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镇意象与文化语境、意境的关联
作为汉语的“这一个”,鲁迅无疑是使用汉语写作的典范，无论是情境还是社会文化语境，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制约着他，这也与他的生存习俗及其生存模式息息相关。作为汉语的“这一种”,鲁迅的小说文本，无论是叙事策略还是叙事审美形态，无疑都渗透了这种文化语境乃至意境理念的“基因”.比如，鲁迅笔下的鲁镇，就是一个渗透了鲁迅自身文化审美观念的意中之象（即意象），被鲁迅“意中”的这个鲁镇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鲁迅笔下诞生的每一个典型性格都与鲁镇的文化血肉相连，无论阿Q生存的未庄还是“我”与吕纬甫、魏连殳，以及车夫遭际交往的S城，也都被覆盖在鲁镇文化的“麾”下，鲁镇的文化语境业绩也就决定了鲁迅笔下的人物性格差不多都被“定格”在“鲁镇化”的语境之中。说得更确切一点，这种“定格”就是一种文化习俗、生活模式的“定格”,也是一种“集体习惯”的“定格”,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滋生什么样的文化性格，这似乎也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及其规范。
不过意象之于本象是一种超越，虽然鲁镇就是绍兴的代名词，但我们以文学的规范说法，鲁镇又不等于绍兴，他是经过作家思考、沉淀以至命名，是被艺术化、理想化了的一个世界，他虽然魂系绍兴，却又是梦中的绍兴、模糊的绍兴，是被形而上思维高度抽象化了的一个边缘无限宽泛、却又要“收取门票”的特定世界，不是什么人想进来就能进来的世界；既然是“意中之象”,凡是能进来的人物形象也应该是作家艺术世界中的意中之人，诸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以及吕纬甫、魏连殳、包括那个车夫等都是作家的意中之人，作家往往不请自到。
鲁镇是江南水乡，又是两千年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一个“封地”.它是鲁迅独有的意象的生产“基地”,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是艺术的天堂，又是生活中的“黑暗王国”.你无论是从孔乙己走进鲁镇，还是从祥林嫂走进鲁镇，似乎都能领略到“咸丰酒店”的虚荣以及鲁府、赵府、钱府等大同小异的风格及其某种象征意味。鲁镇是鲁迅对于绍兴的一种超越与抽象。显然，文化语境对于小说叙事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要真正了解鲁迅其人其文，首先就要了解鲁镇的文化背景以及语境，正是鲁镇文化语境成就了鲁迅笔下的鲁镇意象。的确，要了解鲁迅小说之象，就绕不开鲁镇之象；要了解鲁镇之象，又绕不开绍兴之象。只有深入绍兴这个真境才能梦入鲁镇这个虚境，从那里去探索、触摸鲁迅及其笔下各种人物的“心跳与脉动”,才更有利于我们不偏不倚地认识鲁迅、释读鲁迅、把握鲁迅。
如果说鲁镇之象就是国象民态的缩影，那么鲁迅笔下涌现的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一个个国象民态的缩影。的确，国大多象，险象环生，在鲁迅艺术构思中都逐一被还原成了一个个典型形象，这一个个典型形象聚沙成塔--凝聚成一种创作思想，即国民性批判和民族启蒙之大义。
“集体无意识”理论虽然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在鲁镇也存在“集体无意识”文化形态，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就是鲁镇集体的记忆与沉淀，是鲁镇与史俱来的一种文化滋生了这些“鲁镇化”了的人物，我们也可以套用歌德的那句惊世之语：不是鲁迅创造了孔乙己、祥林嫂、阿Q,而是孔乙己、祥林嫂、阿Q创造了鲁迅。与其说是孔乙己、祥林嫂、阿Q创造了鲁迅，还不如说是鲁镇的文化语境创造了鲁迅，因为那里是鲁迅精神的出入口，阿Q们一个个从那里走进来，又一个个从那里走出去。
无疑，在鲁迅的鲁镇意象中，象是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这些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象，被演变成为一个又一个鲁镇形象，他们既是文化语境的产物，又是意中之象的升华，意象与文化语境都在作家的构思过程中发酵，最终构成一个个复合体--即一个个被深深打上鲁镇文化烙印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文化语境所拥有的能量不断给作家输血、充电，使其“造人”自如；否则，断血、断电，作家的意中之象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舵之舟，如此，还遑论文学创造？可见，鲁迅笔下营造的鲁镇意象是被本土文化语境“定格”了的集体记忆与沉淀，“这种文化浓度不仅存在于它的结构、时间意识和视角形态之中，而且更具体而真切容纳在它的意象之中。研究中国叙事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的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要特征之所在。”
就鲁迅小说叙事形态而言，本土文化语境与意境审美观念都被凝聚在了鲁镇意象之中了，语境与意境息息相通，可以说是语境生发意境，意境又观照语境，这种关系在鲁迅的艺术构思中就成了鲁镇意象的内质。我们释读鲁迅的小说，都不能绕开语境与意境的双重文化背景，鲁迅小说的生存语境与意境背景，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文化背景，也只有在那种文化背景之下才能营造鲁镇意象，才能塑造出诸多以阿Q为代表的鲁镇群像。可见，饱含语境制约的意境审美观念的参与乃至渗透，又使得鲁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不乏一种“中国式”的含蓄与内敛，可谓静水其外，流动深处，即深文隐蔚，余味曲包。
应该承认，与文化语境息息相关的意境审美形态并非是中国抒情性作品的“专利”,自中国小说诞生以降，建立在本土文化语境基础之上的意境审美形态，就成为汉语小说的一种文本品质，这就是意境文化及其审美观念的参与及渗透，也就是让汉语小说成为汉语小说的一种文化标志抑或胎记。尽管鲁迅小说文本也多有“拿来”的痕迹，但小说文本从立意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经过鲁镇文化语境的检测与浸泡，最终才成为鲁镇意象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鲁镇化”就是“中国化”抑或“民族化”,是对“中国化”抑或“民族化”的缩影集成，是由宏观转化为微观的“疗救试验地”.说的更明确一点，就是鲁镇意象之“象”,可由大到小，一旦进入小说又自然发酵，从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尤其含蓄的题旨与思想，也不乏“春秋笔法”--情也幽幽义也幽幽，这在鲁迅小说文本中也不乏其例，其表义的曲折性也就见其意境之境的审美意味了。
二 作用于鲁镇种种“象”中的语境与意境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就是鲁镇意象中的一个十分贴切的文化符号。据有关资料，鲁迅生前曾与人“自诩”《孔乙己》是他最得意的一篇作品，是他在一种极其从容的状态下写就的一篇超短精品。所谓“从容的状态”,可以不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状态？比如“咸亨酒店”就是鲁镇特有的一个文化标签。它属于鲁镇，也属于孔乙己。孔乙己只有在“咸亨酒店”“挂职”,他才能成为孔乙己。从审美观念上说，《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文化风景就具有一种意境美学意味。
小说开篇就把“咸亨酒店”的格局凸显出来，给人营造的一种想象空间是，--接下来要来这里“打肿脸充胖子”的人一定是一个穿长衫的别样的“这一个”,果然，接下来迎“刃”而出场的孔乙己确实很特别。作者对孔乙己的一番描述就埋下一个伏笔，孔乙己无疑是一个失败者抑或某种文化的牺牲品，因为前面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的文化平台--“咸亨酒店”本身，就算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暗示：见识一下穿着长衫来此一醉的孔乙己吧。于是，孔乙己的身世遭遇就被“咸亨酒店”这个文化平台“一览无遗”.横竖看去，鲁镇的“咸亨酒店”就是专为孔乙己的“落魄表演”而特设的，他的性格及命运似乎与鲁镇早已融为一体。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着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这副形象特征描述，俨然诞生在鲁镇“咸亨酒店”的一幅活漫画，真乃人比人、似人又不似人呐！这种语境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想象的空间：这个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却又站着喝酒，似乎很想在一群短衣帮面前做做人，可是想做人却又不像人，倒还不如脱去长衫混在短衣帮里面随便喝上几杯更本分。本来就是一个冒充的“阔爷”,却硬是要“排”出九文大洋。于是，便引来一片怀疑与嘲弄，赖活着还死要面子，结果导致他在“咸亨酒店”丢人现眼，出尽洋相，尊严扫地。这种看似不动声色的叙事，却让读者在不经意中触类旁通，即由语境逼出意境：是谁扭曲了孔乙己的人格？竟让他活得如此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小说虽然没有直白创作动机抑或立意与题旨，但读者也不难透过字面给出自己的答案：一个原本进取的读书人如今居然落魄到这步田地，谁该为他买单？孔乙己实在是鲁镇的不幸！更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不言而喻，那个时代就不能让孔乙己这种人活得有尊严，因为那个时代的本身就没有尊严，俨然一个无形的大脓包！小说中的文化语境之重要背景就是直通兴盛于鲁镇的封建科举制度，正是这把无形的“封建文化”之“软刀具”把一个好端端的读书人--孔乙己给“戕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