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从业者的自信问题探究(4)

　　三、自然辩证法的自信：社会归属
　　
　　应该看到，前述在自然辩证法在社会归属上的焦虑并非出于学科自身的发展所致，而是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果不立足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一味依赖外部环境，依赖行政命令和领导恩赐，那么一旦环境变化，领导更迭，朝令夕改，免不了落得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毫无疑问，与所有其他学科一样，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和生命力不仅在学科本身的一般理论，而且在于对其所处语境的介入与互动。作为研究生政治课，固然是自然辩证法发展的重要契机，自然辩证法由此完善了学科，培育了队伍，扩大了社会影响；不过需要意识到，政治课只是自然辩证法介入语境并与之互动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自然辩证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对自然辩证法做出重大贡献的已故的于光远先生[3 ]论述了自然辩证法在普遍意义上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属性，要求以由自然到社会的生成过程为研究对象；进而在特殊的意义上，“正在中国兴起的哲学学派”必然要以“正在兴起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由自然向社会生成的特殊道路，以此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社会历史责任。
　　
　　根据几次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在总体上可以把不同国家由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区分为两大类型。为数不多的一类是当前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发展道路的共同点是，科技革命在其社会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行发生，近代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社会的成熟又孕育新的科技革命，后者又推动社会由现代走向后现代。这就是所谓“内生型”的发展道路，在新三论看来，也就是“自组织”过程。另一种类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其道路更是千差万别，但大致也理出共同的线索，那就是“外生”或“他组织”,从外部引进科学技术。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发生外部传入的科学技术与本国悠久传统和特殊国情之间在冲突中整合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着重处理人际关系，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等三大关系（梁漱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重视，科学技术被边缘化，贬为“雕虫小技”,依靠伦理道德维系人际关系。鸦片战争后列强一次次入侵，中国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但科技只是“器”和“用”,不能进入“道”和“体”之列。1949年后，虽然科学技术得到一定发展，依然从属于政治，或“大跃进”,或屡遭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中国由自然界向社会生成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日益发挥由下而上的推动作用。虽然如此，科学精神至今依然常常束之高阁甚至受到践踏，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想尚有待推进。如何一方面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氛围和条件，另一方面顺应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依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一再的滞后与丧失时机，当代中国还面临两次科技革命的迭加。由于由传统经现代到后现代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路径，因而中国有可能走上由传统直接迈向后现代，也就是跨越的发展道路。研究这样特殊的发展道路，对于尚处于传统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普遍意义。
　　
　　就STS而言，可以把目前关注的领域区分为三大类型。其一，两次转型的迭加，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迭加，托夫勒的第二和第三次浪潮迭加，“工信部”这一独特的称谓就是迭加的典型。后工业化有着许多规定性，主要是信息化和生态化。迭加的含义在于，其一，在继续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信息化，以信息化引领和提升工业化；其二，以生态化规范和选择工业化。在迭加之时，还会遇到大量关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议，既增加了中国之路的复杂性，也带来了机会。探讨“迭加”,必须建立在对于近现代科学与以复杂性科学为核心的后现代科学关系，以及工业技术与高技术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赋予重任。
　　
　　第二类问题在于上述两次社会转型再与改革开放的迭加。这样的“三重”迭加，致使中国由自然向社会生成过程越发特殊，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既不是自嘲的对象，也不是骄傲的资本，只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及由此通往目标的特定道路。眼下，政府职能的转换和互联网以及二者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还要再叠加一个互联网+.这一类问题要求自然辩证法紧密结合经济哲学和管理哲学。
　　
　　第三类问题在于，中国的转型处于世界的格局之中。中国越是强大，就越感受到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本点在于，具有不同国情和分别位于后现代、现代化和传统中的世界各国，因全球产业链和全球气候而处于越来越密切的关联之中，尚未过去的金融危机加深了关联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述问题都应纳入自然辩证法的视野之中。随着视野的扩展，自然辩证法渐次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将人文社会科学建立于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之上。
　　
　　面对自然辩证法特定的社会归属，自然辩证法从业者义不容辞，充满自信。如果说学科归属主要在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那么社会归属更是对社会的介入，具有更多实践色彩，因而赋予更强的责任和担当。这样的社会归属必将凝聚更多人的参与。
　　
　　自然辩证法的学术归属是普遍意义上的理论基础，社会归属重在对特殊层面的关注和实际介入。没有学术归属，自然辩证法就缺乏理论基础，对于特殊社会现实的研究将因缺乏学术根基而成为空中楼阁；没有社会归属，失去对当代中国这一特殊层面的关注，不仅从业者失去生存的基础和安身立命的处所，学术归属也将因失去来自特殊性的滋养而枯竭，只能跟在西方学术界后面亦步亦趋。独特的学科归属和深深介入的社会归属，这就是自然辩证法自信的无穷源泉。
　　
　　参考文献：
　　
　　[1]吕乃基。论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桥梁的科学技术哲学[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M].南昌：江西科技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