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技术发展的舆论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科学技术发展的舆论控制存在的问题
1. 公众舆论对科学技术发展关注度偏低
对比 2015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舆情报告数据可以看到，公众舆论热情整体呈上升趋势。第二季度热点舆情指数平均分为 8.469,较第一季度的 7.085 有所提升。其中， 社会民生类、反腐倡廉类、社会公德类话题最受关注，占比分别达到了 23.72%、18.91%、12.50%.这一数据说明公众对于社会热点话题和事关民生的话题的高度关注。在第一季度中，环保、教育和公共安全类话题的舆情热度指数仅为 1.4%、4.3%、4.7%;第二季度中，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的舆情热度指数更是下降到了 0.96%、3.21%.这组数字鲜明的体现了公众舆论对于科学技术的关注度热情明显不高。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查发现，公民获取科学技术知识、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素养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是参加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包括各种科普场馆和场所，譬如科学技术馆、自然博物馆、图书馆、科普画廊或者宣传栏等等；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各种媒介，搜索获取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和知识。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显示，除了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阅览室公众参加的比率较高外，分别在 57.9%、50.3%、54.5%,其他各种形式的科普场馆、科普场所和专业科学技术场所的参加比率全部都在 50%以下。参加科学技术园、科普日等大型群众性科普活动的比率在 23.8%,能够参加经常性的科普活动的群体比率就更低，都在 35%以下，明确表示“听说过但没有参加过”的群体比率均高于 45%.说明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和传播并没有充分发挥主动性。
2. 公众舆论对科学技术的控制效果弱
通过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公众舆论是公众关于某一事件或现象的议论、评价，是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态度和意见，反映了社会现实中利益群体的诉求。因此，它可以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其与公众诉求和整个社会发展相适应。一方面，它是一种强大的外在社会舆论压力，规范科学技术工作者改变或者放弃违背社会公众意愿的行为，从而保持与公众舆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公众舆论会将大众对于科学技术新应用的态度，以及公众对这种应用将会产生的后果的态度反映给决策者，成为社会对于科学技术接纳程度的风向标和测量器，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标准。从而在科学共同体、决策者和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充分的互动。规范、保证科学技术始终向着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健康发展。但是，舆论控制的弊端也很明显。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对于科学技术的约束和控制的实现是建立在个体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基础上的。一旦个体不愿意遵循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的约束，那么舆论的约束作用就会显得非常的脆弱。
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法律控制和行政控制，二者都由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严厉性和普遍有效性。相较而言，舆论控制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巨大震慑作用，而是侧重于约束对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塑造和规范。这就使得舆论力量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其实践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约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譬如，针对曾经猖獗一时的计算机病毒的泛滥，《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 23 条规定：故意输入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对个人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 15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除予以没收外，可以处以违法所得 1 至 3 倍的罚款；《刑法》第 286 条规定：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后果严重的，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明确而严厉的告诫行为者，一旦违反了上述规定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就舆论控制来说，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是一种公开的、自主的基于社会道德和良知的谴责和规劝，并不能在实质上触动违法违规者的切身利益。即使在公众强烈的呼吁下，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基本上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不能充分发挥舆论控制应该有的时效性和现实性。
同样是作为经由被约束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实现对科学技术的约束作用的还有教育控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发展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水平的重视和加大建设投入力度，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使得公众在内心深处认可和自愿承担技术规范，自觉规范自己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实践行为。舆论控制目前不能像教育控制一样形成一种常态化、规范化的模式体系，只能保持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持续性和强烈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规范约束作用的发挥。
3. 公众舆论对科学技术控制的失真
与传统的大众传播环境下的公众舆论相比较，现代社会的公众舆论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他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既可以随时随地的表达、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也可以同步社会热点的进展，了解其他群体的看法；在信息的获取上，摆脱了被动的“你播什么，我看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什么”的模式，而是寻求满足“我想看的”“我想知道的”信息内容。一方面，这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使大众“短、平、快”的获取相关信息，但另一方那面，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舆论失真的现象。
首先，信息碎片化。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较，新媒介显然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但是，新媒介的信息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和话题性，很少能形成系统的、连贯的信息流。同时，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公众也很难针对某一科学技术话题进行深入的了解，所以，公众所获得的信息就是不完整的，呈现碎片化状态，因此，在公众舆论进行二次传播的时候，这样不系统、碎片化的信息所能展现的只能是更加不完整的信息。另外，公众舆论呈现周期性特点，当出现科学技术热点或者话题时，公众舆论会有明显的小高潮，但是一旦当这个话题被其他热点话题所覆盖的时候，公众舆论的关注定就会随之转移，很难形成一定的持续性。
其次，舆论浅薄化。公众舆论虽然会对科学技术话题展现出形形色色意见、观点，但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准确度的见解却不多。这一方面源于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实现短、平、快的传播效果，往往只是讲述与事件相关的基础科学知识，并且考虑到受众的科技素养水平参差不齐，一般不会做过多深入，就造成对科学思想、精神和方法的传播不足；另一方面，公众缺乏与科学共同体的交流与互动，在接收科学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得不到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导致科学知识信息残缺或者理解出现偏差。因此，在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片面的看待问题，或因为看到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而大唱赞歌，或因为一些负面消息而高调批判，不能秉持一种理性的质疑精神来全面的看待问题。
最后，科学技术谣言的传播。每一年都会有一些貌似很科学的“养生知识”、“生活小常识”的消息引起人们的追捧，谣言粉碎机每年都会盘点当年最为“流行”的十大科学技术谣言。
可以看出，这些谣言都集中在与人们日常食品、生活安全相关的方面。有些科学技术类的谣言在辟谣之后，会发现其背后的秘密并没有多么高深，之所以会形成大范围的传播主要就是公众科学技术知识的匮乏。
4. 公众舆论对科学技术控制的群体恐慌
公众舆论实现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控制和影响，主要是通过将积极的、正面的舆论风向扩撒出去，从而影响科学技术行为主体，带动和促进普通大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认识，从而达到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这种舆论风向是建立在失真的基础之上，不但不能规避科学技术异化的负面影响，还会演变成一种舆论恐慌。而新媒介的迅速发展，又为舆论失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培养基质和传播土壤，一个微不足道的信息，一句不经意的个人诳语，经过媒介的传播和扩散之后，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舆论事件，影响公众的情绪。公众情绪会随着事件的升温而逐渐激化，一旦公开舆论不足以表达公众情绪时，就会演变成普遍性的群体行为，造成舆论恐慌现象的出现。
2009 年，河南开封杞县一个一辐照厂，有人听说“钴 60 发生泄漏”,由于政府封锁消息，造成大众舆论瞬间“风起云涌”,公众开始通过手机短信、电话、网络等手段“互通消息”,使得“钴 60 泄漏”的消息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出于对核泄漏和核辐射的恐惧，村民开始出现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同样，发生在江苏的“响水事件”,也是舆论失真进而导致舆论恐慌的典型事件。事发之前，当地已经饱受化工污染之苦，村民们一直心有余悸。事发当天，空气有刺激性气味，当传言说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将发生爆炸时，村民们立即相互告知，带亲戚好友连夜展开大逃亡。此外，2003 年 SARS 肆虐，板蓝根、口罩、消毒液脱销；2011 年日本核辐射危机造成的抢盐风波等事态，已经由局部的舆论失真演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舆论恐慌。
正是因为公众对科学技术不求甚解，因此，一旦出现可能危害公众安全的问题时，公众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质疑问题的真实性，而是“先入为主”的接受了所看到的信息，进而在没有追问真相的前提下就开始采取“传播”行动，将“可能”的信息传播出去，在层层传播的过程中，原本“可能”就变成了“真相”,从而引起舆论恐慌，产生及其消极的社会影响。
（二） 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
1. 公众科学素养水平发展不平衡
科学技术素养，又称之为科学素养、科学素质。国际公众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Jon D.Miller）认为，科学素质（ScientificLiteracy）是指社会公众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能力。主要包括：
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的能力； 理解科学推理的基本能力； 理解包含科学技术内容在内的公共政策议题的能力。这一观点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具体来说，就是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和培养科学技术意识和品质。
科学技术意识，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活动实践中形成的心理、情感、知识和观点的集合，主要体现为人们认识和重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作用的程度，尤其是对于科学技术、个人以及社会之间作用影响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科学技术知识，是人类在适应自然、建设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智慧果实，包含了各个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是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个体而言，科学技术能力包括了个体的学习、应用和创新的能力；科学方法，是人们追求真理、答疑解惑的途径。既是我们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和途径，同时也是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科学技术品质，包括科学立场、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做风等。简单地讲，科学技术品质主要指的是实事求是、自觉尊重和严格遵循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用于探索和创新的品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由 2010 年的 3.27%增长到 2015 年的 6.20%,虽然进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也仅仅是刚刚超过其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水平，可以说，我国的公民科学素质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提升。虽然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仍然显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从地区上看，上海、北京和天津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比较高，达到了全国前三位，分别为 18.71%、17.56%和 12.00%,相当于美国和欧洲世纪之交的水平。江苏（8.25%）、浙江（8.21%）、广东（6.91%）和山东（6.76%）四省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了全国总体水平。福建（6.10%）、吉林（5.97%）、安徽（5.94%）等 20 个省、自治区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 5%.可以看到，公众科学素质水平比较高且能有一个持续提升的地区集中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从群体分类来看，城镇居民的科学素质水平提升幅度较大，从 2010 年的 4.86%提升到9.72%,而农村居民仅从 2010 年的 1.83%提高到 2.43%,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科学素养水平差距比较大，并且农村人口的科学素质水平发展缓慢。中青年群体的科学素质水平较高，18-29 岁和 30-39 岁年龄段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分别达到 11.59%和7.16%.
由此可见，公众舆论主体不同群体之间的科学素质水平差异比较明显，经济地位比较好的群体显然具有更高的科学素养水平。蒂齐纳曾经提出了一个着名的“知沟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随着信息传播量的飞速增长，不同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知识水平差距却越来越大。东中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明显高于农村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群体更加关注并积极支持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这样的不平衡会逐步拉大公众群体之间的科学素养水平，在面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时，很难形成水平一致的舆论倾向，从而在不同层级群体间产生矛盾和分化，不利于充分发挥公众舆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辅助作用。
2. 公众媒介素养水平不高
1992 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了公众的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目前国内认可度比较高的观点是，媒介素养是指媒介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18]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媒介使用素养、信息消费素养、信息生产素养、社会交往素养和社会参与素养五个大的方面。
相较于传统的电视、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传播媒介，我们将那些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性的新型媒介传播形式称之为新媒介。新媒介在发挥公众舆论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控制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科学技术信息传播的有效工具和手段。由于新媒介具有强大的即时性和互动性，包含科学技术知识和应用的信息不需要再经过传统的录制或者印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公众，公众可以在第一时间对这些信息作出反馈，提出意见，或者根据个人的兴趣点进行拓展搜索，或者进行二次传播。同时，它也是公众舆论酝酿、传播和交流碰撞的重要载体，能够直观、迅速的反映公众舆论倾向，为公众舆论和科学共同体、决策者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提供了途径和平台。但是，目前新媒体在科学技术传播中的平台作用的发挥效果并不理想。信息失真现象严重。一方面，缺少专业的科技人才充当“把关人”,客观上造成科技信息与事实不符；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浏览量和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很多媒体在传播信息的选择上往往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在信息的描述上夸大其词，此外，科技类项目贫乏，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科普节目，空有一个科技探索的噱头。
新媒介在科技传播上的乏力会严重影响到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和判断。加之新媒介强大的自由性与开放性使得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不复存在，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在这样一种媒介环境下，得益于其匿名性，可以更加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不再像传统媒介环境下要顾忌身份、地位等等条件的制约，从而以最大的限度实现了自己的言论自由，加上新媒介环境下，“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导致了冲动、盲目、偏激、缺乏理智等舆论的泛滥，极易引起舆论恐慌，对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
首先，不能准确地选择信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新媒介，能够提供给公众的信息是海量的，这些信息来源多元化，展示形式丰富，既有真正的科学技术知识，又有各种八卦消息。由于科学技术本身要求描述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在传播的过程中，公众的注意力焦点很容易被其他形式丰富、夸大其词的信息所吸引，而跳过那些相对显得枯燥的科技知识。再譬如在科学技术事件发生以后，各种报告和信息会铺天盖地而来，或者介绍相关基础知识的，或者专家出来辟谣的，或者政府出面澄清的，或者各种“内部人士”散布消息的，在这些真真假假的内容中，公众往往容易被那些虚张声势的消息迷惑，在群体非理性的影响下，形成错误的认知。
其次，缺乏对信息的辨识能力。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强调培养受众对媒体信息的选择、分析、判断、质疑能力。新媒体时代更强调公众个体对信息的把关，对公众辨识分析信息的真实性、专业性、权威性以及批判性接受和解读的能力要求更高。而在现实情况中，公众往往很难分清楚“专家”和“砖家”,哪些是真正的科普，哪些又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实则不过是“科技谣言”.
再次，不能负责任的进行信息的再生产和再传播。这也是影响公众舆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控制的可能性和实际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能力包括两个角度，一是负责地发布信息和言论，新媒体舆论主体的匿名性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开放和自由的空间和平台，社会公众每个人都有对自己发布的内容进行把关的责任。首先是对信息的真实性把关，要确保自己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客观的，同时在发布信息之前应对其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和预判，避免危害他人权利或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新媒体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复杂的再传播过程，正是再传播过程引发并形成了舆论，极大地放大了某些信息的影响力。这也是当前公众媒介素养非常薄弱的一个方面。由于新媒介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公众往往很少去考虑要为自己发布的信息负责，因为在个体意识中，接受哪些知识，转发哪些信息是“自己的自由”,从而在实现二级传播之前，直接省略掉了对信息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考虑。诸如各种科技谣言的盛行就主要“归功”于这种不负责任的信息再传播。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各自世界观、人身观、兴趣爱好的差异，导致受众被分割为一个个碎片化的受众群。在当今高压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焦虑，注意力难以集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媒介，公众很难静下心来，获得系统化、全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利用现代媒介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更多的也是随性而至，并不能针对话题中的科学知识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和交流沟通。种种现象表明，公众并不能合理、恰当的利用现代媒介获取、传播科学知识。
3. 舆论群体的非理性
具有相同舆论观点的主体可以称其为一个“舆论群体”.在一个舆论群体中，个体的个性会消失。举例来说，在发生重大科学技术发明或者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了影响到公众生活安全的问题时，现实生活中原本互不相识、各自居住在山南海北毫无联系的人，在同样的感情或者利益诉求的影响下，会凝聚成一个舆论群体，从而获得群体行为的独特属性。这样的舆论群体可以是五六个人，也可以是数千之众。在这个舆论群体中，个体会暂时抛开自身的个性，转而显露出群体共同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点。这样的舆论群体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舆论群体的非理性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即便只是从数量上考虑，他也会感觉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让他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控制这些欲望。在群体中他很难约束自己，因为群体是个无名氏，不需要自己承担任何责任。如此一来，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荡然无存，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网络科学技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无疑是这种群体心理的最佳诠释者。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巨大空间里，每个个体都被撕掉了自己的标签，代之以“网民”的称号，单纯依靠一个 IP 地址或者网络用名，并不能知道这个个体的任何具象化的信息。在这样一个群体掩护下，个体暂时摆脱了现实中的责任和道德约束，对一些科学技术新闻进行断章取义，甚至道听途说，并进行扩散和传播，从而造成科学技术谣言的泛滥。最近今年，果壳网就对每年的网络十大科学技术谣言进行盘点，很多谣言其实经不起推敲，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就能识破，但是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转发量，甚至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譬如 2007 年蕉癌事件造成海南香蕉严重滞销，蕉农损失过千万，就是基于网络群体的无责任转发行为。当年备受关注的“PX 词条保卫战”,也是因为有人任意篡改百度百科中对于“PX”的词条解释，从而酿成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波。第二，舆论群体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它不仅决定着群体的特征，同时还决定着群体所接受的趋向。传染很容易形成，却很难解释。在群体中，有种感情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其程度是足以使个人在头脑混乱的情况下为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譬如，一个独立的舆论主体面对科技公共事件的时候，几乎不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但是当这个个体融入到群体中时，往往会出现不理性、不文明行为：破坏公物、出言不逊等等。
第三，易于接受暗示。在某些过程和状态下，个体可能会丧失有意识的人格，而去遵从一些他人的建议或指示，尽管这一指示可能与他一贯的行为作风相反。最细致的观察可以证明：或许是因为群体发挥了催眠作用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一些我们还不知晓的因素，长时间融入群体行为的个体，很快就会发觉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类似于被催眠师随意指使的一切无意识行为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殆尽，意志和辨别力也一去不复返。因此，有时候，只需要一句话、一个鲜明有煽动性的形象，就足以引发某个群体最血腥的暴行。所以说，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盛行，群体的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迈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至于立刻能够把暗示的念头转化为行动。
2003 年非典肆虐引发的抢购狂潮、2011 年日本地震海啸导致的抢盐风波、2011年江苏“响水事件”引发数个村庄村民的连夜集体大逃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舆论恐慌事件，和舆论群体的传染性和易于接受暗示是分不开的。以为群体间强大的感染性，群体内的舆论主体会在潜意识中放弃有意识的人格，转而无意识的跟随群体舆论风向和感情倾向，这种感染性会随着舆论群体成员数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形成一种循环。一旦群体中出现了某种语言暗示或行为暗示，这种暗示就会迅速有个体行为转变成群体性行为。厦门 PX 事件中，随着公众舆论的不断升温，公众情绪也被不断感染和强化，当第一支数十人的游行队伍出现之后，就迅速演化成了全体市民的游行抗议行为。
4. 公众舆论保障机制的缺失
公众舆论作用的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共同体对于公众舆论的态度和反映。作为科学技术政策制定者来说，基于社会整体发展高度着眼考虑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等待公众舆论给予反馈才推进实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公众舆论的每一次反馈都能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层面，而且由于时间成本的因素，公众舆论需要经过意见的传播和整合才能形成大的较为一致的一种或几种观点，这样，往往会滞后于决策出台。同时，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舆论进行互动或反馈的方式一般是通过政务平台或者其他在线平台进行，而这些平台虽然为公众舆论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空间，但是往往缺少有效的回应，对于公众舆论的质疑也往往是石沉大海，并没有真正起到意见交流沟通的作用。很多官方机构，譬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虽然内容相当丰富和全面，但是没有预留公众舆论的界面入口。
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说，公众舆论的约束力量显然也是建立在科学共同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上。相对于科学公共体的专业性，公众显然不具备对等的信息量，因此，公众舆论虽然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技术，譬如博客，和共同体进行交流，但交流的内容更多的是请教问题。只有当其行为触动了社会道德或者公众利益，公众舆论的焦点会集中在对其行为的谴责方面，才能通过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对其尽心规范。所以说，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的公众舆论一旦离开了被约束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很难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