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好莱坞早期战争经典大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

　　一、格里菲斯：一个“天才”的诞生

　　自1898年《扯下西班牙国旗》问世之后，经过10余年的探索发展，美国的战争电影终于迎来了两部里程碑式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它们的出现，为世界战争片发展史甚至世界电影史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两部影片的导演是同一个人，美国导演大卫·格里菲斯（D.W.Griffith，1875－1948）。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将格里菲斯称为“伟大的天才”，认为“他不仅创造了杰出的艺术作品，而且创造了一门全新的艺术。”然而正如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所说的那样，有些电影史家常把格里菲斯写成一个神，好象他能够从虚无缥缈中发掘电影语言似的，其实在完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之前，格里菲斯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艺术准备。

　　格里菲斯最初只是一个不成功的演员、诗人和剧作家，在转行成为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的导演之后，很快表现出了作为一个杰出导演的天赋。从1908年至1915年期间，他一共拍摄了700部影片，其中绝大多数是只有一本、两本长度的影片。在《爱诺克·阿登》（1908）、《孤独的别墅》（1909）等影片中，他已经大胆尝试了在当时的电影创作中还极为罕见的一些实验性技法，比如景别变化、移动摄影、平行剪辑等等，事实证明这些实验都大获成功。尤其是通过平行/交叉剪辑创造出紧张感和悬念感的方法，格里菲斯已经运用得非常纯熟了。这一手法在他后来的《隆台尔的报务员》（1911）等片中也一再被使用。另一方面，欧洲长片对好莱坞产生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

　　1911年时，格里菲斯已经充分意识到，传统的一本长度的影片已经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丰富且有深度的故事，他蓬勃的想象力只能由长片来表达。于是，在当年年底他就开始尝试制作两本长度的影片。

　　在格里菲斯的电影生涯中，战争片或许只占一小部分，但却是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格里菲斯一直对战争片情有独钟。他的父亲曾经是南北战争时的一名上校军官，在他小时候父亲就给他讲述那些战争故事。因此早在作为剧作家的时候，他就完成了一个名为《战争》的剧本，这是他在纽约42街图书馆对士兵日记和书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认真研究的结果，虽然在当时该剧无人问津，但这些素材后来都用在了他的影片《美国》当中。在他开始制作两本长度的影片时，他拍摄了一部战争片《大屠杀》（又译为《民族精神》），影片基于历史事实改编，讲述以骁勇善战着称的乔治·阿姆斯特朗将军（GeorgeArmstrong）屠杀印地安人的最后之战，在这场战争中将军终于丧命。这部大制作影片大大超出了预算，使用了前所未有的豪华布景，有着庞大的演出阵容，使用了成百上千的骑兵和两倍于它的印地安人参加演出。影片场面宏大，使用了摇拍镜头来表现宽阔的现场，表现近战的特写镜头也细腻生动，显示出格里菲斯在电影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已经越来越驾轻就熟。在雅各布斯看来，影片已经“显示了后来他在《一个国家的诞生》的风格。

　　在某种意义上讲，《大屠杀》是美国第一部豪华影片，对格里菲斯来说，这是他的才华向新的、更深远方向发展的开端”。

　　1913年，格里菲斯的电影制作规模再次升级，这次他完成了更大更豪华的影片《贝斯利亚女王》，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四本长度影片，隐藏着想要超越意大利豪华巨片《你往何处去》的勃勃野心。影片中同样包含了诸多战争场景，比如进攻贝斯利亚城、兵车大战、火烧亚述兵营等等。在完成本片后，由于创作分歧，格里菲斯离开了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带着积累了七年的电影制片和创作经验，他开始筹备其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

　　二、《一个国家的诞生》：毁誉参半的艺术杰作

　　1915年，格里菲斯终于完成了世纪经典《一个国家的诞生》。影片以托马斯·狄克森的小说《同族人》为基础改编，并加入了他的另一部小说《豹子的斑点》的部分内容。在当时的美国主流电影还只有一本、两本长度的情况下，本片的长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2本，放映时间达三个小时。没有发行商敢冒险发行这部影片，格里菲斯不得不自己负责影片发行。影片于1915年2月8日首映，最初的片名为《同族人》，首映后原作者狄克森认为这个名字没能反映出这部影片伟大的气质，建议将影片更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

　　3月3日，影片在纽约以新片名上映，立即获得了商业与口碑的双赢。3月12日的《纽约时报》在盛赞影片后最终总结道：“这部影片是影片制作上一个伟大的新纪元，格里菲斯的名字与声誉因之而伟大，电影也因之而伟大。”

　　作为一部史诗性巨制，《一个国家的诞生》以美国南方和北方的两个家族在内战前后的命运发展为主线，以南北战争及其前后的政治变迁为副线，展示了当时波澜壮阔的美国社会生活，广泛涉及战争、爱情、政治、历史、种族等诸多元素。影片按照战前、战中和战后的线性顺序来展开故事讲述，战前、战中为影片前半段，战后故事为后半段。

　　南北战争之前，北方的斯通曼家族，父亲奥斯汀·斯通曼是一个积极主张废奴主义的众议员，他有两个儿子菲尔和托德，还有一个女儿爱尔茜。南方的卡梅隆家族，老卡梅隆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玛格丽特和芙洛拉）。影片开场不久，斯通曼的两个儿子来到南方，探望他们在寄宿学校的朋友卡梅隆兄弟。斯通曼的大儿子菲尔爱上了玛格丽特，而卡梅隆家族的大儿子本·卡梅隆则对爱尔茜一往情深。南北内战爆发，两个家族的儿子们都加入了各自的军队。在后方，一支由白人军官带领的黑人民兵冲进了卡梅隆庄园，想要强暴卡梅隆家的女眷，幸亏联邦军队及时赶到，将黑人民兵击溃，拯救了她们。在战场上，激烈的交战过程中，斯通曼家的小儿子托德、卡梅隆家的两个小儿子相继阵亡。本·卡梅隆因为作战英勇无畏而赢得了“小上校”的尊称。在一次冲锋中，他冲到了联邦军队的阵地，将军旗插进了对方的大炮中，却负伤被俘。在北军战地医院中，他幸运地遇到了在这儿担任护士的爱尔茜，两人重燃爱火。卡梅隆的母亲向林肯求情，得到了赦免本的命令。

　　影片的后半段讲述的是战后的故事。战争结束后，众议员斯通曼和其他的激进派议员主张惩罚南方，而林肯总统则拒绝这样做。在林肯遇刺身亡后，斯通曼带着家人以及他的黑白混血门徒塞拉斯·林奇来到了南卡罗莱纳，开始着手南方的重建，并致力于加强黑人的平等权力。林奇被选为了副州长。随着黑人势力的增长，白人开始失势，南方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为了保护白人的权益，本组建了秘密组织“三K党”，但他和爱尔茜的婚约被斯通曼要求中止。卡梅隆家的黑人奴隶格斯当上了黑人自卫队员，向卡梅隆家的小女儿芙洛拉求婚，被拒绝后又一路紧追至森林。

　　为避免受辱，芙洛拉跳崖自尽，幸被救起。“三K党”抓住了格斯并将其私刑处死。林奇试图报复，下令取缔“三K党”。卡梅隆一家在黑人民兵的追捕下逃到了一间小屋，而林奇在斯通曼离开后强迫爱尔茜嫁给他。被拒绝后，恼羞成怒的林奇将爱尔茜拘禁起来。危急时刻，本率领“三K党”骑兵赶到，激战之后解救了爱尔茜，又经历大战打败了黑人民兵，解救了卡梅隆一家。南方重新恢复了秩序和和平，本和爱尔茜喜结良缘，菲尔与玛格丽特也终成眷属。

　　《一个国家的诞生》获得了商业上的空前成功。这是美国第一部门票高达两美元的影片（当时普通镍币影院的票价仅为10美分），而且卖座率长期不衰，一直持续上映了15年之久，观众达到了一亿人次。影片的赢利也相当惊人，格里菲斯本人在一年当中的收入就超过了100万美元，有人估计影片最终的获利共有2000万美元之巨。然而在另一方面，该片却是美国电影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影片之一。由于影片改编的原着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因而片中充满了种族主义偏见，将黑人歪曲为盲目的奴隶或愚昧的罪犯，以及对于白人的巨大威胁，同时却将原本已被取缔的臭名昭着的“三K党”美化成了白人的拯救者、社会秩序的重建者的英雄形象。影片中的种族主义倾向的确令人触目惊心。这种倾向一方面源于原着，另一方面也与格里菲斯从小生活在南方的成长背景有直接关系。

　　正如影片片头字幕写出的那样，“非洲人的到来给美洲大陆种下了第一颗不和的种子”，在格里菲斯看来，南北战争的根源并非南北方基于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战争，而是黑人作为外来的异己的“他者”造成的灾难。他试图将影片作为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重述他心目中的国家历史与国家形象。影片从《同族人》更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传达了格里菲斯关于南北战争的一种理解：在内战之前，美国只是社会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甚至严重对立的松散联合体，而内战解决奴隶问题之后，这个国家终于真正统一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整体。

　　尽管格里菲斯后来终其一生都否定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在许多研究者眼中，影片中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典型的WASP（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精英阶层的历史观。在这部表现南北战争的影片中，真正对立的其实是白人与黑人，而不是南方与北方，这一立场在人物设定上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北方的斯通曼家族和南方的卡梅隆家族都是影片正面表现的对象，南方并没有因为“开历史的倒车”而被置于否定的一面。影片真正的主人公本·卡梅隆来自南方，还参加了南方的军队。南北两个家族不仅是朋友关系，最后更成为关系更亲密、更牢固的姻亲关系。为了表现这种“南北一家亲”的内在关系，格里菲斯刻意制造了许多戏剧性的场景来揭示出这一点。

　　战场上，南方军队中卡梅隆小儿子中弹倒下，北方斯托曼家的小儿子举起刺刀要刺下去，突然发现地上的这个敌人竟然在呼唤着自己的名字，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朋友，就在这一刻，他自己也不幸中弹，两人倒在一起死去。更为离奇和反常的情节设置同样发生在战场上。接到南方统帅李将军的命令，“小上校”本带领大家发起了冲锋，占领了两条战壕。在最后一次冲锋前，他在战壕边发现了一名受伤的北方联邦士兵，令人吃惊的是，就在两军正激烈交战之际，他不但没有将这个冲到自己阵前的敌人杀死，反而将他扶了起来，甚至带着友善的表情喂他喝水。远处敌方阵地上的联邦士兵看到这一场景，都为他这一行为而欢呼。当再次发起冲锋时，身边的战友纷纷中弹倒地，他虽然负伤，仍然冲到了敌方的战壕。对方指挥官见是刚才那个照顾自己人的英雄，赶紧让大家别开枪。“小上校”则像一个战斗英雄那样，扛起大旗插入了敌人的大炮，又因伤势过重倒在了敌人的战壕前。

　　而他刚才的义举得到了回报，联邦军队没有杀死他，而是将他送进了战地医院，他也才因此与爱尔茜重逢。这些严重违反常规，显得相当虚假和做作的情节编排，实际上显示了格里菲斯的真正诉求：南方与北方并非真正的敌人，而是一家人，这场发生在一家人之间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与之相应的是黑人在片中的形象，不论是黑人奴隶格斯还是混血的副州长林奇，他们都是忘恩负义、野蛮、兽性、纵欲的代名词，是所有战争灾难及混乱秩序的制造者。影片上映后，其近乎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倾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引发了各地的反种族主义抗议甚至社会暴动，芝加哥、俄亥俄、丹佛、匹兹堡、堪萨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州或市干脆禁止此片上映。据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白宫观看了《一个国家的诞生》后，将其描述为“用闪电写成的历史”，但后来又因为影片面临种族主义争议，否认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表述。

　　反讽的是，格里菲斯原本试图通过影片来重塑国家形象，创造国家认同，但事与愿违的是，它反而造成了族群的撕裂，以及国家想象的巨大分歧。虽然他一再宣称自己并非种族主义者，而且在他次年那部以传达宽容和解为主题的影片《党同伐异》中，还有意设置了一个白人士兵亲吻受伤黑人战友的场景，试图以此来弥补他的过错。尽管这个镜头很感人，但在许多评论者看来，这完全弥补不了《一个国家的诞生》中他的偏见所造成的危害。

　　抛开种族主义历史观，格里菲斯对于战争本身持的是一种普泛意义上的和平主义立场。影片开场字幕便揭示：“如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让大家体会到了一种思想，仇恨所造成的战争带来的是一片瓦砾，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而影片结束时，本·卡梅隆与爱尔茜在海边依偎，字幕则是：“我们希望有一天不再有兽性的战争，而是在和蔼的王子统治下的兄弟般友爱的和平城市。”格里菲斯用两个场景呈现了他心目中战争与和平的强烈对比：其一，残忍的战神正在杀戮人民，叠化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其二，耶稣基督和蔼地看着世人，叠化着和平时期人民欢乐祥和的生活。影片的结束字幕是：“自由与统一，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对于战争，格里菲斯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反思的立场，虽然其思想常显得单纯而幼稚。

　　严格来说，《一个国家的诞生》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战争片，它是一部融合了政治、战争、历史、爱情、种族、哲理等诸多元素，集悬疑、浪漫、动作、惊悚于一身的史诗性影片。它并不局限于在战争中表现战争，而是将战争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当中，展现战争对美国社会、普通人命运的深刻影响。

　　这种表现方式在未来的那些史诗性战争片当中将得到延续。在长达12本长度的鸿篇巨制中，真正的南北战争战斗场面仅仅占了一本多一点的篇幅（影片后半段白人与黑人交战的高潮部分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武装冲突），但就是这一本多点的战争场面，已经达到了当时战争片拍摄的最高水平。在本片之前，格里菲斯已经拍摄过11部关于南北战争的影片，再加上《大屠杀》等其它战争片，他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战争片拍摄经验，对于大场面当中的人员、马匹、车辆的场面调度，烟火爆炸的时机和效果，群众演员行进、开火、冲锋等动作的表演及队形的变化，镜头机位的安排以及镜头运动等等都已经颇有心得。

　　影片的战争场景是在离好莱坞不远的圣弗多拍摄的。因为预算吃紧，格里菲斯在拍摄前已经对场面调度、运镜方式等进行了精心的排练以保证实拍的效率和效果，事实证明拍摄达到了他的要求。从山头角度拍摄的壮阔的大远景镜头结合了摇拍手法，将车队、马队、部队的行进，广阔战场上蜿蜒的战壕等等尽收眼底。在这个段落中，格里菲斯连续四次插入了山坡上一个妇女与三个孩子依偎在一起的镜头。这一剪辑方法后来在《党同伐异》中变成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方式--《党同伐异》平行讲述的四个故事，就是靠一个母亲摇晃摇篮的镜头来作为连接镜头的。在拍摄战斗场面时，格里菲斯将摄影机置于阵地侧翼，不仅使观众可以看到漫长的阵地的纵深，还可以看到前景士兵作战的细节。影片中的大规模作战看起来相当真实，尤其是士兵们在阵地上的作战看起来有条不紊，实际上是因为格里菲斯在拍摄时已经将演员分为若干小组，由专人负责，根据镜头运动统一协调指挥他们的动作。影片的战斗场面让观众感到紧张刺激，实是因为其高超的剪辑技巧，格里菲斯将敌对双方的战斗镜头以较快的速度交叉剪辑，在观众心理上造成了对立冲突的紧张感。同时将不同景别的镜头穿插在一起，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相结合，既有战场的全貌，也有局部的细节，既提供了充足的战场信息，又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视觉感官。大战过后，战场上尸横遍野。尸体的特写镜头直接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这些真实的战场景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修·布莱迪及其团队在南北战争时拍摄的珍贵历史资料照片。以至于学者麦克亚当斯称“格里菲斯使布莱迪的照片动了起来。”

　　可以说，就战争片的战斗呈现而言，《一个国家的诞生》已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美国电影理论家约翰·劳逊曾对该片有过这样的评价：“从未有过一部影片会在技巧的革命性与内容的反动性之间存在着这样触目的矛盾。”影片“内容的反动性”（种族主义歧视）的确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而它在电影艺术技巧上取得的“革命性成就”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片共有1500个镜头，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运动镜头、景别镜头，以及切、淡、圈、帘、分割银幕等镜头连接技巧，可以说当时已经出现的几乎所有电影语言技法都在格里菲斯的这部影片中出现了。在本片中，镜头而不是场景成为了电影的基本构成单位。影片最后的高潮部分在交叉蒙太奇技巧的巧妙处理下，将观众情绪一步步带向了最高潮。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条理清晰、故事叙述充满节奏感，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虽然影片中出现的大部分电影技巧都并非格里菲斯首创，但可以说，所有这些技巧只有在格里菲斯的影片里，才第一次得到了如此娴熟、如此全面、如此富有魅力的综合性的运用。正是从格里菲斯开始，电影艺术第一次向观众展示了作为一门精致的、独立的成熟艺术的特殊魅力。

　　如果说梅里爱的贡献在于将戏剧引入了电影，那么格里菲斯的贡献则在于将戏剧与电影分离，使电影真正成为了独立的“第七艺术”。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开始，华尔街开始关注到电影这个新兴的工业，派拉蒙等大电影公司开始创立。萨杜尔甚至认为，1915年2月8日《，一个国家的诞生》在美国的首映日就是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始，是好莱坞称霸世界的开端。此外，格里菲斯的这些经典影片作为完美的学习范本，直接启发后来苏联的一批青年导演开创了蒙太奇学派。

　　尽管《一个国家的诞生》导致了族群意识形态的分裂，但它至少激发了关于美国和美国民族的深层次文化思考。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威廉·罗斯曼曾说：“从1908年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电影的发展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美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美国民族身份的关注，而《一个国家的诞生》将这种关注推上了高潮。有了这部电影，美国民众才真正见识了电影强大的表征力量。事实上，正是在大卫·格里菲斯的作品中，美利坚民族的命运才与电影的命运正式地、宿命式地结合在一起。”

　　三、《党同伐异》：虽败犹荣的伟大实验

　　为了回应《一个国家的诞生》所招致的种族主义指责，格里菲斯于次年拍摄了更为野心勃勃的一部影片《党同伐异》（“Intolerance”）。该片由古代（巴比伦的陷落）、近代（基督受难）、现代（圣巴戴莱姆教堂因教派冲突引发的屠杀）、当代（受冤工人及其解救）四个故事组成，四个故事发生于不同地域、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侧面来共同阐释“人类从不容异己到平和宽容的进化”这一主题。为了表现这一主题，影片大量运用对比和象征手法，当四个故事切换时，都有一个母亲摇着摇篮的全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永恒性与连续性。

　　这是一部极其超前的影片，最具独创性，或者说最具争议性的是其讲述故事的方式。影片并非是将四个故事首尾相连地讲述，而是四个故事平行展开。四个故事中有三个都有“最后一分钟的营救”模式，随着剧情发展越来越紧张，镜头的切换频率也不断加快，他曾解释说：“几个故事开始看来像山头上潺潺而来的四股流水。起先，四条溪涧各自缓慢而悠静流淌。

　　它们流着流着，越走越近，越淌越快，直到最后在终点时，它们汇合成一条表现感情激荡、汹涌澎湃的大河。”更令人吃惊的是，由于受到《一个国家的诞生》巨大成功的鼓舞，格里菲斯将自己在前一部影片中所赚的所有钱都投入了《党同伐异》的制作，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还大量举债，使影片的成本和规模毫无节制地膨胀--最后总计共花费前所未有的200万美元。影片长达13本，比《一个国家的诞生》还多出1本，时长将近3小时20分钟。然而，影片抽象的内容、难解的叙述方式、冗长的观影时间，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对观众的理解力、忍耐力的一大挑战。尽管格里菲斯对自己同时讲四个故事的描述非常有诗意，但显然这一方式超越了观众的接受习惯，最终影片遭到了票房的惨败。虽然后来的电影史家对该片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在当时，影片并没有收获多少肯定的声音。与《一个国家的诞生》一样，《党同伐异》也并非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战争片，但在影片讲述的四个故事中，古代故事“巴比伦城的陷落”属于战争片的范畴。在这个故事的拍摄当中，格里菲斯再次将战争片的制作水平提升到了一个令人惊骇的高度。在微缩模型、电脑特效还没有诞生的年代，格里菲斯只能采用实景拍摄，他专门为这个故事修建了纵深达1600米的宫殿，巴比伦城垣竟然高达300英尺，周围还耸立着更高的尖塔，城墙的宽度同样惊人，据说上面可以并驰两辆四马同拉的古代战车。城垣之内，宽阔的广场，层层曲折向上的高耸台阶，广场两边高耸的充满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的动物塑像和神像，小如蝼蚁的人群密集地布满了从上到下的所有建筑空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全景镜头呈现出巴比伦城的巍峨恢宏的壮观景象时，仍然会令人感到强烈的震撼。

　　影片的镜头运动可谓别具匠心，富有开创性。就以展现古巴比伦城全貌的全景镜头而言，在摄影机还非常笨重，既没有摇臂也没有升降车的年代，这个镜头从半空高度的视点开始拍摄，一边向前推进，一边逐渐下降，直至降到地面水平展现近景细貌。40多年后的影片《宾虚》（1959）中赛马时策马狂奔的镜头在该片中也已经出现了雏形。

　　在巴比伦城的第一次保卫战打响的时候，观众看到的是一幕幕奇观化的景象，蜂涌而至的进犯之军，城墙上则是密密麻麻的防守士兵--据称影片总雇佣人员达6万人，拍一个战争场面就用了1.6万人。各种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如投石机、弓箭、刀剑、长矛、盾牌全都使出来，高耸入云、颤颤微微的围塔（另一种形式的云梯）贴近城墙，几乎与城墙的高度平齐，侵略者士兵从围塔爬上城墙，与防守军士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士兵的尸体不断从城墙摔下，守军用巨木将进攻围塔推倒，被压死的不计其数。新的围塔被推过来，又被大火焚烧，死伤惨重。造型怪异的喷火车也出现了，但效用似乎并不太大。在好莱坞还没有面临制度化严格审查的年代，本片中的各种暴力场景层出不穷，高空跌落、纵火焚烧、刀剑加身、肉搏大战，人头被一刀砍下，无头的身体还直立着尚未倒下，这些刺激性的画面在当时没有任何障碍就进入了影院。

　　与这些血腥暴力场景相矛盾的是，影片的主题却是宽容和反战。四个古今故事强调的都是人类应当相互理解和宽容。与《一个国家的诞生》最后的幻想式对比场景一样，格里菲斯在影片中同样用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幻想式场景：战场上大炮轰鸣，监狱里人犯群情激奋，天空中天使们默默看着人世间的屠杀，刺刀见红的激烈肉搏。“当在忍无可忍的怒火中产生了大炮和监狱高墙时，完美的爱会带来永久和平。”在天神的神启作用下，地面上拼刺刀的人们突然停了下来。“开满鲜花的田野代替了监狱的围墙。”

　　犯人冲出监狱，大炮上挂上了橄榄枝，人们在欢庆，儿童嘻戏，天神与地上的人民相互致意。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摇篮仍然在继续摇晃着，象征着宽容的主题将在人类历史中永恒延续下去。格里菲斯在通过高超娴熟的镜头语言来讲述故事的方面，的确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天赋，但当他想要表达哲理与思想的时候，却往往表现出其单纯、幼稚和理想主义的平庸一面。

　　创作者一再声称的反战、宽容的主题，与影片里不断升级的商业性、煽动性的血腥暴力的奇观化场景之间的矛盾，在战争片发展史上几乎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反战主题是否就不能表现战争血腥残忍恐怖的一面？又或者，如果不能表现战争血腥残忍恐怖的一面，就不能真正深入揭示出反战的主题？几乎所有的战争片制作者都声称自己是反战的，而事实上，反战究竟是影片真正的主旨，还是对商业娱乐暴力的一种道德装饰？这一悖论，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开始就已经表露无遗，到后来的《西线无战事》（1930）、《光荣之路》（1957）、《猎鹿人》（1978）、《现代启示录》（1979）、《野战排》（1986）、《拯救大兵瑞恩》（1998），关于战争与娱乐暴力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

　　四、结语

　　从战争片发展史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诞生》与《党同伐异》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格里菲斯第一次为战争片赋予了史诗性的叙事格局，将战争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表现战争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巨大影响，由此带来命运的转折变化、个体的悲欢离合。后来那些史诗性的战争大片，如《乱世佳人》（1936）、《日瓦戈医生》（1965）、《集结号》（2007）等莫不如此。在宏大战争场面的表现，以及对叙事进程的推进方法上，格里菲斯也确立了一套成熟的影像规则，它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战争片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电影艺术的成熟。

　　作为美国战争片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战争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同时也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影片，这个重合对于战争片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战争片在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在战争片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准，为好莱坞战争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同伐异》则首开了大制作、高成本的豪华战争片巨片的先河，它实际上是未来好莱坞电影史上所谓“重磅炸弹影片”（Blockbuster）的雏形。虽然格里菲斯为影片赋予了抽象的主题，但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是那些投资巨大的奇观化场景，电影原本就是一种奇观化的媒介，而格里菲斯则把这种奇观化效果推向了一个极致。影片实验性的叙事方式虽然导致了票房惨败，却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在此之后的将近100年间，再无其它影片采用与《党同伐异》同样的叙事方式，直到2012年的《云图》,影片齐头并进同时讲述了六个故事，但最终票房与评论平平。即使过去了将近100年，人们还是不太能接受这样的叙事方式，由此可见格里菲斯当年的创作是如何的大胆和前卫。在电影艺术尚处于草创期的时代，格里菲斯显示了他进行艺术探索的勇气。

　　作为战争片，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都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格里菲斯过于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使影片带上了明显的说教气息，而他传达观念的方式却又是概念化、幼稚、肤浅的，甚至有时还包含着让人难以原谅的偏见。基于同样的原因，影片也未能真正深入战争中角色的内心，他们并未在影片中获得独立的自我，而只是格里菲斯观念表达的工具。由于人物形象概念化和虚假，便无法真正建立起观众对于角色的认同，尤其是在《党同伐异》中，战斗固然激烈，但观众却并没有被赋予情感和态度，似乎胜负都与他们无关。当观众不关心人物时，就注定了影片的失败。

　　当然，《党同伐异》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性因素：当影片于1916年9月5日首映的时候，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已经由此前的和平主义立场转向了支持参战的强烈愿望，而《党同伐异》偏偏不合时宜地强调爱与和平。由于与时代主流思想严重抵触，影片自然遭到了一心向战的观众的心理排斥，甚至在许多城市被禁映。仅仅几个月之后，美国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时期的非常状态由此开始，美国战争片的发展也因此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