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翻译》的内容简介与评述

　　1.引言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给翻译等古老文化行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在数字技术与网络浪潮冲击下,现代翻译行为发生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兴翻译业态不断涌现并迅速推广,从在线自动翻译到众包翻译(crowd-sourced translation),从专业网络翻译到智能手机中的翻译工具,翻译革命无处不在。那么,在如今的谷歌翻译时代,译者的前途何在?

　　世界的全球化、信息化趋势驱动了翻译需求的持续上升,机器会否取代人类成为满足这类需求的新的历史主体?

　　2013年初,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都柏林城市大学翻译学教授Michael Cronin的专着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数字化时代的翻译》),从人们对数字化浪潮的困惑入手,重新检视了数字化时代翻译的内涵、角色与地位,剖析了其变革对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该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透彻理解翻译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的数字化转型所牵涉的主要理论与社会问题。

　　2.内容简介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翻译族史”(The house of translation),根据人类利用工具的漫长物质资料史,对翻译的数字化革命进行史实定位。作者详细阐述了所谓“3T范式”,即贸易(trade)、技术(technology)与翻译(translation),通过早期城市文化的演变史表明,三者的亲密互动构成了人类文化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缺失其中任何一个,人类的文化产品都有可能烙上孤立主义或排他主义的印记。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向来没有排斥过工具的利用。本章还探究了人类交流与翻译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并由此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组织等基础构造从根本上影响文化繁荣的方式与方法。作者认为,新媒介的产生深刻影响和操控了翻译的内容与生产方式,从而带来严重的文化焦虑。

　　第二章“清楚表达”(Plain speaking),集中探讨数字化时代语言、权力与翻译之间的问题。文章首先研究了控制语言(controlled languages)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与启示,着重分析了超越国度的通用语的发展通常导致的自相矛盾和不可预测的后果,指出控制语言与全球化英语的范式在根本上受“清楚表达”这一理念的驱动;接着分析了有关翻译成本的争论,指出翻译中隐藏或转化的成本问题掩盖了语言间权力关系的真正本质,这种关系深深根植于翻译与技术间,呈现为“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强烈趋势的互动;然后从“科学”与“传递性”(transitivity)角度探讨了工具革新对翻译前途的影响,指出科学进步并不绝对意味着翻译功能的弱化,译者的译文期待与数字化工具的实际译文间的张力永远存在;最后研究了数字化时代翻译的权力/意识形态问题。

　　第三章“翻译限度”(Translating limits),重点探讨数字化时代翻译的主要表征。作者认为,当下“救世主”式的(messianic)翻译理论不仅歪曲了残酷的政治现实,而且无法充分解释译者在当下及过去的真实状况。为此,作者首先立足人类学与哲学视角引进“限度”这一概念,指出译者正是依靠主观的有限内部经验与客观的有限外部经验来建构自己的翻译方法,这些经验反过来又形成关于语言与文化的集体意识;接着探讨了翻译是一种亲笔行为还是代笔行为,认为翻译内涵文化既是基于限度视角的生态考虑,也解构了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翻译表征理念,即同一性思维(idea of identicality),认为可变性(variability)才是翻译实践的主导语义制;最后从“客体”(objectile)角度研究了翻译与数字化间的交织关系,指出在数字化时代翻译不再是传统的机械性“物体”(object)再生产,而是转变为数字化视角作为一种参数函数的“客体”再生产。

　　第四章“普适计算模式”(Everyware),探索了数字计算对翻译实践的冲击与影响。作者认为,数字化时代的新翻译经济重点关注翻译的量、时间与成本三个要素。为此,本章首先分别探讨了自动化与半自动化条件下这三个要素对翻译实践造成的影响,研究了游动、交互网络的出现对翻译实践的启示,详细描写了翻译生产/接收中涌现的种种新形式,并揭示出众包(crowd-sourcing)对翻译造成的后果。作者认为,数字化时代翻译语境中一个通常被忽视的根本变化就是读写能力规范(norms of literacy)的变更。接着,本章探讨了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后印刷的翻译读写能力(post-print translation literacy)时代,指出如何面对、应付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翻译实践带来的各种变革,根源还是在于技术的本质问题。最后,本章探讨了崛起的信息科学及“可转换性”概念之于数字化的中心地位等问题,认为“信息”只是翻译的一个子集。因此,当今时代更为精确的定位应该是翻译时代(translation age),而不是信息时代。

　　第五章“细节”(Details),探讨在数字化时代,面对翻译实践涌现的各种新形式,我们应有的态度与反应。本章首先介绍了Jean-Claude Milner提出的规模思维(massive thinking)与精细思维(detailed thinking)两种翻译思维方式,认为这两种方式有助于我们对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翻译实践新类型进行定位。当今越来越盛行的要点(gist)或指示性(indicative)翻译张扬了翻译实践中精细思维的战略重要性,正是“细节”决定了数字化时代译者存在的命运。作者认为,这两种翻译思维方式间的差异在深层次上是源于对普遍性(universalism)采取的“难”与“易”的差异,它们决定了翻译与全球化时代权力和影响间的关联度。作者指出,数字化时代需要译者在意的是语言与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这些语言与文化的自身价值,因此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大多源于“质量”与“相关性”(pertinence),而不是其他。

　　3.评述

　　数字化革命表面上打破的是传统翻译以印刷文本形式存在的知识载体形象,深层次则造成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传统范式的裂变与重构。信息时代就是翻译时代。我们迫切需要采用新的理念与方式来谈论、思考和研究翻译,只有这样才能完整描写翻译在数字化时代的变化与动向,消除认识论层面的困惑与异议,最终重构翻译实践与研究范式。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系统梳理繁杂的新媒体翻译形式与特点时,本书并没有拘泥于这些形式或特点的简单描写与归纳,而是放大视角,深入理性挖掘新媒体翻译发生发展可能涉及的各类背景或走向问题。翻译发展离不开技术的驱动,但显然,技术因素不可能是翻译发展的唯一动力。本书意识到这一逻辑脉络,在第一章敏感地立足社会权力系统对文化生产方式的影响,探讨翻译必然承受的文化或人文张力,从而从文化、政治层面消解了“技术驱动翻译”这一思维或概念的单一性与机械性。第二章新颖地揭示出,翻译中隐藏或转化的成本问题其实是掩盖了语言间权力关系的真正本质,而这种关系正是深深根植于翻译与技术间的互动。

　　对“清楚表达”理念的诉求,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也意味着对译者主体性的强化,本章为此又独立探讨了译者在数字化翻译活动中积极或消极参与程度的模糊性问题,并由此呼吁,任何新的翻译伦理观都应该增强数字化的自我反省(digitalself-reflexivity)意识。翻译即译义,新媒体翻译改变的是翻译方式,而不是“译义”的翻译本质。本书第三章立足翻译内涵文化与翻译表征的 “同一性”思维关系,深刻探究了翻译中同一性语义制的不同命运,认为数字化年代翻译实践的大规模产业化会进一步加剧同一性复制理念,但恰恰遵从的是可变性范式,即无尽的差异性。这一定位具有本体论意义,决定了数字化时代翻译的本质属性,也决定了译者操控的自由与制约弹性。翻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文化输出的重要工具,在软实力逐渐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领域的今天,翻译的国家战略意义愈加凸显。第四章从讨论翻译意识形态的表象性概念入手,深入阐释了数字化时代翻译与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挖掘出翻译对于创造国家品牌的重要意义。技术的主体永远是“人”,这是技术“人文性”的逻辑起点,也是翻译与技术工具间联系不能忽视的重要阐释。本书(第五章)顾及这点,独辟蹊径地从源于人性的“自主”(autonomy)范畴的愉悦感进行论证,指出翻译其实就是获取愉悦感的一种工具,而翻译工具正是愉悦文化中新型的具有革新意义的一部分。

　　其次,全书在客观描写翻译与技术、数字化时代翻译的深刻变革,论述其间的各类问题与原因过程中,表现出系统而深刻的批判性,剖析了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外部显性向度与翻译及其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首先梳理并揭示出翻译发展进程与社会和文化间张力所形成的权力间的互动联系与影响(第一章),试图从宏观上纠正人们对数字化时代翻译的唯技术理性认知,张扬了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与权力属性;同时通过对翻译限度的论述(第三章),在再次强化翻译与权力之间天然联系的同时,揭示出当下“救世主”式翻译理论的不科学。

　　显然,本书这里的研究也在事实上指明了新媒体时代翻译研究范式重构的必要性。在自由市场经济与技术理性时代,权力/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常常以“公共话语”的形象呈现。为此,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第2章),指出意识形态透明度是与翻译转移观或功利观相伴相生的一种显性现象,并以此着重考察了当代翻译实践中意识形态基于信息交换价值而必然具备的超低透明度;同时通过对数字化向心性问题的探讨(第四章),再次论述了意识形态透明度这一概念,视之为当下翻译时代描写特定实践活动群的一种方法。这里,作者立足意识形态透明度的伦理性、表象性及刑罚性等概念,反向证明了翻译的命运与数字化技术紧紧相连。平庸地张扬技术对于翻译的革命性意义,显然不是本书的终极目的。作者逐层挖掘、论证这种技术繁荣的一个最大阻力———那些大家公认的、使得一些特殊文化经验普遍化、能够隐饰权力的剥削关系的人道主义(第五章)。

　　为此,作者以一种历史使命感呼吁:当下的翻译思维必须面对数字化时代自知性的(self-aware)翻译实践,动态颠覆传统的陌生群体(译者群与读者群),强化新社区。这一理念无疑是对预设的文化属性的传统与宗谱式研究的挑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解构主义精神。

　　显然,本书强烈的意识形态思维顺应了当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潮流。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立足权力和意识形态向度的“批判性”。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语言的文化复杂性密切相关,而意识形态正是这复杂性中的一个关键因子。翻译学研究方法论既是审美的,也应该是批判的,两者都是数字化、全球化时代圆满解决翻译挑战与前途问题不可缺失的观照。

　　Cronin指出,“如果你试图理解翻译在历史及当下是如何塑造了工具或被工具所塑造,经济与政治是无法回避的两个因素”(P.8)。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还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数字化/全球化时代翻译的前途问题。日益明显的全球化与数字化趋势让很多人倾向认为,随着世界文化越来越趋同,新媒体翻译手段越来越普遍,翻译将越来越失去其功能。但是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参见Bassnett &Lefevere 1998)看来,即便在全球化时代,翻译仍将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只是翻译的内涵已经从纯粹字母意义的转述变为文化的翻译和阐释,而后一点却并非数字化工具所能精准操控的。为此,Cronin从多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立足语言的“科学型”与“文化型”区分视角,“科学与技术主要还是服务于科学型语言……利用在线翻译系统来处理文化型语言(例如诗歌)只能招致烦恼与障隔”(P.48);立足翻译精细思维方式的特征,翻译过程中任何微观层面(细节)的有关美学、文化与政治涵义的选择都无法脱离充满能动性和灵性的译者(P.120-122),这与Venuti(2008)提出的翻译“阻抗”显然不谋而合。可见,在数字化/全球化时代,翻译与翻译学所承担的功能与任务不会丧失,甚至不会变轻。

　　本书目的在于从宏观上理解翻译与技术的结合对于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与含义,因而整体上重于问题的探索与诠释,而疏于理论构建。应该说,这是本书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