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我国高校国际化战略问题的提出
随着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科技都相继走向国际化。我们需从全球范围国际竞争力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高等教育，近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虽已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但是离高等教育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在经历教育系统的一系列改革创新和发展之后，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决策。
《2003--2007 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重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2020 教育发展改革目标提出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因此，开展高等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的高校发展战略研究，分析国际化高水平大学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无论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还是对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1.2 我国高校国际化的现状分析
早在 80 年代中期，清华大学的官方文件中就出现了瞄准世界先进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提法。1985 年，清华大学提出“争取在九十年代，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1993 年，清华大学明确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到 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
相关文献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性奋斗目标。作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的第一步，到 2005 年（即“十五”期间），交大将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其中国际化战略是交大“十五”期间重点推行的三大战略之一。这一战略的基本内涵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建立融汇国际先进办学理念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流的意识与机制。立足上海，服务全国，走向世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 年）》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指导下，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许多高校都将国际化纳入学校“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成为实现高校整体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内部分领先的大学走在了探索高校国际化发展路径的前列，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趋势比较明显，但是整体水平上仍不尽如人意。上海交通大学的喻恺等的研究是在对香港科技大学、浦项工业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三所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教师队伍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三所高校都拥有一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师资队伍；绝大部分教师从海外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近亲繁殖”的比例极低。
有国内学者在 2010 年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发放了 200 份(实际回收 132 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 28所（从没有返回问卷的 68 所高校中选取）高校公布的国际化相关资料，对我国高校的国际化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得出结论：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高校自身国际化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个方面都很薄弱，总体实力不强，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1.1.3 我国高校国际化的角色定位和战略定位
我国学者刘念才、程莹对我国部分名牌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比较研究后，得出结果认为我国名牌大学离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差距很大，主要表现在原创性成果、教师质量、科研经费和国际化方面，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质量论文在 Nature 和 Science 发表情况、科研经费的规模、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等。
从大学的国际战略看，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高校希望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成为新兴的世界一流大学，将自己定位于“追赶者”的角色。美国大学将国际化发展规划定位于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导者”角色，希望继续保持领先位置。“追赶者”与“领导者”的不同定位，分别体现在各自的高校发展战略规划中。例如，北京大学在《全球战略2006--2010》中提到要“努力成为国际公认的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中山大学的目标是《居于国内一流大学前列、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这些显示了处于中国相对领先地位的高校渴望获得国际认可的心理和追赶意识。与此同时，美国 TOP20 研究型大学在本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中所处的领先地位使其纷纷将自己定位为大学国际化的“领导者”。康乃尔大学将自身定位为21 世纪大学的领导者；
加州伯克利大学在战略中提出要保证和增强其作为杰出学术如，耶鲁大学校长莱文(Levin)提出“培养全球领导者”的使命；②拥有 300 多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的寄语中提到，“当耶鲁进入其第四个百年之际，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学——为美国和全球培养领导人并推动知识创新。”③2004 年，耶鲁集团就大学国际化主题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并要求各个学院及研究中心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和规划，就国际化框架征求意见。 ④耶鲁大学国际化战略主要有以下三大目标：（一）为学生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发挥领导和服务作用做好准备；（二）把全世界最有才能的学生和学者吸引到耶鲁大学来；（三）将自己定位为一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学。⑤我国高校的国际化发展现状是绝大多数高校由于受到内部实力、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高校国际化方面战略规划不足，开展的实质性的活动不多，对于如何开辟、实施高校国际化道路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
虽然当前我国高校国际化战略的角色定位为“追赶者”，应尽量学习世界一流高校的实践经验和创新理论，缩短差距，进而赶超国际一流高校的水平。但是，我国高校国际化不应是“全球化”，更不是“全盘西化”。
陈昌辉、翁丽霞在研究论文中提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集成与创新本国优秀文化，消化与综合世界先进文化，在多样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形成新的平衡的过程。”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定位应该是立足本国传统文化，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服务本国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中国特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
1.1.4 完善国际化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是我国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创建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是党中央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应对自身改革发展和外部挑战的重要举措，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的宏伟工程。③高校国际化是以高等教育要素的全球性、交流活动的多样化、教学手段的网络化为特征的，突破高校在本国内部形成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模式，使高校自身与国际外部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个沟通交流网络，高校可以更广泛地借助国际要素来构建自己的国际化发展模式。从国内一流大学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大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的必然要求。①
我国高校发展应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结合自身状况和自身实力选择符合实际发展现状的国际化战略途径和战略实施方式。姜远平、刘少雪通过对美国四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缘结构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它们的教师学缘结构存在几个共同的特点即：教师来自名校、学缘的“远缘杂交”、教师国际化比例高。②我国高校的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与世界一流高校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应立足现状，加强国际化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加快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发展进程。随着世界开放的教育市场和教育要素的全球流动，加速完善国际化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成为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的必要保障。
1.2 研究综述
1.2.1 政策评估的内涵
政策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它是用政治学、经济学、数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策研究的范畴从决策前的政策分析逐渐扩展到政策前期的制定过程、执行过程以及执行效果等各个方面。世界各国的学术界和政界对政策评估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对于政策评估的基本内涵，国内外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观点。
E·S·奎德（E·S·Quade）认为：从广义上解释，政策评估是确定一种价值的过程分析，但在狭义上，却是在调查一项进行中的计划，就其实际成就与预期成就的差异加以衡量。威廉·邓恩认为：政策评估是设法发现预想和实际执行情况间的差异由此提供政策的相关知识，从而在政策制定过程的评估阶段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
托马斯·Ｒ·戴伊认为：政策评估研究是对实施中的政策、方案，相对于他们的预期目标而言，作用于目标群体的效果进行的客观，系统和经验性测量。
我国学者陈振明认为：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学者张国庆认为：评估通常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去判断某一系统的状态或质量，判断的核心问题在于确定该系统的好坏、优劣等价值。政策评估就是根据某些公认的标准去判断某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是有价值或有什么价值。
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搜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有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1.2.2 政策评估国内外研究现状
1.2.2.1 政策评估发展历程研究
政策科学最早出现在美国，随着政策科学的发展，政策评估理论也在不断发展，政策评估作为整个政策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对改善公共政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决策质量，保证政策目标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古巴( E. G. Guba) 和林肯( Y. S. Lincoln)根据政策评估逐步演变发展的过程将政策评估为四个阶段，他们认为评估并不是简单的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的，它是众多相互影响的建构再建构发展的结果。他们认为政策评估的四个阶段分别侧重强调“测量”“描述”“判断”和“回应-协商-建构”。第一阶段是测量时代，盛行于十九世纪末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评估模式特点是强调“测量”，标志是测量理论的形成和测量技术、手段的大量应用。
评估工作中技术性测量工具的大量应用，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主，政策评估者在评估中的承担的角色是技术性的。第二阶段是描述时代，盛行于 20 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种评估模式强调“描述”，它是一种描述关于某些规定目标的优略模式为特征的方法，是一种目标导向的描述性的评估方法。该阶段的评估仍然保留了技术测量的特性，但开始突出了描述的功能。测量不再等同于评估，而是被作为一种评估工具被重新定义。政策评估者的角色逐步地变成描述者。第三阶段从 1963 到 1975 年，将判断作为一种评估活动，产生了第三代评估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调“判断”，该模式认为“政策评估即社会实验”，强调了评估中价值判断的功能，将评估的重点放在社会公平性上，同时还保持了早期的技术性和描述性的功能。政策评估者的角色变成评判者。第四阶段是从 1975 年至今，产生了第四代评估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回应性，主张“政策评估即政策回应”，其核心是“回应-协商-建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世界是多元的社会建构实体，政策评估也是一种建构，以弥补前三代评估中管理主义倾向过浓、忽略价值的多元性、过分强调调查的科学范式这三个重大缺陷。
①国内相关研究者认为对于政策评估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划分，以政策评估在不同时期关注的核心内容为标准，将政策评估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政策评估：关注效率。强调从政策实施的效率和行政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进行评估。这一阶段是政策评估发展的最初阶段。由美国的彼得·罗西、霍华德·弗里曼和马克·李普希合著的《项目评估：方法与技术》是最早对专门针对评估进行研究的著作之一。他们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介绍了评估的发展历史和评估内容及方法。其评估理论与方法对美国乃至世界评估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阶段政策评估：关注评估结果的价值和实用性分析。这个阶段在政策评估的过程中虽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但其研究结果的利用率并不高，以至后来出现了政策评估危机，因此政策评估的焦点转向了关注政策评估结果的利用上。这一时期的学者 M. 帕顿( M. Patton)在他的著作中强调评估的终极目的在于评估结果的利用，从而唤醒了人们对评估结果利用重要性的认识。
第三阶段政策评估：关注的是政策所体现的社会公平性、公正性等价值取向问题。该阶段评估是批判的评估，针对政策评估由于过分强调政策效率而忽视了社会民众真正的需求，造成了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现象。以罗尔斯( J. Ｒawls) 的《正义论》为标志，开始对传统的政策评估合理性提出质疑，进而对政策目标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代表学者豪斯( E.Ｒ. House)认为“政策评估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活动。其在为决策者提供服务的同时，主要目的是推动资源与利益的再分配。评估不但是真实的，更应该是正义的。正义应该成为政策评估的一项重要标准。”从罗尔斯的观点出发，认为政策评估的首要任务是评判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在公正的前提下再去衡量效率和效能。
第四阶段政策评估：建构主义取向的政策评估，关注的是政策评估过程中的多方需求、多元互动，综合了对政策效率、政策公正性的共同关注以及多种评估技术和方法运用的综合性评估，超越过于注重测量、描述、判断的前几代评估方法。以学者古巴( E. G. Guba) 和林肯( Y. S. Lincoln)为代表的“第四代评估”理论没有把评估过程当成一种纯粹的科学过程，而是超越了纯粹的科学范畴，涵盖了人性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种相关因素。他将评估上升到以谈判协调为核心动力的新高度。
1.2.2.2 政策评估主体的研究
确定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即是确定公共政策由谁来评估的问题，这是研究公共政策评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在评估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确定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关系到评估目标的明确、评估方式的选择以及评估结果的公正性与有效性，评估主体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否直接影响到评估工作的成败。
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确定公共政策由谁来评估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得到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普遍认可。学者高富峰认为在目前官方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和党政权力机关、专业评估组织、社会评估组织和相关利益群体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学者赵勇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出发认为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是多元性的，存在利益的分化和利益的差异性。并提出公共政策的评估主体应该不分贵贱贫富，都有表达对公共政策意见和看法的权利。张国庆在《公共政策分析》一书中把评估主体分为政府评估和民间评估两种。他认为政府评估主要是政策制定者自我的评估，民间评估就是与政策制定无关团体的评估，包括媒体、民间机构、专家学者评估等。
近年来评估主体的研究者认为在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评估主体非常重要。第三方评估机构包括几大类，一是专家学者，其具备专业的评估理论知识，科学性比较强；二是非政府组织，政策关注群众自发形成的评估组织。三是独立的专业评估机构，系统性强，效率高且评估结果准确性高。
1.2.2.3 政策评估模式的研究
在西方政策评估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多种具体的评估模式。一是测量取向模式，反馈是此模式的重心，评估结果反馈之后再进行相关修正；二是决策导向模式，注重对决策的评估，考虑政策方案在不同阶段所可能的一些变化；三是实验模式，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观测方案和执行结果之间的联系；四是执行评估模式，评估主要分为对于过程的评估和对于结果的评估；五是目标中立评估模式，避免一些主观因素对于政策评估的影响；六是回应性评估模式，更多的关注回应民众的需求，综合不同价值观点来逐步完善政策；七是授权评估模式，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强调对被评估者评估能力的培养，以促进政策的良性运作；八是焦点效用评估模式，需找出适当的内容、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产生评估的效果；九是新现实主义评估模式，此模式认为评估中最重要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此类评估模式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要素：环境背景、机制与造成的后果。
瑞典学者Vedung在其专著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中针对政策评估标准问题归纳出了 10 种模型。第一类是效果模型，包含目标获取模型、侧面影响模型、自由评估模型、综合评估模型、用户导向模型、相关利益人模型。第二类是经济模型，包括生产率模型、成本-效果模型和成本-收益模型。第三类是专业评估模型，仅包含同行评议模型。我国学者王瑞祥就这几类政策模型进行了分类讨论。他认为：对于专业性非常强的政策，必须根据专家的意见制定特殊的评估标准，适用同行评议模型；当成本因素列入评估的考察范畴时，就存在政策投入成本与政策输出效果的比较问题，这时根据评估的特点选用经济模型(其中包括了三类有一定差别的评估方法)；只将政策实施后产生的效果作为评估标准时，适用其它 6 种模型，其中“目标获取模型”、“侧面影响模型”、“自由目标评估模型”是基于目标的评估，“用户导向模型”、“相关利益人模型”是基于用户导性的每一种模型，具有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性。
学者周建国认为长期以来，政策评估主要以评估标准、评估方法与评估主体为主要要素，逐渐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单一评估模式。人们将政策评估问题作为纯粹的科学问题，侧重强调对政策结果的客观测量，摒弃价值因素、政治因素等相关因素，追求收益最大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是“3Es+ 1A”标准：以公共政策的效果( Effectiveness) 、效率( Efficiency) 、效能( Efficacy)及其充分性( Adequacy) 为标准。伴随着评估理论的不断发展，政策科学界逐步认识到，逻辑实证主义将工具理性在政策评估中过度运用，而实践表明技术手段难以左右人们的价值取向。于是以威廉·N·邓恩、弗兰克·费希尔、保罗·狄辛等为代表的复合理性、多元理性在政策科学中逐渐得到认可和赞同，适当性、公平性等问题越来越被重视。
1.2.2.4 政策评估发展趋势
一、政策评估发展趋势
通过对政策评估发展历程以及理论与实践领域最新进展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政策评估发展的新趋势，并对我国政策评估研究与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一) 政策评估主体应多元化，提升民主参与度
国内大部分学者就评估主体多元化基本获得共识。②在政策评估中，政府机构已经不再是政策评估的唯一主体，独立的政策评估机构大量涌现，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也应该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政策的执行对象、利益不相关团体、大众传播媒体、社会舆论等。政策评估研究的新进展也表明，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不仅有助于提升政策评估科学性，还能够改善政策评估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度。
(二) 政策评估标准系统化，由“技术导向”向“价值导向”转变
伴随着政策科学的高速发展，政策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复杂性，因此政策评估的标准也不可能再单一化，制定政策评估标准应该是个系统化的工程，是整个评估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评估过程应该是根据评估主体、评估目的、评估现状等的不同，对政策评估标准进行有选择的合理利用的过程。批判主义取向的第三代和建构主义取向的第四代政策评估理论都对之前的政策评估过度关注效率和结果提出了批判，倡导在政策评估中应关注公平性、民主性和回应性。因此，在制定政策评估标准和选择评估方法的过程中，应该在关注效率和结果等“技术导向”指标基础上，加入体现社会公平、民主、多元利益平衡性等“价值导向”的指标。
(三) 政策评估过程持续化，提高评估的准确性
不少国内外的学者认为政策评估是针对政策效果的评估，是对政策的产出及结果的评价过程。如学者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评估就是对政策的效果进行研究”。①肖阳华认为公共政策是在大量收集政策执行效果和效益的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判断政策是否达到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目标的过程。②
但是，国外学者弗兰克·费希尔、E·戈登堡的研究都表明，为了提高政策评估的准确性和政策执行的效果，需要将政策评估看作是发展的过程，进行持续性的评估。政策评估应该定期收集数据和评价，进行多次、持续的将点、线、面的分析相结合的评估，以提高政策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四）评估报告多样化，提高政策评估结果的有效性
国外学者 Rossi 和 Freeman 认为政策评估有五个基本目的：促进项目改进、明确责任、促进学习和知识积累、政治策略、和公共关系等。①Frans-Bauke和 Jurian 认为促进政府承担责任和制定政策的执行力为政策评估的目的。②也有学者指出政策评估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政策效果、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帮助制定决策和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等。政策评估的根本目的是为完善政策提供借鉴，多数学者认为只有结果被用来完善政策或为决策制定提供参考的评估才是有效的评估，评估结果的有效性才显得尤为重要。
1.3 研究意义
1.3.1 国际化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是高校国际化路径的核心
高校国际化道路既没有通用窍门也没有万能公式可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学校也有不同的模式。尽管存在不同的建设路径，但优秀的师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保证之一，一流的师资队伍也是衡量大学优秀程度，表征国际名校、强校共性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哈佛大学的几位校长都曾就师资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性有过精辟的论述。如博克（Derek Bok）说：“学校的名誉主要取决于学生的质量，更主要取决于教师的水平”。
陆登庭（Neil Rudenstine）认为，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和绝对质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一个大学才能称得上是一所一流大学，在一所高校中，没有比发现和聘用世界级高水平教师更重要的问题。伯克利大学在发展壮大为国际一流高校的过程中，引进的很人才多来自美国东部的常春藤学校和欧洲名校，如 1928 年至 1929 年，在物理方面他们引进了年轻学者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伯克利大学就同时拥有了那个时期最具潜力的两位年轻物理学家，前者研究重点在实验物理，后者研究重点在理论物理。1939 年，劳伦斯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和发现多种人工放射性同位素，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是伯克利加州大学获的第一个诺贝尔奖。②可见人才引进对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性，因此国际化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是高校国际化路径的核心。
国际化一流人才的规模和质量必须与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数量的缺乏和结构的不协调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目前相对于世界一流高校，我国高校的高水平国际化人才相当的匮乏。
据统计，目前我国“985 工程”高校中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留学背景的专职教师比例为 20%-30%，具有海外博士的专职教师的比例会更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周密、丁仕潮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结果显示，“985 工程”高校聘用的长期专职外籍教师平均仅为 20 人，平均授课时间为一年半；“211 工程”高校长期聘用的外籍教师平均仅为 9 人，平均授课时间为二年。③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的差距还很大。因此，我国亟待加强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力度，不断完善高校人才引进政策体系，高效配置高校国际化人力资源。
1.3.2 政策评估研究对引进政策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评估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决策科学化强调专家学者参与决策，决策民主化则要求广大群众参与决策。通过对高校国际化为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过程、执行过程及政策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估研究，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有机地实现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这一对矛盾的辩证统一，及时发现政策制定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迅速加以调整，可以有效地监督、预防执行走样，保证政策被正确贯彻实施，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最后，还能为政策是否延续、变更、或停止提供依据，对新的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和创新提供借鉴参考，加快完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性奋斗目标的进程。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研究以当前我国高校发展国际化的必然趋势为背景，分析认为国际化一流师资队伍是高校国际化的关键因素，是高校职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保障，而国际化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是高校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在此前提下研究我国上海市一系列以高校国际化为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针对当前较有代表性的高校可申报的国家、地方（上海市）人才引进政策以及高校（上海市四所 985 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梳理并分析，在借鉴国内外政策评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校国际化现状，探讨上海高校国际化导向人才引进政策评估的形成及要素构成，基于以上分析讨论构建上海高校国际化导向的人才引进政策评估的研究框架。
本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用通过个案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来完成。本文把上海的四所 985 高校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个案进行研究，通过对四所高校的人才引进政策汇总梳理，分析得出上海高校的人才引进政策的普遍特征。运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图书馆、网络等途径，广泛搜集高校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特点、人力资源理论与实践、政策评估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演绎分析，对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厘清了课题研究的背景及价值，夯实了理论基础，为本文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
1.5 论文创新之处及难点
政策评估对于公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止、政策废除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当前我国的政策评估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政策产出的评估上，而对于更深层面的政策影响研究较少，这致使我国的政策评估结果对政策方案制定的影响力不够强。基于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的评估分析就更加少，本文拟有针对性地地研究国际化导向的高校人才引进政策，针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执行结果、实施效果分别从形式维度、目标达成维度和政策影响维度进行评估研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对高校人才政策的制定、执行、修改更新等提供一些参考，对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评估体制有所裨益。
由于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涉及薪酬待遇、配套支持等信息，高校间存在着竞争关系，有些政策没有对外公开，收集到的政策信息未能涵盖全部。仅对某一所高校的人才引进政策进行分析恐怕不够客观，固本研究对所有高校都能申报的国家人才计划、上海高校都能申报的上海人才计划、上海市四所 985高校的内部人才引进政策进行搜集，以求通过对所搜集的信息的统计分析，提炼出普遍性的特征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策评估的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