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
一个人的思想不仅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的影响，还会受到他了解和掌握的知识、生长的家庭环境和所处的地方文化的影响。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也是如此。他的家庭教育思想一方面受晚清时期大背景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良好的耕读家风和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
一、生逢乱世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想文化必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县南的荷塘都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地主家庭，生活在清王朝从嘉乾盛世走向腐朽衰败的时期。首先，晚清政府，统治阶级贪污腐败、私相授受、趋炎附势、卖官买官等一系列不良现象越演愈烈，拥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加重税收、抬高地租、剥削农民，导致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致使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13 年，爆发了震动清王朝的农民运动--天理教起义，猛烈地攻击了清朝的统治者。1851 年，中国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清王朝陷于危难之中。
其次，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防止内外勾结，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将科举考试改为八股取士的机制，以控制人们的思想。这种狭隘的、封建的考试机制严重地束缚着当时的读书人，使得大多数知识分子变成只懂传统伦理纲常，不能开眼看世界的“盲人”.由于知识分子的封建性和落后性，以及统治者的保守性，使得清朝政府对世界各国的情况一无所知，由此预示着近代中华民族的命运多舛。
最后，为了撬开中国的大门，倾销他们的商品，西方列强不断地向清王朝发动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清朝政府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此时，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除了阶级矛盾，还有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也随着民族矛盾的产生而不断加剧。
身处这样一个内忧外患、民族危亡、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背景之下，曾国藩深感乱世的严重危害，认为要力挽狂澜，扭转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他说：“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炸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
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①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社会风气，挽救危亡的清朝统治阶级的统治，需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曾国藩不断地在人才培养上作出努力，也使得他时刻提醒自己在对家人的教育中要身体力行。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曾国藩很小就发蒙，学习《三字经》，八岁开始跟着父亲读《孝经》、《学》、《庸》等，不到两年光景，他尽把这些书都读完了，十四岁开始学习《史记》、《礼仪》、四书五经等经典巨着。三十三岁，他经过翰詹官的选拔考试，位列二等一名，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近二十七年，他勤奋好学、苦心读书、手不释卷，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功底。他的思想主要受到了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以及能为社会而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而安生立命、为古代先贤继承而“绝学”、为世代的太平而“开拓基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内容的影响；同时，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对曾国藩的“明哲保身”、避让退守、勤俭节约的思想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方面，曾国藩坚持要求其子弟追求更远大的目标，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常立志，以持之以恒的决心来成就功业。他不仅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要求其子弟，也以道家的避让退守之理告诫其子弟要学会在激烈的科举和官场竞争中不妒忌、不贪图、刚柔并重。他提出的“旧课”四条， 其中的“慎独 、主敬 、求仁”指的是以儒家的义理教育子弟修身养性， 养成良好的品德，“习劳”则是以墨家思想教育子孙养成勤俭耐劳良好道德。 至于为人处世，“圣贤千言万语， 大抵不外敬恕二字。”②曾国藩将诸如此类的圣贤名言贯穿于家庭教育， 阐述清晰， 分析精辟，为其家庭教育思想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曾国藩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现历史上由盛转衰的官僚地主家庭比比皆是。曾国藩认为当官者或者是有财者成功时可平步青云，失败时则家破人亡，所以他认为无论是财富还是权力都是不稳定的，都可能随时消失，而真正能让家族长久兴旺的是一个家庭对其子女兄弟姊妹的教育，这才是家道不衰的重要因素。
三、良好家风的继承
家庭环境在一个人成长和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地作用。良好的家庭风气促使着个人的成人成才。曾家祖祖辈辈形成的耕读家风对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作用。曾氏家族祖祖辈辈虽生活在闭塞的小山村，世代以务农为生，但曾氏始终克勤克俭。曾国藩的高祖曾应贞要求子孙要勤劳节俭以立身，耕读以保家。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克勤克俭地耕作，一生努力守住祖业，并使其家境逐渐宽裕。他希望子孙后代能有个光明的前途，便送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读书求进士，以期荣耀宗祖、席丰履厚。而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年少懒惰贪玩，整日游手好闲，直到曾祖曾竟希逝世才幡然悔悟，并痛改前非。自此，他决定在家亲自耕种，终生未明而起。由于他年少不愿读书，便很小就辍学在家，这让他一生都感到羞愧。因此，他将学有所成的希望都放在其子孙身上，希望子孙能在科举上有所成就，并以此光耀门楣。他认为必须对子孙后代严格管教，便建立了较多的家规，叮嘱家人严格遵守，比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特别是他自己“创意”的“读书、养鱼、种菜、饲猪、打扫、夙起、扫墓、亲族邻里”八件事家人必须严格遵守；同时要求家人要远离“风水先生、僧人、算命先生、僧人、大夫、巫师以及到家做客赖着不走的人”这六种人。曾国藩继承传统的耕读、孝悌、勤俭、和善家风并加以发扬，注重以此家规教育子弟。他在给四弟曾国潢的书信中写道：“余与沅弟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①在写给诸弟书信中说：“惟书、蔬、鱼、猪及扫屋、种竹等事，系祖父以来相传家法，无论世界之兴衰，此数事不可不尽心”.②教育诸弟子侄身体力行地做好这八件事，并希望世世代代相传。他还经常教训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③可以说，良好的耕读家风，是曾国藩立德修身、勤俭持家、读书明理等家庭教育思想的根源。
四、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对曾国藩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外，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还受到湖南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影响。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一带，北的滨湖平原连接湖北，南面的五岭与广东、广西相邻，东面的连云等山与江西对接，西以云贵高原连接贵州。这种三面环山，屏障峭立，境内“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貌，阻隔了湖南与外界的交流，使湖南一直到清朝中期，经济都相对落后。正因为这种封闭、偏僻、贫穷的现实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湖湘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形成了湖南人民倔强、勤劳节俭、坚毅果敢的性格特征。
独具特色的湖南文化对曾国藩的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宋期间，湖湘文化开始形成。从周敦颐开始，经胡安国、胡宏、朱熹等人不断地通过办学、着书立说等形式发扬湖南文化，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湖湘地方学派。这些学派中有一部分学派的思想对曾国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程朱理学派提出的“格物致知”和“知行说”对曾国藩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认为格物就是学习，“穷理”就是其目的。而格物致知就是要注重修身，遵循传统道德。在知行方面，曾国藩更加重视个人的经验，强调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身体力行，将所知道的一一践诸于生活实践。而且，曾国藩在对家人教育的过程中也对其非常注重。
再者，湖南士子一直视元、明、清时期对这一学派文化的传承为正宗。以胡安国、胡宏等人为代表的“湖湘学派”都是湖南人十分看重的学派。侯外庐评述道：“湖南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发源地，以衡麓、岳麓为中心，由胡宏开其端，张轼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因而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①这些学派也强调注重实用、崇尚气节、注重实践、脚踏实地，并提倡从小事做起，反对空谈。总之，湖湘文化对道德认知不仅停留在表面，更注重其经世实用效果。从小生活在湖南且一直求学于湖湘之地的曾国藩，深受这种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在其对家人的教育过程中重视立德修身，要求家人持之以恒、勤奋好学，注重实践。
由此看出，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产生不是一种单纯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