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团化对中国保险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第一节 研究方法
设：每家保险集团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进行的。
一、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
作为非参数方法中的一种，SBM 与 CCR、BCC 等模型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Fukuyama 和 Weber（2009）以及王兵（2010）的思想， SBM 方向距离函数定义如下：
二、Luenberger 生产率分解
式 3.2 所定义的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能够对各个具体横截面不同的单元之间效率进行比较，但是，这个方法不能比较纵向的经营效率，解决这一问题的常用方法是采用 Malmquist 指数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分解，按照 Boussemart et. al的观点，相比起 Malmquist 指数法，Luenberger 指数更加有效。因此，本文采用Chamber et.al（1996）定义的 Luenberger 指数：
其中，如果 LTFP、LPEC、LPTP、LSEC、LTPSC 的计算结果大于零，这代表着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得到改善，技术水平进步，规模效率得到提高以及集团技术偏向最优规模时的情况，反之亦然。
第二节 实证分析
一、样本指标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保险统计年鉴》（2000-2013）。
在样本选取方面，本文选择人保集团、国寿集团、太保集团和平安集团四家保险集团。选取这四家保险公司是建立在对各家保险公司的实际情况的判断：
1、中国再保险集团的前身是国有的再保险公司，其原有业务领域主要是再保险。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原公司以保险领域为营业范围，后来通过各种形式拓展经营范围形成保险集团的企业，再加上中国再保险集团的数据缺失严重，故中再集团不在样本范围内。
2、中国太平集团的总部设在香港并且其公司的主要业务大多在海外，年鉴上也缺少其集团方面的各项统计数据，因此太平也不纳入本次样本范围。
3、阳光财险的成立时间为 2005 年，在 2007 年完成集团化，集团化前时间过短，而安邦保险的集团化时间为 2012 年，集团成立的时间过短，因此本次研究对象将这两家保险公司排除。
4、中华控股集团在被考察期间经营曾经有一段时间非正常经营，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集团化对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其潜在假设是公司必须在研究的时间段内处于正常经营的状态，因此，中华控股集团也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在指标选取方面，本文按照模型的需求，将指标分为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其中，产出指标又分为“好”的产出指标和“坏”的产出指标。参考以前的文献以及考虑到指标的可得性和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取的指标如下：
1、投入指标：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劳动力、固定资产和营业费用。由于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产品的销售主要是通过各个渠道的密集网点以及大量的人力实现的，因此，劳动力是保险公司非常重要的投入。劳动力用员工人数表示，是《中国保险年鉴》中的“各保险公司人员构成”一栏；固定资产是指保险企业的物资方面投入，数据直接来源于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一栏；对于保险企业而言，在实际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方面的非必要支出费用能够减少，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也是有效率的表现，营业费用数值来源于损益表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其他业务成本”.
2、“好”产出变量：本文将保费收入以及投资收益两个变量作为“好”产出指标。保险企业经营的重要职能是从投保人手中收取保费后再将资金给付给遭受保险承保范围内损失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保费收入”对于保险企业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产出变量，数据直接来源于各家保险公司损益表中的“保费收入”;作为金融中介，保险公司将保费进行各项投资以获得收益，因此投资收益是保险企业利润来源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投资收益越多，保险公司的经营越具有效率。但是由于某些样本保险公司在某些年份的投资收益是负数，这与模型要求的产出变量都应该为正数的条件相违背。因此，本文对投资收益的数据做线性变化将其转化为正数再代入模型3、“坏”产出变量：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对保险企业“坏”产出指标的选择存在着争议，本文参考支燕（2011）的研究，将赔付支出定义为“坏”产出。首先，站在保险企业角度，由于商业性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赔付支出是减少企业收益的流出项，在考虑了应有的正常给付外，减少多余的赔付支出体现为公司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公司风险控制能力的提高。再者，根据研究思路，将“超额赔付”作为“坏”产出变量更具有逻辑性。但是，“超额赔付”存在着概念界定以及数据获得性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在 SBM 方法测度相对性的机理基础上采用选择赔付支出来作为对超额赔付的替代，即由于 SBM 方法使用的是现有样本数据来构造生产前沿面，即以行业中表现最优的企业为构造生产前沿面的基础来测量样本企业与生产前沿面的差距，因此，结果已经隐含了行业中正常赔付的金额。综上所述，以赔付支出为“坏”产出是合理的。
二、实证结果分析
对于集团化对我国保险企业的经营绩效影响实证研究包含了静态和动态分析：效率属于静态分析，即在某一既定的时间点上进行测量的结果；而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动态分析，它考虑了不同时期间技术和效率的相对变化。
1、保险集团化前后的效率及其无效率分解
SBM 模型直接求出的结果表示的是企业无效率值。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表现集团企业效率的变化情况，本文用 exp（-x） 函数（x 表示无效率值）将无效率值转化为效率值，如下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1999 年至 2012 年集团公司的经营效率波动较大。在 2001年之前，保险企业的整体经营效率较为稳定，但是总体水平不高。然而，从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之后的 11 年内，保险集团企业整体经营效率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由于政策方面的逐渐宽松，保险企业的经营效率在 2002、2004年出现两个小高峰后于 2007 年达到最大值。然而，2007 年以后的几年内，效率曲线出现持续下滑的现象。经营效率曲线的无序波动，特别是 2005 年至 2012 年间先急速上扬后连续下降的情形与保险集团所处的多变经济环境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存在问题的爆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 2005 年，保监会联合银监会下发了《保险公司股票资产托管指引（试行）》以及《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两个文件，内容中明确了保险资金能够入市的投资比例、风险监控、资产托管等有关问题，为保险资金争论多时的直接投资股票市场扫清了政策方面的障碍；2006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该文件明确提出的要加快保险产品开发进度、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以及对保险行业定位的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保险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年，首部健康法规的出台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的实施等政策使得我国保险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得到大幅度的攀升。2007 年，受益于投资渠道的拓宽以及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扬，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以及内在发展需求动力的双重推动下，中国保险业各项指标都创了 2004 年以来的新高，与此相对应的，保险集团企业的整体经营效益在 2007 年达到最高峰。
就外部经济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在 2007 年爆发，全球经济开始下滑。由于中国经济体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在早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它对中国经济实体所产生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另外再加上中国宏观经济自身也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多种因素的叠加产生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与此背景相对应的是，在 2008 年至 2009 年这个时间段，我国保险集团企业的整体经营效率也出现大幅度的下降。2009 年，中国政府在防止经济持续恶化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宽松有利的外部政策环境，高强度、密集地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这也带动了集团保险企业效率的回升。同时，由于政策的激励效应具有后延性，其对保险企业的影响在 2010 年完全显现出来。然而，在 2011 年，我国保险行业的各项弊端开始对保险集团的发展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保险市场分红险独大的风险开始显现出来，由于分红险收益率下降，寿险保费增速放缓，保险退保潮来临；银保渠道由于 10 年开始下发的一系列规范化措施遭遇“滑铁卢”,严重拖累了寿险保费的增速；个险渠道由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市场开拓难度的加大，出现了保险营销员“增员难”的困境。在2012 年，中国保险业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伴随着经济十年政策红利期的逐渐超退，一方面寿险业行业大瘦身，股权易手频繁，另一方面，各地不间断的暴雨地震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在上述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保险企业集团整体经营效率在这两年出现持续下滑。
从表 3 可以看出，集团化后的保险企业整体经营效率要高于集团化前的水平，平均提高 6.68%.如果将经营效率分解到各家样本保险公司可以看到，集团化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提升效果是微弱的。集团企业总体效率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人保集团：集团化战略的实施使得人保集团效率值增加了近一倍。而对于其他三家企业，除了国寿和太保集团的提升效果是微弱的外，平安集团的集团化后经营效率相对于集团化前水平甚至是倒退的。通过对平安集团每年的经营效率变化分析可以看出，集团化后平安集团的经营效率下降主要是受 2011 年和 2012 年拖累。
平安的经营效率在最后两年呈现急速下降趋势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两点：（1）平安是最早实现全牌照经营的保险集团；同时平安的业务范围是样本集团中最广泛的：
除了保险经纪和再保险领域，其余领域的业务中国平安均有涉及。因此相对于其他集团企业而言，平安集团的内部管理难度更大。（2）2011 年和 2012 年政策红利的消退以及宏观环境的不利影响。综合以上事实，本文认为：集团化对中国保险企业经营绩效影响普遍较小。
中国保险企业进行集团化的主要目的是追逐政策红利，而在进行集团化的过程中，中国保险企业没有相应地提高自身实力以应对集团化所产生的风险，导致集团化几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提高企业绩效的问题。
为了能够切实的研究集团化前后保险集团整体以及各个样本公司效率变化的原因，本文接下来利用 SBM 模型对企业集团化前后的效率进行分解。考虑到在现实情况下，企业几乎无法做到 CRS 模型要求的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假设，因此本文采用 VRS 模型，即假设各家保险公司并不是同时在最优规模下经营。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集团化前的保险企业无效率值为 40.6%.在运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当劳动力减少 0.7%,营业费用减少 0.3%,固定资产减少 1.1%,保费收入增加 1.6%,投资收益增加 29.7%,赔付支出减少 7.2%,保险经营可以达到完全有效率。在保险集团企业生产无效率中，投资收益的无效率贡献最大，贡献率达到了 73.15%,这与保险集团企业的投资经验不足、风险控制能力较差等原因有关；赔付支出无效率贡献了 17.73%;劳动力和营业费用无效率贡献相对较小。集团化后的保险企业无效率值为 22.4%,在运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当劳动力减少 1.8%,营业费用减少 0.2%,固定资产减少 1.3%,保费收入增加 1.3%,投资收益增加 14.6%,赔付支出减少 3.1%,保险经营可以达到完全有效率。在保险集团企业生产无效率中，投资收益和赔付支出的无效率值仍然贡献最大，分别贡献了 65.18%和 13.84%.
从各个样本保险集团的角度来看，集团化前后各家保险企业表现不一：除了平安集团外，其余三家保险集团的无效率均有下降，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太保集团，该集团集团化后的无效率值为 0.在无效率指标排名中，排名最末的是人保集团，无效率值高达 0.829,但是相比起集团化前的无效率值 1.59,人保集团的无效率值仍然是下降的。对各项无效率指标做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平安集团出现的在集团化后无效率值上升的现象涉及的方面是广泛的（除了赔付支出外其余指标无效率值全面上升），这与其内部银行业务整合等原因有关。人保无效率值快速下降主要受益于投资收益及赔付支出的无效率大幅减小，特别是投资收益方面的无效率指标下降明显，这也解释了人保集团化后经营效率大幅提高的事实。但是，人保集团的劳动力无效率在集团化后提升显著。
以上事实说明，集团化降低了保险企业整体经营的无效率，但是无效率的降低主要是因为投资增加和赔付支出减少，即保险公司集团化后赔付支出管理和投资效率增加，而固定资产管理能力、保费收入管理以及营业费用管理方面没有得到改善，劳动力管理的能力甚至出现明显的下降。这反映了我国保险集团企业“重投资、轻保障”的产品设计模式，虽然企业在市场经验、产品设计以及团队管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保险企业在集团化后整体经营效率的提高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近几年有利的政策环境。
2、保险集团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保险集团公司在 1999 年至 2012 年间的效率变动情况，本文利用 Luenberger 指标对生产率做进一步分解。与效率不同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动态分析，它不仅可以测量经营前沿面随时间推移的移动情况（技术进步），而且可以测量保险企业经营与特定经营前沿面在一段时间内相对位置变化（效率变化）。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在 2003 年之前，保险集团企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较为平稳，在 2004 年至 2005 年生产率变为负值，这和当时中国保险企业主动调整业务结构以及市场升息因素有关。由于 2005 年政府出台的投资政策拓宽了保险企业的投资渠道，生产率迅速反弹。2006 年出台的国十条也进一步促进了保险集团企业整体的生产率增长。然而在 2007 到 2008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保险集团企业整体生产率下滑并在 2008 年至 2009 年转为负值。2009 年中国政府在短期内连续出来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后，生产率变为正值。2010 年与2011 年间，随着政府政策红利逐渐消失、保险行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弊病开始凸显，生产率下跌并且降到负值。从总体可以看出，在保险集团企业整体的发展过程中，它的生产率变动与政府政策的关系是明显的，与此同时，我国保险集团企业整体在经营的过程中对外部市场环境变化也是极其敏感，这反映出我国保险集团抗风险能力较弱、管理体制不完善等缺陷。以上这些事实与我国的保险企业集团处于集团化的发展初级阶段以及我国经济制度不完善的现实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保险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在集团化前为 17.4%,分解为纯效率变化（7. 5%）、纯技术变化（8%），规模效率变化（0.1%）和技术规模变化（1.9%）；集团化后，保险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 5.9%,分解为纯效率变化（-1.9%）、纯技术变化（0.4%）、规模效率变化（-3.4%）和技术规模变化（10.8%）。
从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来看，集团化后生产率水平的总体指标较集团化前降低；从各项分解因素来看，在集团化前，全要素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以及纯生产效率的提高，集团化后，全要素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规模的增长，而效率增长以及规模效率增长已经对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从各家保险公司的分解来看，除了人保集团的技术规模变化指标在集团化后增长了 13 倍外，四家保险集团的其余测度指标都出现普遍下降的趋势。
总体而言，我国的保险集团企业的生产率及各项生产率分解指标均较低。除了技术规模变化以外，纯效率变化、纯技术变化、规模效率变化都有所下降，纯效率进步指标和规模效率进步指标甚至都降为负值。从纯效率变化来看，指标在集团化后出现为负的状态表明相同的投入量在相同的技术水平下带来产出量减少。从纯技术变化看，保险企业集团化前的进步速度明显高于集团化后，保险集团在集团化后产品创新、产品结构的设计等方面虽然也有提升，但是增长幅度明显下降。这也能解释一部分集团化前的生产率指标大于集团化后的生产率指标现象：技术进步会导致生产前沿面的移动，当集团化前生产前沿面的移动速度高于集团化后的移动速度时，即使生产不变，集团化前后的效率值也并不相同。从规模效率方面，集团化后的规模效率是下降的。从各个公司的分解指标中可以看出，除了平安有微弱的规模报酬递增趋势外，大部分企业已经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这与我国的保险业长期依赖的粗放式扩张发展方式有着直接关系。从技术规模变化角度，集团化后的总体技术规模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集团化前的技术规模增长速度，其中人保的增长幅度最大。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效率的静态分析还是生产率的动态分析，都能得出集团化对我国保险企业经营绩效影响较小的结论。目前，我国保险行业企业的集团化处于初级发展的摸索阶段，集团化并没有真正推动我国保险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保险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中国政策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保险集团在管理模式、产品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暴露。首先，保险产品的同质化不仅体现在保险市场主体间产品设计思路缺乏个性化和创新性，还表现在整个中国金融市场在保险、储蓄、理财等金融产品之间的高度相似性。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保险市场多年来分红险独大的产品结构体系累积的缺陷逐渐显现。其次，一直以来我国的保险集团特别是国寿依赖的是以个人营销为主的销售模式，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以及中国宏观环境方面的劳动红利的消失，传统的销售渠道制约了保险集团企业的发展以及经营效率的提升，这就需要保险集团寻求新型的销售渠道以取代传统的销售渠道，改变现有的营销模式，顺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