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历史上自然辩证法对社会的影响

　　摘要：作者从事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和教学60年， 1985-1995年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亲历自然辩证法在历史关键点上影响了社会的实践。作为对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40周年的纪念， 本文重点回忆了受命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背景；自然辩证法影响社会的九件大事以及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要领导在一起工作中值得回忆的一些往事。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影响； 社会；
　　 　　
　　Abstract:The author engaged in the study,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for 60 years, 1985-1995 as vice chairman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Philosophy of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atural dialectics has influenced the practice of society in the historical key point in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memorial to the 40 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recall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the nine major events which influenced the society by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Dialectics of Nature/Philosophy of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worth remembering in the work.
　　
　　Keyword:dialectics of nature; influence; society;

　　
　　一、引言
　　
　　1978年1月2日，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余秋里、王震、耿飚、王任重、谷牧、康世恩等， 在于光远 （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周培源 （时任中国科协主席） 、钱三强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提交的《关于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请示》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这就是史无前例的八位副总理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值此40周年纪念，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自然辩证法研究》常务副主编尚志丛教授约我写一篇相关回忆文章。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1958年从北京钢铁学院 （现北京科技大学） 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 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 毕业后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与教学工作， 至今已经60年。并且担任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亲历了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最激情燃烧的岁月。本文回忆了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期间和于光远、钱学森、钱三强、李昌、龚育之等杰出领导和老师亲密接触的一些往事， 重点体现自然辩证法在一些历史的关键点上影响了社会。
　　
　　二、受命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我的自然辩证法生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58-1985年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教学阶段；1985-1995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阶段；1995年退休以后， 我感悟到自然辩证法不研究易学哲学就没有中国特色， 不研究工程哲学就跟不上时代， 开始了研究现代易学和工程哲学的新阶段。
　　　　
　　自然辩证法作为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开放的研究领域， 不仅研究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纯粹自然界的辩证法以及对自然界物理、化学、生物运动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还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去研究自然和科学、技术、工程有关的辩证法， 处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几大知识体系交叉融汇的结合部， 在沟通文理、孕育新学科、服务社会等方面独具优势， 但也产生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 1979年成都举行的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就学科性质和学科范围的问题展开争论。
　　
　　于光远以包容的心态认为， 与其限制学科的发展， 不如让其自由发展， 提出了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口袋”的形象比喻， 后来又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中提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学科群”[1]203.用一种开明的态度结束了这场争论， 他指出“除了主体以外， 还有许多东西暂时可以放到我们自然辩证法的口袋里， 不要怕人家说我们侵占了人家的地盘， 说我们这个学科的手伸得太长了， 我们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1]2041983年， 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编委会成立大会上， 于光远又提出了自然辩证法是“自然界的辩证法和改造自然的辩证法”的学科体系。
　　
　　按照于光远的思路， 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开放的领域， 应吸纳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人员参加， 需要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联盟， 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
　　
　　1956年，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 制定1956~1967年12年科学远景规划时， 专门制定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规划》， 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内建立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组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 研究组随哲学研究所的编制转移） , 于光远兼任组长， 这个人数不多的研究组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组织， 后来扩大为研究室， 这个研究组从1956年10月起就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要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 仅依靠哲学所这个研究组当然不行， 于光远认为还有必要成立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 团结最广大的有志于自然辩证法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组成部分的同志。早在1953年前后， 李四光同志在和于光远的一次谈话中就建议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在1956年制定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和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成立之后， 于光远认为成立这种性质的团体的时机比较成熟， 由于1957年的政治环境不可能进行这样的事， 到了1958年才有了进行这种工作的可能性， 当时的方针是先在各地成立地方性的团体，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成立全国性的组织。队伍组织方面， 上海最早， 1958年4月正式开始筹备， 1960年5月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黑龙江的研究会开始酝酿的时间略为迟一些， 李昌校长采取的步骤是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活动中心， 先建立这个学校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直到1966年2月黑龙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史丹领导的广东省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也比较早， 1960年省哲学学会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 1962年广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1961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下成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组， 北京市自然辩证法学会筹备组于1963年夏正式成立；全国性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还没来得及成立， 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2]39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于光远， 周培源、钱三强代表国家科委、科协、科学院一起向国务院建议成立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恢复自然辩证法刊物， 得到邓小平等副总理的批准。经过70年代后期一系列的筹备工作， 1981年11月4日， 召开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 宣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 于光远被推选为理事长， 周培源、卢嘉锡、李昌、钱三强、钱学森、钟林为副理事长， 钟林 （常务） 、龚育之、查汝强为秘书长， 周林为副秘书长。
　　
　　1986年12月第二届理事大会在北京召开， 由我做了题为《发展自然辩证法， 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工作报告， 总结并强调了自然辩证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坚持推动科技进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目标。于光远继续当选为理事长， 李昌， 龚育之， 我、李宝恒、钟林当选副理事长， 我兼秘书长， 张济、王国政为副秘书长， 此时除西藏外，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研究会均已成立， 全国研究会下建立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化学化工哲学、天文哲学、地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党校系统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专业委员会， 登记会员8000余人， 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科研人员及兼职工作者万余人， [3]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筹建、成立和工作的开展， 是新时期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开创的新局面。
　　
　　三、自然辩证法影响社会的主要事例
　　
　　1.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出台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由于受到苏联用阶级斗争的观念代替自然科学学术讨论的影响， 阻碍了控制论、化学领域共振论、生物学领域摩根遗传学的发展， 1958年自然辩证法界在青岛遗传学会议提出正确评价摩根遗传学， 导致党中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出台；1958年向地球开战搞建设的年代， 自然辩证法界提出马克思主义从革命向建设的新发展；1976年自然辩证法理论组对“四人帮”关于马克思主义代替自然科学论和反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对拨乱反正有重要的作用；1979年在广东召开的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提出了我国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都要发展的战略思想， 纠正了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唯一正确的方向的片面观点等， 都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科技政策和社会的进步。[4]
　　
　　2.1982年自然辩证法界开展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对于改革开放之初首先要解决民生住房的紧迫问题， 城市结构的失衡， 公共交通设施、商业网点、教育、卫生、文化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 城市规划管理机构又被文革冲垮， 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然辩证法界认识到不仅要研究天然的自然， 也要研究像城市这样的人工自然， 于是在1982年12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了第一届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党中央由万里、胡启立亲自听取会议的汇报， 采纳了会议的多项建议， 比如说恢复城市规划委员会， 按照城市结构的科学理论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建设等， 促成中国城市研究会的诞生， 会议纪要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 实属罕见。
　　
　　3. 成立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
　　
　　在1985年以后我主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时， 适逢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 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对策、建设企业文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决策和指导思想的提出， 几乎都离不开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得到中国科协的肯定， 并且接受于光远理事长的建议， 中国科协“三大”以后， 在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于光远、李昌、龚育之、李宝恒等同志的推动下， 成立了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 钱三强、龚育之、李宝恒是委员会正副主任， 我任秘书， 实际工作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抓 （后来转入中国科协咨询中心主抓） .当时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最活跃的学术团体之一。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于光远、钱三强、李昌、龚育之领导的联盟委员会组织下， 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参与国家、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规划的调研、制定和咨询工作， 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深入调研、积极研讨， 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 很多成果得到肯定和采纳， 有的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奖励。以上表明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会的工作， 在一些历史的关键点上影响了社会。
　　
　　4.1986年开展交通发展战略的前期研究
　　
　　面对春节返乡的民工潮引发的交通拥堵问题， 1986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展交通发展战略的前期研究。因为中国人口多， 交通拥挤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联盟委员会开展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课题研究。交通运输包括铁路、航空、水运、公路、管道等五种运输方式 （后来增加了国防运输方式） , 从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 不能用单向思维，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搞一套， 而要综合五种运输方式， 统筹协调治理交通问题。提出远距离客运靠航空、中距离靠火车、短距离靠汽车以及货运除了继续改善铁路运输外， 要大力发展河海水路运输、增加港口码头建设的投资， 努力开拓管道运输的战略。后来在李国豪教授的主持下， 课题组邀请国家经委、各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专家参加， 历时三年， 邹家华副总理、朱镕基总理多次听取汇报， 课题报告和14个分课题报告、12项咨询建议， 提出许多新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 被有关部门采纳。国家科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这项研究是成功的， 是目前我国交通运输战略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的一项成果， 对于国家宏观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个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5.1987年粮食与社会的课题研究
　　
　　1987年面对国家粮食供应长期紧张， 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农业辩证法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展粮食与社会的课题研究。
　　
　　这个研究课题得到农业部门的支持， 历时一年， 分析了粮食生产诸要素、粮食的合理使用问题， 涉及食物结构的调整、粮食和棉花、肉类、饲养业、副食品生产的关系等复杂问题， 该课题把粮食生产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 总结国内外的经验， 提出粮食发展的战略， 测定农业投资必须占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10%以上、工业增长速度为农业增长速度的2-3倍、棉花对粮食的比价8-10是农业稳定发展、工农业和粮棉协调增长的重要条件， 并且要求人大以此作出预算立法。邀请农业部、纺织部、外经贸部和省市领导和农学会等相关学者和领导参加， 提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例如有相当比例的粮食用作饲料， 相对减少了粮食供应， 而作为饲料用的氨基酸不仅粮食中有， 而且是可以工业合成的， 因此， 发展饲料工业可以代替一部分粮食。然而饲料工业需要国家投资， 国家计划根本没有这个项目， 这些意见受到国务院、国家计委、农业部的重视。国家计委增加了饲料工业的投资项目， 农业部奖励20万元加强中国地区发展研究会， 开展长期的研究。
　　
　　6.1988年开展饲料工业和菜篮子工程的研究
　　
　　社会的稳定除了粮食充足以外， 还要有足够的肉类、蔬菜等菜篮子食品，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叫做菜篮子工程。两科联盟委员会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展这个课题研究， 提出两个方面的设想：
　　
　　首先， 现在一家一户的饲养业难以满足现代化城市人口对肉类的需求， 像国外那样搞大规模的饲养工厂又没有条件， 因此提出由国家投资建设饲料工业基地， 各地搞配合饲料厂， 供应农户大力发展饲养业， 采用市场机制解决防疫、良种、收购、运输等问题， 同时， 努力改变人们的食物结构， 有可能解决我国肉类供应问题；其次， 蔬菜生产要有投入， 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和产、供、销一条龙， 合理分配利润， 才能持续解决菜篮子问题。
　　
　　以上意见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国家计委、农业部、各省市领导的支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各部委支持， 以上海和天津为试点， 探索解决菜篮子问题的途径；并指定杜润生同志牵头召集有关省市主管农业的领导研究落实。同时， 国家计委委托课题组座谈增加饲料工业的投资立项问题。
　　
　　7.1988-1989年举办科学文化论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 两科联盟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科学文化论坛， 两月一次， 共举办5次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分别是， 农村问题、教育问题 （两次） 、文学艺术问题、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论坛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除了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外， 还要用文化的手段解决问题。教育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 收到很好的效果。
　　
　　8. 组织举办“双月经济座谈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时期， 中国经济团体联合会 （经团联） 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组织举办“双月经济座谈会”, 邀请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分析经济形势， 讨论国家政策， 协调产学研的认识， 起到很好的作用。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企业发展战略委员会周传典、高杨文等每两个月举行“企业发展战略论坛”, 讨论和解决了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中的问题， 沟通了国企和政府新政策的协调。于光远1985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1992年党的14大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 于光远及时邀请首都的经济学家举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论坛”, 并且由财经出版社出版了会议文集。研究会举办“发展战略研究班”, 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龚育之先生提出“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 强调科学技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 反对伪科学， 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维护科学尊严；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促进全社会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9.1993年周传典等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技术引进新阶段的课题研究
　　
　　该课题总结了日、韩国等国技术引进的经验， 特别是我国建国以来技术引进的经验和教训， 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坚决走技术引进的道路， 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消化、吸收和创新， 使引进的技术具有生命力。宋健等领导同志批示肯定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四、值得回忆的一些往事
　　
　　1. 于光远先生自称是点子公司， 善于“发起” （建立新组织， 发起新事项） .
　　
　　自然辩证法事业发展的很多点子都是他提出来的。他主张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要分设在中国科学院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 、中国科协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自然辩证法研究室） .这样做既可以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又可以应对各种可能的困难。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期间， 受到形势的影响， 于光远在社科院的工作几乎停摆， 幸亏在科技领域形势比较宽松， 科协系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为于光远唯一可以开展工作的机构， 显出他布局自然辩证法机构时的战略眼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于光远年近九十高龄，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要发起创办《方法》杂志， 以提高干部和人民的聪明程度， 以及成立“海南开发促进会”推进最大的特区的改革工作。许多于光远的学生和朋友都认为当时没有条件办成这两件事， 纷纷劝他不要再“发起”了。于光远认为这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力排众议， 居然把这两件事情做成了。1987年8月， 《方法》创刊号在上海出版。创办人于光远和编辑部分别发表《关于聪明学的几个问题》和《作为发刊词的一组短文》， 将杂志定位为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使命是总结方法、宣传方法、推广方法；目标是在争取提高全民族聪明度中做出自己的贡献。1988年， 在于光远的建议下， 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等省领导为加强省政府与中央各部委的联系， 争取他们在各方面对海南的理解和支持， 主动邀请北京以及一些地方德高望重又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和热心到海南投资的企业家， 组织了“海南开发促进会”.理事长由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担任， 于光远和数十位退休的省部级官员和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副理事长和理事。于老提出了“六个一点”的方针----就是为海南做点研究、说点好话、出点主意、提点意见、送点信息、拉点关系， 促进会对建省初期的海南发展的确有保驾护航的作用。我担任《方法》杂志副主编和海南开发促进会秘书长， 在这两件工作中得到了锻炼。现在回过头来看于光远发起的国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未来学研究会、技术经济研究会、企业现代化管理研究会等等都是很有远见的。
　　
　　2. 钱学森和于光远都是学贯中西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们在人体特异功能的认知上有不同的看法， 1987年12月12日至14日， 理论学术界在北京召开了“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研讨会”上， 于光远出版了《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一书， 钱学森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并且看到于光远的新书， 于是两位大学问家围绕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展开讨论。我第一次在会上听到他们亲自讲述了对人体特异功能的认识过程， 并且就这个问题的验证方法达成了共识。
　　
　　但是他们对自然辩证法研究有共同的认知， 都是研究会的领导。我作为研究会的秘书长自然要协调并且执行他们的意见， 因此科协有的同事批评我耍滑头， 举起左手拥护钱学森， 举起右手拥护于光远。其实作为下级对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的于光远都应该尊重， 但是当时能够把他们请到一起来开会， 一起讨论问题， 恐怕中国科协确实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的。1989年钱学森两次参加两科联盟委员会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的科学文化论坛， 讨论教育改革问题， 并且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一个中国科协主席， 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共同参加两科联盟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的活动，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也是我们积极做工作的结果。就在这次会议以后， 钱学森先生的妹妹钱学敏教授找我， 希望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钱学森大成智慧学研讨会》， 虽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经费也很困难， 但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举办这场重要的学术讨论会。钱学森、戴汝为、于景元、钱学敏等一大批研究大成智慧学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定出版会议论文集， 因为经费问题， 未能如愿， 至为遗憾。可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作为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要开一个大成智慧学的学术讨论会为什么会像钱学敏教授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找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来办这次学术研讨会？
　　
　　3. 我和钱三强副理事长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国科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
　　
　　钱老是委员会的主任， 我是秘书， 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很多研究课题， 例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粮食与社会、科学文化论坛等课题都是和两科联盟委员会一起做的。因此经常到钱老家里汇报和研究工作， 每次都是我敬仰的何泽慧老师开的门， 在钱老狭小的工作室里研究工作。钱老是非常谦卑和求实的老专家， 工作兢兢业业， 周到细致， 给我深刻的教育。钱老逝世的时候， 我写了诚挚的悼词， 抬了一个很大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送的花圈去悼念， 没有想到灵堂是很小房间， 花圈显得太大了， 但是表达了我们悲痛的心情。
　　
　　4. 李昌和于光远的理念高度契合。
　　
　　他们默契地推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理论研究、联系实际的工作。李昌特别注重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系实际的工作， 在粮食与社会、菜篮子工程、倡导开发饲草业这个跨世纪的战略产业等课题中， 李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创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双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反腐倡廉时加上政治文明成为三文明） 研究所， 21世纪又创立研究会社会发展研究所， 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出简报， 向中央写建议， 做了许多实事， 成为研究会工作的补充。成立这些机构没有用国家一分钱， 仅有的一台计算机是自己的女婿送给他的， 用坏以后研究会从创收的经费中给他更新的。他还帮助吉首市创办武陵大学， 还筹办北京八个名校在海南成立联合研究生院等等， 凡是利国利民的事情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去做。特别是研究会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提出研究现代易学的时候， 李昌非常支持。国际易学界决定成立国际易学联合会， 国家民政部注册遇到困难， 我请求他帮助。他说我已经九十岁了， 不能参加现代易学的研究， 愿意帮助你们向中央反映情况， 转交我们的报告。促成胡锦涛等三位常委联合批准成立国际易学联合会，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为现代易学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做了一件大好事。
　　
　　5. 龚育之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佼佼者， 由于政务工作繁忙， 一直不能全力以赴地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他自己也觉得很可惜。
　　
　　他从中宣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 专门约我谈话， 表示今后要集中力量研究自己喜爱的自然辩证法。他准备从总结自然辩证法的历史经验开始自己的研究， 有一套发展自然辩证法的想法。他还特别关照我对反对科学主义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反对科学主义是对的， 但是中国的科学还很落后， 需要大力发展科学， 所以现在反对科学主义不是时机， 建议《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不要发表这类文章。可惜后来很多老同志写党史、回忆录， 请他帮助修改占去了他的时间， 他对我说计划不能实现， 显得很无奈。他在学术上对我的影响很大， 至今怀念他。
　　
　　以上的回忆因为没有时间去详细查找文献记录， 难免有差错的地方， 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2]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第二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陈建新。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大口袋”[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10） :23-27.
　　[4]丘亮辉。继承传统创造未来，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R].宁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