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无情绪假设
无情绪假设是二元认知模型中的重要假设。
基于在死亡凸显之后未测量出情绪的事实， 研究者一度认为， 在死亡凸显效应中， 情绪并不是必要的环节。Lambert 等人（2014）将前人关于死亡凸显效应中没有情绪反应的假设命名为―无情绪假设‖， 即情绪并没有在死亡凸显效应的认知过程中扮演角色。通过一些生理测量手段， 如皮肤电（Rosenblatt et al., 1989）、面部肌电描记术（Arndt,Allen, & Greenberg, 2001）等， 都没有检测出死亡凸显效应中的情绪反应。
Greenberg 等（2003）为无情绪假设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首先假设， 如果排除产生焦虑的可能性， 那么在死亡凸显后， 远端防卫不会启动， 不会产生强化世界观或自尊的防御性行为。该研究采用了安慰剂范式， 被试被告知他们服用的药片具有控制或缓解焦虑的功能， 随后启动被试的死亡思维。结果发现， 死亡凸显效应只出现在控制组， 安慰剂组被试没有出现典型的世界观与自尊的防御性行为。Greenberg 等认为， 启动死亡思维不会唤起真实的焦虑情绪， 内隐层面 DTA 上升只预示着焦虑产生的可能， 即一种潜在的焦虑（potential anxiety）。死亡凸显效应中的防御性行为，包括世界观防卫和自尊防卫等， 其动机都是在焦虑产生的可能性提高的情况下排除这种可能性以避免体验到真实的焦虑， 而不是缓解已经产生的焦虑。Quirin 等（2012）通过 fMRI 技术发现， 死亡凸显后， 右侧杏仁核、左侧前喙扣带皮层和右侧尾状核产生显着激活， 而右侧杏仁核与早期的、基础的、不易被意识到的情绪有关（王翠艳， 刘昌，2007）， 前喙扣带皮层的激活与焦虑情绪的激活相关（Simpson, Drevets, Snyder, Gusnard, & Raichle,2001）， 尾状核则与习惯行为与自动思维相关（Packard & McGaugh, 1992; Schwartz, Stoessel,Baxter, Martin, & Phelps, 1996）。这一结果表明，死亡凸显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不易被察觉的、与恐惧和焦虑相关的情绪， 说明死亡凸显可能只是唤起了潜在的情绪而不是真实体验到的焦虑情绪，佐证了 Greenberg 等的观点。
此外， MacDonald 和 Lipp（2008）采用点探测范式考察死亡凸显的注意过程， 发现在一般情景中，
人们对于能引发恐惧情绪的动物刺激有注意偏向，而在死亡凸显后， 被试对于这类威胁刺激产生的注意偏向显着下降。MacDonald 等认为， 死亡凸显后对于死亡思维的压抑过程蔓延到对其他威胁刺激上， 导致人们倾向于忽略恐怖动物的图片刺激。在死亡凸显后， 压抑过程使人们在注意层面未抓取到与恐惧相关的信息。该研究提供了必死性凸显后无恐惧情绪的注意层面的解释。
综上所述， 在 TMT 的认知过程探讨中， 没有测量出情绪反应， 这一点得到多方面实验证据的支持， 也有许多研究对此做出不同解释。因此， 在TMT 的认知模型中没有加入情绪环节， 这就是所谓的 TMT 认知模型与―无情绪‖假设。
3 恐惧管理中情绪的精细划分与作用重探
近年来， 不少研究采用更加精细的方式对死亡凸显后情绪的作用进行了再探讨。部分研究通过加入调节变量， 发现死亡凸显并非没有情绪，而是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 如低自尊的被试有明显的情绪反应。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死亡凸显后的情绪体验除以往认为的焦虑之外， 还有其他情绪， 如恐惧和厌恶。本文将按照死亡凸显后引发情绪的不同种类， 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综述。
3.1 焦虑
Routledge, Ostafin 等人（2010）对比了两种实验操作对负性情绪和状态焦虑的影响， 他们分别让被试在死亡凸显后立刻测量情绪（近端组）和在一些分散注意的任务之后测量情绪（远端组）， 发现只有远端组被试才有显着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们认为， 近端防卫会抑制一般负性情绪和焦虑，只有在人们产生远端防卫而还未采取行为的时候，情绪才会产生。他们还发现， 死亡凸显引发负性情绪和焦虑水平仅出现在低自尊被试组。Wisman等（2015）在探讨自我意识与自尊在死亡凸显中的作用时也发现， 在死亡凸显操作之后， 低自尊的人会表现出显着地正性情绪下降和负性情绪上升，并表现出更多逃避自我意识的行为。
有研究将焦虑情绪与死亡焦虑（death anxiety）进行了区分。所谓死亡焦虑特指人们想到自身必死性后可能产生的复杂情绪状态。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死亡焦虑与广泛焦虑是两种不同的、正交的因素， 但是两者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Abdel-Khalek & Tomás-Sábado, 2005）。Koole, Sin和 Schneider （2014）发现， 低自尊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死亡焦虑。Routledge 和 Juhl （2010）发现标准的死亡凸显范式无法引发被试的一般正负性情绪，但是低生命意义感（Meaning in life, MIL）的被试报告出的死亡焦虑显着更高。因此他们认为， 死亡凸显后的情绪反应特定于死亡焦虑而不是一般负性情绪。Routledge, Juhl 和 Vess （2013）的另一项研究探讨结构需求对死亡焦虑的调节作用。结构需求（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PNS, 陈阳， 黄韫慧， 王垒， 施俊琦， 2008）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对清晰、结构化、特定的认识方式的倾向性。Routledge 等发现， 在受到死亡威胁之后，高 PNS 的人更倾向于采用防御性行为， 并且不会报告出显着死亡焦虑。低 PNS 的人报告出更高水平的死亡焦虑， 在死亡凸显后不会积极投入世界观防卫中。Routledge 等认为， 对世界观体系的扞卫， 是追求结构化倾向的一种表现， 这可能是高PNS 的人成功管理死亡焦虑的一种方式。
Webbe 等人（2015）考察了对缓冲机制本身的威胁到产生防御性行为之间是否有情绪并发挥作用。在二元认知模型中， 对于缓冲机制的威胁也能引发 DTA 上升， 并产生世界观防御和自尊强化等行为（Hirschberger, 2006, 另见图 1）。该研究在对被试的宗教信仰（世界观）进行威胁之后， 采用错误归因范式， 让被试服用安慰剂， 告诉部分被试他们服用的药物会产生暂时兴奋或焦虑。结果发现， 服用安慰剂的被试 DTA 没有上升， 也没有产生其他防御行为。这说明， 对于缓冲机制的威胁可能产生内隐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导致内隐层面 DTA 上升， 由此产生强化世界观或自尊的行为，以排除这种情绪和思维。如果被试将这种情绪归因于安慰剂， 将不会产生防御行为。尽管这一研究没有直接考察死亡凸显引发的 DTA 上升和防御行为， 由于对缓冲机制的威胁也能产生防御行为， 并引发 DTA 上升， 因此为死亡凸显研究提供了不同方面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