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媒体时代的新媒体影响广域化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传统的传播方式是"单对多"的线性传播，即从一个信息源向受众作单向传播。因此传播链较短，从信息源传递至受众后，传播过程基本结束。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则是"网状传播",即任意信息点之间都可以实现互动式传播。这种传播链可以很长，短时期内将信息迅速、无限扩散。根据传播学理论，媒体可以通过两个标准进行划分：（1）受众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最容易的是新媒体，依次排序是电视、报纸、广播；（2）媒体的信息源权威，权烕性最高的是报纸，依次排序是电视、广播、新媒体。事实上，受众多数在这两个维度中获取信息。一旦权威媒体在危机爆发时"失语",受众就会立即将注意力放在信息获取更容易的新媒体上面。"随手照片、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的普及就是最好的佐证。在盆安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报道方式值得关注。在6月22円到6月27 FI这段时间内，以《人民円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介并未对这一事件集中关注，分别在7月2円、3円、5曰发表了3篇有关盆安事件的报道。整个事件在前期过程中处于沉淀过程。而在當安事件发生当晚，网上就已经充斥着大量关于党安事件的图片、视频、影像。在大量图片在网络上疯转的同时，实际已经对社会营造了一种舆论氛围，网民也纷纷对李树芬的死因以及当地政府的应对行为产生质疑，这是最为直观的表现。相较而言，传统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事件中产生了监督缺位的现象，这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既有传统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组织性、指导性因素，也有新媒体的联动性、踊跃性起作用。在我国广播电视的经营性产业从公益性事业中剥离出来之前，新闻媒体主要从事着舆论导向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况下的舆论引导力度是相当大的。媒体的宣传行为往往是被政府直接控制，传统时期的媒体热衷追求教化的意义，对危机事件几乎不作报道。
传统媒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指导原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属性。传播媒介在产生之初就是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代表一定政治、社会的观念体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传统媒介作为宣传工具的意识形态性表现在：受党的领导、传达党的声音；引导舆论导向；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宣传和维护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第二，组织性。我国以《党报》为代表的传媒被看成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关。它的组织性体现：媒体所有权归党和政府，隶属于党和政府；媒体机构主要负责人由党和政府任免；对所有新闻出版机构实行审批和登记制度。这使得传媒与传媒工作者在组织上和制度上成为"党的喉舌".第三，指导性。即用党的意志统管传媒内容、方法、效果。内容上除了对传统价值的判断，满足人们的知情权，还宣传党的思想、方针、政策；方法与效果上，将传播、宣传结合，多种方式发挥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总之，这有利于促进政治经济制度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决定了传媒功能以宣传职责为主。
赵士林在《突发事件于媒体报道》中提到，"中国传媒结构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不是传统媒体内部的变化，而是一种新的媒体，互联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是推动中国媒体危机报道的一个重要力量。" ?新时期媒体报道危机事件的政治色彩淡化。但政府在面对危机事件时不可能和媒体的立场、观点完全一致。这与新媒体发展速度加快有关，政府不可能运用传统模式来操控多种媒体来控制舆论。
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政府的信息垄断，政府部门无法如传统时期完全监控所有媒体。近些年来，网民通过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方式对政府部门相关人员进行评价、曝光的例子越来越多。这些数字逐年上涨、种类繁多。他们被曝光的原因五花八门，被曝光后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有的人惊爆雷人雷语，有些人不予回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传统媒体占据主导舆论的时期，政府本身或其系统中的办公人员的行为几乎很少受到民众的关注，民众几乎没有任何渠道来了解政府信息身或其系统中的办公人员的行为。这也与当今社会"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反差。在网上通过微博、博客、微信等方式来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的案例不胜枚举，更有甚者直接通过这些工具来对m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在线转播或现场直播。任何事件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成为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每一个网民既可以充当描述事实的旁边者，也可以作为评论员来点评事件。无论是"表哥"杨达才事件，还是吉林工作人员微博弦富事件，都是通过互联网等工具第一时间在网上曝光，并形成一阵舆论热潮。我们还可以看到，新媒体的出现将社会舆论监督推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改变了原有的以传统媒体为主导地位的信息传播格局。在新时期下的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也伴随着这种格局的转变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新媒体还未出现前，政府主要控制传统媒体发布环节。传统媒体报道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信息的选取与采集、信息传递、编辑审阅、终审发稿审批、发布，使得公众的信息获取时间周期较长。政府在传媒领域长期存在权威性控制，因此公众自由获取政治、社会信息渠道闭塞、单一。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变革，信息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新媒体的出现拓展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传统的信息沟通渠道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
（三）新媒体时代的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
传统模式下的政府危机管理组织系统使得政府作为唯一的危机管理主体具有绝对的权威。传统时期的政府危机管理方式受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效率低下。呈权体制下的封建专制色彩浓厚，加上垂直管理的官僚体制，这既可以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稳定，也能保障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特定的政治环境形成统治阶级作为危机管理的唯一主体的局面。这种以单一性的主体性换来能在短时期内强有力地保证社会的稳定。然而，传统的官僚体制带来的制度僵化深深根植于政府行政管理系统之中。这种一元性的危机反应所强调的必然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主导作用。
在2005年的哈尔滨停水事件中，当地政府于11月21日发布公告宣称停水事件与全市供水管网检修有关，在11月22日又发布公告称这次停水事件是由于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污染而引起的，而这起爆炸事故早在11月13 Ff就已经被相关部门得知。在这起停水事件中，政府作为信息的来源刻意隐满了事情的真相，正因为其作为危机管理的唯一主体才具有这种一元性的特征。媒体在这次的爆炸事件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媒体在爆炸案开始到政府发布公告这十几天内也并未对这一危机事件进行任何报道，而早在11月13 Fi的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事件发生后，就有哈尔滨电视台专赴吉林现场进行报道，然而最后的报道结果却是松花江并未被污染，这一报道结果显然并不符合现实情况。
在2008年的瓷安事件中，当地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对群众的不满情绪就没有进行正确沟通与疏导，采取的是一贯的强硬态度。尤其是在对待死者家属要求重新尸检时并未进行耐心沟通，在6月28 R的尸检结果维持之前的结果并送达通知书时，釆取强硬态度要求死者于固定时间之前将尸体搬走。当大批群众集体冲进县政府等相关单位时，政府部门人员也并未第一时间出来与民众主动进沟通与交流，这无疑进一步点燃了民众非理智情绪，将當安事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该事件发生的第一个星期内媒体对于此类事件的关注基本处于集体失声状态，在6月28日才开始有报道出现。
无论是哈尔滨停水事件，还是在瓷安事件中，政府在这两起危机管理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元化的单向控制。改革幵放之前，政府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而注重自身权力的绝对性。政府习惯于"大包大揽"的危机管理方式，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越位"、"错位"等现象中，引发政府与社会、群众之间的矛盾。
（四）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角色多元化
杨飙和姚劲松在《广播电视的社会责任重在践行》一文中认为舆论治国在特殊时期非常有效。传统时期的政府通过两级传播的方式控制舆论。政府首先把信息传给媒体，再由媒体向受众传递深加工后的信息。实质上，政府是通过控制第一个阶段来实现。
公众获取信息方式以及信息源呈现多样化趋势。公众在新时期下积极寻求自媒体表达方式。2008年的汉川大地震中，除了媒体进行相关报道，还有许多网友运用新媒体进行第一手信息传递。传统媒体时代，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承担着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职业的新闻工作者承担着新闻的釆集和发布。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大众媒介基本垄断了突发事件报道的渠道和方式。新媒体时代，普通大众被赋予了一种薪新的角色，通过对网络的运用，"公民新闻"打破了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垄断和特权。首先，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现在大众普遍对新闻信息有了自己的判断，人们不再完全被大众传媒所设置的议题"牵着鼻子走";其次，"公民新闻"使传统媒体的信源结构发生了改变。
通过微博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传统受众改变了传统报道模式中的被动形象，传统受众的角色更加立体和丰富，既是信息发布者也是传达者和接收者，拥有了信息的裁定权、发布权和处置权等。微博传播依赖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传播模式，作为信息发布者，每一位微博用户都可以随时随地的主动发布信息。该信息既可以受到微博粉丝的广泛关注，也可以通过" 功能实现特定人群的关注。信息发出以后，通过转发等方式能够使信息实现广泛的传播。这种微博发文的方式打破了传统"新闻线人"提供信息的方式。作为信息传达者，微博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点关注其他微博用户的微博动态。不仅可以关注个人，也可以关注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等组织。
一般来说，微博用户关注的信息都是自己喜欢的题材，用户对这一话题有自己的见解判断，往往会积极地通过评论和转发等方式扩散这一信息的传播。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中，反馈往往属于传播流程的最后一环。可是在新媒体时代，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逐渐"混靖" 了传统的传播流程。以微博为例，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反馈环节出现在信息传播的各个时间段。如对于微博信息的关注相较于微博信息的编辑者来讲属于反馈，对于微博信息的评论和转发属于反馈，即使是对微博信息的删除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拒绝"的反馈。整体来说，微博提供的快捷、自由的传播渠道和反馈渠道，进一步增强的信息传播的效果和影响。
新媒体的发展为流言、瑶言的传播创造先天条件。无论是流言还是谣言都极易在政府、社会处于危机状态下出现，尤其是民众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最容易兴起。尽管流言带有极大的主观化因素，会模糊化事实，却具有一定的说服功能。流言的传播、扩散更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更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无限蔓延。
政府危机事件也在这种高速互动性的环境下也会向病毒感染一样蔓延，愈演愈烈。
政府在新时代下危机信息传播方面的案例就很多。如2005年哈尔滨水危机事件，当地发生的水污染事件威胁到了居民用水状况，当政府宣布全市停水时，信息封锁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威信息被质疑，民间流言四起、恐慌升级，加速政府危机爆发。有研究者曾经指出，危机事件的框架在四种方式下最容易被流言所构建：削平；磨尖；同化；添加，这些技巧可以妖魔化危机事件，成为流言传播的主要方式。因为人们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思想、看法加入到流言中，模糊事情的本来面目，而谁也不用为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