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是否能作出突出成绩与治学态度密切相关，譬如要有恒心，要认真，要有学术道德，要谦虚等，下面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治学态度需要做到哪些？
一、要有恒心
《周易家人》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荀子劝学篇》也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古人的这些名言，都反复强调了想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恒心。现代著名学者陈垣也经常对学生们说："天下无难事，有志者成之；天下无易事，有恒者得之。"877]意思是做学问先要下决心，然后再持之以恒地去做，最后一定能获得成功。治学与文学创作不同，文学创作需要才华，没有才华很难写出感人至深的作品。治学需要恒心，只要工夫用足了，总会或多或少取得一点成绩。所以治学特别强调要有恒心。《荀子劝学篇》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鲁迅先生在1936年病重期间还说过："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即如最简便而微小的旧有花纸之搜集，也可以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般。 "[878]常言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也强调了这一点。
首先，许多有价值的著作都是长期，甚至毕生努力的结果。《旧唐书经籍志上》云："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可见《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汉书》是班彪及其子女班固、班昭两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花了17年时间；司马光及其写作班子撰《资治通鉴》花了19 年时间。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花了27年时间，近人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在明冯惟纳《诗纪》的基础上，又花了24年才辑校而成的。可以说凡是在学术研究中作出成就来的都是持之以恒的结果。下面，我们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唐圭璋自传》谈道："我在辑宋人词的同时，也辑金、元人词。每日在教课之余，往往从早到晚到龙蟠里图书馆看丁丙八千卷楼的善本词书。那时，只要付二角钱就可以在馆里吃顿午饭。我吃过午饭又工作到傍晚。这样，经过多年的辑录工作，宋、金、元词的资料已经辑成。后来因为分量较多，就决定先抽出《全宋词》付印，金元词留待以后再说。"879他在《我学词的经历》一文中，又作了详细的介绍：
钩沉表微，贵有恒心。我辑《全宋词》《全金元词》，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已开始。《全宋词》的编纂起自1931 年，分四步进行：①综合诸家所刻词集；②搜求宋集附词；③汇列宋词选集；④增补遗佚。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及《永乐大典》诸书，统汇为一编。1935 年，三次印出《全宋词目录》，分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并先写成六十家词跋尾，发表在《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上，后又写成四十种词跋尾，发表在《制言》上，作为准备工作。1937 年，全书初稿完成，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因抗战开始，至1939年出版二十册线装书，计辑两宋词人约一 千多家，词二万余首。由于当时条件限制，书中还存在不少缺点。二十年后的1959年，我准备重新修订，但由于当时我患类风湿关节炎，不能进行这项工作，由我推荐王仲闻先生为我修订。1965 年重印出版。计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一千六百余首。最近孔凡礼先生又从清初季沧苇所藏明抄本《诗渊》增补宋词四百多首。《词话丛编》1937 年出版，收词话六十种。四十年后又重新修订，增二十五种，共收词话八十五种。
可见，唐圭璋辑《全宋词》《词话丛编》，都前后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
即使是一篇学术论文也得要花许多时间去收集资料、阅读资料、分析资料，然后才能写成。梁启超谈到他"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1881接着他又说：
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 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
就拿我写的一篇书评《读<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来说，我要把已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四史《校勘记》至少认真看一遍，把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编一一个索 引；我要把张元济写的《校史随笔》找来看一遍，因为校勘二十四史成果的精华都集中在里面，而且有精彩的分析和论证；我还得把张元济著《涉园序跋集录》（ 顾廷龙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 年）、《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树年、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1997 年）、《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读一遍，这些书可以为我们提供当年张元济领导大家校勘和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背景材料和细节；我还得将《张元济年谱》（张树年主编，商务印书馆，1991 年）、《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增订本）》（王绍曾著，商务印书馆，1995年）看一看，从中我们可以比较系统、完整地了解张元济的生平事迹。此外，我还读了《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张静庐编，中华书局，1955年）等有关背景资料，以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张舜徽著，上海 古籍出版社，1962 年）等有关评论资料。这些资料有些是人家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向图书馆或私人借的，将这些材料读一遍，再把书评写出来，总得要一两个月时间吧。不想花时间，又想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做学问需要钻故纸堆，常常是非常寂寞的。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自序》中说：
"当名达之写此稿也，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趱程愈远而痛苦愈深，废然思返者数矣。况又箪觚屡空，典质俱尽。而又不愿苟且，初未因腹馁而漫剪报纸法令以充篇幅而图速成。当斯时也，有人焉济以干粮，煦以慈爱，俾其精神复振，有进无退，乃克有成，斯诚不可以不纪。"883]所以做学问还得有甘于寂寞，不怕吃苦的精神。王钟翰谈道：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左眼突患视网膜剥离症，艰苦备尝，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
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先生语毕，不胜感慨系之！ 唐圭璋的学生郁贤皓教授，谈到他的李白研究以及《唐刺史考》的写作过程时说：
当时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就是"以勤补拙".勤读书，勤查资料，用笨办法。
不惜花费大量劳动，遍稽现存典籍，包括史书、总集、别集、类书、笔记、姓氏书、地志、方志、佛藏、道藏、石刻题跋等等，特别是充分利用新出土的唐人墓志。当时各博物馆都不肯将收藏的墓志拓片公开给人看，所以，我除了阅读南京、上海、北京三大图书馆所藏石刻拓片外，还多次到洛阳关林、西安昭陵、开封博物馆等地去查看陈列的数千方石刻墓志。其中陈列在关林的石刻最多，但因室内光线太暗，我只得用手电筒照着逐一细看， 前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看完。当时看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因淋雨加饥寒而生了一场大病。我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想尽可能把资料网罗齐备。这好比是捉鱼，聪明人常用垂钓的办法就能钓到大鱼，而笨拙的人只能靠竭泽而得鱼。我就是用后-种办法。
甘于寂寞的意思是心甘情愿地从事寂寞的治学活动，还有--个意思是能将安安静静地读书治学视为非常快乐的事。方一新在《训诂专家郭在贻》一文中介绍道："在贻师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哥哥的资助下念完了小学、中学。
57年负笈江南，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61年毕业后，留在杭大语言文学研究室工作（后转到中文系任教），给姜亮夫先生当助手。年轻时代的郭在贻，勤奋好学，毅力过人。白天工作，晚上挑灯夜读，直至深夜。天天如此，乐而忘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夜阑人静之时，一卷在手，独对青灯，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回顾我的读书生活》，《文史知识》1988 年第9期）在姜老的指导下，在贻师把清代小学名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通读了几遍，并连带阅读了一大批与段注有关的训诂专著，作了大量的笔记。这为他的学术研究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收在《训诂丛稿》中的《说文段注》研究5篇，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十年动乱期间，在贻师凭着对学术执着追求的信念，冒着风险开始了对楚辞的研究。他逐-研读了杭大和浙江省图书馆所收藏的楚辞研究专著，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多方面知识，征之以书面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楚辞中聚讼纷纭、迄无定谳的数十条词语作了考释，写出了力作《楚辞解诂》。"
恒心还表现在受到打击，遇到挫折时，有一种坚 忍不拔的毅力。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仍有不少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成绩，张舜徽就是一个突出例子，他谈道：
不久，我被赶进了一间破旧的澡堂，屋子低矮而阴湿，真是夏如蒸笼冬如冰。
我仍忍气吞声，埋头苦干。白天虽挨批斗，晚上争取时间，努力写作。主要是伏案整理平生尚未发表的丛稿。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 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的很晚。就是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一大批研究成果，共有三百七十多万字……特别是其中《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单就誊写清稿而言，也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竟写秃了五十多支大小毛笔。
再如程千帆"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1957 年程千帆45岁，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期，可惜被打成了右派。此后的18年，他在资料室抄了几年卡片，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农场劳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但是他"只 要有机会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都是那时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诗，批《杜诗镜铨》".1977 年其妻沈祖菜因车祸去世，同年7月程千帆奉命退休。1978 年8月程千帆被匡亚明请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程先生说："我离开武汉到南京，真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几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8911他还说："我到了南大，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武汉大学去放牛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现在虽然也出了十几本书，但是比我所想象的还是要少些。"8921《荀子。劝学篇》云："学至乎没而后止。"前辈不少杰出学者都做到了这一点。
王利器自称："我读书，不管已知的或未知的，我都锲而不舍，天天生活于此，实践于此，乐而忘返，痴若着迷，一旦把未知的又变为已知，那种境界，拿我亲身的体会来打个比方：只有爬上八达岭，才能把长城内外，一览无遗；只有登上排云殿，才能把颐和园的湖光山色，都收来眼底。"8931裘锡圭感到"做学问有点像跑长跑。初跑长跑的人，跑到简直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着继续跑，透不过气的感觉一般 会有所缓解，往往就能跑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没有大问题，'坚持就是胜利。"前辈学者，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锲而不舍、永攀高峰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要认真
陆桴亭说："天下事是认真人做。"从事科研工作尤需认真，而且认真二字应当贯穿于写作的每一个环节，首先要从收集资料开始。程千帆指出："必须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的材料。对于他人引用的材料，必须核实。陈援庵先生的《史源学杂文》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以拾取别人搜集的现存材料为满足，只能证明自己的懒惰和不负责任。懒惰和不负责任不能产生科学。"896]凡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人，都不辞劳苦地收集过资料；凡有价值的书，作者都在认真收集材料方面下过苦功。唐圭璋谈到过他的同门友任中敏住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抄书的情况："中敏住龙蟠里图书馆时，夜深屋。漏，雨滴不止，他撑伞遮雨，坚持抄书。有一次，曾往苏州，住吴梅先生家楼。上百嘉室阅书，终日不下楼，抄完所藏善本曲籍，才下楼拜别。此事吴先生常与我言，使我深受感动，决心向他学习。"1897]唐圭璋本人收集资料也是非常认真的，例如他辑《全宋词》用过宋陈景沂编的《全芳备祖》。有人据《全芳备祖》校《全宋词》，发表文章说《全宋词》遗漏了许多首。广东的杨宝霖看到批评文章后，经过复查，给唐圭璋写信道：
"应该确切地说，只遗漏了一首，即《全芳备祖》前集卷七《海棠》门中刘处静的《烛影摇红》（蜀锦华堂）。"即使是一首，唐圭璋也作了认真的复查，俞润生介绍道：
唐老接信后，立即查对。在《全宋词》第四册第2942页上，有这首《烛影摇红》，但作者为翁元龙。唐老戴着老花眼镜，指着书对我说："是这一首。"《全宋词》
作者小传云："云龙字时可，号处静，四明人。"-经核对，只剩下"翁"与"刘"两个姓不同了。
唐老为了核实这一个字，特地委托曹济平先生去南京图书馆查所藏《全芳备祖》。查完之后，曹先生告诉唐老，《全宋词》无误。
但唐老还是不放心，他要我搀扶他到南师大图书馆古籍室去看-看北京图书馆藏《全芳备祖》的复印件。那天，天色灰蒙，秋风微起，凉意很浓。我劝唐老不必亲自查看，他执意不肯，说："我不放心！"他在南京师大图书馆古籍室查看到北图本复印件后，才放心地说："抄本不同，.
北图本作刘处静，南图本作翁元龙。同是一首词。《全宋词》没有遗漏！"18981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当年唐圭璋利用《全芳备祖》时是何等仔细，连一首宋词都没有遗留；他对待批评意见又是何等认真，连一首词、一个字也不放过，还要拖着带病的身体亲自查对。
如果我们不认真收集有关资料，或者收集到有关资料而未认真阅读，那么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卷上《陆道考》云："唐以前中国人开拓云南与东京（今河内）交通事，今尚无迹可寻。六世纪初年之《水经注》似未言及此。"严耕望按："《水经注》三七《叶榆水注》记汉代由交趾（ 今河内）通益州郡（今滇池东宜良县）的水陆道有两段一百余字，可谓相当详悉。又《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也都有这条路的史料。伯氏没有详考古籍，就说无迹可寻，又未详看《水经注》，就说'未言及此，这都是轻下否定断语的毛病。"所以我们要认真阅读和领会文献。陈寅恪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00例如，武则天重视佛教，为什么呢？陈寅恪考证，敦煌卷子《大云经》中有女身受命为转轮圣王成佛之教义，武氏因此得以颁行天下，作为自己受命为天子的符谶。[901陈 氏结合当时之社会背景，洞察当时之时代真相，从而将敦煌卷子《大云经》的史料价值挖掘出来。
如果我们不认真地阅读和领会文献，在使用或分析文献时往往就会出错。如洪迈曾批评过白居易，其《容斋三笔》卷六"白公夜闻歌者"条云："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又《容斋五笔》卷七"琵琶行海棠诗"条云："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
陈寅恪分析道：
然诗云："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则"移船相近邀相见"之"船",乃"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盖江州司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妇之船，而邀此长安故倡从其所乘之船出来，进入江州司马所送客之船中，故能添酒重宴。否则江口茶商外妇之空船中，恐无如此预设之盛筵也。且乐天诗中亦未言及其何时从商妇船中出去，洪氏何故臆加"中夕方去"之语？盖其意以为乐天贤者，既夜入商妇船中，若不中夕出去，岂非此夕径留止于其中耶？读此诗而作此解，未免可惊可笑。9021今人也有误会原文的现象，如马茂元写的《古诗十九首初探》是一本很好的学术著作，但是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东汉文人五言诗有主名的而又是可靠的仅班固《咏史》一篇。"这句话的依据显然是锺嵘《诗品总论》中的这么一句话："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这句话的含义与马茂元的论断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诗品》所提到的写五言诗的东汉文人除班固外，尚有秦嘉夫妇、郦炎和赵壹。如果我们翻一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类的总集，则更多。我们在运用资料时一定 要认真核实原文，尽量做到不要转引或单凭自己的记忆，因为我们的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如同书还说：
"刘勰所谓*仅有班固《咏史》，是就存录的作品而言的。"904）从我们上面的引文可知，说这句话的人是锺嵘，不是刘勰；原文是"惟",也不是"仅".
要认真写作，做到--丝不苟。陈寅恪的侄儿陈封雄介绍陈寅恪的写作情况时说："他习惯于熬夜写文章，写完又一再改动，有时睡在床上一两个小时以后，又突然爬起来开灯将己写好的论文改动几个字。有时文稿已经付排，他还要从印刷厂取回来作些改动，足见他对工作一丝 不苟。"19051对论著要认真修改不断完善。陈寅恪在课堂上曾说："我作的三本书：《略论稿》《述论稿》《笺证稿》，都叫稿，就是准备以后还要改。"16g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的一位学生谈道：
我保存的与陈大师有关系的珍贵物品，是1950年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的陈大师所著《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初版，还在于本书中的一些排印错误都用墨笔作了更正，在本书有些页的天头上写了不少字，书中还粘贴许多写满字的纸条，这些字都是关于本书内容的补充。据我粗略统计，补充较多的有15处，约5000字左右。从字迹看，一小部分系油印，大部分应是陈大师的助手黄萱的手书墨迹。蝇头小楷，工整秀丽。我找出1955 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与此书相核对，发现此书就是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排印的《元白诗笺证稿》的底本。1955 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经过这次修订增补，较之初版本是更周密、更充实了。
此外，他还把自己的论文集称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二编》。他的论文虽然不称稿，也是要经过认真甚至反复修改的。如他写《韦庄秦妇吟校笺》花了八年时间，文中谈到过这一点："戊辰 （1928） 之春，俞铭衡（即俞平伯）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独端己此诗所述从长安至洛阳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本写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而其晚年所以讳言此诗之由，实系于诗中所述从长安达洛阳一段经过。 此点为近日论此诗者所未详，遂不自量，欲有所妄说。"908]文后编者附注云："陈寅恪先生关于秦妇吟一诗的 校笺，先后发表过数次：读秦妇吟，清华学报第拾壹卷肆期；秦妇吟校笺，一九四O年昆明刊本，系据前文增订改名。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一九五O年岭南学报拾卷贰期；韦庄秦妇吟校笺，一九八O年上海古籍版寒柳堂集收录，续有补正。"就学术论著而言，写作认真与否要看是否详细而准确地注明引文出处。认真还表现在要尽可能地消灭稿件中的错字病句，我们发现有的学生投出去的稿件，一篇数千字的论文有几十个错字病句，像这样的稿件当然很难被采用。分析其错误原因，绝大部分都是疏忽造成的。
三、要有学术道德
黄侃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日，不欺人；二日，不知者不道；三日，不背所本；四日，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9og]这些都涉及治学态度问题，就学术道德而言，"不窃"二字最值得我们重视。
学风问题最重要的是不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受到名利的诱惑，自己又没有能力著书撰文，最省事而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剽窃他人成果，这种现象古已有之，顾炎武指出："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
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910]钱大昕进一步解释道："向秀注《庄子》，郭象窃之。郗绍著《晋中兴书》，何法盛窃之。姚察撰《汉书训纂》，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顾宁人谓有明一代之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语虽太过，实切中隐微深痼之病。"11而今学风浮躁，剽窃之风越演越烈，如浩力《必须遵守学术规范》一文谈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强国之梦"丛书，共十本，"总序"称之为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著作"."然而，丛书中的某些'著作',无视学术规范，实际上是改编或拼装他人的学术成果。这种不规范和不道德的行为，在我们的历史研究领域以至整个学术界和出版界，似乎形成一种风气，近年更有逐渐蔓延的趋势。"其中《实业之梦_张謇 传》。
从基本观点到具体材料，大都采自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一张賽传稿》， "几乎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学术内容，其实就是依据章著改编而成".他如《洋务之梦_李鸿章传》
主要抄自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 年）。"《李传》正文共384页，计25.5万字。根据初步核对，其中抄自苑著《李鸿章传》的正文内容共计100余页，超过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苑著中由于校对原因而出现的错误，《李传》也是照抄照录。为了遮掩抄袭的痕迹，《李传》采用了-些并不新鲜的手法：其一，将原文的字句稍加改动，将原文的引文译作白话……二， 将原文的部分章节加以压缩，重新组合……三，将原文的段落顺序予以颠倒，重新排列。"912]
这种抄袭之风也蔓延到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杨玉圣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博士论文"与"文抄公"》的文章，其中谈道：
这里不妨先看两个实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几年前的一篇题为《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的博士论文（后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其中关于美国教育的论文多系抄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杨达洲先生的有关文章。二是山东大学近期的一篇 博士论文一《现 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其中第14一15 页论述当代现代化运动的实质、第20页对世界发展的实际进程要比马克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的论述、第177一178 页对现代化的不同制度模式的论述等，均直接抄袭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有关部分；第65一68 页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部分，主要是剽窃自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忠民著《中国社会发展论》一书所附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一文。 就博士论文而言，从选题论证、收集材料，到构架、写作、修改，再到论文评议、答辩，最后授予学位，这原本都是一丝不。
苟、严格训练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关键环节。然而，即便这样严肃的学术事业，如今也终于开始变得至少是愈来愈不严肃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这些存在显而易见的抄袭、剽窃行为的所谓"博士论文",居然一再堂而皇之 地"过关斩将":不仅在一群教授的眼皮子底下顺利通过评议和答辩、光明正大地获得博士学位，而且还由正经的出版社当作正经的所谓"学术著作"而"隆重推出".这一幕幕十足的滑稽剧中难道不无几分"悲壮"的意味？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特别引以为警惕的非学术现象吗？
剽窃终归是会被发现的，清人江藩指出："安知我能剽之窃之，而人不能发之捕之乎？我所读之书，人人必读，我所未读之书，人之已读者正多；倘事剽窃，欺人乎？
实欺己耳！"914|随着查重软件反剽窃系统的普及，剽窃现象的识别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就学术论著而言，除不能将他人科研成果据为己有外，还要注意不重复前人的科。
研成果。顾炎武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915]所以他写《日知录》时，将先人已有的心得体会削去，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也是这么做的，其《序》云："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 《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疾，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 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1916]这也成了优良的传统。今人曹道衡云：
十多年前， 我读《北堂书钞》，见到卷一百 五十七引了晋代张华的诗句"清晨登陇首",又见范文澜同志的《<文心雕龙>注》中提到《诗品》引用此句而未知所出，就自认为创获，写成札记加以发表。后来阅读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才知道这个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由前辈学者解决了，因此后来拙文结集出版时，就将此条删去。这个例子既说明我自己读书不博，也说明了我平时对前人研究成果缺乏必要的了解。
防止抄袭，培养严谨的学风最有效的方法是详细注明引文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方面交代了自己立论的依据，一方面也肯定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其他人继续研究提供了信息。我们在前文已经详细地谈到过这个问题，可参阅。有些学术著作只是笼统地列了一个参考文献目录，没有注明每条引文的出处也是不严肃、不诚实、不科学的。裘锡圭在评论蔡镜浩著《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时说：
作者在前言中说："在撰写过程中还参考了前人及时贤的不少论著，因体例及篇幅的限制，未能逐条作说……"我们觉得对这样一部专著来说，不逐条说明所参考的论著，恐怕不是妥当的办法。这使读者失去了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的线索，并且使他们弄不清究竟哪些意见是作者自己的创见。1918]
而且，我们在引文时，还应当注意引用最原始的材料，张舜徽云："读书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则必舍己从人，称举前人之说。若此说前人已有数人言及者，则必援引最先之说，所以尊首创之功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得之言，本不必皆自我出。
人之言善，我必尊之信之，若己有之，亦即为公非为私之意。"919顾颉刚曾写给史念海一幅中堂："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乃有事业可言。"1921]我们也应当记取这句话当然，还得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作保证，在这方面外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美籍华人吴森说："1963年我应聘于密苏里州立大学当专任讲师的时候，每一位新聘的教员都收到校方一封公 文，标题为《对学术上的不诚实的处理政策》（Policy GovermingAcademic Dishonesty）；对学生的论文和报告的（诈欺），都制定很严厉的处理办法。
轻者（缺少注脚）予以打零分，重者（抄袭别人文章）予以开除。至于在美国各大学执教的学者们，由于当学生时已训练有素，加以在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一般而言，都规规矩矩写自己的文章。"此外，论及学术道德，还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1929 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陈寅恪所撰碑铭有云："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922在敢于坚持真理方面一个特出例子是马寅初。他在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 文章内容包含下面这样一些小标题：我国人口增殖太快，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最后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这种看法日后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似乎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9231958年7月1日，康生跑到北京大学作报告，斥问："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的作者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其实，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就批判过马尔萨斯的观点，指出："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即由一增加到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四……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如一、二、三、四、五、六、……过辽。几代，人口增加太多，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批死亡，人口锐减，至此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这样世界经常处于恶性循环中，人类的前途非常黯淡。马尔萨斯'人口论'于1798年出版，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工人们大量……他的人口理论无异乎告诉工人们说，工人们的普遍贫困，不是政府之过，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而粮食增加太慢引起的。
这种论调是他"人口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也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
但是他在同年写的《附带声明》一文中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还说道："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1924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指出："1955年以后，马寅初先生发表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是可行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计划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也是正确的。1958 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1959 年由于反革命分子康生的插手，在北大对马寅初先生进行大规模批判，并迫使他离开北大，更是极端错误的。在对马寅初先生的错误批判中，强加给他的许多政治帽子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应当一律予以推倒。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向他宣读了北京大学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同时宣布了《教育部关于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通知》。
四、要谦虚
《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学问之大犹如海洋，你再聪明，再有学问，也不过在海边上拾得一枚贝壳而已。你还应当看到，任何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许多人相互影响、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要把功劳只记在自己一个人的名下。应当说，顾颉刚对古史辨派的形成起了组织领导作用，而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却认为古史辨派的形成是时代的产物，并将功劳记在大家的头上：
要是不遇见子水和太炎先生，我就是好学，也不会发生自觉的治学的意志。
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要是北京大学中不征集歌谣，我也不会因写录歌谣而联带得到许多的风俗材料而加以注意。要是我没有亲见太炎先生对于今文家的痛恨，激动我寻求今文学著述的好奇心，我也不会搜读《孔子改制考》，引起我对于古史的不信任的观念。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 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要是我发表了第一篇文字之后没有刘楚贤先生等把我痛驳，我也不会定了周密的计划而预备作毕生的研究。要是我不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服务，没有《歌谣周刊》等刊物替我作征求的机关，我要接近民众的材料也不会这样的容易。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
C做学问应 当虚心向专家甚至自己的晚辈、学生求教。李斯《谏逐客书》说得好："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可以说所有大学问家，都能虚心向学有所长的人学习。如唐圭璋先生的学生王步高谈起一件往事："80年代中叶，日本的水原渭江教授来信向唐先生求教，并寄来他的《敦煌舞谱》等著作，还约定不久将来南京拜会唐先生。唐老很认真地阅读了这些论文，他对我说：'说实话，对敦煌舞谱等我不大懂，南大有个高国藩先生，他是研究敦煌学的，可惜我去不了他家，你能不能替我把这些论文送给他看看，方便时，让他到我这里来一趟，把我不懂的地方给我讲讲。'我去了当时才是讲师的高国藩先生家，把唐老的话一一告诉他。高国藩先生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他决计想不到，这样--位名满天下的大师竟会来向他求教。"做学问要谦虚首先表现在不知者不道。一部中国学术史反反复复强调了这一点。
如《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张学千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云："疑则传疑，盖其慎也。"许慎《说文解字叙》："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王国维在写给柯绍态儿子的信中说："考释古文字以阙疑为第一要诀。"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集所刊之《观堂书札》）如前所述，黄侃也常说："不知者不道。"在这方面，不少学有所成的前辈学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学。
界曾讨论过鉴真和尚是否失明的问题，陈垣写过一篇短文， 他认为："鉴真失明事，《宋高僧传鉴真传》不载，仅元开撰《唐大和_上东征传》说了一句。后人说他失明，都是根据这一句话，应该找他同时或当时人的话来作参考，方能释疑。这篇仅六百字的短稿，却思考研究了几个月。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初步定稿，曾于十月十四日寄给他一个朋友商量，但是终因感到论据尚不足，且鉴真和尚国际国内影响大，对这问题还要慎重从事、仔细考核，所以终不拟发表。"再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委托吴组缃教授为《历代小说选》写一篇前言。"可他却思索了许久也没有动笔。有人问起时，他说：'要么不写，要写，就要给人以营养。'后来，他写了上万字，毛笔楷书写得工工整整，可是迟迟没有拿出来。有一天，反复地翻看之后，突然撕掉，扔进了纸篓，有人感到非常惋惜。他说："宁可不要前言，也不能把粗制滥造的东西拿给读者。"9301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出差错。吴小如《怀念游国恩先生》云："有一次我委托游老的另一位学生去查阅并标点一篇材料。这位同志由于没有看懂原文，竟擅自把书上的一个字改动了。游老当即找到我和这位同志，当面郑重告诫我们，要随时谦虚谨慎，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写文章，特别是写反驳的文章，措辞要心平气和。林昌彝《砚桂绪录》卷一三云："学者稍能著书，略有心得，动辄骂人，此恶习也，毛西河为最。近代著述诸人，多患此病，有志者勿效尤焉。昌彝述《三礼》书三百万言，未尝骂人一语。"钱大昕《答王西庄书》云：
得手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顾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长洲何氏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诋诃前哲为咎。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
治学还要不自以为是，能虚心听取别人对你文章的批评意见。陈垣在上课的时候说："天下的学问极多，如公园中百花开放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各自根据个人的兴趣深求，不必与天下尽同，也不必要求人家非与自己相合不可。"他曾批评顾炎武以儒家以外的思想为异端，后来又有人认为顾炎武的思想是异端，"这样互相指斥为异端，岂能得了？1933）陈垣对别人所提的意见总是从善如流。"如他很久就怀疑徐光启《徐氏庖言》
的庖字可能是'危'或卮字之误，理由是：'庖言'两字无出处，而'卮言出《庄子》；《咫进斋丛书》乾隆四十三年违碍书目实作'卮言。有一次《光明日报》社记者找他谈别的文章，他谈起这个问题，记者同志请他写成文章，他写了《关于徐光启著作中一个可疑的书名》，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刊出。刊出次日，就收到有关方面来信，解释庖言系代庖之言',且根据一九三三年自巴黎国立图书馆摄回所藏本显微胶片确作庖言。他看后经过研究，认为所说有理，便立刻接受，说可疑之点，得到解答，可作定论',并且把这件事作为校勘学的理校法不如对校法稳当又找到了一个证明。在六月九日《光明日报》。上作了 答复。尽管他原来所提两点理由是很有力的，但也并没有轻下结论，说'庖言'应作*卮言',而是提出可疑，一经有关方面说明，马上认为可作定论。"唐圭璋也复如此，其学生王兆鹏回忆道："唐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从不自以为是。《文学遗产》杂志1989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批评《全金元词》校勘失误的文章，唐师见到后，认为写得好，准备有机会修订时采纳，并对我说：'后人应比前人高明，这样学术才能发展进步。别人的批评应当接受，即使批评不尽当，我们也应该听取，择善而从。我现在老了，又多病，看书比较吃力，但有生之年，还是要多读点书，尽量减少些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