到养民的目的。又记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实乃功。”意思是说水土平治，五行有序，自然万物生长起来，六府与三事真正办好了，这是万世永利的事业啊。可以说《尚书》中合理利用自然，是达到“厚生”即养民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之，《尚书》在言谈政事的同时，传达了人们细心的观察自然、把握自然、最终合理利用自然规律指导生产生活的朴素生态伦理观。这对孔子生态伦理思想中“用之有节”的生态实践观具有一定影响。
本部分着重分析了孔子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在社会背景分析方面，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入手勾勒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在理论渊源的探究中，从孔子极力推崇的《周易》、《诗经》、《尚书》三部经典着作入手，分析其对孔子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具体影响。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不但关涉时代因素，更与前人对自然点滴的认识与把握密切相关。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在这些先贤经典着作的影响下，孔子生态伦理思想又具有怎样的思想内容，对于孔子这种产生于古老农业文明的生态伦理思想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这就是我们将要准备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