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鲁氏的有生之年，时常处于战乱、饥馑的威胁之中。丈夫死后，为了养活所有子女，她设法为儿女提供食物。在饥荒的年代，她利用为村里磨粮食的机会，把粮食偷吞到胃里，回家再呕吐出来，做成饭给孩子们吃。生存苦难贯穿母亲一生，其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延续生命，苦难只是注脚。上官鲁氏所承受的生育、养育之苦，都是由其女性身份决定的，不因时代更迭、阶级归属而改变。
当然，《苦菜花》也注意到了性别压制，只不过阶级压迫遮掩了性别压制。
“母亲姐妹三个，她是最小的一个。一个哥哥弟弟也没有”,父母给冯大娘取名“寻子”,“意思是盼她出嫁后多生几个男孩子” .这和来弟姐妹的名字意味相同；还有娟子的天足、参加社会活动所受到的非议，都准确地标示出人物活动的时代与文化空间；男尊女卑的性别压制比贫富不均的阶级压迫带有更大的普遍性、隐蔽性，只是在革命洪流的衬托下显得轻淡罢了。《丰乳肥臀》也注意到了阶级身份对人物生活的影响。上官鲁氏的几次选择，都与其家庭背景有关，尤其是几个女婿不同的政治身份，导致其政治表现上摇摆不定--大女婿沙月亮抗战时期是黑驴鸟枪队的队长，后投靠日寇，成为“皇协军”旅长；二女婿司马库是抗日别动大队司令，还乡团头目；五女婿鲁立人是八路军爆炸大队的政委。他们之间的斗法厮杀使母亲无法真正与政治风潮脱清干系。
可见，阶级压迫作为《苦菜花》极力凸显的苦难根源，在《丰乳肥臀》中已化为背景式的隐形存在，而性别压制这一被《苦菜花》轻忽的苦难根源，则在《丰乳肥臀》中得到了极大的彰显，这种承与变既在于时代精神的变迁和作家个体经历的差异，还在于影响的焦虑和创新意识的需求。
二 母亲形象的生活信念：从突出“本着良心”到强调“活着第一”
如果说生存苦难的渲染是彰显母亲伟大不可或缺的外在条件，那么敢于担当苦难、隐忍坚守的生活态度及其信念则是造就母亲伟大的内在因素。冯大娘和上官鲁氏都吃苦耐劳、坚韧顽强，在处理儿女婚恋事务和应对复杂动荡的社会局势时，都基于天性，本着良心来选择，显示出稳定清晰的生活信念，只是其生活信念的内涵各有侧重。冯大娘本着良心，信任女儿的政治选择，疼爱远离父母的革命战士，并在追随子女的过程中，逐步认同阶级革命；上官鲁氏的人生选择，无论借种、偷粮还是打死婆婆，都是为了生存，可谓活着第一。
《苦菜花》中的冯大娘是一位从普通农村妇女到为革命事业奉献的母亲，小说细致地刻画了她在思想上所经历的迷茫-认知-认同的心路历程，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作品首先把她作为一位疼爱孩子、吃苦耐劳的母亲来塑造，其“革命”属性的根须深深植入其思想现实的土壤之中；她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违背世俗伦理支持女儿娟子参加革命，还是不满党的基层干部对花子婚姻问题的粗暴处理，都本着做人的良心，甚至为此承受着多重心灵折磨。
冯大娘曾因娟子“高高丰满的胸脯和厚实的脚板”而“忍受过许多风言风语的责难”,她宽容女儿不缠足、不束胸，是因为疼爱孩子，更是出自于一个母亲的良心，她“以自己的身历痛苦，又为着劳动，宽宥了不听约束的女儿”.在公审王唯一的大会上，娟子背着枪和男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招来了乡亲们的冷嘲热讽，族里的长辈四大爷认为有伤风化，他以家法的威严命令冯大娘叫回娟子，向来善良驯顺的母亲虽然也很害怕，但有了共产党政权的撑腰，更因为她为女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不平，“唉，女人，女人生来就命苦。啊，娟子！娟子是好孩子，不能让她受委屈，有多大罪自己来受吧。孩子没有错！”她决定支持女儿，坚定地说：“孩子是我的，别人管不着。我不叫。”冯大娘维护女儿，反抗世俗道德、家族势力的苛责。同时她对四大爷所代表的族权的反抗，并未影响她对这位长辈的关心：当鬼子扫荡在即，四大爷不肯撤离时，她又前去苦口婆心劝说，最后逐渐与老人冰释前嫌。
冯大娘同情花子的遭遇，积极帮着花子解除不幸婚姻而与其恶婆婆动手打架，为花子与老起看上去不合礼法的结合奔走呼吁，甚至与封建意识依然浓厚的共产党基层干部庆林发生冲突。庆林因此说她倚仗抗属身份欺人，她想的是：“我倚抗属欺人吗？不，没有，从来没有。……我要管这事，是觉得良心过不去……”花子和老起都是受苦受难的好人且是患难真情，这是冯大娘顶着党组织压力促成二人为合法夫妻的根本原因。对冯大娘来说，做人的良心和正义感，比政治身份、党的政策更重要。庆林最后被说服，也认为冯大娘“是凭一颗淳朴的良心来办事的”.冯大娘认同革命的历程因符合其特定身份及心理而显得真实可信。比如冯大娘虽然知道危险，但还是同意孩子出去参加革命，除了她对阶级压迫的切身感受外，也因她认为“对，革命要紧，孩子前程重要！”尤其是冯大娘被王竹他们抓住，酷刑逼供，并拿女儿嫚子做人质，想从她嘴里套出兵工厂的位置。目睹女儿嫚子受刑时，她也有过巨大恐惧，她爱孩子，希望孩子长命百岁，但她更深知兵工厂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尤其是当孩子与兵工厂不可兼得时，冯大娘很痛苦，脑子里纠结着“要救孩子”和“要保工厂”的矛盾念头。但她最终还是认定共产党八路军对自己有恩、无论如何不能当汉奸，始终没有说出兵工厂的位置，无奈地看着孩子死在自己怀里。冯大娘的选择延续了传统深明大义母亲的价值规范，即重义理、轻生死的气节和为国而忧、为公忘私的奉献牺牲精神，这不仅满足了国家利益、革命话语和男性立场的多重需要，而且个体生命在公与私、生与死之间的痛苦挣扎也在“义”的名声下获得了补偿。恰如蒂利希所说“意义得救了，自我却牺牲了”.对上官鲁氏而言，活着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其他的一切，包括面子、伦理、尊严、国恨家仇、政治风云等都是次要的、虚无缥缈的。
上官鲁氏视活着高于一切，为此可以打破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包括乱伦、通奸、偷窃，甚至杀人。当她因丈夫没有生育能力而遭受婆家的虐待时，为了能让自己在夫家活下去，她选择了借种生子，除了与姑夫于大巴掌的第一次乱伦比较被动外，与赊小鸭的、江湖郎中、杀狗人高大膘子、智通和尚发生关系则完全出于自愿。她之所以能够抛掉压在身上的所有重负，不是因为开放旷达，而是为了苟活于世，在夹缝中寻得活路。当她孤苦地生完孩子，从死亡边缘挣扎着醒来，她“麻木地看着满院的尸首”,没有恐惧，没有仇恨和悲哀，只有要活下去的念头，于是，她“砸开”婆婆的箱子，摸出鸡蛋、红枣、冰糖，还有老山参，煮了和女儿们一起吃。
随着女儿们的长大，婚嫁不可避免，上官鲁氏对女儿选中的男人并不满意，其中对沙月亮还非常反感，但她无法拒绝他们带回来的食物，为了能活下去，只好接受这些女婿。“面对着严酷的现实，母亲只有妥协。因为不吃鸟儿韩赠送的鸟，我们将缺乏营养，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浮肿、气喘，双眼如鬼火一样闪烁不定。”女婿们因政治选择不同而相互残杀，上官鲁氏的心被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所刺痛。在她看来，活着是第一位的，孩子没有黑白之分，来弟随丈夫沙月亮去投奔日本人，将刚出生的沙枣花交给母亲抚养，盼弟在被司马库的军队赶出高密东北乡时，也把刚出生的女儿鲁胜利强塞给母亲；上官鲁氏虽然自身难保，悲伤养不了这些“讨债鬼”,但也都想方设法把他们养活，甚至为了孩子们能活下去，她再一次将道德观念抛开，用自己的胃偷粮食。莫言在新版自序中说，“书中的母亲，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确，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这种爱，首先体现为不惜一切地让子女活下去。
司马库是上官鲁氏最欣赏的女婿，上官招弟要与抗日的司马库共存亡，上官鲁氏拦住她，不让她去送死；司马库被公审前，来弟问母亲：“娘，他死了，我是不是要殉节？”母亲训斥道：“疯话，即使是明媒正娶，也用不着殉节。”
并感慨地说：“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甚至为从疯癫的婆婆手下救出玉女，而用擀面杖暴力打死婆婆。
活着第一，其他的政治态度、阶级纷争在上官鲁氏看来并不重要，因为各种时事的纷争有输有赢，浮沉不定，而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正是活着第一的生活信念使上官鲁氏抛却贞操观念，打破孝道规范，远离政治漩涡，始终是站在革命边上的看客。
本着良心的生活信念使冯大娘不满阶级压迫，并出于对儿女的爱而逐渐走向革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一切；活着第一的生活信念使上官鲁氏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有研究认为二者截然不同的母亲形象原因即在于此；也有研究将《丰乳肥臀》的这种处理解释为是对《苦菜花》相关描写的补充，即：揭示在那个年代也存在着不像冯大娘那样“进步”或那样“革命”的母亲。值得思考的是，《丰乳肥臀》为什么从这个角度、这样来补充《苦菜花》？这其实是由时代精神、作家审美追求所决定的，因此，本文更愿意把这种不同或补充看做一种承变，既具有传统的承续性，又带有着时代的新变性。
三 母亲形象的奉献结局：从突出“精神升华”到强调“情感畸变”
如果说为子女无私奉献是冯大娘和上官鲁氏作为母亲的共性，那么能否将这种奉献精神扩延则构成了二者的分水岭。冯大娘因为爱子女而爱其他革命战士，从而将母亲对子女的爱扩延为对所有穷苦人的爱，包括杏莉、杏莉母亲、王长锁、老起、花子等。“母亲觉得每个八路军都和自己儿子一样，家里也有个像她一样的母亲，在日夜思念自己的儿子。……一听到枪响，她就联想到自己儿子身上，心就不由得跳起来，仿佛每颗子弹都会打到她孩子身上。”娟子、德强因参加革命，不在身边，她便把对他们的疼爱，转移到住在自己家的战士身上，因而她心疼来家里养伤的赵星梅，疼爱与儿子年龄相仿的战士小李，同情深受王柬之压制的杏莉母亲、长工王长锁。于是，冯大娘成了所有贫穷孩子的母亲，血缘亲情顺着母性的扩延而置换为阶级情谊，家族母亲转变为革命母亲。这与女娲母亲原型一脉相承，无私奉献依然是母亲形象熠熠生辉的精神旨韵，只不过奉献对象被扩延为阶级、国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