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中国，美国扮演着双重角色： 它既是值得效仿的师傅，备受艳羡，也因为参与了给中国制造困境的历史实践，成为被仇恨的对象。就现代文学而言，既有作家将美国美化成地上乐园，也有作家将它妖魔化成人间地狱。当然，更多的作家游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看到了美国自身的复杂性，传达了对美国更为复杂矛盾的情感。无论现代作家对美国的情感态度如何、构建出的美国形象如何，蔚为壮观的美国书写、丰富多彩的美国想象与叙述，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道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亮丽景观。
当下的中国已经踏上了追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但“中国梦”的实现还需要健康有序的文化环境。如何想象和叙述美国，依然是中国的逐梦征程中不可轻视的问题。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因此，立足当下语境，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美国书写问题，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学术层面，而且在于现实层面。从美国书写的角度切入研究，不仅能够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丰富其研究内容，而且有利于使其与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深刻的意义关联。然而，要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美国书写，美国形象构建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作家对美国的跨语际、跨文化书写，实际上关涉着他们通过想象和叙述，呈现自己心目中的美国，以个性化的方式构建美国形象。
从根本上讲，文学是用各式各样符号建立起来的辨认世界、表意世界的体系。中国现代作家构建出的美国形象，实际上就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符号体系。现代作家在特定时空语境中的想象方式、叙述策略、个性特征、生存体验、家国意识等，直接影响了美国形象在中国的复杂建构过程和多元建构结果，而美国形象构建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引导功能，又映照出现代文人遭遇他者、认知自我的复杂心灵状态，还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艰难选择和中美关系的曲折变化。研究现代文学中的美国形象构建，需要着力考察过程、结果、特点、动力和作用等五个密切相关的问题。文章主要以 1911 年至 1949 年这一时段为研究素材，因为这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的美国形象建构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
鉴于“美国形象”这一概念较为抽象，先有必要对其作一简要说明。美国学者科特勒（ P. Kotler） 指出： “形象指人们对某一对象形成的信念、观念和印象。”[1]
这一定义虽然非常笼统，但揭示出了形象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征。从这个维度来看，国家形象就是一个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综合体，既基于一个国家的物质、精神、制度等事实层面，也是经过人的认知和加工构建出来的结果。美国学者马丁（ I.M. Martin） 等人就认为，国家形象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建构，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性的信念的总和”[2].与此同时，国家形象既是自塑的结果，也是他塑的结果。相对于美国自身的形象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种从外部构建美国形象的重要载体。现代作家构建出的美国形象，尽管与历史或现实中的美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种形象并不是异国形象现实的复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3].而且，他们构建出的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度迥异的异国形象，这一形象事实上也成为作家“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4].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中国现代作家参与美国形象构建时，不会直接告诉读者一些有关美国的抽象概念，而是通过人物塑造、情节架构等手段，间接传达自己对美国的认知和感受。叙述本身是一门艺术，叙述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着情感和想象。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美国形象构建问题时，既需要注意到作家构建出来的美国与客观存在的美国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又需要重视作家想象美国的方式、叙述美国的策略，还需要深入考察美国形象的多元构建结果、复杂构建过程及其呈现出的特点。然而，形象的构建过程、结果和特点紧紧缠绕在一起，正是通过具体的构建过程，结果才得以呈现，而构建的特点，也体现在复杂的过程和多元的结果当中。要将这三个问题截然分开，其弊端显而易见，因此，本文对它们加以综合考察。
1911 至 1949 年这一时段往往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但这一时段内部本身存在复杂性和差异性，它并不是一个均值的、统一的整体，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因此，研究这一时段文学中的美国形象构建，我们既需抓住 1911 和 1949 这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也需细致考察这一时段内美国书写的复杂过程。
将两个时间节点的美国书写加以对比，我们会发现，美国形象在现代中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效仿美国革命模式是其显着特征。尽管这一时间节点前后的中国作家，因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流露出愤懑情绪，但他们却对华盛顿等伟人和美国革命建国之后确立的各种制度，不无激情赞美和乌托邦想象。他们构建出的美国形象，尽管掺杂着一些负面因素，但总体来看，积极的因素居多。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明确拒绝了美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就整体来看，这一时间节点前后的许多中国作家，对美国的想象与叙述充满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将美国竭尽全力妖魔化成为当时文学中的重要话语形态。因此，就整体来看，与 1911 年前后相比，1949 年前后中国作家构建出的美国形象一落千丈，对美国的负面书写和否定性评价基本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性声音。
然而，如果仅仅注目于这两个时间节点，我们大概只能形成现代文学中的美国形象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这样非常肤浅的印象，既无法看到这种变化发生的具体过程及其内在逻辑，也无法领略到中国现代文学构建出的美国形象的多元性和构建过程的复杂性。文学的发展变迁虽然有其自律性特征，但外在条件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的进程。因此，根据中国社会情态的变化，将这一时段大体分成辛亥革命至 20 年代末、30 年代、抗战及战后三个阶段，既历时把握美国书写的变迁，又共时考察时段内部的差异，依然很有必要。
第一个阶段的南社文人、“鸳蝴派”文人、“新文化派”文人、《学衡》派文人，第二阶段的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亲国民党文人，第三阶段的延安文人、国统区文人、“孤岛”文人、沦陷区文人，都积极参与了美国书写，并且构建出了形态各异的美国形象。因为世事变迁和作家个性特征、生存体验、政治文化立场、家国意识等方面的差别，不仅不同时段的作家对美国的想象与叙述大相径庭，而且就算是同一时段内，情形也非常复杂。比如，在第一时段，分属于“新文化派”的胡适和《学衡》派的吴宓，尽管都有留美的背景，都在努力思考借鉴西方资源实现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策略，但二者对美国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前者高度赞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现代文明，构建出了积极阳光的美国形象，而后者对其基本持否定态度，构建出的是堕落灰暗的现代美国形象。
再比如，冰心与闻一多尽管都属于“新文化派”,但前者几乎将美国想象成了人间乐园，而在后者的笔下，美国却是“苍鹰底领土”.另外，还有两种情况不容忽视。其一，不同时段构建出的美国形象可能存在趋同性。就看取美国的态度而言，“崇美”和“仇美”两种情绪在不同时段的文学中一直构成竞争和对话关系。比如，辛亥革命时期的高旭等南社文人，非常崇尚美国的华盛顿等开国功臣； 到了 30 年代，林语堂对美国现代文明艳羡不已； 再到抗战时期，艾青在《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等诗作中，更是对美国民主制度极尽溢美之辞。再比如，同样是南社的高旭等人，对现实中美国侵华、排斥华人深恶痛绝； 到了 20 年代的朱湘，跟郁达夫创作《沉沦》的心态几乎一样，更是把个人在美国的“屈辱”体验上升了民族/国家受难的层面； 再到 30 年代的左翼文人，尽管出于阶级认同的需要对美国下层人民不无同情，但对美国国家深恶痛绝； 最后到 40 年代，美国和国民党签订了《中美商约》，再加上美国兵在中国屡施暴行，一批“进步”文人更是将“反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其二，同一作家对美国的想象与叙述本身存在复杂性和矛盾性。只要一个作家长期参与了美国书写，要让他/她始终如一地坚持一种方式想象美国、一种策略叙述美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就算是对美国极尽赞美之辞的林语堂，对美国文明的态度也曾明显发生转变。他的小说《唐人街》勾勒出了美国的许多“新质”,而在《奇岛》中，这种“新质”的光彩基本荡然无存。[5]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时段文学中的美国想象与叙述呈现出历时性变迁和共时性差异、构建出的美国形象具有多元性、构建过程具有复杂性等特点。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六个特征不容忽视。
第一，现代文学中有多种文体参与了美国形象构建，既有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闻一多的诗歌《孤雁》等虚构性文本，也有胡适的日记、冰心的散文、邹韬奋的游记等纪实性更强的文本。
第二，现代文学中参与美国形象构建的作家，除了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冰心、闻一多等经典作家，还有黄裳、靳以、司马文森等大量非经典作家。就他们创作的文本而言，既有《孤雁》《寄小读者》等经典文本，也有大量的作品尚未被经典化，但它们对考察现代作家的美国书写同样重要。
第三，涉足异域与立足本土，构成现代作家想象美国的两种基本位置。现代文学中参与美国书写的许多作家有旅美背景。比如，胡适、冰心、吴宓、闻一多、林语堂等是留美生，而邹韬奋、萧乾等曾以记者的身份赴美。当然，还有更多的现代作家是在中国本土，通过形形色色的方式遭遇了美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遭遇美国，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美国的形象构建。
第四，意识形态化与乌托邦化、细节化与符号化等是现代作家叙述美国的基本策略。中国现代作家既有将美国想象成天堂的，也有将其妖魔化成地狱的。将美国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化这两种倾向，在现代文学中同时存在。冰心从美国的风土人情等细节入手，展开对美国的叙述，而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因为“反美”情绪作祟，明显将司徒雷登高度符号化、漫画化了，使其成为承载美国丑陋形象的抽象符号。
第五，留美生是现代作家构建美国形象的重要载体。老舍的《牺牲》和《文博士》、沈从文的《新摘星录》、凌淑华的《资本家之圣诞》、许地山的《三博士》和《玉官》、张闻天的《旅途》、钱钟书的《围城》等，刻画了一大批留美归国的学生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往往通过留美生的视角或者行为举止，间接构建着美国形象。
第六，现代作家在构建美国形象的同时，也在反思和想象着自我形象，这导致写作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明显的间性互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作家思考和想象中国问题的重要参照，而突出中美在现实和文化层面的差别，往往成为他们面对中国问题发言的重要策略。在一些“美化”美国的作品中，这种倾向体现的最为明显，将美国几乎描绘成天堂，就是为了衬托中国是多么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干戈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