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将讨论什么是论据，论据的类型，以及对论据的要求。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论据是什么？
1.什么是论据
论据是用来证明论点的依据。例如《全唐诗》本白居易《梦行简》："天色妍和水色鲜，闲吟独步小桥边。池塘草绿无佳句，虚卧春窗梦阿怜（一作连）。"803J此诗最后一字究竟是"怜"还是"连"?有人认为：
作"连"是。阿连即谢惠连。《南史。谢方明传》："[谢方明]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白行简乃白居易弟，用此典正恰到好处。如果作"阿怜"则无所指了。从诗律看，"连"为"先"韵，既是平声，也与"边"相押，亦无忤。[804]） ,文中"作'连'是"是论点，作者所举《南史。谢方明传》中的那段话就是论据。
中国有句古话叫言必有据，我们提出论点必须用论据加以证明，没有论据加以证明的论点是没有说服力的。《韩非子显学》篇云："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805]《读书杂志》曾展开过一次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胡适写了篇《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指出：
这一次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双方都希望求得真相，并不是顾（颉刚）先生对古史有仇，而刘（谈藜）先生对古史有恩。他们的目的既同，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8061可见，论点是否成立，是否被读者认同，关键要看论据是否充分，并具有说服力。胡适还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 分话。"807]所以，写论文最重要的任务是找证据。
2.论据的类型
论据通常有以下几类资料：就论据的来源而言，一是来自 文献调查，一是来自 社会调查。在文献调查中，通常可以直接利用文献原文的有关部分。我们可以运用已有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较为权威的观点，例如谈论诗歌的抒情特点时，人们常用锺嵘《诗品总论》中的一。段话：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再如《明皇杂录》的作者，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郑处诲，一个是赵元一。那么该书的著作权究竟属于谁呢？王国良写了《<明皇杂录>的作者与版本问题》分析了这个问题。
作者认为该书的著作权应当属于郑处诲，为了证明这-一点，论文举了许多依据："《新唐书艺文志》、郑樵《通志》、《中兴馆阁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都记载撰人是郑处诲。《旧唐书》卷一五八云：'处诲方雅好古，且勤于著述，撰集至多。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行于世。'《新唐书》卷-六五也说：'先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处诲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此外，作者还在《明皇杂录》中找到两条材料，其写作时间与郑处诲生活时间一-致，与赵元一生活时间不一致。从而得出以下结论："从正史的记载，并以本书做佐证，我们有理由确信：《明皇杂录》是大和九年左右，郑处诲在秘书省做校书郎时所完成的作品。"8081正因为作者用正史与一些重要目录为依据，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我们也可以直接运用有关事实作为例证，比如余冠英写过一篇题为《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他认为"在《吴声歌曲》里这类诗却不少见，似乎一向不曾有人留心过".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诗找出来，作者正是这么做的，试举一例：
男：金瓦九重墙，玉壁珊瑚柱，中夜来相寻，唤欢闻不顾。
女：欢来不徐徐，阳窗都锐户，耶婆尚未眠，肝心如椎櫓。[[8091前诗是男子埋怨责备的口吻，后者是女子的回答。对时间的早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是心理作用造成的。男子希望与意中人早点会面，所以时间尚早，但是在他看来，已经是半夜三更了。而那位女子，害怕与意中人约会被父母发现，因此希望晚一点，所以时间已经不早了，在她看来，太阳还没有下山。正因为将这两首诗看作赠答诗，才能让我们体会到恋爱中的男女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理。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直接运用文献原文，而是运用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归纳的结果，譬如统计数字。如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评古 直<陶靖节诗笺定本>》谈道：
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 《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这里可以看出古先生爬罗剔抉的工夫，而《列子》书向不及《庄子》烜赫，陶诗引《列子》竟有这么多条，尤为意料所不及。沈德潜说："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 汉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照本书所引，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倍有余。那么，沈氏的话便有问题了。
再举一例，"唐代女诗人普遍爱用五绝、七绝这种比较短小的诗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在薛涛现存的89首诗中（包括有疑义的），五绝占12首，七绝占71首。而在鱼玄机现存的51首诗中，七绝占15首，五律占11首，七律占17首，六言诗占2首，五言排律占3首，七言排律占3首，且各体皆工".11这些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鱼玄机的文学修养要高出于同时代的女诗人。可见统计数字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归纳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统计数字。例如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 在分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被误解的情况时，依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张若虚集，而判断"他的著作，似乎在唐代就不曾编集成书";依据明高棵《唐诗品汇》卷三七将他列入"有姓氏，无字里世次可考九人"中的一-人，而指出"他的生平，后人所知无多";依据唐、宋、元的总集只有《乐府诗集》收录的情况，而分析道："这篇杰作虽然侥幸地因为它是一篇乐府而被凡乐府皆见收录的《乐府诗集》保存下来了，但由宋到明代前期，还是始终没有人承认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更不用说承认它是一篇杰作了。""再就诗话来加以考察，则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魏庆之《诗人玉屑》，何文焕《历代诗话》所收由唐迄明之诗话二十余种，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所收诗话三十余种，均无一字提及张若虚其人及此诗。诗话中最早提到他和它的，似是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的胡应麟《诗薮》",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张若虚和他的《春江花月夜》直到明代前期受误解和不被重视的情况。从中可见程先生在行文中虽未直接引用原文，但都是以文献资料作为依据的。[812],如前所说，论据除来自文献调查外，也可来自社会调查。如民歌民谣往往能反映老百姓的真实思想，从中能够充分地了解社会风气。下 面我们就举一首 近代民谣为例：
"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种田的，吃米糠；磨面的，吃瓜秧；炒菜的，光闻香；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抬棺材的死路旁。"这首民谣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广大劳动人民由于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的极端不合理性。
3.对论据的要求
胡适提议："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要问，我提出的证人证物本身可靠吗？这个证人有作证的资格吗？这件证物本身没有问题吗？第二要问，我提出这个证据的目的是要证明本题的那一点？这个证据足够证明那一-点吗？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本题的相千性。"8131胡适的意思是证据应当一要可靠，二要适用。
（1）论据要可靠。
就论据的可靠性而言，首先要做到真实。如果证据不真实，那么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清崔述谈道：
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窃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ap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于柏梁数百年，而托始于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人之学之博之至于如是也。"1814,将近世小说当成可信的史料，并据以判定七言诗的起源，当然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即使相传为汉武帝时作的柏梁台联句诗，前人已指明其系伪托，据以研究七言诗的起源也是不可靠的。清顾炎武说："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
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815]顾氏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根据《史记》
《汉书》的记载，元封三年正当梁平王襄在位之时，而梁平王两次入朝都不在元封三年。
二、《柏梁台》联句诗每句所注明的作者官名或姓名，其中有七个官名是在元封三年之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才更定的。因此断定该诗必然是后人拟作。其实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每一段的第一句都夹有"兮"字，不夹"兮"字的文人七言诗要以曹丕的《燕歌行》为最早了。以虚假资料从事科研工作，现代也不乏其例。如：
在1996年3月13日《中华读书报》上，曾担任郭沫若秘书二十余年的王廷芳著文指出，不止一个人引用谷辅林和张启莲合著、黄河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郭沫若与安娜》一书中郭沫若与郭安娜的往来书信，但这些书信是谷、张二位根据郭沫若在1925年所写的小说《落叶》加工创造出来的。王廷芳为此在1995年写信给谷辅林，谷复信承认"那十几封信全是我根据《落叶》艺术加工创造的".[8161其次，我们引用人家的观点，还应全面了解原文的含义，不能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断章取义，甚至曲解人家的本意。鲁迅先生曾批评道："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
'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噓或附…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817]他还以陶渊明为例，作过分析："就是诗，除了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818]如有篇题为《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 的文章说："唐人重抒情，宋人主议论。"[819]为了证明这一点， 作者引用了邵雍的一段话："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这段话引得不完整。邵雍完整的意思是："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
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8201而这段话恰好说明宋人同唐人一样，也是非常喜欢运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可见断章取义，曲解原文的含义，也就不能做到真实可靠。
再次，我们还要仔细体会原文的含义，不要误会原文而加以引用。如严耕望谈到他"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家，引用李白《系寻阳上崔相涣》诗' 邯郸四十万，一日陷长平，作为唐代邯郸县人口股盛的证据；不知此句是用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大胜坑赵卒四十二万的典故".[821]
其实中国学者也有误会原文而用作证据的现象，如谢文利《诗歌美学》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古存（韩愈），'生不愿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这字里行间，蕴蓄着对诗仙、诗圣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何等强烈的赞誉之情。"刘世南分析道：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韩愈的《调张籍》是"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作。
者改为"万古存",大约是想到文天祥《正气歌》的"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了。
著书为文似不宜如此粗浮。
（二）李白说的"韩荆州"是韩朝宗，唐玄宗开元年间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新唐书》卷一一八本传称其"喜识拔后进","当时士咸归之",谢君竟误认为韩愈。试问李白盛唐人，韩愈中唐人。李白卒于公元762年，后六年（768）韩愈始生，李白怎能写诗（其实那两句是当时游士编的顺口溜）表达自己对韩愈的"强烈的赞誉之情"呢？ [822]
仔细体会原文的含义，还表现在标点上。引文中标点有误，就说明作者没有正确理解原文。例如，某出版社出版的《菜根谭》中有这样几句话："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从临深，履薄中操出。"其实，这几句话应该这样标点："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从临深履薄中操出。"胡渐逵分析道：
这几句话中的"暗室屋漏"和"临深履薄"两个成对的典故均出自《诗经》。前者语出《诗大雅抑》："相在尔室，尚不愧屋漏。"屋漏"指古代室内西北角施小帐之处，"不愧屋漏"即喻不在暗中做坏事，起坏念头；"临深履薄"语出《诗。小雅。小旻》：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因以"临深履薄"喻谨慎戒惧。知此含义，然后以骈偶律其句式，就会将这几句话点断正确。[823]
此外，论据还应做到准确无误，文字不要出现差错。否则你的论据就不能反映原文的真实面貌。我们在引文时稍不留心就会出现差错。就拿书名来说，貌似简单，粗心大意而又懒于翻检目录或参考书，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汪少华《书名须慎辨》云：
岳麓书社《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尚秉和著） 1991 年点校本的书名标点失误不少，兹就观览所及，举例如下：
（1）作者书名连缀不能分辨，书名割裂不全。如：陆深《河汾燕闲录》误标为陆深河《 汾燕闲录》（269 页）。
（2）不识书名而割裂，误入引文。如：《论语比考谶》误标为《论语》："比考谶……"（181页）
（3）书名与篇名割裂，篇名误为引文。如：《管子弟子职》误标为《管子》："弟子职，…"（80页）
（4）书名割裂，首字误为时代而失标。如：《梁四公记》误标为梁《四公记》（417页）。
（5）著作时代限定语溢标为书名。如唐人《志怪录》误标为《唐人志怪录》（304页）。按《志怪录》有晋祖台之、唐陆勋、明祝允明三家，此处所引出自唐人陆勋所著，为分别彼此，故予以限定。
（6）不识书名简称而溢标，混作者与书名为一书。如：朱子《集注》误标为《朱子集注》（390 页）。按：此处上文引《楚辞》注并明言出自朱子《集注》，与王逸注异，则此《集注》指朱熹《楚辞集注》无疑。
（7）书名简称误为叙述语而失标。如《通俗》失标（37页）。按：此处《通俗》即服虔《通俗文》，为《经典释文》所引（详见《十三经注疏》中华版494页上）。
（8）书名简称误为时代而失标。如：《后汉。邓晨传》误标为后汉《邓晨传》（305页）。
（9）篇名简称误为人名而失标。如：《焦仲卿》诗（或《焦仲卿诗》）误为焦仲卿诗（327、404页）。按：《焦仲卿》诗即指《焦仲卿妻》（详郭茂倩《乐府诗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详徐陵《玉台新咏》，作者不知为谁，故不可不加书名号。
（10）形讹失校，篇名误为引文。如《周礼。内竖》误标为《周礼》："内…（287页）按："监"为"竖"之误。
（11） 不识篇名而失标。如《周礼。内宰》淳制注云："淳幅广，制幅长，天子巡狩，制币丈八尺，淳四只。"（425 页）按：《天子 巡狩》当标。郑玄注云："玄谓淳制，《天子巡狩礼》所云制币丈八尺，纯四职'与？"孙诒让《周礼正义》："《天子巡狩礼》，盖《礼》古经逸篇之一。"（卷一-三）（12）书名失标。如：《仓颉篇》（123页）、《僮约》（133页）。按：前者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李斯著；后者是王褒的俳谐之文，均当标书名号。
（13）不识泛指而误标为书名。如：唐人杂句："红裙妒杀石榴花""新换霓裳月色裙"白妆素袖碧纱裙",误标为：《唐人杂句》："红裙妒杀石榴花，新换霓裳月色裙，白妆素袖碧纱裙。"（64页）按：此三句分别出自万楚《五日观妓》、王建《霓裳词十首》之六、白居易《江岸梨花》。
我们如果发现文献中有错误，在引用时应当指出，以免以讹传讹。钱锺书《谈艺录》之六十九云："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 .
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82s3这段话的意思是诗中之理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是将理藏于形象之中。但是其中的"蜜中花"应当是"花中蜜",因为花显然有体有痕有相，不符合作者的要求，只有"花中蜜"才是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的。因此我们在引用这段话谈诗的理趣时，应当作必要的说明。
下面我们再强调一下所引资料直接用原文的重要性。为了保证证据真实可靠，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到直接引用原文，而不要从其他人的论著中转引。顾炎武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1826但是，我们有些人学风不够严谨，为了节省时间，或者受到条件的限制，找不到原文，人们常会转引别人的资料，即使是一些名家也在所难免。但是，转引别人的材料容易出现错误，而且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刘乃和谈到陈垣"写《史讳举例》时，因是为钱大昕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而作，仓促成书，有些材料就是转引于钱氏，未及细检原书，不免有些错处。该书木刻雕版时，虽有所发现，但已不及改刻，因此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印时，他让我将全书引文一一检对， .
他说：以钱氏之精，尚且错简、脱落、谬误甚多，用其他人的引文，就更应亲自动手，勤查勤找了，这是省事不得的".
我们再举-一个由于转引人家的材料而一误再误的例子。耿清珩、翟清福考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都是从清人梁玉绳。
的《史记志疑》转引的。《史记志疑》中有一段话说："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钱穆不知道王世贞书名是《读书后》，又没有经过查阅，在《系年》中引用这段话时，加上"说"字，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日".郭沫若《十批判书》引用这段话时，也不知道王世贞的书名，因而把《读书后》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也不知道王世贞的书名《读书后》，他一方面跟着郭沫若将书名改为《读书后记》，一方面又说《十批判书》
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上面的 例子还告诉我们，转引他人的资料会以讹传讹。这是因为他人在引用资料时可能会出现错误。
这些错误可能是疏忽造成的，这种现象在古书中是非常普遍的。如钱大昕批评道：
"朱国祯《涌幢小品》三十二卷，好谈掌故，品题人物，不为刻深之论，盖明季说部之佳者。至于援引古书，多有差误。如张彪称其妻为'乡里',见《南史》，而误以为杨彪。
王文公父名益，而误以为盖。'止谤莫如自修，魏司空王昶语，见《三国志》，而误以为《文中子》。"829]再如张舜徽《广 校雠略》卷四《搜辑佚书论五篇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举例云："致远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为出孔子。'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之言也，李固以为出《老子》。孟子以孔子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曾。
子。"[830]严耕望也举过一个 典型的例子：
《舆地纪胜》一-庆元府卷 《风俗形胜目》引《隋书》（地理志）《会稽郡》下云："市埒二京，人杂五方，俗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照这条看来，这条内容是述隋代会稽郡的风俗。宋代明州庆元府就是隋代会稽郡的东部。但检视《隋书地理志》的原文，这是综述古扬州风俗的一- 段。原文是："丹阳旧京所……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这是述丹阳（今南京）与京口（今镇江），不是会稽郡。王象之引来作为庆元府的风俗，这是大误。（也就是断章取义致误之一-例。）吴会是吴郡与会稽郡的简称，若述会稽郡，何以说"东通吴、会，南接江湖"?故若盲目引用此段，岂非笑话！ [831]
今人游国恩等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说："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品》
称他为'七子之冠冕'."182其实这句话不出自《诗品》，而出自《文心雕龙才略》篇。
这些错误也可能是删节原文造成的，引书者各取所需，将自己认为不必要的词句删去，应当说是正常现象。但是古代著书撰文，通常不用标点符号，因此被删去的部分，作者无法表明，读者也难以发现。直到普遍使用标点符号以后，有的学者仍然主张不用省略号，如陈垣先生。他的学生说："援庵师甚不赞成引用史料……符号，表示删省。曾说：'史学家竟不敢删省前人之文。如何能自成一家之言！'所以陈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有省略而无改动。因为援庵先生认为他是在写历史，只要注明根据何在，就尽到史家的责任，删掉不必要的字句，是史家应作的事。"833因此，如以为引文同原书一模一样那就错 了。如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云：
抱经先生精研经训（博极群书），自通籍以至归田，铅椠未尝一一日去手。奉廪修脯之余，悉以购书。遇有秘钞精校之本，辄宛转借录。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精审无误。（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洵有合于颜黄门所称者。）自宋次道、刘原父、（贡父、楼大防）诸公，皆莫能及也。
括号内是被省略的部分，如果从校勘学的角度看，被省略的部分，恰恰是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按照《藏书纪事诗》转引这段材料，那就贻误读者了。
这些错误也可能是藥栝原文造成的。古人引文有槳栝原文之例，如陈澧《东塾未刊遗文。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云： "所引之书，其说甚长者，当择其要语，或不必直录其文而但浑括其意，如孔《疏》引郑《注》有云"郑以为者',此亦引书之一法。 "
桂馥云："古人引经，略举大义，多非原文。如《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引《诗》兄弟虽阅，不废亲也。'引《书》*九族既睦，可以亲百姓。'《说文》引《书》"洪水浩浩。'此岂《诗》
《书》之本文哉。今人多据《书》《传》所引以增改经文，虽曰治经，实乱经也，可不慎乎？"18361下面我们就举一 个槳栝原文的例子。《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引《唐书》日："开元十九年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列传》原文却作："吐蕃使奏云： .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应当说《太平御览》对原文的概括很简洁，但是《旧唐书》的原文说了求书、写书、颁书的具体过程，史料价值更高-些。
这些错误也可能是断章取义造成的，可能是误会原文造成的，若不核对原文，常会以讹传讹。如唐圭璋指出："明清人引宋人轶事往往有误，盖因明清人自由剪裁宋人载记，字句俱不符原文，故引用宋人说词之语必须用宋人第一-手资料。明人误引宋人书，清人又误引明人书，展转沿讹，贻害不浅。"837]他本人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其《宋词三百首笺注》于岳飞《满江红》词引沈雄《古今词话》云：
《话腴》曰：武穆《收复河南罢兵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悬，犹之可也，欲远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故作《小重山》云：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指主和议者。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
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话腴》是《藏一话腴》简称，有位学生写信给唐圭璋询问：如果《藏一话腴》的作者。
南宋人陈郁确实说过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就可以证明岳飞写过《满江红》，但遍查各种版本的《藏一话腴》， 却均不见上述那-一些话，此是何故？唐圭璋接信后，复检原书，发现《宋词三百首笺注》所引沈雄《古今词话》中的那段文字确实存在着混淆不清的毛病。"《话腴》日：武穆《收复河南罢兵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悬，犹之可也，欲远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为《藏- ~话腴》的原文，其他的话都是沈雄的发挥之词。唐圭璋一方面回信加以说明订正，另一方面又。
专门在《读词五记》一文中写了题为《<话腴>无论岳飞词语》一则文字，公开认错，并以此指点后学云："由于沈雄引《话腴》与己意不加分别，以致使后人误以为沈雄语：
亦《话腴》中所有。如《历代诗余》卷一一七、《词林纪事》卷九、《词苑萃编》卷一三，俱以讹传讹，未加辨正。实际《话腴》中并无论岳飞《小重山》及《满江红》语，余昔亦沿误。"复云："惟《藏一话腴》 非僻书，《适园丛书》即有之，如一-查检，即可辨明沈雄以来诸书不察之误。由此亦可见沈雄《古今词话》《历代诗余》《词林纪事》《词苑萃编》所引宋人之书，必须查考宋人原始资料，决不可信清人之误引。"即使别人的引文不误，我们在转引时稍有疏忽也会出现问题。郭在贻说他"看到过- .篇研究楚辞的论文，文中引到马其昶的《屈赋微》一书，肯定是从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一书转引来的，马先生称马其昶为"先大父',这位作者也跟着称"先大父',可见他根本不懂得'先大父'是什么意思".
（2）论据要适用。
以上谈的是论据的真实可靠性，下面再谈谈论据的适用性。真实可靠是我们运用论据的前提，适用与否是我们运用论据的落脚点。我们在运用论据时，应当注意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无论是对是错，我们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或它们都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郑欣谈到"岑仲勉也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著述等身，学问极其渊博，尤以治隋唐史著名……岑师在课堂上给我们传授治学之道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陈寅恪是研究隋唐史的头号名家，他的许多观点就顺理成章地但是中华文明，毕竟是千千万万人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运用一切现有成果来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服务。有的人虽然不大有名，但是他所作出的判断反映了实际情况，而且又很能说明问题，当然也是可以而且应当引用的。
例如我们现在图书的目录通常都在前面，而早期图书的目录可能在书的后面。卢文招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指出："《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乃后……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警本书者。"841）卢文招的论述对说明早期古书目录在书后的现象当然是大有好处的。文学研究也如此，吴组缃论述宋元话本小说时从罗晔《醉翁谈录小说引子》里选用了"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两句诗，指出："其中所说的"佳人胆'与'壮士心',基本概括了宋元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现实问题……佳人胆'的对立面是封建礼教的压迫；'壮士心'的对立面是封建政治的压迫。"谈到资料的适用性的问题时，还要做到不要因人废言。如陈寅恪的学生"石泉（原名刘适）最初于1946年找到黄瀋（秋岳）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之后，感到其。
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因而多有称引。后为燕大一位老先生看到，大不以为然，说此，人是抗战初期已被枪决的汉奸，他的作品岂能引用。石泉把这话报告陈师后，陈师明确答复：只要有史料价值，足以助我们弄清问题，什么材料都可用，只看我们会不会用，引用前人论著，不必以人废言。后来在1962年，陈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曾托人带口信，向石泉借用此书，石泉随即寄去了".[8431成了岑师在课堂上批判的对象".
在谈到资料的适用性的问题时，还要注意不要只收集能够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而忽略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应当说否定自己观点的材料也与自己的课题密切相关。
如果收集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材料，我们就应该修正或者放弃自己的原有观点，否则我们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云："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供樵苏。"有位国际知名的日本学者依据这条资料，并引用了不少史料作为辅证，说明石炭（即煤）是北宋京师开封府一般人民生活中的主要燃料，认为这是一次燃料革命。严耕望指出："庄季裕这条笔记的主旨或许在说临安燃料的困难情况，缅怀往日的汴京，比对之下，不免有所夸张与虚美。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接着他从《宋史》《宋会要》、宋人文集中引了八条材料说明了这一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