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在恐惧管理理论中的重新定位(3)

　　3.2 恐惧
　　
　　Lambert 等人（2014）对无情绪假设提出明确反驳。他们认为， 只要有适当的测量方式和实验设计， 死亡凸显实际上能够引起显着的情绪变化。他们将这种情绪精确界定为恐惧。首先， 从定义来讲， 恐惧通常由严肃的、威胁生命的情景引发， 其诱发因素通常具有不可回避性和易识别性， 而焦虑更多的与不确定性情景相关， 产生威胁的因素也不易辨别， 甚至可能是无焦点的（McNaughton, 2011）。其次， 恐惧管理理论主要强调―恐惧‖ （terror）， 尽管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焦虑，但 TMT 的提出者更多强调的是死亡作为确定事实， 其不可避免性带给人们的影响， 与诱发恐惧情绪的条件更为一致。他们采用 PANAS 修正版中与恐惧相关的条目（fearful, afraid, scared, frightened;α = 0.92）， 并与焦虑进行区分（anxious, nervous,worried; α = 0.86）。同时， 采用开放式答案语言分析技术（Linguistic Analysis of Open-Ended Protocols,Pennebaker, Booth & Francis, 2007）， 分析死亡凸显范式中被试回答问题所使用的恐惧相关的词汇，对其情绪测量起辅助支持的作用。实验采用自尊水平作为因变量， 结果表明， 死亡凸显后， 被试表现出显着的恐惧情绪， 自尊水平也显着低于控制组， 恐惧情绪在其中起显着的中介作用。该研究打破恐惧管理理论中仅对焦虑进行探究的传统，为情绪测量提供了新思路， 同时对无情绪假设提出了挑战。
　　
　　3.3 厌恶
　　
　　继恐惧之后， 研究者又将关注点放在厌恶（disgust）情绪上。Chapman 和 Anderson （2012）认为， 躯体厌恶（如排泄物、血伤、性行为、呕吐物等）会使人意识到自身的动物性， 这类厌恶根植于对死亡的恐惧中。Webbe 等（2015）发现， 通过让被试观看呕吐与流鼻涕的图片， 引发被试的厌恶情绪， 同时让被试阅读关于人与动物相似性的文章，能够引起 DTA 上升及死亡凸显效应中的世界观防御行为。如果在实验开始前让被试采取情绪控制策略控制可能产生的厌恶情绪， 被试在看到刺激图片并阅读文章后， DTA 不会上升， 死亡凸显效应也不显着。情绪控制策略是一种情绪再评价，通过重新评估当前刺激来调节情绪， 让被试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冷静的、分离的、科学的视角， 改变对于某种可能引发情绪的情景的评估， 以控制可能引发的情绪。这一策略已被证明， 可以有效控制厌恶情绪（Aldao & Nolen-Hoeksema, 2013）。
　　
　　该结果表明， 对特定缓冲机制的威胁引发的厌恶情绪， 导致被试 DTA 上升和世界观防御行为。结合同一个研究中采用错误归因范式检验出的焦虑，Webbe 等认为， 情绪是引发 DTA 上升和防御行为的关键因素。Kelley, Crowell, Tang, Harmon-Jones和 Schmeichel 的研究（2015）得出相似结论， 认为厌恶情绪同焦虑、恐惧一样， 也是死亡凸显效应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上述研究将厌恶情绪加入死亡凸显效应的情绪成分中， 为未来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 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 死亡凸显后， 情绪在不同被试群体中的表现程度不同，且存在不止一种类别的情绪， 如焦虑、恐惧、厌恶等。认知模型中的―无情绪‖假设可能是未考虑各种其他变量且未精细区分不同情绪的结果。
　　
　　4 恐惧管理理论研究中的情绪测量问题

       在早期的死亡凸显范式中， 采用的情绪测量工具是 PANAS 量表， 死亡凸显后被试随即完成该量表。在过去三百多项 TMT 研究中没有测出稳定而显着的情绪， 后来研究多将 PANAS 量表作为死亡凸显后分散注意、延迟时间的任务， 与其他拼图任务、单词拼写任务相同（Alper & ? zkan,2015; Jonas et al., 2013; Zaleskiewicz et al., 2013）。
　　
　　近年来， 研究者对测量情绪的时机及方式提出质疑。首先， 关于情绪的测量时机问题。Routledge,Ostafin 等人（2010）认为， 情绪出现在远端防卫环节， 近端防卫中的压抑过程会压抑死亡思维和由此引发的情绪。因此， 要经过一段时间延迟， 死亡思维进入内隐层面并高度活跃时， 才能测出明显的情绪反应。Lambert 等人（2014）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 由死亡凸显引发的情绪会随时间而淡化。因此， 只有在死亡凸显之后立刻测量情绪， 才能得到有效的结果。在下文中， 我们会提出对情绪出现时机的观点。
　　
　　其次， 关于情绪的测量方式问题。PANAS 量表是 TMT 领域的研究中采用最广泛的情绪量表，然而它只能区分两种广泛的情绪维度：正性与负性。由于该量表涉及其他与死亡凸显联系较小的情绪， 如愤怒、羞耻等， 可能影响了对死亡凸显后特有情绪反应的测量。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 对死亡凸显后情绪的研究更加细致， 需要能区分具体情绪的测量方式， 如 Lambert 等（2014）将 PANAS中测量恐惧的条目剥离出来测量恐惧情绪。将死亡焦虑作为因变量的研究， 多采用 Collett-Lester死亡恐惧量表（Collett-Lester Fear of Death Scale,Lester, 1990; Lester & Abdel-Khalek, 2003）或死亡焦虑量表（Death Anxiety Scale, Templer, 1970）。
　　
　　Nienaber 和 Goedereis （2015）采用多维死亡恐惧量表（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 MFODS,Hoelter, 1979）以及死亡焦虑量表修订版（RevisedDeath Anxiety Scale, RDAS, Thorson & Powell,1992）。测量方式不仅限于自我报告， 也采用其他方式， 如 Lambert 等（2014）采用的开放式答案语言分析技术辅助自我报告的情绪； Webbe 等（2015）采用错误归因范式、情绪控制策略等， 通过间接方式证明情绪的存在。本文认为， 死亡凸显引发内隐情绪的可能性较大， 自我报告情绪的可信度不高， 采用自我报告与内隐测量相结合的方式， 能够增强情绪测量的稳健性。
　　
　　此外， 对照组在情绪测量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以往研究为证明死亡凸显效应与一般负性刺激产生效果不同， 通常采用一般负性事件作对照组。Lambert 等（2014）在情绪测量的标准中提出，要与中性控制组进行对照。在 TMT 研究中， 情绪测量主要是通过将死亡凸显后的情绪水平与控制组进行比较得到的， 通常无显着差异。然而，Lambert 认为， 选择一般负性事件作为对照组， 在实验操纵后， 如果实验组与控制组没有出现显着情绪差异， 那么很难区分究竟是两组都没有产生情绪， 还是都产生了负性情绪。与负性控制组的对比中， 无法区分两种负性情绪， 因此很难得出可靠结果。然而， 以往研究将负性事件而非中性事件作为对照组， 是为了区别死亡凸显与其他负性事件产生的不同行为反应， 强调死亡凸显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 为解决对照组争议，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设定情绪基线， 观测死亡凸显前后被试情绪的变化， 为情绪测量提供辅助证据。
　　
　　综上所述， 无情绪假说与死亡凸显中情绪测量的时间、方式和所选择对照组有很大关系。换言之， 并非在死亡凸显中真的没有情绪反应， 可能是情绪测量中的操作问题导致没有测出情绪。
　　
　　具体而言， 测量时间、测量手段和对照组都是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