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研究角度探讨晚清留美幼童的译人译事

　　一、引言

　　中国近代史进程中,“1861一1901年的洋务运动即是一场近代化运动”(夏东元,2010:1)。在翻译史研究中,已有洋务派翻译主张的评述,认为“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了,虽然洋务派具有不可救药的局限性与反动性,但是他们重视翻译、提倡学习外国的见解还是值得肯定的”(陈福康,2008:81),而且同文馆和船政学堂的译史研究也不断深入,唯独对留美幼童这个译者群体似只有定论而无透彻考究。鉴于“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担任语言翻译工作的必然不在少数,这也是有待我们今后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黎难秋,2002:98),本文将从翻译研究角度入手,在分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整理留美幼童的译人译事,并探讨为什么他们一直缺席于中国翻译史。

　　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容阂,1998:67)。容阂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翻译和买办,后来向洋务派提出留学计划并得以实行,并在招生困难之际被派回广东招生。家乡父老也希望其子弟通过学夷语、当翻译、办洋务而“出人头地,,,便同意送子出洋。部分幼童的洋务家庭关系,更为其被迫召回后谋得发展出路。
　　
　　二、留美始末

　　(一)留美缘由

　　洋务派于1862年起陆续兴办同文三馆和福建船政学堂,但仍未能满足以洋务自强的需求,故于1871年提出官派留学生计划。该计划“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受到重重阻挠,在1872年才最终实现,并于此后每年接派30名学生,至1875年完成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这些学生出洋时是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男童,故史称“大清留美幼童’丫下文简称“幼童”)。

　　值得一提的是,“120名幼童广东籍计83人,约占69%;粤童中香山籍计39人,约占全国1/3”(王杰,2006:2),其直接原因是留学计划功臣容阂的影响,间接原因是岭南地区的外贸和翻译历史:容阂是广东香山人,而香山邻近澳门和广州,早有民间通事、买办之人自学夷语与洋人做起买卖谋生。容阂早年入读传教士办的西塾并赴美留学,也因“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容阂，1998:67)。容阂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翻译和买办，后来向洋务派提出留学计划并得以实行，并在招生困难之际被派回广东招生。家乡父老也希望其子弟通过学夷语、当翻译、办洋务而“出人头地”，便同意送子出洋。部分幼童的洋务家庭关系，更为其被迫召回后谋得发展出路。

　　(二)留美学习与中途名回

　　到达美国后,容阂安排幼童入住美国人家庭,幼童很快就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与当地学生一起接受美式教育,各科成绩优秀。在周末和节假日,幼童必须跟从中文教习刻苦研习国学典籍,并进行大量的英汉、汉英翻译练习,留下了大批优秀中英文习作的史料。另外,清人李圭在1876年参加美国费城世博会期间,发现当地教育局骄傲地把幼童的习作作为教育成果展出,且“所着汉文策论,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李圭,1980:15)。可见,幼童不仅掌握各科知识,了解美国文化,还具备良好的双语水平和翻译能力。

　　但是,幼童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的“西化”行为,如穿洋装、与女同学跳舞,甚至入基督教、剪长辫,引起旧派学人强烈不满,并不断上奏批评,使清廷最终在1881年下令“将学生撤回,量材器使’。但幼童中途辍学,尽管已经考入耶鲁大学等知名学府,但学艺未精,且国内舆论早已将其丑化,他们真的可以被“量材器使”吗？
　　
　　三、幼童的译事活动及评价

　　1881年,前后四批共120名幼童除了少数人早亡、被提前召回或留美不归以外,其余94名分三批撤回。在处理留学生归国任用的时候,洋务派没有明确的分配计划,让幼童受尽苛刻和不公的待遇。当洋务派无法判断如何合理任用人才的时候,便随意地把大部分幼童派到各个洋务实业部门当学徒和打下手,剩下的就去当翻译,而这也是幼童早期从事洋务实业翻译的原因。后来,随着时局转变,部分幼童或发挥其家庭关系力量,或通过洋务重臣的赏识,或互相提携,凭借翻译工作获取晋升、抒发己见、传播先进思想。下文将依据Pym(2007)提出的四项研究翻译历史的原则,即社会起因、聚焦译者、交互文化、着眼当前,对幼童作为译者进行个案分析和群体研究,并结合李鸿章、唐廷枢、盛宣怀、袁世凯、容阂等人对幼童翻译工作的影响,梳爬其译事活动,评价其译事特征。

　　(一)洋务实业的翻译与洋务派的影响

　　根据1942年美国学者勒法吉整理的《留美幼童文职分配名单》,有25名幼童被召回后在各洋务实业任职“文童”,其中包括李鸿章所上奏的“办理翻译、机器、电报、医学、鱼雷、水雷等事”(转引自勒法吉,2006:85一86)。笔者根据现存史料进行统计,初步发现有18名曾经在洋务实业从事翻译工作,具体如下:【表1】

　　
　　表一的翻译经历大部分属于幼童回国后的首份差事或早期工作经历,主要工作地点上海、天津及以北地区,涉及的洋务实业有铁路、矿业、水务、电报、电力、纺织、军火和外事。究其原因,是李鸿章希望幼童成为“职业性工程师”为国服务,而“设法不让这批幼童在中国官场中埋没,或则荒废所学去上海‘洋行’中做买办”(勒法吉,2006:62)。另外,尽管幼童留美期间也有刻苦学习汉语,但更多的是使用英语和粤语,以致幼童在回国之初很不习惯使用汉语。例如,其中一名幼童吴仰曾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坦言“听不懂李鸿章的口音”(Rh。ads,2011:183)。因此,李鸿章也希望幼童通过翻译工作“重学汉语”,就如当年留美期间通过翻译练习学习英语,但现在学的是汉语。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受个人主观意愿所支配。尽管幼童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着名工程师,但外语优势和西学知识让也他们有更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部分来自有洋务家庭背景的幼童,回国后子承父业,翻译便成为其工作的一部分。

　　例如,幼童黄仲良的父亲黄道平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总办,另一幼童黄开甲的父亲黄岳川在潮海关任通事,两人受到家庭影响从事洋务工作,黄开甲更有大量的翻译工作经验,下文将多次提及他。而最突出的例子是来自广东的着名买办:唐廷枢,他的子侄唐荣浩、唐荣俊、唐元湛、唐绍仪、唐国安、唐致尧都是留美幼童。根据汪敬虞(1983)编写的《唐廷枢年谱》,唐廷枢早在幼童留美期间帮助李鸿章集资开办了开平煤矿,设立了上海洋务局,还向李鸿章推荐郑观应办理津沪电报和招商局,可见其办洋务势力之大,关系之广。因此,表一的唐姓幼童在回国之初利用了家族关系,以翻译工作为跳板谋求发展。后来,唐荣浩从山东外事局翻译晋升为局长,唐元湛通过在电报局当翻译而晋升为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唐荣俊则接过衣钵任怡和洋行总办。

　　除了洋务家族关系以外,部分幼童获得洋务重臣的赏识,继续以翻译工作开启仕途。例如,蔡绍基、罗国瑞、黄开甲、朱宝奎曾经担任盛宣怀的翻译和秘书,其中以黄开甲的任期最长。又如,梁如浩、蔡绍基、唐绍仪、吴仲贤、林沛泉、周寿臣后随李鸿章的德国顾问穆德麟去朝鲜协助建立海关制度,后又随袁世凯办理事务,其中唐绍仪“1885年随袁世凯出使朝鲜,初任帮办税务,旋即调西文翻译,从而开始了两人的政治和私人交往。此后直到1912年,28年之间,袁唐2人,由清政府的下级官吏,而封疆大吏,而部院大臣,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内阁总统”(骆宝善,1989)。

　　可见,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1efevere,2004:14)。幼童早期在洋务实业翻译工作是洋务派希望其成为技术专家的过渡工作,或者是继承家业操办洋务的起步工作,从业时间不长,对社会影响不大,但让幼童在回国之初解决生计,尽快熟悉中国社会文化和汉语,并为日后发展积累原始资本。
　　
　　(二)驻外使团使馆的翻译与同窗的影响
　　
　　幼童有语言优势和出洋经验,很多都被派遣到国外使馆或随同公使出洋,通过翻译工作进入外交界,其中最为人知的是第四批幼童梁诚。梁诚于1886年随张荫恒公使赴美国,任二等翻译官,后来还以参赞官身份曾出使日本和英国。1902年,出任美、西、秘三国公使,驻美五年,其中最着名的外交成就是促成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为国家争取合法权益。其他幼童也有类似的驻外翻译经历。【表2】 

　　
　　值得注意的是，梁诚出任三国公使后，深知三国交涉事件殷繁，于1903年向朝廷奏报增派驻外人员，当中包括多名昔日同窗的幼童，其中有具体记载的有以下五人:【表3】

　　
　　“使馆里的参赞、领事、随员、翻译等外交官,一般由公使调聘”,而且“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到使馆的工作效率,影响到使馆在美国人及旅美华人中的形象”(梁碧莹,2011:313)。鉴于驻外使馆工作如此重要,加官进爵、薪水颇丰(1907年头等、二等、三等翻译官的月薪分别为400、300、240两银,ib记:296),当梁诚有掌管人事任用之时,他当然起用能胜任翻译与外交工作的同窗手足,特别是当年被清朝召回时留美不归和后期自费重返美国留学定居的“逆子”。前者包括表格中的容睽,他耶鲁大学毕业后,从1893年开始以译员身份任职于驻美使馆,后来不断晋升,直至他1943年去世;另外还有谭耀勋,他也是耶鲁大学毕业后在驻纽约领事馆任翻译,但不久便患病身亡。后者包括上表中的欧阳庚,他后来晋升为旧金山领事馆副领事,并任温哥华领事、巴拿马总领事、驻英公使馆一等秘书及其他外交职务;还有陆永泉,他在驻纽约领事馆任翻译工作期间,在办公室被暗杀。尽管这些幼童违抗清廷命令留居美国,身为朝廷外交官的梁诚并没有远离他们,反而看重他们久居外洋的经验和为华人请命的热情,以翻译工作为契机,给他们一个发挥才能的平台,以下援引梁诚当年上报耀升容睽为二等翻译官的奏折为例:再驻美使署三等参赞官容播,光绪出年充出洋学生,在美国耶卢大学堂毕业,西学湛深,外交娴熟,在署供差,十有余年,专办洋文文犊,极资得力,限于额缺,致久淹滞,似宜量为拔摧,用示鼓励。

　　换句话说,无论是被召回的还是留美定居的幼童,他们都“熟悉洋务,处事果断,正当年华,似乎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当年希望栽培的人物:熟悉世界,又忠于国家”(胡劲草、钱钢),在清末民初的外交战场上互相提携,互相扶持,以翻译为国家作贡献。他们具体的翻译经历散落在各任公使、大使、领事官的私人日志和出洋记录中,有待学界系统的发掘和整理。
　　
　　(三)传播先进是想的翻译与维新派的影响
　　
　　幼童后期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受到维新派的影响,致力于传播先进思想和制度,或是晚年从公职退体后,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和文学追求。其中,有多名幼童曾任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报纸编辑和翻译,包括曾笃恭曾任《北华日报》和《字林西报》编辑、黄开甲曾任《北华捷报》总翻译、丁崇吉曾任职《上海信使报》、容星桥曾任《中国日报》总经理、李恩富曾任《东钞报》中英双语刊编辑,他们的译作尚待学界发掘,而目前有译本可考的有以下三例。

　　(1)容阂与黄开甲合译《国家银行法》

　　1896年,黄开甲与容阂翻译了《国家银行法》,“这是国人所译最早的国家银行法着作”(程霖,1999:11)。这时候的容阂,已经不再是洋务派的幕僚,而是参加了康梁的维新运动,后来还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可见其政治思想不断演变,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国家的满腔热情。具体而言,容阂自1883到1895年一直留居美国,与中国政府几乎断绝一切来往。1895年中国与日本开战,他极为关心,向张之洞提出向英国银行贷款一千五百万美金备战,购买新式武器,并自愿提出去英国洽商此笔贷款。张之洞接纳他的意见,但英国银行坚持由中国海关收入作抵押,故贷款未成。容阂并不放弃,且萌生了翻译美国银行法律的念头。

　　根据容阂的记录,翻译目的在于“拟游说中央政府,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且“因欲为此条陈之预备,乃先将国家银行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容阂,1998:175)。很明显,是容阂首先提出翻译银行法,但容阂旅美多年,早已习惯英文写作,因此容阂必须找人合译,特别要润色和修改汉语表达,故“并聘一中国文士,助予合译,而当时助予者有黄开甲君”(ibid.)。其中,黄开甲“他的中文文本或许是留美幼童中最为优美的”(胡劲草、钱刚,2010:141),而且有大量翻译工作经验,当然是容阂的最佳人选。

　　翻译工作一完成,容阂便去北京条陈,曾得到不少官员支持,但中国官吏习惯用政府措施来谋求自利,使该计划终归泡影。在这种情况下,该译本在当时影响有限,但可以证明黄开甲思想开明,赞成容阂的维新主张,并以翻译工作予以支援。该译本也收录于容阂的“国家银行计划”中,值得金融、法律翻译领域的学者仔细研究,本文暂不讨论。

　　(2)容尚勤翻译《卑士麦传》

　　容尚勤,号廉臣,自幼习英文,并在伯父容阂的安排下,与胞弟容尚谦、堂兄弟容睽和容星桥获得官派留美的机会。容尚勤回国前已入读耶鲁大学一年,但因言行举止过于西化而被清廷于1876年1月提前召回。他回国后经历史料记载不多,只知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从事教书工作,在广州逝世”(容尚谦,2006:27),但可以推断的是,他受到洋务家族的影响,容易接受西方的观念,特别是容阂和容星桥后期也主张变法和革命,容尚勤自然也受到影响,因此也关心德国的政治局势,并于德国铁血宰相傅斯麦去世的同年,译介了其自传,发表在同样是广东藉的维新派领导的报刊《知新报》。

　　《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是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的维新派在南方的宣传口舌。该报聘有英、葡、德、法、日等语翻译,梁启超对此评价很高,说叹知新报》之翻译,每月三十元,每日翻两千字,彼中之报,恒足数四五期之用而有余,临时不患窘竭,何其盛也。弟观其所译,未尝有分毫让时务,且时或过之”(梁启超,转引自姜义华)。1898年10月15日。月25日,第六十八和六十九期的《知新报》连续刊登《卑士麦传》,署名“香山容廉臣译,陈继俨篆述”。文中详细介绍了傅斯麦的家庭背景、生平爱好、教育经历、从政经历与晚年生活,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笔者初步观察,发现翻译方法既有异化,如译介西历时间“德相卑士麦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九号卒”(容尚勤,1889/1999:930);又有归化,如沿用清代朝廷官阶表示欧洲政治官衔“普王欲以某太子为储君,议未定,卑相力辅太子,并为之游扬其才德”,是极为珍贵的幼童译作,值得进一步考究。

　　动蔡廷干英译古诗蔡廷干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勒法吉,2006:78),回国早期接受鱼雷训练,后服役于北洋舰队,且避过了中法、中日海战的战火,后来成为袁世凯的密友,政治地位显赫,退体后常居北京及大连,1935年去世。他获得了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资金来源后,晚年又回到中国传统古典文化中,潜心研究书法和《道德经》,所着《老之老》在学术界获得评价极高。

　　他还用英文翻译古诗120首,于19犯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唐诗英韵》,全书包括39首五言诗和83首七言诗,涉及唐宋两个朝代的作品,翻译过程持续近三十年,不仅是首部由中国本土学者完成的英译中国古典诗集,而且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唐诗译本。

　　马士奎(2012)根据该诗集的一手材料,做了详细的翻译研究分析,此文不再赘述,仅引孟浩然名作《春眠》及蔡廷干的译文为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s1ePt。nsPring,une。nsei。us。fthedawn,Whens。ngs。fbirdswereheard。nevery1awn:

　　Atnighteames。unds。frainandwindthatb1ew,H。wmanyab1。ss。mfe11theren。。neknew.

　　该诗集还有特殊的翻译背景和明显的政治意图: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列强肆意侵略的对象,蔡廷干希望让世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改善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形象。到了诗集出版之时,西方出现经济危机,出现了“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庞德等人的汉诗译作引起强烈反响,蔡廷干的译诗刚好切合了目的语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取得不错的传播效果,不仅满足其对文学和学术的追求,更达成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意图。

　　派留学生,但后期的留日留欧生因为其中有严复、马建忠等“文化译者”,其翻译作品和翻译思想一直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

　　四、幼童译者身份被遗忘的原因
　　
　　1939年,一名幼童在书中回忆留美集体往事时,有一句话道出幼童译者身份被遗忘的主观原因:“在往后的岁月里,当我们为自己在事业上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功而感到欣慰时,我们很少去谈及早年奋斗的艰辛。这是我们之间极力避免谈及的话题,因为回忆起来实在太痛苦了”(容尚谦,2006)。其中,幼童回国早年的谋生经历就包括翻译工作,属于“极力避免谈及的话题”,因此个人记载和回忆甚少,而后期的翻译经历,如洋务重臣的文件、驻外公使日记、各国领馆记录、各大英文报刊等保存下来的史料也很分散。因此,幼童最终以在其他领域的成就被载入史册,而其零星的、过渡的翻译经历则被世人遗忘。

　　另外,受到中国传统的翻译观的影响,认为翻译是奇技淫巧,不值一提,以致译者地位低下。而且,按照“中国的双线翻译传统”,幼童属于服务于洋务事业的“事务性译者”,而不是着作等身的“文化译者”。前者“翻译目的是在建制内升迁,是建制内的小人物,能见度低,名字不传于世”,而后者“翻译目的是传播新知识,是公众人物,若形象鲜明,对译事的成功很有大帮助”,故“文化译者成为研究焦点,事务性译者不受注意”(孔慧怡,2005:122一124),幼童的译者身份也不被关注。相比之下,同样是官派留学生，但后期的留日留欧生因为其中有严复、马建忠等“文化译者”，其翻译作品和翻译思想一直受到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
　　
　　五、幼童作为译者群体给我们的启示

　　如果说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化的报春鸟(陈岱荪、季羡林等,1995),那幼童则是晚清翻译高潮的布道者,值得翻译学界进一步探讨。笔者经过初步研究,不仅钩沉了幼童的译者身份及部分翻译往迹,还发现他们这个译者群体给我们当今译学研究有以下启示。

　　第一,在翻译史研究方面,学界应该重视“事务性译者”的历史地位,系统地寻找和利用一手资料,具体研究幼童与翻译学科的关系,深入挖掘幼童翻译经历的史实,中肯地评价其译事的贡献。如果把留美幼童的随团翻译曾兰生、邝其照、黄胜等人纳入视野的话,我们对洋务运动期间的翻译史将有更为全面的关照。

　　第二,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学界应该使用跨学科的路径,结合幼童留美前后及回国工作后的社会、文化、经济、外事等时代背景来研究其翻译活动,检验并丰富译学理论。如果结合当代中外翻译理论,我们可以考察幼童作为译者的主体性、现代性、翻译动机、赞译关系、源语文化、译入文化等问题。

　　第三,在翻译培训和翻译市场方面,幼童由于受到落后的人才观和教育观的制约,不能发挥其留学优势,从事翻译工作也是为了暂时维持生计,其译者身份不受到社会的尊重。反观当下,不仅国内有大批翻译培训机构,许多中国学子也走出国门接受翻译培训,而接受其他专业培训的中国留学生更是愈来愈多。这些学生毕业回国后,是否可能遇到幼童们的困境翻译培训是否与翻译市场的需求接轨翻译专业的学员与其他专业的留学生在翻译市场上的区分度是否明显翻译市场是否有足够可持续的空间让年轻译者发挥所长以古喻今,这都是值得学界继续探索的问题。

　　六、结语

　　本文是笔者近期的一个读书札记,在阅读以上引述的材料之初只是为了研习家乡广东的早期对外交流史,对洋务运动研究也属外行。何况一直以来,留美幼童是中外留学史、教育史、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对象,而不属于翻译史的范畴,笔者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从翻译研究角度去提出任何设想。但随着阅读资料愈多,幼童的翻译学习和翻译工作的片段也不断跃然纸上,便逐渐整理出对幼童的译者身份,特别是事务性译者身份的认识。这不仅是对一个译者群体人物事迹的钩沉,而是要将其重新定位于洋务运动乃至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的尝试,希望引起学界的重视,让他们的贡献不再被中国翻译史界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