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与时代精神

　　马克思逝世 13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景观。自从晚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理论”[1]（ P242）的缘由，并在《论住宅问题》中提出“马克思学派”[2]（ P134）以来，恩格斯阐释的马克思哲学图景一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原初语境。这种原初语境的确立基于对马克思文本的整理和解释，也与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和学术风格有密切关联。自《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以来，西方学者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进行文献研读与义理阐释，关注恩格斯哲学之于马克思哲学的异质性研究蔚为大观，形成了持续争议的“晚年恩格斯问题”.以学术方式解析这个问题，应揭示其内蕴的思维张力，理清思想史中的观念演变轨迹，合理分辨西方马克思学界关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深刻洞见和过度解读，进而呈现恩格斯这位 19世纪思想家的哲学原像，使进一步的思想评价以清晰的历史事实为基础。

　　一、启蒙时代的自然观： “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参照

　　晚年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前者被西方马克思学界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后者因与“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一致性而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为不同于马克思历史观的一种强调似自然性的社会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论。当然，后者的名称后来也被用于表明马克思的历史观，这一概念通常仅在恩格斯哲学语境中与唯物主义自然观融为一体的时候遭到质疑，而“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成为西方学界诟病的关键。尽管恩格斯并非“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创者，但因其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将其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为此要在马克思之外独自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这种看法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观念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的“常识”.

　　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发展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确乎与马克思不尽相同。在恩格斯看来，有三种科学体现了新时代的重大发现且具有内在关联---“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按历史顺序和先进成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 P430）。他关注自然科学及其在历史领域的作用并非晚年偏好，实则自早年在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以来一以贯之的思路。因为从那时起，恩格斯就与肖莱马等科学家长期交往并关注自然科学领域每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进步。例如，他在 1867 年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指出： “当自然科学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时，---只要提到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着作就够了。”[3]（ P244-245）马克思并未对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提出不同意见。

　　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一致性的阐释在其晚年达至顶峰，支撑他这种理论自信的最重要根据是自然科学在 19 世纪的飞速发展---人类从搜集材料的时代进入整理材料的时代，对自然科学的价值以及如何在社会历史领域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可谓生逢其时。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 “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 自 然 的 观 点，也 就 越 不 可 能 成 立了。”[1]（ P384）毋庸置疑，强调自然科学与依赖自然的唯物主义思路主要源自 18 世纪启蒙运动，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哲学家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唯物主义方式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深刻影响了包括恩格斯在内的 19 世纪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重构与 18 世纪理论的链接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这不仅因为启蒙运动的背景对恩格斯的独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他们的共同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4].

　　当然，恩格斯并未完全接受 18 世纪唯物主义，他明确称其为“机械唯物主义”,并指出这种唯物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1]（ P228）。他认为超越机械唯物主义的重要历史成因是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因而“对恩格斯影响最大的是 19 世纪唯物主义，或曰一种基于物理学的科学。恩格斯认为，外部的自然规律决定历史的轨迹，而且他只以辩证思路解读这些自然规律。通过将物理学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物理学结合起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创造了一种形而上学。自然控制社会的进化。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 是 外 在 于 人 的，而 它 处 于 自 然 界 内部”[5].莱文认为，在继承启蒙思想方面，恩格斯遵循的是笛卡尔和牛顿的思路，而马克思遵循的是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启蒙思想家的路径。当然，莱文是在批判语境中说这番话的，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马克思学家的意见。例如，吕贝尔认为，恩格斯在 70 岁诞辰时说的话应验了： “我的命运要求我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6]（ P100）马克思在世时对恩格斯独立思考的东西“总保持沉默”,马克思逝世后，“获得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可疑荣誉。虽然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但实际上他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7]（ P50-51）同样，费彻尔认为，“恩格斯也试图实现这样一种在世界观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及假说） 的占有吸收。

　　但是，所有这样的尝试都与自然科学本身及其方法毫不相干。消除这一裂缝、把善于吸收一切科学成果的‘辩证世界观’本身视为是科学的，这是自恩格斯以来反复尝试的事情，尽管是枉然的”[8]（ P186-187）。在他看来，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延续。

　　相比而言，麦克莱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的评价是较为公允的，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装和性情等方面的差异，论述了晚年恩格斯阐述哲学问题的历史语境：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产所作的贡献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 将马克思的观点转化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党员巨大的增长数字，还是作为把握人类进步的关键的自然科学日益增长的声望，都促进了这个过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数增长，需要一个系统的学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科学观念的威望增加，意味着它必须以这样的学说来指导，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已经受到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影响。恩格斯的天赋在于他是一个文思敏捷和表述清晰的作家---一个最具有语言表达才能的普及者---令人敬佩地发挥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的作用。”[9]（ P72）问题似乎已经得到清楚的说明，但围绕恩格斯哲学的争论从未停息，因而有必要思考构成这些问题长期争论的动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重读晚年恩格斯的自然观与历史观，正视恩格斯与马克思理解辩证法与历史科学的合理差异，厘清晚年恩格斯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还原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本意。

　　二、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

　　晚年恩格斯的文本群是涉及多学科的思想富矿，其中，《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书信是影响深远的经典文本。上述经典文本的未尽之意在恩格斯其他文本以及他为马克思和自己的着作撰写的序、跋、导言、发表的讲话、会议发言以及与记者的谈话等文本中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从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在逻辑。可以说，晚年恩格斯不仅尽力完成了马克思的学术遗愿，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着述，在实践的地图上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的开端。把握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应探究“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内涵及其与科学的关系，读懂晚年恩格斯的学术出发点，解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

　　探究“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内涵及其与科学的关系，是把握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关键。晚年恩格斯对“辩证哲学”的阐释是以他和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确认“新唯物主义”和“新世界观”为思想背景的，而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生前的学术愿望。马克思在 1958 年 1 月 14 日致信恩格斯，“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0]（ P250）。他在 1868 年给狄慈根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这个心愿： “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11]（ P535）这个心愿在《资本论》第 2 版的“跋”中得到了部分实现，而其系统化阐释是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完成的。

　　晚年恩格斯熟知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也对这种理论做出评价，进而阐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应该说，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前沿的了解程度是他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望尘莫及的，他在“整理材料”的基础上指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2]（ P361-362）之所以重视自然科学进展，乃是因为恩格斯注意到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社会科学是哲学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总和[12]（ P63）。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建新世界观的时候，唯物主义历史观包括自然观； 而当恩格斯确立唯物辩证法的时候，唯物主义自然观包括历史观，这正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侧重点所在。当然，应当注意的是，“由经典文本支持政治结论这一不断增长的趋势，……促进了经典着作的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诸列宁和斯大林的原作远远超过了诉诸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作”[13]（ P335）。这是苏联哲学教科书作者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客观情形，晚年恩格斯不能为之承担过多的责任。

　　读懂晚年恩格斯的学术出发点，是深入理解晚年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必经之路。晚年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对杜林的批判，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解析，对早期基督教、共产党同盟、普鲁士农民等历史的梳理，对各种社会主义的分析，对农民问题、住宅问题、国家起源问题的阐释，对历史规律的归纳，都不是没有现实原因的。

　　因此，对“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作出详尽的注释而不找出这些学说所要解决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无异于玩答非所问的客厅游戏！人们只有详细了解一个思想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理解这一思想体系”[14]（ P171-172）。

　　面对形形色色的思想主张，晚年恩格斯的着述饱含现实关怀，这种努力非添只砖片瓦，更非南橘北枳，而是对新理论视域的澄明，即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理论可以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与以往哲学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实践的思维方式。

　　正是由于重视哲学的现实功能，晚年恩格斯确认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出其继承者是德国的工人运动。新哲学的实践特质与新实践的哲学内涵替代了传统哲学的纯粹思辨气质，传统哲学值得保留的内容只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它内容则因为不符合时代需要而被扬弃。晚年恩格斯走出传统哲学视域，力图分析和归纳影响现实生活的各种实践要素，进而上升为理论规定。在他看来，剥离实践需要的哲学有什么意义，是一个不能被经验证明的问题，这样的哲学无益于“改变世界”.因而，从哲学深度之类角度矮视晚年恩格斯的各种评价缺乏实践思维，而“撇开恩格斯，我们就不能阻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过程中向纯理论的倒退，不能保障其唯物主义的前提”[15]（ P4）。应当重视的是，恩格斯将理论诉求和实践探索置于同一历史进程，这一研究有计划地展开并发挥了实际作用。解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是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现实视角。

　　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以晚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本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主要以青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探寻超越异化的人的解放之路是其主要思路[16]（ P54）。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反映了冷战时期的思想对立，这种差异实则分别各执晚年恩格斯思想与青年马克思思想之一端，以偏概全，难免陷入类似于盲人摸象的理解境遇，而全面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无疑既要看到启蒙以来的唯物主义与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历史关联，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西方社会发挥作用的不同条件，由此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方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和学术规范的公允结论。

　　因而，仅仅否定和矮视晚年恩格斯哲学只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评价意见，在归纳晚年恩格斯哲学内在逻辑的过程中阐发其时代精神，分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源存异的缘起与样态，是深入理解并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建设性思路。将晚年恩格斯哲学视为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显然是不合适的，恩格斯深知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弊端，他何以能在自己的批判话语中彰显他的批判对象的思想意旨？ 公允而言，晚年恩格斯重视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他倡导现代思想和科学理性的启蒙，促进了东方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他对自己和马克思以往的文本及思想的回顾和反思，起到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作用，这种思想普及和大众传播的理论努力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力量的重要路径。

　　三、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时代精神

　　晚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注重“马克思学派”的思想传播，从而实现并增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科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作用。在质疑恩格斯哲学之前，应首先确认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学术价值与影响力，“虽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次要的合作者，但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普及，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其实比他的主要合作者更大”[17]（ P1）。晚年恩格斯具有扩大文本出版传播范围的自觉意识，也有文本书写风格大众化的取向。仅从《反杜林论》以及对其改写和补充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出版就能看到扩大文本出版传播范围的努力效果： 当《反杜林论》第三版出版时，恩格斯“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2]（ P354）。

　　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则流传更广，恩格斯在该书 1892 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 “据我所知，任何社会主义着作，甚至我们的 1848 年出版的《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2]（ P696）文本书写风格的大众化则体现了晚年恩格斯的学术理念，他拒斥学院派哲学的非现实思维方式，而致力于为大众撰写具有启蒙意义的简明读本。

　　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对此表述得颇为传神： “恩格斯携带的是轻便武器，因而行动迅速得多： 他的眼光十分敏锐，能够一眼看透任何问题或形势的本质，但是不够深入，不能立时看到使重要问题的解答复杂化的各种反面论点。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这个缺点却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而马克思不先同恩格斯商量，从来不作出任何政治决定，因为恩格斯总是能击中要害的。”[18]（ P303）尽管在思想深度上与马克思有一定的差异，但恩格斯更注重学术书写的大众风格，力图以此彰显时代精神。正如他所言，“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 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 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1]（ P197）。如果说学术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那么大众化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关键，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是通过大众传播实现的。

　　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包含很多“活的”东西，这“或者因为恩格斯对热点问题的争论仍有贡献，或者因为他的着作及其影响在某些方面仍在一些场合引起人们的争论。”[19]（ P11）晚年恩格斯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归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阐明工人的历史境遇，指出实现其利益诉求的可能路径，进而为制定具体的行动策略提供理论依据。从《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开始，到《反杜林论》的完成，意味着晚年恩格斯哲学内在逻辑的确立，而后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是由此所作的进一步阐释，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的阐述力图澄清人们对“我们的理论”的误解，多篇序、跋、导言指明以往文本的历史价值以及需要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其他文本则从多重角度丰富和补充了上述文本的思想内涵。他将深奥的理论话语转换成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使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得到大众的理解和认同，这种努力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期，正是因为具有启发民智和关注民生的文化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走进人们的内心世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文本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包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读本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成就了有益于人生的价值选择。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彰显了民族特征、时代风格和大众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乃至现代中国的节日文化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印记。这种大众传播的基础是学术思想底蕴深厚与锐意创新，是在体现人文关怀和现实质感的过程中满足大众的需要，而这种前提性的理论建树是作为当代中国思想观念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取得广泛成效的关键。

　　概言之，百余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得到多角度多层次拓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演进历程，需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历史语境。毋庸置疑，“辩证哲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有深远的解释力，以之解决现实问题有很强的操作性。

　　在当今时代，突显哲学解决问题的现实功能，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在当代哲学发展的语境中，需要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秉持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观，读懂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创造属于自己同时对社会有益的新生活。在此基础上，以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以思想的力量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繁荣与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6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凯瑟琳·韦尔森。 唯物主义-动物主义-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J]. 社会科学辑刊，2013,（ 6） .

　　[5]莱文，臧峰宇。 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文本语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 6）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吕贝尔。 马克思学文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费彻尔。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