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余华的创作历程及其转型意义
余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在 1980 年代中期登上文坛，陆续发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死亡叙述》、《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现实一种》等中短篇小说作品。以上述作品的发表为契机，余华在先锋文学领域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的作品以“感情的零度”①和冷酷的叙事为特征，讲述百姓日常生活的艰难与挣扎，揭示社会底层生活的另一种真实。
余华在回答为什么由先锋写作向传统小说转型时说：“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②。在余华看来，作家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作家通过不断地尝试，确立自己熟悉的叙述系统和创作领域，以后的写作都会基于这种固定的模式，作品大都是相同叙述方式地不断延伸，哪怕是题材不同的作品，也都会尽力靠拢自己熟悉的话语系统；其二，确立了熟悉的的话语系统之后，有些作家就会发现以前那些拿手的叙述方式已经不能够再应对新题材的处理，于是他们就需要去寻找能够合适表达新题材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此种类型的作家，他们的叙述风格往往会出现改变，他们会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风格迥异的作品。
余华是一位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在寻求各种突破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他是属于第二类作家。那么，余华创作的转型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总体说来，余华的小说创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从 1983 年至 1986 年，在此期间发表的作品有《第一宿舍》、《“威尼斯”牙齿店》、《鸽子，鸽子》、《星星》、《竹女》、《甜甜的葡萄》、《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老师》等。这些作品中，余华以川端康成式的温婉细腻的笔触叙述自己所经历的故事，他在访谈中称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练笔之作，他自己对这些作品不是很满意的，所以至今在余华已出版的文集中均未收录上述小说。这一阶段的创作在本论文中统称为余华早期创作。
第二个阶段，从 1986 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到 90 年代初期。这一个阶段的余华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创作题材多充满暴力和血腥味，包括让人触目惊心的反映家庭亲情丧失，人性沦陷的《现实一种》，以及对友情和爱情的戏谑之作《我为什么要结婚》，还有表现对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当时的余华对此在的世界充满怀疑和否定，一切都是可疑的，一切都是令人惶恐和不安的。在本论文中，称这一时期的余华创作为先锋写作时期。先锋写作时期的余华虽然被当时的正统文人视为异类，大部分作品只能发表在当时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收获》杂志。然而就是这些被看作“异类”的作品，为余华带来了鹊起的声望，使其成为先锋作家中的领军人物。这个时期的余华已经从川端康成的“幼儿园”毕业，他遭遇了促使他快速成长的卡夫卡。余华不止一次的说过，是卡夫卡拯救了他，让他从川端康成的细处描写走上了真正的文学创作，当时的余华感到自己掌握了以后一生都可以应用的叙述和表达方式。
第三个时期，1989 年以后，余华尝试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以期摆脱先锋小说的固定写作模式对他产生的禁锢，这成为余华又一次转型的开始。从先锋的血腥的暴力写作，走向现实生活的温情写作，试图由人性恶的揭露，转向善的赞美和呼唤，小说的叙述方式开始回归到大众可以接受的传统意义小说的叙述轨道。1990 年新春伊始，余华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尝试。这就是《细雨与呼喊》（后改名为《在细雨中呼喊》），并于 1991 年发表于《收获》。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也预示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上的成长。余华也成长为真正的余华。“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①余华小说的创作再一次向前迈出了一步。即便写作技法和写作主题上仍有先锋时代留下的痕迹，但小说中出现了不一样的温度，在灰暗中出现一丝丝的光明和温暖。绝望里又不失希望，此后的余华开始了温情写作时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正是这样的作品，是余华彻底的割裂以前的先锋探索与传统写作之后的作品。从《现实一种》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完成了从血管里充满了冰碴子到冰碴子融化的过程。余华的转变是在认识到作家写作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揭露现实的黑暗和谴责黑暗背后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认识真实之后能够同情地看待这一切的。《活着》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创作的。《活着》“描述了人们面对苦难时的忍耐，他们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小说让我明白人们都是为了活着而活，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活着。”②活着成为人类延续的主题。
余华的作品在叙事形式上是“虚伪”的，但其内在精神是真实的，也可以说，他的小说通过某种“虚伪的形式”揭示了现实生活深层的绝望与温情。1992 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了他的重要长篇小说《活着》，1995 年又发表了另外一部相同题材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真正奠定了余华在新时期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也确立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精神基调。《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了全国百余名评论家推荐的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并被翻译成德文、英文、法文、韩文、俄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余华本人也因《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发表在国内外获得多项荣誉，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余华热”,《活着》在国内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电影《活着》一度成为国际电影节的座上宾，《许三观卖血记》也由韩国人改编成了电影。
与余华 1980 年代创作的中短篇相比较，《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技法上不再追求先锋创作上格式的特别和叙述的新颖，内容上更趋向于写实，不再一味渲染血腥、施展暴力和描绘死亡，而开始关注夹杂在历史缝隙下的小人物的平凡但并不平淡的日常生活，在小人物们日常生活的挣扎里寻找生命的意义，追问生命的价值。同时，《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余华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尝试之作《在细雨中呼喊》又有细微的差别，虽然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余华已经试图从先锋写作里出逃，但是他并没有彻底的与以往决裂。《在细雨中呼喊》的第一句话是：“1965 年的时候，一个小孩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①这样的开篇为全文确立了“恐惧”的基调，整部作品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灰暗的氛围，这样的叙事承接着余华以往小说的灰暗色调。无论是回忆生活在南门的日子，还是记述在养父家的生活状态，都有些许不可言语的压抑与惆怅，这种氛围让读者费解，总会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但又找不到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在细雨中呼喊》的这种困惑、迷茫和言语的苦涩，是余华创作转型的期的一种表征。这个小说不是以对话为主体发展延续故事，而是以孙光林的回忆为故事述说的主干，呈现出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质。总的看来，《在细雨中呼喊》的转型是未完成的，这部作品的生涩并不是余华有意识地卖关子，而是有些问题他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经历了多年的酝酿，无论从主题还是从文体上看都是余华创作成熟的标志。此后经过长期的沉默而创作的《兄弟》虽然在构思上有独到之处，但由于叙事主体过于贴近“现实”,反而在情节、结构上留下了明显的拼贴、焊接的痕迹，作品的语言重拾先锋文学的写作技法，叙事风格更进步荒诞化、狂欢化，因此失去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厚重感。总之，《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不仅是余华创作成熟的代表作品，也是先锋文学创作转型的标志和重要收获。对 1990 年代文学创作转型的历史评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参照。
二、余华创作研究的现状与重点
从 1986 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后，余华的创作就一直备受关注。余华研究越来越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从首篇关于余华研究论文肖复兴的《一月清新的风》至今，余华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先锋性”研究。例如：陈思和、李振声等的《余华：中国小说的先锋性究竟能走多远？--关于世纪末小说多种可能性对话之一》、刘保昌和杨正4喜的《先锋的转向和转向的先锋--论余华小说兼及先锋小说文化的选择》、方维保的《〈活着〉--先锋派的终结仪式》等。此类论文主要研究余华从 1986年《十八岁出门远行》到 90 年代初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此类小说最能突显余华小说的先锋性特质。论文分析了余华的先锋性叙事、语言、结构和文本，这些都是构成余华先锋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论文认为作为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并不是格式的特别以及小说语言的陌生化造就了余华的先锋性，相反，是余华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思想内涵创造出其独树一帜的“零度叙事”风格和先锋文学样式。“先锋”一词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余华当时的思想走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前列。
1990 年代以后，“先锋作家”余华发表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这些作品的发表似乎标志着余华走出了“先锋文学”的圈子。1996 年以后，评论界关于余华小说“先锋性”探讨的论文比重有所降低，学术界开始试图从更多的维度去诠释余华。
第二，主题研究。例如樊星的《人性的证明--余华小说论》、郜元宝的《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昌切和叶李的《苦难与救赎--余华 90 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夏中义和富华的《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等。此类论文是余华研究的重点所在。余华历来被称为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家，他的小说文本充分表达了作家切身的生活体验，其小说主题的另类格调引起了研究者们的特别关注，关于余华小说中出现的苦难、暴力、宿命意识、生存意识成为评论者反复阐释的焦点。
第三，比较研究。这类研究有李晓娜的《自由的写作--浅谈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姚岚的《余华对外国文学的创造性吸收》、俞利军的《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等。这些文章详尽的介绍了川端康成、卡夫卡、博尔赫斯、海明威、福克纳等外国作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一个作家的成长需要不断汲取前辈作家的养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余华创作的第一次跳跃是从川端康成的细节描写里逃出，踏进了卡夫卡创作的自由奔放的联想里。川端康成教会了余华如何进行描写，卡夫卡教会了余华如何进行构思。最后，余华又逃出了卡夫卡的思维魔咒，回到自己的生活和记忆，确立了自己的叙事风格。这个过程意味着余华学会了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最终进入属于自己的创作境界。
三、本文选题的原因与论述的重点
在《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一文中，夏中义和富华将余华小说主题归结为“苦难”和“温情”两大母题，这成为此后余华小说主题研究的主要方向。笔者在认真研读上述论文的基础上，确认“苦难”是余华小说创作的生活基调，“温情”则是余华小说创作的感情基调，“苦难”与“温情”的双重基调构成了余华小说创作的主题模式。“苦难”往往使余华笔下的人生陷入绝望的境地，而“温情”则成为“受难者”自我拯救与苦中作乐的立命之本。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以“温情的绝望”为基点切入余华的小说创作，将研究文本限定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两部长篇小说，由这两部作品延展余华创作的“苦难”母题，生发出小说主人公的绝望与挣扎，阐述小说人物的宿命意识，从生活中的苦难和死亡的威胁等方面，阐释“苦难”的绝望与“温情”的“活着”的生命内涵，揭示余华笔下的芸芸众生承受苦难的倔强和关爱人间的温情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