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故事学人而言，从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有很多优势：一是随着三套集成工作的完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大量在民众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文本被记录下来；二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传统的讲故事活动依然存在，为故事讲述活动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三是中国典籍丰富，笔记小说、佛教、道教等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文本资料。研究对象的丰富、多样及鲜活为从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在民间故事史、讲述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民间故事史的梳理方面，自刘守华 1999 年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史》引来学界广泛好评后，祁连休、顾希佳两位学者潜心研究古代民间故事数十年，厚积薄发贡献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1]、《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2]两部对中国故事学具有重要价值的着作。在故事讲述研究方面，近年来故事学人对讲述人、讲述空间、叙事传统、表演、村落等语境因素日渐关注，涌现出不少优秀成果，如江帆的《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以辽宁讲述者为对象》[3]、《民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以故事家谭振山的叙事活动为对象》[4],林继富的《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以湖北长阳都镇湾土家族故事传承人为例》[5]、《孙家香故事讲述研究》[6]、祝秀丽的《村落故事讲述活动研究---以辽宁省辽中县徐家屯村为个案》[7]等。
本年度发表的民间故事论文 150 余篇，其中博士论文 4 篇，硕士论文篇 10 余篇，专着 2 部，研究范围涉及故事学理论、比较研究、文化研究、故事讲述研究等多个领域，成绩可观，以下分别叙述相关成果。
一、故事学理论研究
顾希佳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是本年度故事学研究的重要着作，该书兼有工具书和专着特点，上编是“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表”和“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下编是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系列论文。该书首次把散见于浩瀚典籍中的故事文本搜检出来，加以认定，并进行系统分类、编码，为故事学人查找古代民间故事文本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该书在故事类型的增设及对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类型命名的改进方面等方面成绩显着。
（一）增设新的故事类型《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中的类型表及编码基本采用 AT 分类法体系，这样方便国内外学者查阅。凡是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有明确故事编码的，一般沿袭采用，有的故事类型名称则有所调整。凡是新增订的故事类型，一律暂时不设编码，在该类型面前加“○”.作者增设的类型有近 380 则，呈现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丰富性。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先列出每个故事类型的情节概要，然后以时间为序列出不同时期见诸典籍的相关故事文本，对当代还有传承的故事文本予以说明。对所列的故事类型名称，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所列不一致的予以说明，供学者对照使用。
（二）对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命名的改进顾希佳对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类型的分类做了些变动，使之更符合逻辑。如AT1 - 299 型，在丁乃通的故事类型索引中是命名为动物故事，实际上所列的故事中有植物故事、身体两个部分不和等类型故事。顾希佳将 AT1 -299 型统一命名为动植物及物品故事，这样的命名更加准确。此外，他把丁乃通的 AT850 -999 传奇故事（爱情故事）命名为生活故事，在生活故事大类下设选女婿和嫁女儿的故事（AT850 - 869）、娶亲和巧媳妇的故事（AT870 - 879）、恋人忠贞和友人之 真 诚 的 故 事 （ AT880 - 899）、有 用 的 话（AT910 -919）、聪明的言行（AT920 - 929）、命运的故事（AT930 -949）、盗贼和谋杀的故事（AT950- 969）、其他生活故事 （ AT970 - 999），把愚蠢妖魔故事（AT1000 - 1199）更名为恶地主和笨魔的故事。通过对丁乃通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表的重新命名和增设新的故事类型，凸显了该书的工具书价值和科学性。类型索引是从事民间故事研究非常重要的工具书，顾希佳几十年潜心中国古代故事文本的钩沉爬梳，为故事学的基础建设添砖加瓦，令人钦佩。随着三套集成工作的完成，《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和《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的出版为编撰一部全面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户晓辉的《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现象学》介绍了瑞士学者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理论。吕蒂通过将童话与欧洲民间传说比较分析童话的特征，发现童话具有一维性的特点，在一个平面上朝单线发展，童话抽掉深度，把母题空洞化，使母题和现实脱离关联，进入童话自身的世界，童话是抽象的艺术，进入童话的人、物和母题都被抽象化，变成平面的图形。一维性、平面性和抽象化也就导致了孤立化。孤立化表示人和物只具有情节意义。
童话中的人物可以随时发生新的联系，带来了童话的含世界性。吕蒂的目的在于寻找是什么东西使童话成为童话并且观察童话如何获得本质。吕蒂认为童话是一种纯正的文学艺术作品，童话不可能是老百姓最初自己创造的，老百姓是童话的传承人和守护者。童话的本质是通往人的形象和存在[8].美国学者林恩·斯克印克和玻利维亚学者波利欧·乔克合写的论文《景观、性别与社区：安第斯山脉的故事》运用人类学“景观研究”方法讨论在玻利维亚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上的两座山峰及其中一座山峰之旅程的故事，分析地形地貌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当地民众建构，它又如何被镌刻上诸如社会性别这样的特性？ 作者试图将遍布于故事之中且被故事讲述者群体所强调的景观主题、社会性别主题和身体主题联系在一起，在过程中注意到景观被赋予生命的程度以及人类是如何与有生命的景观相互作用的[9].这篇论文对国内故事学人运用“景观研究”来处理民间故事文本有一定启示意义。
曹成竹的《叙事辅助和语言游戏：歌谣在民间故事中的两种功能》认为歌谣在民间故事中有两种比较突出的功能：一是作为叙事的必要辅助，一是作为纯粹的语言游戏。前者以故事为核心，歌谣所起的作用是修辞性的，有推进情节发展、作为文化中介、促进故事生成等作用，是使得民间故事更加精彩和引人入胜的必要手段；后者以歌谣本身为核心，歌谣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意义上的，通过语言的自我凸显来促人发笑，营构出民间文化特有的诙谐和狂欢化语境[10].王远明的《刍议母题研究的反思与重建》认为汤普森关于母题查找的指标性分类是以文学性为指标的，缺乏社会性和实践性的支撑，应建立一个关于母题的层级分类体系，第一层级指标体系是社会性、实践性指标体系，第二层级指标体系是文学性的指标体系[11].
类型研究是民间故事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其他文类的研究能否打开新的空间？ 李琳的《故事视角下的古代英雄传奇》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借用故事类型研究法以《说岳全传》为个案从故事角度看古代的英雄传奇，发现两者都有模式化的叙述方式、叙事观念民间化。
作者运用故事类型研究法将英雄故事分成“出生”“征战”“婚恋”“死亡”等几个大的核心故事系，在每个核心情节单元之下又有若干更小的情节单元。以岳飞故事为例，如出生故事包含“大鹏鸟转世”“出生异兆”“弃子不死”等。认为每个故事有不同版本和演变历程，其情节演变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皆有或多或少的变异，从中可以探讨异文变化及其意义，这是纵向角度的研究。而将众多英雄传奇故事如杨家将、薛家将、岳家将等故事视作一个整体，寻绎出其相同的故事类型，以同一故事类型为中心，将不同异文汇集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其内在意义，这是横向角度的研究。若从两种角度对古代英雄传奇进行故事类型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则能够开辟出英雄传奇新的研究空间[12].
笑话研究为故事学人较少关注。崔若男的《另一种幽默：作为口头文类的冷笑话》认为冷笑话作为新兴的口头文类通过口头、书写和媒介实现了三维传播，作者结合日常生活中讲述冷笑话的经验，尝试把冷笑话作为一种“表演”置于语境中研究[13].郭建萍的硕士论文《〈古今谭概〉笑话研究》对明代笑话集《古今谭概》的成书背景、版本流传、人物塑造艺术、结构情节艺术、讽刺艺术及在笑话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14].
二、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
本年度，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相关论文数量最多，论文大多通过文献考证对中外民间故事进行跨国、跨民族比较。
（一）《鹦鹉故事》研究
陈岗龙的《论印度〈鹦鹉的故事〉在中国各民族中的传播》对古代印度梵语故事集《鹦鹉的故事》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鹦鹉的故事》很早就传播到中国，不过传播的途径和来源不尽相同。唐代诗人元稹的《有鸟二十章》叙述的故事和梵语故事集中的“鹦鹉和商人妻子的故事”是相似的，表明“鹦鹉和商人妻子的故事”作为独立的故事类型可能随着佛经翻译流传到中国来了。
而《鹦鹉的故事》中包含的几十个故事中的不少故事则随着汉译佛典广泛流传在中国汉族中。作者考察了印度《鹦鹉的故事》在中国汉族、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中翻译和传播的情况后得出结论：（1）古代印度的梵语故事集《鹦鹉故事七十则》没有完整地被翻译成汉语，这主要和汉文佛典翻译传统有关系，但是其中的一些故事很早就随着佛经翻译被翻译成汉语了；（2） 印度的《鹦鹉的故事》在藏族和蒙古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间流传过程中与《王子变鹦鹉讲佛经》的故事类型粘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复合故事类型；（3）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和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的新疆兄弟民族是通过波斯语的《鹦鹉的传奇》接受印度《鹦鹉的故事》的，并且在翻译和传播途中也根据伊斯兰教思想对原来的故事进行了过滤[15].阿布都外力·克热木《论维吾尔文版〈鹦鹉故事五十二则〉的主题思想和结构特点》，认为《鹦鹉故事五十二则》源于印度的《鹦鹉故事七十二则》，是由波斯文译成维吾尔文的故事汇编，沿袭了女性不忠的主题思想，以散文叙事为主，韵文抒情为辅，采用连贯串插式结构[16].毕桪的《〈鹦鹉故事七十则〉与〈鹦鹉传奇〉》认为哈萨克文《鹦鹉传奇》渊源于印度《鹦鹉故事七十则》，从印度《鹦鹉故事七十则》到哈萨克文《鹦鹉传奇》，其间经过多次翻译、转译和编译，甚至经过多次改动和替换，哈萨克文《鹦鹉传奇》已经同原作有了很大的区别，但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同《鹦鹉故事七十则》的联系[17].潘珊的《“以弱胜强型”故事之比较研究》对印度的梵语故事集《鹦鹉故事七十则》中的“兔杀狮”型故事和阿拉伯及珞巴族、锡伯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同类故事进行比较，从故事发生的地点、出现的动物、故事情节设置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该故事的深层心理结构是：狮子或老虎是一种处于在镜中无法分清自我和他者，对自我的认知处于较低阶段，所以在较量中输给了运用他者视角来认知事物的兔子等小动物[18].120
（二）《五卷书》的研究
满达的《论〈五卷书〉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以〈如意钥匙〉为例》选取《苏布喜地》的注疏《如意钥匙》为例，发现《如意钥匙》中共有 11 篇故事与《五卷书》中的相同，作者对梵文原本、藏文、蒙译本三个版本的《婆罗门与三个恶汉》故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有结构简略化、内容变异、教育目的不同，《如意钥匙》将《五卷书》故事的主旨简化，改成适合蒙古文化[19].金勇的《论五卷书在泰国的传播及特点》运用扎实的文献资料指出泰国传播的《五卷书》不是直接来自梵文原版而是异文版本《娘丹德莱》的故事，这个版本保留了原故事中连环穿插的框架形式，但在主干故事、穿插故事的内容和数量上均有较大的改动，增删了不少内容，新插入的故事都是在泰国流传的佛本生故事和本土的民间故事，有浓厚的佛教训谕色彩，有强烈的泰国民间文学特征[20].桑吉东知的《印度〈五卷书〉与藏族寓言故事》分析了印度的《五卷书》在藏族地区流传的三种途径，再将《五卷书》中的与《萨迦格言注释》、《甘丹格言注释》、《修生论众生养育滴注释》等文献中的动物寓言故事依次比较，发现有的保持了原作的风貌，有的发生了蜕变，有的在原素材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