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恐怖主义新常态的原因与反恐外交(3)

　　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反恐合作以“接触”为基础。西方国家在反恐领域与我国搭建了一系列对话与磋商机制。但是其真实意图是以借助反恐之名引导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反恐体系。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界定恐怖主义问题上经常持双重标准，否定和反对我国惩治恐怖主义的措施。这可以从美国2001年至2014年的《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中可见一斑。在报告中，美国没有认可我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在早年的报告中，美国将我国境内发生的恐怖事件描述为“中国有一些关于恐怖爆炸的报道，但是（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具有政治动机的恐怖主义袭击”.而此后的报告变本加厉，例如2006年的报告提到“人权组织批评中国政府以反恐为借口镇压维吾尔人”,2010年报告又说“中国政府经常对合法政治异见和暴力推翻政府的主张不加以区分”.在2014年的报告中，美国虽然认可了2014年3月1日在昆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4月30日在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和5月22日发生的袭击早市的恐怖事件，但是同是又将2014年发生的其他恐怖袭击说成“由于关于其他恐怖袭击事件中国政府不能提供足够可信的信息，（美国）无法将这些事件界定为恐怖袭击”.④欧美国家的双重标准，制约了我国与他们开展广泛的反恐合作，进而为“东突”恐怖势力在西方国家做强做大提供了便利。
　　
　　第三，我国外交官员的民族和宗教知识的缺乏为境外“东突”势力的发展有了可乘之机
　　
　　外交官，顾名思义，是指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广义上，它包括本国外交部的官员和派驻外国的外交人员。⑤外交官作为国家在他国和国际组织的主要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和推进国家利益。因此，外交官员不仅具备较好的外语能力，更要具有坚定的立场、较高的理论政策、文化水平和广阔的国内国际知识面。我国的外交官员几乎是外语专业毕业。在进入外交部之前学习了一些西方文化和外交礼仪，但是部分外交人员缺少我国民族宗教政策方面的知识。面对“东突”势力在各种国际舞台上的对我国政府的恶意攻击，由于我国驻外人员缺乏对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全面了解，他们只能依赖临时抱佛脚从互联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来应对，从而使得他们的反驳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往往使我国政府在与“东突”势力的国际斗争中处于劣势。笔者曾经于2011年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办公室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几次有机会旁听由世维会组团参加的联合国论坛，并且看到每当遭到世维会成员恶意攻击之时我方外交人员往往是现场从自己面前的电脑中临时找资料来进行回击，因此这种回应严重缺乏针对性，实际效果非常差。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在“东突”问题上一直对我国持怀疑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三、开展反恐外交应成为我国解决恐怖主义新常态的主要对策
　　
　　外交包括首脑外交、公众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多种方式。在反恐国际合作中应该根据恐怖主义活动表现出的各种“新常态”,选择几种外交方式来应对和治理恐怖主义活动。
　　
　　1.媒体外交应成为我国反恐外交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
　　
　　媒体外交是信息时代条件下国家为了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而开展的对外交往、对外宣传和外交参与等活动。媒体外交作用的发挥一般是借助信息传播中所形成的舆论影响力来实现的。因此，在媒体外交中掌握传播策略和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恐怖事件一直是大众媒介追逐的新闻热点。一旦在某个地方发生恐怖事件，各国媒体都会开展全方位报道，以期提高关注度和影响力。据统计，在1981~1986年期间，美国三大电视台（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的恐怖主义活动及事件总共2000多起（每台平均每月11起），其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报道超过对贫穷、失业、种族不平等与犯罪报道的总和。①我国应该在加强对“东突”势力网络渗透的监管的同时，注重媒体外交，依靠媒体外交影响外国公众的舆论，进而促使有关国家禁止“东突”势力的网络渗透活动。为此，必须掌握好报道恐怖主义事件的策略。据我们对BBC、《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对2014年新疆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进行的研究，发现它们的报道与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媒介有着鲜明的反差。外媒对我国暴恐事件的报道一般是由恐怖事件的描述、中国政府的描述、境外“东突”势力的表述、掌握信息中遇到的障碍以及对新疆经济、政治、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简单介绍等五个部分构成。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试图对本国公众传达与暴恐事件有关的基本信息，进而影响到本国外交政策。而我们的媒体报道则主要描述恐怖事件的血腥过程、危害和群众的谴责，涉案人和涉案地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得到反映。2015年4月17日，香港凤凰新闻在报道广西东兴出现多名疑似涉恐分子情况时增加了新疆基本情况简介的内容，加深了民众对真实情况的了解。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报道方法，改进目前的“结论先于事实”的报道模式，以“摆事实”的方式阐述暴恐事实，官方和公众对暴恐的反应，涉案地和涉案人生活的民族、宗教、经济、政治、文化和语言概况，国家的反恐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等，使境外受众对暴恐事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舆论，逐渐让他们放弃以往由于信息缺失而形成的固有偏见，进而影响目标国的外交政策并争取其对我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