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密切关注着所处时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态势，对每一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感到衷心喜悦[1]375.并且在敏锐地把握科学进步与社会生产关系实质的基础上，他们还在诸多的著述中展开了对科学现象的理论探究，从而逐渐形成了自身关于科学的基本思想。然而，专门而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著作则首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著作所引证的某些素材以及对个别问题的看法已经不住现代科技成就的检视，但它所阐发的关于科学之基本精神并未过时；反之，它是我们理解并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经典文本。
一、科学的独立：科学史视域下的科学走向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2]恩格斯的科学思想也是以对科学史深刻洞察为前提的，并凭借其研究硕果而成为不可忽视性的“科学现象史家”[3].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恩格斯即梳理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将其开端上溯至古希腊之前。同时，还蕴含着科学发展是累积性的看法，因为即便黑暗的中世纪也在此前累积的基础上获得了诸多新的突破[4]41.但是，科学的空前发展时期则是文艺复兴之后即现代自然科学兴起的时代[5]261-262.
当然，科学史的考察说明，科学之独立是在科学演进至一定阶段的结果，而此前的漫长历程则仅处于附属地位。因为，古代的科学“只是以原始观念和观察经验的形式而存在，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形态”[6],科学长期被蕴涵于自然哲学之中。然而，恩格斯并未就此而否定自然哲学之于科学发展的意义，而是客观地指出前者以胚胎形式孕育了此后诸种自然科学理论[4]49;至中世纪，宗教神学全盛发展并成为社会之主导思想。教会统治获得了绝对权威[7],宗教、愚昧审判科学、理性，“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8]706,科学发展在宗教神学的迷雾中艰难前行。基于科学史的洞悉，恩格斯指出，“现代的自然研究”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5]260-261.此时，新兴资产阶级为取得统治地位，以恢复古典文化为旗帜，掀起了一场伟大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歌颂世俗，蔑视天堂，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9],为科学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提供了契机。于是，哥白尼以《天体运行》向传统权威发出了“独立宣言”,标示着自然科学解放的开端[5]263.
科学的独立即意味着科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宗教神学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样式，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就科学发展而言，科学独立使得科学逐渐摆脱宗教神学的羁绊，从此便大踏步地成加速度发展趋势，此后“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固体力学以及天文学等科学部分逐渐获得突破，并形成了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体系。其次，从科学独立的时代背景看，科学独立必然挑战宗教神学的权威，二者关系从前者对后者的依附变革为相互的分离与冲突，发生了 教 会 判 所 排 斥 与 压 迫 科 学 家 的 历 史 悲剧[5]263.诚然，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也成为科学与宗教“冲突关系说”的重要证据。不过，“宗教信念在许多层面上渗透到科学的讨论之中，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冲突关系因而是不充分的”[10].在宗教神学氛围浓烈的特定时期，近代科学的独立化进程与宗教神学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也是一种历史性必然，但仅以此概述科学与宗教之关系显然也是失当的。从漫长的科学史长河中看，两者关系也是异常复杂的。只承认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或者只是承认科学与宗教的融合，都是一种“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的思维[11].
二、科学的发展：科学与社会生产的互动
在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的工业革命造就了各个科学门类的空前发展，并促进了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在此背景下，恩格斯关注到了科学与社会生产间的关系，并作了深刻的辩证阐释。
首先，社会生产需要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恩格斯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指出“科学的 发 生 和 发 展 一 开 始 就 是 由 生 产 决 定 的”[5]279-280.在古代，科学知识源自生产经验，富有猜测思辨色彩，农牧民族确定季节的绝对需要催生了天文学，而农业灌溉、城市建筑以及手工业发展则推进了力学发展；在近代，科学“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的奇迹也必须归功于生产，新兴工业勃兴深化了经典力学的进度，纯粹为了资本累积的航海冒险则促使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加速发展[5]279-280.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甚至将数学发展也归于社会生产的实际需要[8]77.后来，他还指出，经济的需要越发地成为科学进步的主要动力，而技术的社会需求对科学的推进胜过十所大学[5]703,732.这些论述表明，以生产需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动因是科学得以奇迹般地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全部秘密。虽然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科学对生产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使得科学某些发现走在生产实践前面，但生产实践仍是科学发展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其次，科学对于人类文明也有“双重效应”.从正面效应看，科学是“历史上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375,372.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还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指出蒸汽机等加速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化，从而使“社会状态革命化”[5]384-385.
由此表明，科学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因而科学就成为社会关系变革的力量。以此思想来审视当今的科学发展，它正是通过变革人类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力地改造着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从而极大地推动社会发展，这就是现代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机制。当今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对人类的作用日益突出，大力促进科学的发展成为一个时代的要求。然而，科学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当代似乎是处在相互矛盾的两个极端之中，一方面科学被看成是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的源泉，另一方面则又被视为罪恶与毁灭的根源。”[12]
对此，恩格斯就曾警示道：人类与自然共在，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主宰，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5]383.因此，作为自然界中存在物的人类必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不可用所掌握的科学压榨于自然、忽视科学作为“双刃剑”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技术不是外在于人的成果，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正在从事着的人类实践活动，把科学技术视为工具或视为奴役者都是对人类责任的放弃和逃避”[13].
三、科学的分化：依运动形式划分的现代学科
自科学宣告独立以来，科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并历经着分化，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各学科部门相继确立，而且还在各自领域里进一步分化出诸多分支。随着科学的分化，科学门类不断增多，从而有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科学的自身分类和体系结构问题。基于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成就，恩格斯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早在1873年，他即指出：“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4]329这一思想在《自然辩证法》中作了更系统的阐述。
第一，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分类原则。
首先，恩格斯分析了前人关于科学分类的思想局限性，批判了其中的机械主义与唯心主义。他指出，百科全书派对科学知识的分类是“纯粹机械地进行罗列”,这种机械性的分类并未揭示学科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而黑格尔则以“人为地完成的辩证的转化”,将学科分为三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这全然不符合自然界自身的客观普遍联系[5]266,417.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而将科学分类问题与物质运动形式联系起来考察，提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5]266,417,由此确保了科学分类的客观性。同时，此种科学分类还是辩证性的，因为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各门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5]266,417,相互之间是衔接的、可转化过渡的。如19世纪出现电化学时，恩格斯就预见到“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 触 点 上 …… 可 以 期 待 取 得 最 大 的 成 果”[5]266,417,273,这是交叉学科设想的雏形。
第二，基于当时科学成就，初步对科学进行了分类。运动“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而运动形式是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研究运动的本性……不得不从运动的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开始。”[5]346而在诸多运动形式中，“第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机械的运动形式”[4]147,“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接着、几乎同时而且在有些方面还优先于物理学而产生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而“随着力学、物 理 学 和 化 学 的 进 步 而 取 得 相 应 的 进 步的”[5]346,是关于生命过程的生物学。可见，恩格斯把科学发展进程和物质运动形式转化对应起来，学科划分与物质运动形式密切相关。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发现新的物质形态，发现新的运动形式，这就必然导致新学科的出现，同时传统的学科内部也不断分化出许多分支学科，科学知识总量急剧增长，知识更新换代频繁出现，这些都与科学自身分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科学分化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四、科学的革命：哲学思维变革的先导
哲学思维，是人类对主客观世界认识能力的表征。在决定或影响着一个时代哲学思维面貌的诸多因素中，无疑也包括科学的发展。从历史上看，科学的重大突破也的确成为人类哲学思维变革的先导，甚至引发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的变革。诚如恩格斯所言：“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5]346,226,228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通过分析科学宣告独立后发展的两个阶段，揭示出科学突破对于哲学思维变革的先导作用。
从科学宣告独立到18世纪末，这是经验科学阶段。哥白尼肇始的科学独立是对中世纪“神创”论的反叛，它表征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启蒙。科学各部门在实验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形成了近代科学体系，由此也形成了“重实证、重观察、重经验归纳和重数学演绎的科学思维，对自然现象（自然界及其发展过程）采取了分门别类的方式进行暂时、割断、静止的研究，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4]
这种思维方式摒弃了古代自然哲学那种思辨性、直观性和猜测性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哲学思维的进步和变革。然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即认为“自然界绝对不变”[5]264,这就是静止、孤立、机械地看待自然界，形成了“浅薄的沃尔弗式目的 论”,科 学 仍 以 牛 顿 “第 一 推 动 者 的 神”[5]265深陷神学的禁锢之中，从而妨碍了科学研究深化。
而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各自然科学部门有了诸多重大发现。首先，在天文学中，康德的星云假说否定了宇宙神创论；在地质学中，赖尔的“渐变论”取代了“突变论”;在物理学中，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打破了此前的机械分割；在化学中，人工合成尿素调节了无机界与有机界；在生物学中，细胞学说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瓦解了神创论与物种不变论[5]265,268-305.这些突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因为它们均揭示了自然界本身的有机性、发展性与辩证性。由此，以辩证思维取代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新的自然观”昭示着“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5]265,270.在《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部分中，恩格斯以辩证思维深刻阐释了各门科学内在关系；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部分中，恩格斯则着重批评了华莱士、克鲁克斯、策尔纳等具有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们由于一味吹捧经验、极端蔑视辩证思维而滑入唯灵论、神秘主义，或者最肤浅的经验论[15].
总之，自科学独立以来，科学发展对人类哲学思维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种哲学思维---形而上学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确立和变革。刚开始时，科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使得牛顿创立的经典力学在当时的科学体系中取得形而上学地位，人们企图用力学定律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从而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性。而这种思维面貌的变革又得益于科学的继续发展和重大突破所揭示出的辩证性、发展性，从而实现了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突破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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