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
全球化所带来的"地球村"效应己经出现。当今社会出现了信息化程度发达、新媒体发展速度迅猛的现象，即我们已经迎来了信息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2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 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相对比于2012年底又攀升了 2.0%.除了普及率发生变化，手机网络的使用率也悄然兴起。其多项指标、新特征已经逐步显示出超越传统类型网络的增长速率。其中，以手机微博用户、微信为代表的手机网络形式发展速度最快。对于微博、微信这种新型聊天工具的广泛运用，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手机网络超越传统网络类型的势头很猛，有赶超之势。有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 5873万，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另一方面，普通用户在家里使用互联网的比率居高不下，2012年底这种用户的增加幅度有所上涨，达到了 4%,有数据显示已有接近91.7的用户在家里使用互联网。
面对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信息多元化的格局，任何国家政府都需要面临愈加开放或复杂的社会管理环境。美国前任国防部部长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危机管理将会取代原有的战略计划，成为各国的关注重点。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各个国家对于危机所引发的危害性的重视程度相当高。因此在面对各管理危机时，政府如何更及时、更有效地对危机事件予以回应或处理刻不容缓。
在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一路走高的过程中，另一种发展趋势正在显现，即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模式在传统媒体时代所暴露的缺陷也逐步陷延伸到了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在这场技术变革中也呈现出诸多新特征。那么，为了更好地研究在新媒体的环境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模式的未来走向，就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了解其内在逻辑演绎机制。
（二）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学界对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由来己久，学者们对新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的政府危机管理相关概念也众说纷纟云。总体而言，学者们的讨论都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合理性，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深入探析发现学者们大多从传播学、政治学的角度分别分析政府危机管理行为，或是单独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描述媒体这一因素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的单向性作用，或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阐述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行为方式，目前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对于二者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互动方式还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互动研究也将有利于丰富新媒体时代下的政府危机管理新特征、新内涵，也将有助于政府探寻更加科学化、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方式。对于深入了解新媒体与政府危机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逻辑关系，将会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更倾向于寻求新时期背景下的政府危机管理新模式。
2.实践意义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是当前的时代主题，新媒体的跨越式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也随之产生了急剧变化。既然社会是处于变化期、转型期中，那么也就必然会产生多方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也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不平等现象则体现在经济收入差距凸显、社会相关资源获取渠道有限等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此基础上会产生较为尖锐的社会矛盾等特征，那么这些矛盾必然应该引起相关政府的重视，即我国政府管理进入危机频发的时期，需要将转型期的社会矛盾转为成为政府管理变革的动力，推动政府管理走向纵深的道路。这种动力是需要多方主体推进的，这需要我国政府在新媒体视域下寻求一种更为有效、多元的治理体系来应对这一危机。这一体系既要注重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硬实力构建，譬如有效的危机管理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相关处理机构的科学设置。同时也要注重政府自身危机管理能力机制的软实力构建，要迎合新媒体时代的迫切需要，结合新媒体时代所凸显出的重要特征来完成这一战略体系的构建，为真正实现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新媒体的研究
1.国外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
国外对"新媒体" 一词的运用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其社会功能，即更关注新媒体的文化力量及其历史影响力，因此他们对新媒体的研究是处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观察的。研究方法以经验性的研究为主，既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有关，又与媒体研究、文化研究等有关。
在对新媒体研究的早期著作中，列夫？曼诺维奇的《新媒体语言》具有代表性。
作者想要研究新媒体语言发展的逻辑背景，他将新媒体语言置于现代历史中，并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新媒体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独特性。温迪春与托马斯？基南编著的《新媒体？旧媒体》也通过描述新媒体、旧媒体来突显新媒体的"新",同时考察其产生的文化這染力、社会影响。将新媒体贯穿于历史进程中的研究还有丽萨？盖托曼与杰弗里编著的《1740-:1915年的新媒体》，他们认为，所有的媒体都曾经是新媒体，新生的媒体既拥有机遇，也会面临挑战。他们认为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更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特性不仅是新媒体的先进技术，更体现在新媒体对人们闩常生活所产生的非凡影响，这也体现了西方学者对媒体的深入思考。
还有学者以较为全面的知识普及的方式来描述新媒体。诺亚？华夫与尼克？蒙特福特编著的《新媒体读本》用系谱的方式来梳理新媒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安德鲁？西德尼与皮特？莱德编著的《新媒体手册》定位于教科书，从四个基础方面向读者全面展示新媒体的基本概念。
另外，有作者从历史角度对新媒体内在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卫？杰伊和理查德？格鲁新所著的《再媒体化：理解新媒体》通过梳理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的媒体发展历程来考察媒体其去媒体性与超媒体性，认为新媒体的出现是经过多次更替，不断创新与超越的过程。
2.国内学者对新媒体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新媒体的研究以"网络传播"为起点，始于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随着新的传播形式不断出现，关于"新媒体"的研究逐步取代了以"网络传播"为重点的研究，并为学者们所认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广泛研究"新媒体".将新媒体发展的时间维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相德宝的"三阶段说"与雷猫荣的"四阶段说".
相德宝在《中国新媒体研究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将新媒体的研究划分为三阶段。三阶段说以新媒体研究的数量为标准，将中国前二十年的新媒体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期（1986-1999年），此时的研究重点在于将新媒体作为新的媒介形式的代名词，不具有时代性，如电子传单、DVD等形式。该阶段对新媒体关注度低；第二阶段为成长期（2000-2005年），此时研究重点在以手机为主要媒介形式来探讨新老媒体孰轻孰重，关注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该阶段的研究数量有所上升，关注度提升；第三阶段为凸现期（2006-2008年），此时的研究重点以网络媒体（如博客、播客等）为主，以新旧媒体的融合与发展为主题的研究为主流。
该阶段的研究数量激增。
雷墙荣在《简述国内新媒体研究的现实呈现》一文中，则将对新媒体的研究分为四阶段。即萌芽期（1996-1998年），该阶段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技术领域研究为重点；发展期（1999-2002年），该阶段的研究领域延伸到新闻学、社会学等学科，以网络发展为研究重点；兴盛期（2003-2005年），该阶段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全面、宏观地总结网络媒体的发展历史；突破期（2006-今），该阶段突破网络媒体单一概念的限制，以"新媒体"作为新兴出现的新型媒体的代名词。还有学者将新媒体置于政治学学科视野下研究，探讨新媒体在政治语境中所产生的效应。整体呈现的趋势在于，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之大应被重视，既要满足合理的需求，又要打造高质量的信息平台。
有学者以民主在新媒体时代中的新特性为研究重点。颜渊在《网络政治参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硕士论文中提到，网络民主呈现平等、便捷、高效、隐蔽等特点。？侯彬则认为，网络民主的主要特点是虚拟化，同时还具有交互性的属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参与主体作为社会人，同时以多种媒体为载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方式更为多元化、隐蔽性。？还有学者研究网络民主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与社会反响。郑曙村在《论网络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五大促进作用》中提出，网络民主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张志明、曹枉则认为，电子政府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促使政府和公众之间沟通便利、快捷，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⑥在学者为网络民主叫好的同时，也有学者对此颇有忧虑。有研究者提出，如果对网络不加以限制，网络的发展会陷入无序性，导致民主失真，甚至因此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对此，有人提出对策。如刘文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难题及对策》
一文中建议，一方面要步入信息化时代，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要建立网络法治秩序，对网络使用者有一定的限制。
探讨新媒体与其舆论导向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的一大热点。新媒体与舆论引导二者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新媒体在拓展舆论空间的同时，为民众了解、表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媒体也逐步形成多元化、全方位的层次、结构。李良荣教授认为新旧媒体一起引导舆论的局面已经产生，新旧媒体更应该注重二者的分工、协助、融合，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取长补短、去粗存精，最终优化社会舆论。①在讨论到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许静教授以场域性理论为出发点，讨论网络传播的场域性特征产生的社会影响。她认为社会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场域性特征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其特征会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的导向，形成社会关注，引起社会反响气鲜鹏则在《新媒体的兴起对党的思想舆论工作的影响分析》中提到，新媒体会引导、催生新的舆情，同时也会面临相伴生的一系列挑战。
也有一些学者研究新媒体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不可否认，新媒体的发展与党的执政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一领域，研究重点放在新媒体对党执政提出的挑战，及如何提高党执政能力。张晨在《新媒体背景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考》中提出，新的挑战表现在新媒体的信息扩散力会对党的执政地位与安全、意识领域的监管产生冲击力。因此执政党必须推进执政能力的制度建设，以此增强公信力、引导力。
王晓燕则认为应该培养领导干部新的思维能力，转变旧有理念，担负社会责任，缓解社会矛盾。
（二）关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
1.国外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
国外学者较早就开始研究危机管理理论，并一直将危机管理理论作为重点来研究。1960年左右，危机管理理论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艾理森院长的《决策的木质》。国外学者关于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初始期（1960-1980年）。这一阶段国外开始出现从政治学领域研究危机管理理论。这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催生的现象，资、社两大阵营对立，亚、非政治格局不稳定，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将视角放在有关政府更替、制度变迁、国际战争等方面。
（2）成长期（1980-1990年）。这一时期有关危机理论的研究也出现向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该阶段第一次出现研究高潮，并分离出了企业、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两个研究分支。其中，劳伦斯巴顿的《组织危机管理》、罗森塔尔与皮内伯格的"危机威胁论"都具有代表性。
（3）爆发期（1990-2000年）。这一时期的危机理论研究由特殊的个别案例分析发展为理论范式的规范研究，研究形成了一定规模。代表作为罗伯特的《危机管理》，作者围绕4R模式（如图所示），系统地论述了危机管理的四个方面（缩减、预备、反应、恢复）。并最终得出要形成危机恢复力的结论。
（4）成熟期（2000-今）。这一时期国外学者们多角度地探讨政府如何更好地进行危机管理。从理论范式的规范研究转向实践对策研究，提出诸多应对措施。如保罗斯洛维奇的《风险观》强调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必须灌输风险意识，并在危机前后多角度、全方位地实施策略。
2.国内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
国内关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步晚，发展速度快，并逐步形成一定规模。有大量深入的研究，从政府危机管理的内涵、外延、动因、问题等不同角度来分析的论文、期利不在少数。
国内有不少学者从政府危机管理本身的定义着手来研究。但对于其本身含义并没有统一的概念来界定。有学者将政府危机管理看做一个过程。曹现强认为，政府危机管理的含义是，政府为了尽量阻止危机发生釆取各种措施来优化危机预测、防范系统的动态过程。？同样，有学者将其视作一个系统，林龙认为政府危机管理重中之重在于建立、健全危机管理系统。它是连接政府、受众、媒体的动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三者既息息相关，又互相作用，最后会形成影响政府决策的强大力量。②还有学者将公共关系与政府危机管理的实质结合讨论。王晓成认为，政府危机管理指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运用多种科学手段来稳控、维护政府形象。？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定义还并未形成统一意见，众说纷纟云。还有学者从政府危机管理的组成要素来分析。杨冠琼将政府危机管理分为绩效型、资源型、整合型、风险型、过程型、发展型、全面型、政治承诺型8个类型，她认为政府危机管理是应该形成全面的体系。
有学者研究政府危机管理的动因及其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大多在法律法规、体制不健全、信息不通畅等方面有共识。蒋铁从三个方面指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问题，即危机意识模糊不全、决策过程不透明、法律机制不健全。⑤也有学者补充了看法，仇桂且、俞振洲等认为问题主要有决策机制、法律机制不健全；管理机构不独立；信息透明度不高；官员问责制缺失。⑥还有学者从分析信息沟通机制失灵着手，汤敏轩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信息流通过程中的失真效应；二是信息传递过程中功能弱化现象。⑦还有学者对以上内容进行补充。彭宗超、钟幵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政府危机管理的动因，他从宏观、微观两方面分析民众脆弱性的根源，认为民众脆弱性是直接影响政府危机管理的要素。
（三）新媒体时代的政府危机管理研究
1.国外结合新媒体、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
丹尼尔？哈林的《"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提到，现今的官方与媒体的关系比起19世纪紧密得多，这种联系会直接产生媒体成为官方决策者的"发声筒".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的联系，如美国学者吴量福从政府、媒体的分工协作的角度分析，通过个案实例弓I证分析来多角度观察美国政府部门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以此描述美国政府在危机救援过程中的运作状况，发现二者之间协调性、系统性非常高，社会反响与效果也非常显著。还有学者从网络对危机管理的作用研究，如安妮？玛丽？迪纳尔多在《网络作为一种危机管理的工具：对新千年时银行业网站站点的评论》中指出网络可以成为一种应对危机的有效工具。总之，国外学者结合新媒体、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范围较广，多层次、多维度地分析、观察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2.国内结合新媒体、政府危机管理的研究
有不少学者以政府、媒体关系为研究重点。
汪凯的《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结合了政治学、传播学学科，以大量翔实、生动的例证，深入探讨了转型时期我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以历史的视角描述了在社会转型的宏观大背景下所兴起的新型媒体、民意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积极、消极影响。
同一时期也有学者对二者之间关系深入探讨，并加入其它影响因素，m中初的《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一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域》以灾难新闻报道为视角，基于国家一社会的理论框架分析对政治、媒体行为，进一步阐述在政府合法性和新闻媒体的天然专业的不同特性下的行为逻辑，从而为二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提供对策。
还有学者直接将政府危机管理置于新媒体视域下探讨，即从新媒体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政府危机管理与新媒体的关系。聂伯葵以构建新媒体、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为落脚点，从现存的二者障碍原因分析入手提出有效对策。？
有学者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角色进行深入探讨。著名学者周光召院士曾指出政府应作为危机管理的主角。政府在拥有社会资源的同时，也有义务担负解决危机的社会责任。只有政府主动向社会公开信息，才能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从而有效解决危机。对于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仍具有最权威的掌控能力。如喻国明教授认为政府在处理危机时，能够通过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解释清楚事实，从而缓解社会恐慌与消除不良社会反响。也有学者对政府危机管理在新媒体下的角色扮演进行补充，如陈售认为在面临危机事件时，政府应实行新举措，结合新旧媒体的优势因势利导，主动实现信息公开，积极应对网络舆论。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本论文坚持从实际出发，强调问题意识、学理分析，力求将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