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酒店”就是交代孔乙己穷途潦倒、生不如死的“文化载体”.小说中文化语境又依赖一种话语蕴藉滋生语言的张力，既运用话术把故事讲得比较含蓄，这样才能在意中生境，境就是一种空间，这种空间就是想象的空间。倘若叙事话语不能给读者带来一个个想象的空间，那么意境也就成了一个个“空头支票”.说到底，意境意识就是空间意识，意境美就是空间美，就是汉语小说在叙事中营造的一种“留白”效果。尽管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小说叙事都离不开想象，其立意（即主题思想）也都深深隐藏在人物形象的言谈举止之中，也可以说很含蓄，但汉语小说叙事中所渗透的意境理念，完全是一种语言习惯，不像西方小说叙事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想象的能力乃至天赋；而汉语小说叙事所呈现的一种意境审美形态，特别需要一种典型环境尤其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的支持，同时又借助于话语蕴藉的语感，在叙事中常常会产生一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话语效果，就好像每一篇小说叙事都如同在举办一场“中国谜语大会”,小说家每每讲出一段故事，其“谜底”就会不打自招被读者了然于心。有些话明明说得很含蓄、也很含混，而汉语小说的读者就能常常凭借文化语境的种种暗示而得以理喻乃至顿悟。所以，汉语读者阅读汉语小说，往往不需要卒读就能知其结局一、二，这或许就得益于语境的帮忙。
如此种种特质，可能就是汉语小说区别于西方小说最本土的地方。鲁迅显然没有而且也不会跳出这种语境的“魔掌”,意境审美形态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示在其中。的确，在鲁镇“咸亨酒店”出场的孔乙己，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在那里重演活受罪死要面子的悲剧性格，其命运的结局也就被他自身的性格瘤给出了答案：孔乙己这种人肯定活不好，在封建文化缩影的鲁镇，就是孔乙己的葬身之地。这个结局在小说叙事中一直是含蓄着的，但在语境与意境的作用下，这个结局在读者的想象空间里并不神秘，读者知人论世，通过剖析鲁迅的小说主题及其鲁镇的文化背景，孔乙己的悲剧又要在鲁镇重演的立意，是不难破译的。
祥林嫂也属于鲁镇的“这一个”.鲁迅小说研究中，人们对祥林嫂形象的释读已经够多的了，本文所要强调的是鲁迅小说叙事文本不仅语境作用其中，而另一个要素意境--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乃至渗透到鲁迅小说叙事文本之中，并成为鲁迅小说叙事之审美形态中一个最本土、最鲁迅的文化特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鲁迅并非刻意地去建立意境文本，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叙述习惯和话语习惯的自然“撮合”.意境审美形态表现在叙事话语上，就是一种话语蕴藉，就是一种含蓄，只有做到叙事话语的蕴藉与含蓄，意境空间说、想象说才可以成立。在鲁迅为数不算多的小说作品中，《祝福》是最富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一篇，从标题的设立就可以领悟到一种语境与意境的魅力！在鲁镇，“祝福”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莫大的讽刺，已经成为孔乙己葬身之地的鲁镇，下一个就轮到了祥林嫂。讽刺的意味在于，鲁镇不是在“祝福”节日，而是在“祝福”一个人的死。死对于祥林嫂，的确就是“福”!现在文学研究者们似乎更看好沈从文、郁达夫、废名等作家小说叙事文本的意境层面，似乎认为鲁迅小说就是国民性批判和民族启蒙（洋溢着一种立人思想），至于意境追求似乎就不敢恭维了。其实这是对鲁迅小说的误读。
在鲁迅小说叙事文本中，也同样拥有说不完的“意境”存在形态。
《祝福》的标题就很有张力，就像一首抒情诗，立意彰显出一种充满苦涩的想象空间。在一个以礼教的名义扼杀、毁灭幸福与伦理的世界里扬起一面“祝福”的旗帜，透过字面从文化背景上去考量，“祝福”的曲包之意就预示着一种凶多吉少的悲情色彩。小说开头采取逆时叙的方式，推出“我”在大年临近之际所见到的祥林嫂，祥林嫂的一番关于死后鬼魂有无之谜的“打听”,让“我”极端惊讶、困惑以致无言以对，一颗不安的心一直悬到得知祥林嫂悄然死去。接下来的顺时叙就是交代是谁“杀”死了祥林嫂？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去深入展开意境层面的释读，那些回归顺时叙的故事情节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说逆时叙的开头，已经扩展了意境所覆盖的意义：祥林嫂死于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载体--鲁镇，才是由外而内逐步“杀”死祥林嫂的刽子手！顺时叙所交代的鲁四老爷、柳妈、卫老婆子、贺老六等相关人物的所作所为，无论虚伪、阴险、愚昧无知与否，不过都是封建文化的“附庸”乃至“牺牲品”,他们本身没有力量能毁灭祥林嫂，是封建文化给了他们种种有效的“毒剂”,才使得他们一个个成了毁灭祥林嫂的帮凶。
也有人认为意境只有回归自然才成为意境，但换一种说法，意境回归人性也同样可以成为意境。固然，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小说的自然意境形态比较突出，然而，我们从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人物的人性层面去考察审美形态，也并非是无中生有、节外生枝。比如《祝福》结尾一段交代：“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段诗一般的结尾，语境有了，意境也有了，不管是反讽也好，还是以抒情为基调去诅咒一种文化也好，这段文字都体现了语境与意境的互相关联。“语境是说话人和受话人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关系联域，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
王一川在强调这一点时，也以《祝福》中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遭遇四婶“你放着吧！祥林嫂”一句话透心的刺激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为例，阐释了语境在小说叙事中的重要性。所以说语境往往决定意境，意境实际上呈示的是一种话语含蓄效果。正是因为含蓄的魅惑，才诱发了想象并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到底是怎样的“天地众圣”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这种意境覆盖下的含蓄就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猜想”抑或想象。
三 坚持“以中释中”,让我们更能走近鲁迅
以鲁迅为代表的汉语小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本土文化语境的制约，在小说叙事中也不知不觉地成为意境话语的践行者。小说立意明明是很确定的，但在叙述中总是“不作正面说明，而用委婉隐约的话把意见表达出来”.不单《故乡》《社戏》《风波》《白光》等小说这种委婉更为显而易见，即便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这些国民性批判色彩比较浓烈的小说，也不乏“以少寓多”、“小中蓄大”,即在有限之中蕴含无限的汉语小说叙事特质。阿Q虽然死了，但阿Q在读者的情感评价里，他与孔乙己、祥林嫂是殊途同归，只是阿Q的死比孔乙己的死影响面更大，比祥林嫂的死更有声有色，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呼叫，既概括了国人普遍存在的真愚昧，也暗示了这种文化的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国人自欺欺人的丑陋不会因为一个阿Q的倒下就划上了句号，中国社会还要为这种“恶之花”继续付出代价，甚至没有穷期。
可谓一代人的愚昧浓缩在了一个人身上，一个人的呼叫意味着一代人的死不觉醒！静静一想，“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呼声，实在是太有张力了！此言不仅激活了故事的全部，而且刺痛了一下国人的“软肋”,同时也是汉语小说叙事话语的一大突破，一句话或许唤醒了无数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思与拷问，中国社会究竟能够靠谁去救救不计其数的阿Q们？能够拯救阿Q们才能够拯救中国！难道不是吗？的确，“《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是无穷的，从革命的角度去看，从精神胜利法的角度去看，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都可以给我们无穷的启发。”
要发掘、释读《阿Q正传》其“无穷的启发”,就要坚持“以中释中”抑或“以中释鲁”的思路，“无穷”显然是指在本土文化语境制约下的主题思想意义的“无穷”,也是意境审美层面的“无穷”.与其说这是汉语小说叙事的技巧，还不如说这就是意境审美形态的魅力所在。中国小说家最为烂熟于心的一点是，汉语小说叙事有两个致命的关键词，一是故事性，二是话术，两者缺一不可。“所谓‘话术',就是运用巧妙的言辞，以达成其高度形式的小说意识。”
西方学者可以把叙事看作是一种“修辞”,那么我们又何以不能把话语蕴藉也看作是一种“修辞”呢？从汉语言的角度说，所谓“修辞”强调的就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技巧及其效果，即“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方法，恰当地表现与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活动”.鲁迅作为汉语写作的典范，他在小说叙事中塑造的每一个典型人物，既是鲁镇的“这一个”,也是修辞的“这一个”,其文化语境以及意境审美形态，都与小说叙事的意境审美观念息息相通，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