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选择背景
一、问题提出
集团化对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问题。集团化是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是全球经济实体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成功经验使得更多的企业选择以集团形式组织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集团化是否真的能够提高经营绩效，企业是否真的能够在不考虑自身条件以及所处环境的约束下自由选择集团化这种组织形式以达到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目的？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本文将研究的目标企业群体锁定在中国的保险企业。集团化带给保险企业的好处是显著的：集团化可以促使企业实现资本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共享、分散经营风险以及多元业务协同发展等方面的目的。随着金融市场上产品，不仅是不同类商品，而且也是同类商品间界限的模糊化，金融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越来越强，金融细分市场的竞争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所有的事实使得立足于单一细分市场的保险公司取得的利润变得薄弱，而集团化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国外的保险巨头们在不利的大背景下能够实现逆转局面、重新开拓利润增长点的目的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外部竞争环境倒逼机制的作用以及中国保险行业内部普遍观念转变的情况下，我国保险企业也纷纷大跨步地进行转型。
然而，具有集团化的组织形式并不等同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集团化导致企业的整体组织机构和所接触的业务复杂程度提高，这加大内部管理的难度、增加内部管理成本。从这个背景出发，我国保险行业现有的内外现实条件是否真的能够支持我国的保险企业在具备了集团的组织架构后显现出集团化所带来的业务规模扩大、风险分散和竞争实力提升等优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土壤以及保险行业的内部实力与认知是否真的能够培育集团这种组织形式，规避由于战略定位不当又或者监管不到位可能给中国保险企业带来的自身问题扩大化、企业风险增加及经营效率降低的后果，避免产生保险企业组织架构的形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实分离的恶性循环。因此，探究集团化产生的机理并通过实证的方式来论证集团化对我国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并最终从经营绩效的角度对我国保险企业集团化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这对于解决我国保险企业在集团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选择背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我国保险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在我国本土从事投资生产活动的外商主要来源地为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些外商所投资企业存在着规模小、技术起点低和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的普遍特点。它们对中国大陆本土的企业特别是实力较为雄厚的优秀企业所造成的冲击并不大，再加上当时中国宏观经济的特殊性：市场买卖双方力量出现明显的偏向、整体宏观经济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企业没有为了提高经营效率而去调整生产组织结构的激励。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了形成企业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协作关系、增加社会短线产品的供给、减少市场买卖双方的悬殊，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文件，提出各家企业要遵循“三不变”的原则即隶属关系不变、财务关系不变和所有制不变的原则，鼓励企业之间发展横向扩张。接着，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原国家体改委和原国家经委发布的《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两个文件强调指出企业在选择自身所需要联合的对象和方式方面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且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来专门应对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阻碍如历史上由于财政包干、“条块分割”而形成的问题。总体来说，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大力推动企业联合体发展、鼓励企业之间扩张的政策目的并不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是着眼于改变现实经济市场的窘境，促使供求关系的平衡。
从 1992 年开始，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逆转：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关系被打破，加工工业普遍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我国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市场内各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的优势慢慢减弱而大企业竞争优势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国外企业对中国经济开始进行渗透：包括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比重开始加大，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影响逐渐增强。从 1993 年开始的统计资料显示：到 2000 年底，中国已经连续 7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在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受资国，在发展中国家范围内更是成为最大的受资国。在这个宏观环境下，跨国集团在中国境内的投资也迅猛发展。经统计，在当时全球五百家跨国公司巨头中，有近三百家已经在中国以各种形式从事投资性活动。与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本土进行投资的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商不同的是，这些跨国公司无论是从技术、资金、品牌还是规模方面的实力都十分雄厚，它们对中国大陆企业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这些外国的公司巨头凭借着自身独特的影响力快速打开中国市场、抢占现有客户、开发并培育新的忠诚于本企业的客户群，最终达到有力打压中国企业的目的。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外市场异常激烈的竞争局面以及中国企业在接受外来企业挑战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明显不足，中国政府和企业普遍认识到：要在日益激烈的多变环境中留存和发展自己，首要的是让中国本土企业快速成长为能够和外国巨头匹配竞争的巨人，即将中国企业从各个方面塑造为“航空母舰”,达到可以与跨国集团进行较量的基本起点。基于这样的目标，国务院在 1991 年批复转发了《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的请示》，并于当年产生了 55 家由政府批准组建的企业集团。根据 2012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大企业集团》，截至 2012 年底，2856 家我国集团企业的年营业收入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81.37%.中国保险企业的集团化产生较晚。自我国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中国保险业逐步走向了全面开放、发展迅速、市场主体数目增多、业务规模范围扩大以及市场主体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保险企业面临的来自国际保险跨国巨头的竞争也愈来愈激烈。进驻中国的外资保险企业大多是经营历史长久、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以及品牌影响力大的国际保险巨头，它们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以其特有的竞争优势迅速蚕食中国保险企业现有的已开发市场份额、开拓并培养新的忠诚客户群体，这给中国保险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在看到了国际保险巨头们成功的经营实践经验，越来越多的中国保险企业开始不满足于本身的经营业务范围，进而涉及多类的保险专业细分市场，甚至是跨保险进入其他的金融领域，通过不同的路径寻找集团化发展方向。从客观方面来看，中国保险企业分业经营的现状、市场上保险产品日益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不同种类金融商品之间越来越强的可替代性以及金融产品界限的模糊化等，都使得集团化成为中国保险企业必然的选择。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
一、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
关于我国企业集团化形成动因的研究理论有其特殊性。在现阶段，我国的企业集团无论在数目还是实力上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构成。由于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和产权关系方面存在着特殊性，这使得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很难解释，所以，学者针对我国企业集团的研究文献采用的所有基本假设都是基于同样的事实：
企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象，但是企业却没有形成相对有效的治理结构①。金晓斌（1995）在《试析中国企业集团形成的动因》中指出，从推动中国企业产生的推动力量来看，中国企业集团是在行政、市场、混合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与此相对应的，可以将中国的企业划分为行政推动型、市场成长型和混合推动型。陶向京等学者（2001）从产业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并用该模型对中国垂直型企业集团的形成动因进行模拟分析，发现高市场交易费用以及不确定的市场交易是产生垂直型企业集团的主要动因。马默涵（2008）认为，中国的保险集团化有着以下方面的原因：1、保险企业集团化从全球范围来说已经成为了主流；2、保险监管政策允许有资质的中国保险企业进行混业方面的经营实践；3、集团化有利于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提高自身实力。
因此，集团化已经成为了中国保险公司壮大自我的必经之路。埃森哲公司（2009）认为在中国保险业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发展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保险公司选择将集团化作为其发展道路的原因是中国保险公司在新时期内外多种因素合力驱动下自主决策的结果，但从整体来看这种趋势又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崔惠贤（2013）在其研究中利用实证分析证明了中国保险企业集团化发展的主要动因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是中国市场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其竞争机制。
在有关于保险行业的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中，崔惠贤（2013）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 Granger 检验对 1999 年至 2010 年 84 家保险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保险产业存在着市场结构与企业竞争行为正相关、企业竞争行为与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的单向关系，还存在竞争与市场结构双向的因果关系。刘玉焕和邵全权（2013）在其研究中发现对于寿险公司而言，销售员人海战术不利于寿险经营绩效的提高，只有有效率的营销员管理体制有利于经营绩效的提高。刘玉焕（2013）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在保险产品的集中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保险赔付率、退保率增长，进而吞噬利润，因此保险产品结构的失衡会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影响。范红丽（2014）利用 2010 年我国的 45 家寿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运用多元统计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后认为，寿险公司的经营绩效主要包括发展实力、规模实力、盈利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
在关于集团化对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中，辛清泉等（2007）认为集团化经营对企业经营绩效毫无影响。邵军和刘志远（2008）认为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源配置情况会引发集团内成员企业的市场价值的损害。肖志光（2009）利用回归模型对 2003年至 2007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保险的集团化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反而还对规模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的结论；他将该样本结果与国际上的样本结果做比较后认为，我国保险企业在集团化的过程中企业理念以及目标并不明确，集团内部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潘红波和余明桂（2010）利用 1999 至2005 深沪所有由独立经营变为集团成员的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集团化能够提高公司获得银行贷款担保的概率，但是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黄俊和陈信元（2011）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集团化经营促进了企业在研发环节的成长，并且集团内部研发投资存在着知识溢出效应。许莉（2011）认为我国的保险公司在进行集团化经营后技术效率都有所提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技术创新效率的下降而普遍下降。沈丹妮等人（2013）利用 Malmquist 指数对 2005年至 2010 年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保险集团在效益改善方面要好于独立公司，但是企业的规模效率并没有得到改善。顾冰等人（2013）使用 DEA 方法对 1999年至 2011 年的中国保险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集团化使得集团公司较独立的公司有着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但是中国的集团化没有增加企业的垄断程度也没有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市场绩效；区域的多元化以及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对保险产业组织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许栩等（2013）在考虑财产和寿险公司的经营差异基础上，使用 SFA 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集团化经营对于财产保险公司成本效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张天舒（2013）在其论文中发现相比起非集团企业，集团企业的实际所得税更低，集团化通过构建内部市场降低了企业税负。李雪（2014）通过对 2008 年至 2012 年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与独立上市公司相比，集团化经营公司的投资效率更高，并且投资效率随着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增加而提高。
在研究方法方面，相较于传统经济增长测算模型，生产前沿面方法剔除了完全效率假设而更接近于经济现实，其主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为代表的参数方法和以数据包络分析（DEA）为主的非参数方法。相比起参数方法，DEA 方法为数据驱动型，即利用已知数据构造数据前沿面来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这避免了测算生产前沿面具体函数选择的主观性，不需要预先设定生产前沿面具体函数形式或者假定技术非效率项所具有的分布形式；另外，相较 SFA 方法，DEA 方法能处理多投入以及多产出的生产形式方面的问题，因此如果能够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方法的科学性、指标的设计和选取的合理性的情况下，较 SFA 方法，DEA 方法能够适合多种不同经济问题的普遍性①。因此，本文将选用 DEA 方法来作为实证的测度工具。
DEA 方法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陈卫平（2006）运用 Malmquist 指数法对 1990年至 2003 年期间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相关空间分布方面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杨春等（2007）运用 DEA 的 Malmquist 指数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涉及中国玉米生产率及其增长相关状况，并将其进行分解得到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三个指标。李录堂等（2008）在其研究中对Malmquist 指数以及其相应的结构分解后得到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的快速进步，生产效率的持续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造成了反向作用。但是，这些文献只考虑了“好”产出而忽略“坏”产出，王兵（2011）在其文章中指出忽略“坏”产出使得评价过程中会产生偏差。因此，一些学者近年来已经开始尝试在各自研究领域中将“坏”产出纳入到效率和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实证分析。王兵等人（2010）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方法对广东省 21 个市 1998-2007 年工业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成分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广东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考虑环境即“坏”产出的情况后平均增长水平提高，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环境管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是对效率变化的影响不大。杨俊、陈怡（2011）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 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因素后分别对1999-2008 年的中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了测算。
但是，以上文献都是运用径向的、角度的 DEA 方法来计算。当存在投入过度或产出不足的情况时，径向的 DEA 方法会高估目标的效率；DEA 方法由于忽略了投入或产出的某一个方面，计算出来的结果并不准确，在这个基础上，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克服这两个缺点①。为了与 SBM 相适应，Luenberger 生产率函数被提出。李静等（2009）利用 SBM 模型方法测算了 1990-2006年间我国各个省区的环境效率后发现，引入环境变量明显地降低了中国各个区域的平均效率数值。刘瑞翔等（2012）结合 SBM 方向距离函数和 Luenberger 指数的特点，创建了一种新的指数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评价，其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绩效增长情况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其中以东部地区下降趋势尤其明显，分析期内各因素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顺序依次是产出、污染排放和投入。王兵（2011）在其研究中运用 SBM 方向性函数和 Luenberger 生产率对 2003 年至 2009 年中国 11 家上市商业银行在不良贷款约束情况下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进行了测度。支燕（2013）在对我国寿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运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进行研究后发现：中资寿险公司的效率值在考虑赔付支出的情况下优于外资公司；寿险产品的日益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以及其具有的较强的投资属性都使得企业投资收益的无效率成为严重制约寿险业效率提升的阻碍，而规模扩张增速的逐渐放缓所引发的企业规模效率变化为负是制约寿险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投入产出变量方面，吕秀萍（2010）在对中国保险业经营效率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宏观经济环境、保险产业结构等外部因素和保险公司的资本规模、经营能力、管理费用等内部因素都对保险行业的效率产生多种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支燕（2013）在其对寿险业经营效率的研究中采用的投入指标为员工人数、资本金、营业费用和固定资产，产出指标选择保费收入和投资收益作为保险公司“好”产出，赔付支出作为“坏”产出。李雅珍、胡霞（2013）在其研究中使用了权益资本、劳动力费用和其他经营费用来作为投入变量，最终产出变量使用的是实际及预期偿付和保险资金运用收益。所有文献中对使用的指标均进行了变量描述，方便其在模型操作过程中将取得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实证分析所需的变量。
二、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
在集团化形成动因方面的理论研究中，基于交易费用的一系列研究是以科斯在 1937 年的《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科斯原理”为基础，即企业是“作为一种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①。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交易费用的涵义范围仅限于要素买卖的相关费用，因此，该交易费用概念包括两个方面：
获得要素时需要确定准确合理的市场交易价格所需要的成本和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相互协商以及签订合同需要的成本。作为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追随者，Williamson（1977）对交易费用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界定，使得交易费用能够更加普遍地得到运用。被扩展的交易费用理论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和事后，事前的交易费用指的是市场主体间谈判、起草、落实协议所带来的成本；事后的交易费用包括四个方面：1、交易过程偏离协议所要求的规则带来的不适应成本。2、市场主体纠正偏离所引发的争论成本。3、管理机构方面的成本。4、使得协议安全保证实施及生效的成本②。同时，Williamson（1980）还指出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资产的专用性、人的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交易频率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根据交易费用理论，企业进行集团化的目的是降低交易费用。Leff（1976）在其文章中认为，企业采用集团化经营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Khanna 和Palepu（1997）指出，企业集团的产生与发展是为了降低外部经济制度的无效率，弥补外部环境存在的客观缺陷。Morck（2005）以为企业集团的组建极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税收政策以及政府监管的影响。Almeida 和 Wolfenzon（2006）分析了企业集团化经营，认为集团化可以减少企业股东融资方面的约束。
在关于集团化对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中，国外的与经营绩效有关的文献基本上集中于银行业并购重组领域，其内容主要围绕着从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角度对集团化经营是否能实现银行绩效的改善问题进行分析。Linder 和 Crane（1992）、Chamberlain（1992）、Spindt 和 Tarhan（1993）、Deyoung（1993）以及 YAmihud和 G.Miller（1998）通过采用对比并购前后银行财务数据变化情况的方法，分别从银行和银行持股角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并购策略对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银行规模的大小。Murray 和 White（1983）、Lawrence 和 Sha（y1986）、Clark（1988）以及 Humphrey（1985,1990）先后研究了银行业是否能够通过并购路径实现集团化所能够带来的经济效应。Clark（1988）通过对美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团化后出现的某些金融业务产品组合存在着成本上的互补性，集团化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应明显。Benston（1994）认为相比起专业性金融机构，全能银行更能够带来范围经济、规模经济以及效率方面的好处，但是，在现实环境中，专业性金融机构在与全能银行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事实说明金融机构的组织形态不是决定经营绩效的唯一因素。对于其他领域的集团化企业，一些学者也进行了分析。Rai （1996）等学者从 1988 年至 1992 年的包含了 106 家保险企业的数据中得出规模经济现象在大型公司中是存在的结论。Khanna 和 Palepu（1997）两位学者基于印度公司的实际状况发现，集团化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Keister（1998）基于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当企业集团设立连锁董事制度或者设立金融机构的时候，成员企业的业务及财务方面的业绩才会有显著提高。
Cumins J David （1999） 使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利用 1993 年至 1997 年的 817家保险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专业保险公司的绩效相对更好的结论，在其另外一项研究（2003）中，他进一步指出兼并对于美国的寿险企业而言，在提高企业效率方面产生了正面的作用。Bae et al（2002）的研究以及 Bertrand et al（2002）的研究都表明，企业集团内部存在着中小股东利益被大股东剥削的现象，这造成企业集团的市场价值降低。
在研究方法方面，Fecher、Perelman,、Kesseler 和 Pestiean（1993）分别使用 DEA方法和 SFA 方法研究比较了法国非寿险业和寿险业的效率。Cumins J David （1999）使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利用了 1993 年至 1997 年 817 家保险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专业保险公司的绩效相对更好的结论。Zijiang Yang（2006）使用两阶段DEA方法分别对加拿大的人身健康保险企业的投资效率以及保险效率情况进行了分析。Fukuyama 等（2008）在研究银行绩效方面将不良贷款作为一项“坏”产出来考虑，并使用了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这种指数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两部分：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但是，以上文献都是基于传统的 DEA 方法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这种依靠传统距离函数进行度量的方法无法考虑“坏”产出，因此，Chung 等（1997）为了解决在度量瑞典纸浆厂的全要素生产率时由于存在“坏”产出而导致的依靠传统距离函数的 Malmquist 生产指数无法计算的问题，介绍了一种新函数，即方向性距离函数，这种函数可以同时考虑“好”产出与“坏”产出的情况。为了能够与非角度、非径向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结构相适应，Chambers等（1996）提出了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Boussemart 等（2003）对 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和 Malmquist 生产指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认为相比起 Malmquist 生产指数，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具有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对本文研究思路的影响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阅读后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文献存在着研究问题界定、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形式方面的缺陷：
1、在研究问题界定方面，国内外文献没有对特定环境中保险集团概念进行特别圈定。在我国，由于我国的保险公司只能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完成集团化改造，因此我国保险集团有其特殊性。
2、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利用已知数据构造数据前沿面来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因此，通过该方法得到的各家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评价结果具有相对性。而外部因素是通过影响整体保险行业效率情况来发挥作用的，因此，只要控制样本所在的宏观经济环境、保险产业结构等外部因素，选取相同环境下的样本企业就可以实现通过对比集团化前后企业的经营效率改变来进行集团化对我国保险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这个思路在许莉（2011）的文章中得到运用，但是该文章使用的方法是 DEA 方法和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本文认为许莉（2011）忽略“坏”产出会夸大集团化的作用，因此，本文在该篇文章的基础上改用 SBM 和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进行研究。而支燕（2013）等学者也成功的使用 SBM 和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衡量寿险企业的经营绩效。
3、研究保险公司集团化对经营效率影响方面的文献大多直接运用模型来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套用处理，没有联系集团化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内在产生机理来对问题做系统的阐述和分析。本文认为这种割裂因果的研究模式不能够很好的对模型的实证结果做出说明。
基于以上整理出来的目前研究文献存在的不足点，本文做了如下改进：（1）对于企业集团定义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统一说法，因此本文在整理各方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对我国保险集团进行界定。（2）在实证研究的模型中加入对不利产出的考量，并且根据集团化前后我国保险公司绩效及生产率的分解变化情况对集团化是否能够提高我国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集团化的产生机理以达到追溯本源的目的。
四、本文的创新点及局限性
相较于其他研究而言，本文存在着以下几点创新点：
1、 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前人的研究大多针对多个行业的集团化现象，本文选取我国保险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群，这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2、 忽略企业的“坏”产出有可能夸大集团化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本文采用了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及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在投入产出变量中引入了“坏”产出来对这方面的不足进行完善。
3、 本文并没有局限于仅使用模型对保险企业集团化前后经营效率的变化来对问题进行研究，而是联系了集团化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内在产生机理。追溯集团化的根能够使得研究不局限于表面现象。
由于客观因素的存在，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1、对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使得变量的选取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最终选取的变量严谨性其实是有疑问的。
2、由于中国保险集团化的进程较短，保险集团化的公司只有九家，再加上模型及研究问题的潜在要求，经过筛选，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公司至有四个，样本量偏小。
3、根据研究思路，将超额赔付作为“坏”产出变量更具有逻辑性。但是，超额赔付存在着概念界定以及数据获得性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在 SBM 方法测度相对性的机理基础上采用选择赔付支出来作为对超额赔付的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