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游离在城乡之间的生存伦理
费孝通先生在概括农耕社会的"乡土本色"中曾经指出，乡下人离不开土地，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谋生办法。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大多是历世不移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生存保障。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大潮的召唤下，受经济理性驱动的农民纷纷进城务工，除少数成功者外，绝大多数农民的"繁华梦"并没有实现，他们始终被隔阂在体制之外，城市的拒绝接纳，乡村的无处皈依使转型期的农民只能无奈地游离在城乡之间。
第一节 依土而生的传统依赖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农耕社会，由于土地空间的静止不流动，人们聚族而居，土地成为人们生存的最大保障，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经济一直是乡土社会的主导。农民与土地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物质牵连和精神联系。附着在土地这一具象物质形态上历经千百年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精神，包括生存法则、乡土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等，维系着乡土社会代代不息的繁衍和秩序稳定。《歇马山庄》中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代表唐义贵，与路遥《人生》中的德顺老汉、贾平凹《秦腔》中的夏天义、郑义《老井》中的孙富贵等人物相似，都有着至死不渝的土地情结。他在土地上挥洒汗水收获庄稼，感受着土地的亲和与馈赠，沉浸在土地带来的踏实中，但古本来以扩大果园为由进行租地，这一举动遭到了唐义贵的坚决反对，当人们发现这个守土老汉猝死在自家苞米地时，也被他身边留下的极不规则但却异常清晰的"地不外租"四个大字所震撼，这其中昭示着他对土地的虔诚和敬畏，更暗含着老一代农民对土地无法割舍的情感。
90 年代尤其是进入飞速发展的新世纪以来，现代化带动了城市走向繁荣富强，另一方面乡村得天独厚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也在诱惑着城市的侵入，而这种侵入恰好为坚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提供了契机。他们迫切希望以土地为媒介感受现代化的气息，进而获取金钱和财富来弥补自己未进城的尴尬。于是，信守土地的农民以现代化为指引开始了农村改革的步伐，开办村镇企业、经营副业、种植经济作业等等都是他们尝试和努力的结果，"乡村经济生活已经多元化，引进大资本圈地的规模经营与家庭式传统经营模式并存，乡镇企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农业’不再是乡村唯一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再者，‘农民’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42】
小说《歇马山庄》中的年轻农民程买子最初在歇马山庄落户时，面对无依无靠毫无宗族庇佑的窘境他并没有首先考虑种地，反而用队里给他的平原好地换回歇马山庄的一块陡坡，然后就势挖出一个窑洞，以烧窑卖砖维持生计；在当上村长之后，他没有像上一任村长林治邦那样带领村民出去打工，而是用村办企业和庭院经济来搞活农村经济，想把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召回村里务工，实现农民务工的本土化。买子在思想意识上与传统农民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他对待土地的态度：他已不再把世代相传的土地耕种作为唯一的生活道路和必然的人生选择。从买子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我们足以看出现代农民迫切渴求在现代化的氤氲下与城市并轨前进，从而快速摘下乡村贫穷落后的帽子。
现代化向农村的介入，为农业加速转型、农村经济加快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更大的可能。在乡村也有农民继续发展传统农业，推动本土农作物的商品化浪潮，《歇马山庄》的古本来以守乡守土者的姿态开发有限的土地资源，走出一条农村庭院经济化道路：开辟荒山，种植果树，雇佣赋闲在家的劳动力，增加了村民收入；改良土壤，反复实验，种灵芝草，顺应市场需求，实现农作物商业化。老实忠厚的庄稼人古本来在土地上玩出了新花样，让曾经泼他冷水的村里人佩服不已，人们纷纷在土地上寻找另一种可能。
第二节 向城求生的崎岖之路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以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土地收入解决温饱问题，他们争相寻求土地之外更大利益的满足，渴望着更加幸福和富裕的生活，于是许多农民纷纷进城务工，他们希望在城市赚到金钱，用钱来改变贫穷的命运。
然而进城之后，有着"农裔"底色的农民被无情地拒绝在城市体制之外，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最卑微最繁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还要出卖自己的尊严。农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是在城乡二元体制文化差异依然存留的背景下，农民在城市中却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孙惠芬一直关注着进城农民这一庞大群体，并在作品中对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和心理变化进行了细致展现。她并没有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去谴责他们，而是温情地诉说着进城农民的辛酸与无可奈何。
一、进城梦想与怨羡情结
在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辽南乡村，很大程度上是以现实中的辽南地区为原型的。地理位置上的辽东半岛，形如陆地向海洋伸出的一个触角，大面积的陆地被海洋包围，通过海洋与世界相通，与东北其它地区严寒的天气相比，这里显得温润。位于半岛上的辽南乡村，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明显不同于东北其它地方的乡村，三面环海的地理布局，使港口、码头的存在成为必需，并作为由海上进驻关内和货物运输的中转。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带动了辽南经济的繁荣与发达，如青堆子小镇基础设施的配套与完善，在清代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海港城市。辽阔的布局造就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放的心态，人们经常走南闯北而更有见识和想法，关心国家大事，受热闹、先进、文明的熏染，他们走出去的野心和欲望也比其它地方的人更要强烈，甚至"往外奔"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人们最高的宗教。如《春天的叙述》中"我"的公公程有旺，以自身行动实践着奔向城市的梦想，不因工作地方的偏僻简陋而放弃，而是用城市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穿干净整洁的衣服，每天听有线广播了解国家大事。也正是对城市生活接近疯狂的渴望，他爱上了来自城市的女知青。为争当市劳模，公公私下贪污了供销社的四百多块钱物资，结果被人告发。公公费尽心思地逃离，结果还是失败了，终究又回到那个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的乡村和家庭，但他在接下来孤寂忏悔的生活中，并不甘心，而是把进城的希望寄托在儿子和儿媳后代人身上。公公一生都在奔向城市，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从未放弃。同样在《伤痛故土》中，二哥也如公公程有旺一样对城市的渴望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妹妹"我"当上县城文化局副局长，这让对官场权力异常崇拜的二哥看到了进入县城的曙光，对家族亲情的信任使二哥毅然决然地拔掉在乡下的根，举家迁往县城。但二哥只获得住在城郊的机会，"户口，工作，一应支撑全部没有",还因造屋借了贷。尽管住在富裕农民街末尾的偏厦，但二哥并不羞愧，而是长久地为沾了城市的光而喜不自胜。由于"我"的辞职调离，二哥受到极大打击，他试图用父亲九泉之下的遗志唤醒"我"对家族的关切，失去了"我"这根救命稻草的依靠，原本穷困的二哥更加孤独无靠举步维艰，但二哥每次回家还是要制造衣锦还乡的感觉，在虚妄中体验进城的快乐。二哥奔向城市却又扎根不得，犹如一个他乡游子。
在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中，城市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一般将农村人阻隔在外，但农村人从未间断过对城市的渴求和梦想。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对立格局逐渐取消，城乡人口实现区域间自由流动，很大程度上为农村人口进城提供了契机。在铁凝的《哦，香雪》中，淳朴的香雪热切期盼送来城市文明的小火车；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抛弃善良的巧珍希冀在城市扎根以改变自己农村人的身份，尽管城市最终也未接纳他；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有了进城自由的农民陈奂生，在市场对自由劳动力的吸引中开始奔向城市，从这些便可以看出城市文明对乡下人的召唤以及乡下人内心求变动力的驱使。进入转型期以来，城市的飞速崛起对劳动力的需求急遽增长，城市拓展的空间对乡村的逼近和挤压，乡村劳动人口过剩，大量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形成了规模壮观和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它标志着稳态的农耕文明结构正加速解体。20 世纪 90 年代，"歇马山庄大多数男人，都离家做民工去了",在此时的农村人看来，在现代化浪潮中崛起的城市不单单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更是实现农民淘金梦的所在。
积淀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不仅造成生存空间的地域阻隔，而且建构起农村和城市独立不相容的伦理价值文化体系。身处乡土社会的农民凝望着繁荣富强的城市，产生了复杂的羡慕和怨恨心态，即所谓的"怨羡情结".王一川在现代化语境下对这种怨羡情结做了进一步解读："现代性体验中存在两种相互扭结和共生的东西——怨恨和羡慕，怨恨就是怨贫恨弱，羡慕就是羡富慕强。这可以说是两种基本的现代性体验的心态，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怨羡情结’。"【43】怨羡情结是怨恨与羡慕交织而成的复杂的深层体验，乡村的闭塞落后使深陷其中的农民迫切地渴望财富和金钱，以致怨恨自身的贫穷，同时又羡慕城市的文明繁华。《舞者》中的"我"因对瓦斯炉的好奇而奔向城市；《给我漱口盂儿》中的张家二姑娘炫耀自己进城打工挣得的手机搅动了其他乡村少女的心；《上塘书》中上塘人对城里房子的拙劣复制无不透射出城市文明的诱惑，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城乡日益显现的不平衡生成了千姿百态的进城动机。
孙惠芬在小说中展现了农村人进城并最终留在城市的途径，《飞翔之姿》中凭借出众的才华定居城市并作为榜样在歇马山庄传诵的叔叔，《上塘书》中通过考学而走出乡村的大学生，进城做了公家人，并将爷爷奶奶一同带进城市，在上塘引起的轰动给村里人带来了无尽的艳羡和幻想。这些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城市人，然而，并不是每家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即使供不出大学生，上塘人也要让儿女出去，他们不但要让儿女出去，自己也要出去，"反正，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不出去变得越来越不可能"【44】.而上塘人背井离乡地出走，却永远无法像大学生那样在城市扎根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因为城市没有他们预留的空间。
二、进城之后的尴尬与失望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结果——《2013 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截至 2013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6 亿多人，并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农民以飞翔的姿态进入城市，犹如当年美国西部拓荒者的西进运动一般，精神饱满地释放着内心的涌动和希望。农民进城本以为从此进入"天堂",在他们的想象中，城市是拯救他们穷困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岂料却是踏进了"失乐园".失去了土地的根基，农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生存，长久以来的城乡分割体制早已将城市与乡村划分成迥然不同的身份与地位，城市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从体制上接纳这些淳朴的乡民。农民进城务工只能集中在有限的职业领域及工作场所，在孙惠芬的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是从事建筑工地、煤窑、砖窑等的农民工，他们付出高负荷的体力劳动，居住在城市高楼大厦灰暗的边缘地带，以此维持生计。《民工》中的鞠广大迫切希望儿子鞠福生考上大学，彻底改变农民的身份和命运，可惜儿子考高中落榜，鞠广大忍痛将多年做民工的血汗钱全部拿出，自费供儿子读高中。儿子挤独木桥的最终理想也被浇灭，无奈同父亲一样走上了打工之路，这仿佛已是农村人的共识：连一个乡下孩子都懂的道理，考不上大学就得去当民工。鞠广大们每天超负荷地要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吃的"米饭常常夹生"、"大白菜大酸菜清汤寡水",睡的只是工棚里临时搭建的帐篷，还要忍受趾高气扬的工地老板的呵斥，以及城里人对他们异样的眼光和歧视。鞠福生因为想省钱没有办暂住证，警察查出后罚他顶着酷暑修下水道，在公交车上无意碰到城市女人的腿却遭到女人的辱骂。更可恨的是，鞠广大因为老婆去世要回家奔丧，却被无情的工头以此为由克扣了半年的工资。饥饿、劳累、伤悲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在一味地忍让中造成了民工的心理压抑与精神变异：城市始终将民工拒绝在外，民工们毫无尊严和权利可言。
孙惠芬在小说中对从事饭店餐馆、发廊洗浴、城市家庭保姆等服务性工作的进城务工人员也给予了特别关注，《保姆》中进城是翁惠珠一生的追求，翁惠珠冒着自己老无所依的风险，抛弃本该照顾孙子的义务，撇家进城当保姆。在退休的大学教授程老师家照顾他的老伴时，翁惠珠努力模仿程老师老伴的打扮和走路姿态，甚至误以为程老师爱上了自己，但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将她的梦想击得粉碎。即使这样，"她不想回乡下去，这是她最低的要求，如果在城里找不到老伴，她就当一辈子保姆，不管给多少钱，什么时候不能动弹，吃安眠药睡过去也就算了。"【45】
即使这简单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超市中鬼使神差的"偷"了件夹克，翁惠珠的城市梦彻底破灭了，只能选择回到乡下。在乡下草草了36事的结婚典礼上，丈夫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她仍坚持要求丈夫穿上那件她心目中象征着城市文明的米色夹克，尽管有些不伦不类。翁惠珠可以说是千千万乡村女性的代表，她们怀揣着希望进城却在现实面前屡次碰壁，任劳任怨地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被城里人嫌弃，城市并没有给她们应有的尊重。
同时，孙惠芬还在小说中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从事着没有固定场所的临时工作，干完一家随即卷着铺盖去另一家，城市在盘剥了乡下人的体力与纯朴之后，并没有给予他们想要的尊严与梦想。《吉宽的马车》中黑牡丹为了在城市站稳脚跟，让自己的女儿从事色情服务；许妹娜即使每天遭受丈夫的语言暴力和毒打监禁也决不离婚，只为那一本城市户籍；林榕真的装修事业刚有一点起色，本以为可以在城市扬眉吐气，却意外地当了替罪羊屈死他乡。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物质财富，渴盼城市接纳他们的身份，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却被视作流浪汉，受尽屈辱和排斥，毫无人格尊严可言。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拒绝与失落之后，被排挤到城中村、棚户区内的他们只能无奈地承认：他们参与缔造的城市的繁华对他们来说是虚无的，在城市既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他们只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边缘性地位。
孟繁华指出："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46】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47】
然而城市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农民突兀地彷徨在城市中，将自身暴露在无所庇护的状态。生存道路的狭窄、城市的冷酷无情使民工们无原则的忍让突破了底线，他们选择用反抗维护自己的尊严，或者出卖自己的人格，沾染上城市的污秽。《歇马山庄》中金水进城以开书店为幌子，实际聚众组织观看淫秽录像，虎爪子则跟着放高利贷的大哥打打杀杀，为老板挣钱，满足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靡乱生活；或者他们铤而走险，以极端的方式产生不该有的悲剧，虎爪子最终因为杀人而锒铛入狱。长期以来的农民身份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缺乏自我认同，而城市的优越姿态又将他们拒之千里。
三、理想的幻灭与情感的失落
在传统的乡土伦理秩序发生异化、新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构和成熟的转型过渡期，从乡村来到城市的被标记着农民身份的打工者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转型期的阵痛，在城市的无情排斥和拒绝中，那些对城市充满憧憬、渴望来到城市改变命运的农村人经历着理想的幻灭和情感的失落。大多是源于自身的性别意识，孙惠芬在其乡土小说中侧重从女性角度描写了乡村女性遭遇的情感困境。
美国着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在他看来，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由低到高包含五个层次的结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人们在实现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要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在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带动下，农耕文明逐步向现代化迈进，增强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和重视，而饱受伦理束缚的农村女性对精神世界的渴求更为突出。对于乡村女性而言，她们虽然慢慢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在精神上依然受到压抑，她们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重复劳动产生了厌倦，进而渴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她们在乡村中遥望城市的繁华，羡慕着城市文明中女性平等的地位和展现自我的独立空间，不甘心受迫于乡村的贫穷和落后，同所有进城的男性农民一样，乡村女性也按捺不住内心对城市的激情和涌动，迫不及待地希望进入城市去追求自身的幸福和自由。
应当说，孙惠芬敏锐地注意到了乡村女性这一微妙的心理变化，并在小说中进行了细致展现。她在小说中描述了乡村女性主动探索向城市发展，寻求开辟新生存空间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吉宽的马车》中大胆泼辣的黑牡丹出于对乡村被压抑生活的不满足而毅然进城，她凭着骨子里的不服输只身一人在城市打拼，她相信在"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看谁的眼色活"的城市最终会有一个自由的容身之所。《歇马山庄》里的小青一心想做城市人，坚定地为进城实施自己的计划。在上卫校的时候，为了能够争取到进城名额，小青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送给了校长，但校长的欺骗和残酷的现实将小青送回了歇马山庄。小青并不甘心窝在乡村卫生所，也不愿干家务劳动、伺候婆婆和下鸡窝田干活，她厌倦这一眼看到底的乡村生活，毅然打掉孩子，与买子离婚，离开歇马山庄进城。黑牡丹和小青颠覆了传统乡村女性的形象，在她们身上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自主意识，追求独立，渴望摆脱男权束缚，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然而，真正进城之后，她们的美梦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她们梦想的进城之路，"绝不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沾满了污秽和血的崎岖小路"【48】.事实上，当她们从乡村逃离奔向城市，另一场宿命早已在前面等待着她们。当前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新旧交替期，尚未普遍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农民工吸纳机制，乡村女性既要面对城乡二元模式所造成的尖锐对立，挣脱不掉农民身份的束缚，又要承受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相比于同为弱势群体的身强体壮的男性农民工，进城的乡村女性被赋予了双重弱者身份，她们无奈地成为市场经济操控下的牺牲品和替代品，再加上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谋生技能的技术短缺，她们能够从事的职业是少之又少。
她们从事着最卑微最低贱的体力劳动，然而这仅有的收入尚不足以养活自己，城市的诱惑无时不刻不在反衬着乡村的贫穷，挑战着她们的道德伦理底线，在巨大的物欲面前，她们失衡了，为了生存，为了实现在城市扎根的梦想，她们迫于无奈地用身体取悦城市。
当前有小一部分"卫道士"把坚守伦理道德的责任义务推卸给乡村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放大她们的道德失衡，将她们逼迫到更加边缘更加尴尬的境地。孙惠芬在小说中同样关注到了农民工性爱这一失范现象，然而她对这一生命原动力的展现却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道德审判",也区别于 20 世纪 90 年代陈染、林白、徐坤等女作家的"身体写作"."身体写作"是消费文化语境下诞生的文学现象，作家们重在展现城市白领、中产阶级的欲望解放，享受身体的快感，满足生理需要，以求颠覆传统男权意识形态下对女性的压迫，"在欲望的支配与放纵中甘心降落到‘下半身写作’，身体与灵魂发生了‘断裂’，涌动着‘从肉身开始，到肉身结束’式的‘动物凶猛’，典型地表征着世纪之交的价值取向，最终从受理性压抑时所追求的‘我需’变成了没有理性约束的‘我要’，他们的文学创作自觉承担着消费文化代言人的角色。"【49】
孙惠芬以其"个人化"的观念展现了对乡村女性性爱的描写，并非以此猎奇和渲染张扬无所顾忌的感官刺激和肉体欲望，"承载孙惠芬独特‘性’观念的性场景性经验描写不是孙惠芬小说中的点缀和噱头，而是对生命理解的一种表达。"【50】《歇马山庄》中黑牡丹专门租了一处住所招揽乡村女服务员，用以打发民工们的消遣。黑牡丹的生意并没有因为不体面而遭到嫌弃，相反，她的这种生意持续红火着。因为民工们不舍得将辛苦挣得的血汗钱大手大脚地在城市消费，而且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的繁华，而长年离家的孤独又使他们的性生活得不到满足，所以便花几块钱随意消遣一下。孙惠芬并没有对农民工的这一做法作出审判，而且从温情的角度对他们寄予了理解和关怀，只是这种同情更加折射出民工们悲惨的境地以及乡村女性在城市立足的艰难。《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为了融入城市，她脱下朴素的农装，按照城市人的打扮，以为自己就是城市人了。可是城市并没有为她提供多大的空间，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李平来说，只能到饭店里做服务小姐，她的淳朴、年轻、漂亮得到了城市男性的觊觎，但她并没有放纵自己，沦为男权欲望的消费对象。
酒店老板体贴的关爱使她以为找到了生命的依靠，然而这位有妇之夫最终抛弃了她，老板娘更是当众撕开李平的衣服并狠狠地羞辱了她一番。这般遭遇使李平看清楚了城里男人的本相。所以李平还是返回乡村，把自己的真情留给和自己有着共同出身的乡下男人。孙惠芬真实地揭示出城市既是乡村女性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她们梦想破灭的根源。在转型期尚未健全的体制下，在城市里追求自我生存价值的她们遭遇的更多是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伤痛。
乡村女性进城追求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独立，但是她们的身体和精神并没有随着进城而走向"现代".她们在进城之后面对欲望的诱惑经历着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压抑和痛苦：一方面城乡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使她们遭受身体和精神上受歧视的痛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渲染的物欲、色欲又使她们的身体备受折磨，乡村女性苦苦挣扎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体验着现代化给她们带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
第三节 返乡之后的无处皈依
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在其《身份的焦虑》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新的经济自由使数百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百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对身份确认更为急迫的应该是‘进城农民’。"【51】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取消促进了城乡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取进城就业的权利，但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保障制度，如教育制度、医疗制度、文化制度等福利几乎与农民工绝缘。城市人与生俱来的"上等公民"的优越意识，也很难做到平等对待农民工群体。农民付出了身体折磨和精神困境的双重代价，最终未被城市接纳和认同，回乡却又无法再找到心灵的皈依，只能将自身限定在农民工这一流动群体中，精神处于流浪状态。乡土社会积淀的传统情结与城市现代化的抵牾使农民工徘徊在尴尬的境地。
一、乡村淳朴本色的消褪
"导致农民工成为城市边缘人的原因不仅有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客观因素，更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52】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只有回到自己的故土寻找精神慰藉。《上塘书》中在上塘过了大半辈子的申家爷爷，被考上大学留在城市的孙子接入城市之后，他们不能随地吐痰，更看不惯孙媳妇的脸色，只好又回到了上塘。《民工》中鞠广大父子离开喧嚣的城市，在火车上看着窗外的农田景象，回家奔丧的心情却变得愉快起来："田野的感觉简直好极了，庄稼生长的气息灌在风里，香香的，浓浓的，软软的，每走一步，都有被搂抱的感觉。"然而，真正返乡之后，他们才醒悟到乡村早已不是他们离开时的那般景象。受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物质气息的全面侵蚀和强势冲击，乡土社会原有的道德伦理结构正受到破坏而逐渐瓦解，乡土风俗人情因受到洗刷而支离破碎，支撑乡村政体的家族式管理方式也正在一点点地消解，昔日恬静的农耕社会已变成"异化的村庄"."我迷失了家园，我不知该向何处去，城市不能使我舒展，乡村不能使我停留，我找不到宁静，没有宁静。"【54】
在小说《吉宽的马车》的结尾，外出务工的农村人按例回乡过年，其中数衣着光鲜的吉宽和黑牡丹最为气派，他们带着车队载满贵重的礼物，似乎在向人们证明他们的出人头地。乡亲们对曾经只会赶马车的懒汉吉宽的态度瞬间转变，此时的吉宽已经变身成功老板，受到乡亲们众星捧月般的礼遇，黑牡丹也在众人的羡慕和认可中换来了清白的名声。可是欢呼过后却留下了无法言说的悲凉与苦涩：黑牡丹回乡而不回家；看见倒置房，吉宽并没有表现出想象中的欢喜，遭遇的只是难以诉说的悲伤。吉宽和黑牡丹们回乡却寻根不得，他们身体还乡了，精神却在流浪，这是返乡农民在现实面前不得不面对的拷问。"无根，在文化的意义上，它征兆着传统价值准则、道德体系的崩溃；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意味着社区的瓦解，生活共同体的溃散。"【55】
所以，黑牡丹连夜走了，吉宽回到乡村后又恨不得赶紧离开，可一旦返回城市，又觉得城市跟自己毫无关系。乡村的诗意只能是存在于记忆中的感怀，现代秩序几乎没有预留乡下人的位置。在《天河洗浴》中，长相俊丽的吉美被老板包养做了二奶，每次过年回家都光鲜亮丽地给家人置办许多贵重礼物，成为全村羡慕的焦点；同乡吉佳则靠着自己的朴实辛苦打工，吉佳年终将自己挣得四千元血汗钱交给母亲时却受到了母亲的嫌弃，因为没有吉美挣得多，吉佳并没有因为钱赚得干净而让人看得起。金钱在挑战乡土的伦理道德观念，由对金钱的渴望到丧失传统伦理道德只是一步之遥。
女性返乡者由于自身性别的特殊，因而成为透视乡土伦理异化的绝佳视角。乡村女性迫于生存的压力和性别的歧视，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在城市生存的权利。她们本想返乡之后寻求精神抚慰，不料却被乡村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中伤，成为传统伦理道德下的牺牲品。《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在城市受到感情欺骗的李平最终选择回归乡土，希望在乡村获得精神的抚慰和情感的皈依。但是，她的回归并没有获得希望中的宁静，李平与同为新媳妇的潘桃交好后，向潘桃讲述了结婚之前在城市的不光彩事迹，但潘桃出于嫉妒向婆婆吐露了李平的秘密，秘密瞬间成为整个歇马山庄的谈资，李平被丈夫赶出了家门。
李平渴望城市，城市却留给她从肉体到精神的惨痛回忆；回归乡村，她不能被那个曾经淳朴的乡土认同和接受。因为，"当乡村一开始遭遇都市现代性的时候，乡村乌托邦在顷刻间就坍塌了。那个我们想象的质朴、清纯、宁静的乡村世外桃源，迅速地走向了滚滚红尘"【56】,乡土已不再是安置进城返乡者漂泊灵魂的一方精神乐土。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曾经热闹的乡村正变得荒芜落寞，因而返乡者面对乡村的贫瘠与物质生活的落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乡村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更加急功近利，返乡者不但得不到精神抚慰，反而更加哀伤。而返乡者自身也被城市的物质文明异化，未被城市接纳的悲苦转化为对金钱的崇拜和炫耀，他们回乡之后才行为表现也在严重冲击着乡土伦理方式。
二、探寻城乡和谐对话的可能
农民返乡后经历着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迷失，他们渴求皈依的乡土伦理道德反而让他们更加伤痛。双重的边缘化使他们体验着在城乡之间往返的焦虑和伤痛，对城市来说，"绛紫色"的身份依然是他们的生存标签，农民无法真正进入城市中心，成为逼仄到边缘化的存在；对于乡村来说，他们脱离了土地的根基，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虽然人回到了乡村，但灵魂和精神依然流浪着，无奈之下只能再次逃离。农民工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往返徘徊，如浮萍般飘零游离，对此，作家荆永鸣在《北京候鸟》中把进城的乡下人形象地比喻成候鸟，城市、乡村都只是他们暂时的栖息地。
然而，孙惠芬并没有过度渲染苦难，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农民工在城市的立足只能靠自救，于是积极探寻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共同的文化价值本质，避免冲突尖锐对立，探寻城乡和谐对话的可能。如丁帆所言："必须破除城乡间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和非正常错位，追寻乡土中国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融合，饱蕴感性、灵魂和血泪，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57】
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主题模式，"懒汉吉宽在经历了城市和歇马山庄两个生存空间中的诸多磨难后，发现城市不过是另一块土地上的农村，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追求金钱和权力。吉宽已经能够较为深入地洞悉城市人和乡下人共有的生存困境：人生是苦役，这是吉宽在城市和乡村共有的文化困境中所获得的终极思考。孙惠芬把吉宽对进城的意义逐渐提升为日常生活情感的普遍经验和人类在社会历史转型期间的精神思考，小说人物也有了独立的主体性。遗憾的是这种叙述上的升华只是浅尝辄止，其对生活境遇的质疑和思考转眼间淹没于传统的日常。
孙惠芬在访谈《乡村生活进入灵魂》中说过："多年来拥有了在大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的经历之后，我发现我心目中的乡村与外部世界有着本质性上的相同，于是就相信一定有一种形式能够打通乡村外部的通道。"【58】
孙惠芬便将这种努力呈现在《上塘书》中。上塘作为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但并不闭塞，国道、电视、电话的一应俱有足以看出上塘与外面世界的沟通融合。上塘人热爱这片土地，但并不盲目、愚昧，主动敞开心胸自觉地接纳城市文明。他们深知在现代社会落后便难以立足，摆脱贫穷与落后是上塘人坚定的共识和信念，因此上塘人供子女上大学，父辈们进城务工，尽管出走的道路满是荆棘与坎坷，但上塘人在努力奔向自由和文明。城乡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但在冲突之外上塘人看到更多的是文明的希望。
作者在热爱乡村的同时也平静的接纳了城市，她不拒绝城市的文明，也没有沉浸在对乡土的盲目热爱中，而是坦然地面对这融合，面对这融合中的坚守与改变。孙惠芬意识到落后的乡村已经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立足，摆脱落后与贫困成了孙惠芬小说中乡村人最坚定的信念。在时代的步步紧逼下，乡村磕磕绊绊地追逐着城市文明的脚步，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唯一的家园，形形色色的行业与多样化的经济在看花眼的农民面前分外诱人，为了活的更好，为了更自由地行走，虽然出走的道路满是荆棘与坎坷，但农村人仍一步一步坚定地迈进了城市。但孙惠芬并非一味地接纳城市，她看到了城乡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作品中，她描写了一部分乡村人骨子里对城市的拒绝，也可以说是城市对乡村的拒绝，这双重的拒绝导致了乡村人在寻找理想家园路途上的迷茫和痛苦。这拒绝再一次束缚了孙惠芬寻找城乡契合点的脚步。但她所看到的拒绝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她生长在乡村，因为写作而一步迈进了城市，这种生活经历束缚了她从更宏观更全面地角度去看待城乡融合。因此多年来一直关注乡村世界的孙惠芬，虽然在走出"歇马山庄"的那一刻，在迷失于城市五彩斑斓的那一刻，已经坚定自己要找寻心灵故乡的理念，但是面对现实中传统乡村的支离破碎，孙惠芬又是矛盾的，她只能无奈地在作品中寻找乡村人的现实需求与理想梦境的和谐统一，在割舍不去的回忆与必然前进的历史中抉择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