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村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异
费孝通认为，在家国同构的乡土社会，家庭结构呈现的是以己为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的"差序格局".家庭成员间的尊卑有序需要一定的伦理道德来维系，儒家"孝悌"思想则被视为家庭伦理道德之本。结合传统儒家思想及费孝通的相关论点，本文重点阐述家庭伦理关系的三个主要方面：孝悌关系、婆媳关系以及夫妻关系。在孙惠芬笔下的乡土社会，传统家庭伦理的内涵已逐渐发生变化，其纯粹化和理想化的传统特色正在逐渐淡化，更多地体现出在时代环境和生存条件影响下的现实特征。
第一节 尊卑失序的孝悌关系
一、孝悌关系的意义指代
家族成员间组成的关系众多，诸如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祖孙关系等等，而维系家庭成员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首推"孝悌",《论语》有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孔子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视为一个人施行仁义的根本，当代学者梁漱溟对复杂的家庭关系梳理后指出，"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兄弟，是其天然基本关系。"【22】
传统意义上的孝多指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赡养，在男权主导的传统社会中，孝在很大程度上多强调父亲的权威，往往忽视母亲的付出，孙惠芬的小说却将母亲形象放到了突出位置，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母亲一个人操持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很不容易，另一方面是孙惠芬作为接受了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女性，积极主动地赋予传统孝道新的内涵。长篇小说《秉德女人》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女性意识，塑造了一个穿越传统和现代的伟大母亲形象。小说中的父亲既缺席又在场，"缺席"是指作为父亲的土匪秉德常年流浪在外，直至最后因为意外被日本鬼子击毙，几乎没有真正履行父亲的责任，"父亲"的角色便被母亲秉德女人替代，以实现家庭伦理的正常运转。秉德女人身上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品格，传统性是指虽然历经多次政治动乱和现实的磨难，秉德女人始终保持着清晰的信念，那便是坚守做人的道德，把家操持好。自王乃容小姐成为秉德女人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要以家庭为本，为子女们操劳。为了联通国家的血管，秉德女人将承中、承信送去当兵，送小儿子承多出去念书，身边只留下承国一个儿子，但她依旧把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秉德女人恪守做人的品格，在周庄大兴土改运动，得知地主周成官要被活埋时，她并没有像其它人那样表现出大快人心的高兴，而是感叹：那也是一条命啊！身具传统性但秉德女人并不囿于传统之规，她向往自由和开放，还是女儿身时便对象征着自由的大海表现出无限的依恋，一生都想去周游世界，这在其他传统女性身上是不曾有过的。
秉德女人对身体的贞洁也很大胆，她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地主家的孩子，主动把自己的身体送给秉义，孙惠芬对秉德女人身体的描写恰恰是为了突出她隐忍而包容的性格特点。小说对父亲形象缺失的描述，实际上是对作为母亲的女性的赞美，孙惠芬在歌颂母亲的同时又融入了开放自由的现代特征，使秉德女人这一母亲形象更加丰满，也是对传统孝道中对母亲形象淡化的弥补和突破。
在尊敬兄长、兄弟友爱中，孙惠芬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塑造了以大哥为中心的申姓家族兄弟形象。由于父亲去世的早，家里人口众多，孙惠芬的大哥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自叙传散文《我的大哥》中，扮演着父亲角色的大哥努力制造着家族的荣耀，"多少年来，我的大哥总是不断地在山咀子创造第一，第一个买半导体收音机，第一个安电灯，第一个在家门口打压水井，第一个买电视。"【23】
二哥三哥也在大哥的关照下，来到小镇上工作。大哥托起了申姓家族的希望和重任，家族的荣耀使申家人在歇马山庄备受尊敬。在孙惠芬的小说中孝悌关系还体现在对家族荣耀感的维护上，在孙惠芬细腻的笔触里缓缓地流淌着血液里的家族意识，"宗族是中国的，在中国，宗族是由下而上的，宗族是感人至深的，宗族是纯朴的乡情浓郁的人情，宗族既是古典文明又是现代文明，既是血液里的又是意识里的，既是牢不可破的又是重新组合的。"【24】
《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身为木匠的郭长义对脸面尤其在乎，这多是缘于郭家祖祖辈辈的训导与传承。郭长义的爷爷郭巨礼和自己的女人六十多岁时才圆房，原因是他出于同情救下了外出乞讨的女人，因为不想落下占人便宜的坏名声，将女人娶进门后却从未碰过，直至白发苍苍的圆房，郭巨礼以这种善行为郭家赢得了好名声；到了郭长义的父亲郭明生，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牢记父亲的训诫，本分地延续着父辈建立的好声望，做木匠活时从不瞧围观的漂亮姑娘一眼，结果错过了自己的结婚年龄，最终娶回一个残疾女子；郭长义更是将父辈的声威发挥到了极致----免费给村里人干木匠活。郭家人正是用这种近乎偏执的方式维系着郭家人的"脸面"和祖祖辈辈的声望，在他们看来，家族是他们生存的根基，个人利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家族利益至上才是他们的生存准则，延续家族的荣耀是他们无法抗拒的使命。这种对家族荣耀感的维护在孙惠芬的小说中多次体现，如《舞者》、《春天的叙述》、《来来去去》等，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感受到家族在孙惠芬心中的分量，以及孙惠芬对于家族至上的无奈和反思。
在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中，比较突出的是家族中的少数主要人物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通过对主要人物身份和地位的固定，孙惠芬确立了家族人物叙述的体系，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家族的历史和荣耀，而在小说中对家族意识的强调以及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传统家庭伦理的突出，正是为了体悟孝悌关系的当前变异，在时间的纵深延续中引发人们对伦理变迁的感慨和反思。
二、血脉亲情的逐渐淡化
孝悌关系作为家庭伦理关系的根本，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是基于农耕经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农耕经济受到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促使孝悌关系所依赖的传统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再加上农业改革的推广和先进技术的使用，父辈们的经验已经不再那么牢靠，子辈对父辈们的尊敬和孝顺也在逐渐消解。《吉宽的马车》中，二哥凭借做木匠活的精湛手艺成为申姓家族中的顶梁柱，备受大家尊敬和称赞。而随着兄弟们都进城务工，二哥的手艺活逐渐被淡忘，二哥也日益被忽视，只剩赶马车的吉宽一人尊重他。
三哥更是将家族亲人抛之脑后，趋炎附势地巴结有权人，尽管遭受家族人的鄙视，三哥却不以为意。《岸边的蜻蜓》中，大姨夫在姥姥的家族中是德高望重的掌舵人，"如果说姥姥那个家族是一张网，那么大姨夫就是一个掌网人，网绳的任何一次抖动，都在他的把握之中，在乡下那些年，他像一个大家长，对每一根网绳的风吹草动都能做出迅速反应"【25】,老姨夫虽然年纪大，但在家里是没人看得起的。但是随着老姨夫开办工厂，家族中的小辈都被老姨夫招揽到厂里，家族的重心也在悄然改变——都在偏向老姨夫，大姨夫家门前日渐冷清。面对老姨夫的婚外情，包括老姨和"重体面，讲家教，眼睛里向来揉不进沙子"的大姨夫在内的几乎所有家族成员，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究其根本，是因为家族的人都不愿失去老姨夫这座靠山的庇护，更不愿失去可观的经济收入。可见，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正逐渐丧失原有的威信和道义，家族中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再由血缘决定，而是被金钱和利益的砝码取代。
当市场经济的金钱和权力涌入乡土社会，家族血脉亲情也在逐渐发生蜕变。《还乡》中在外打拼成功、衣锦还乡的五叔翁凡书，为弥补在外多年对家族的亏欠，回乡后用自己并不宽裕的积蓄为九十多岁的嫂子大摆生日宴，却让家族人意外地看到了叔叔的阔绰。得知叔叔被镇上的公司高薪聘用，并且叔叔有意振兴家族时，他们更加意识到叔叔巨大的经济价值，争相跟叔叔讨近乎。然而最后叔叔因为知识分子的坚守和良知与聘用公司解除了合同，而且自己多年的积蓄也在这次返乡中花没了，这时家族人对叔叔的热情大大退减。
曾经故乡的淳朴、宽容、厚道，在离家 30 年的叔叔眼里都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是油滑、无情和陌生。叔叔最后只有带着孤独与失落再次离乡，并且表示再也不回来了，叔叔返乡前后的冷热对比足以见出金钱对家族亲情的腐蚀，使人感到彻底的心冷。《吉宽的马车》中老实巴交的四哥，从没被家族的人正眼看过，却倚仗当包工头的舅哥，在建筑工地当了工长。得知消息，三哥一夜没隔，立马从海边拿回二十多斤大虾送给四哥，并对四哥起誓坚决跟着他干。二哥和村里其他人也都成了四哥的喽啰。每逢过年，三哥都会提着最贵重的礼去看望四哥，而不是给年迈的母亲。"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26】
《一树槐香》中二妹子的哥哥，为逃脱税款，竟让自己的妹妹对税务局长进行色情服务以抵消自己欠下的税钱，全然没有考虑手足之情。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落实，人口出生数大幅度减少，现代家族结构逐渐趋向简单化、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结构中繁复的伦理关系在逐渐被简化，然而简单的家庭结构并未摆脱传统伦理的束缚。在《致无尽关系》中，早已脱离乡村定居城市的"我"和丈夫、儿子一家三口回农村过年，却无奈地感到心累。"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目举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27】
每家拜年时面对的亲情长短更使"我"心累地疲于应对。本是祭祖拜亲的简单之事却增添了说不出的烦乱和苦恼，原想远离乡村就可以摆脱这些关系，但依然要面对的繁琐礼节使"我"劳心费神地感到太累太委屈。现代家庭结构的简单化趋向正是社会高度进步的反映，传统伦理关系对现代人们来说已经渐渐成为一种负担。孙惠芬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社会现象，但是面对传统伦理尚未完全消解，现代家庭伦理尚未完全确立，身处中间过渡期的人们包括孙惠芬自己不得不周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简单与复杂之间，因而难免感到心累。
随着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家庭成员的关系亲疏不再由血缘决定，而是被金钱、权力和利益所构建的新秩序所取代，人们之间更多地讲求利益的满足。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也呈现诸多新变，原本以血缘亲情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正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现代家庭结构日趋简化和单个核心家庭日渐普及，现代人们摆脱传统繁复伦理关系的愿望日益强烈，而当前社会仍处于转型过渡期，新的伦理秩序尚未完全确立，因而出现了一些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现象，这也成为当下社会转型期急需解决的课题。
第二节 冲突升级的婆媳关系
在家国同构的乡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来十分重视对家庭秩序的管理，对直接影响家庭稳定的婆媳关系更是高度重视。传统孝道伦理赋予婆婆在行为和精神上单方面控制媳妇的权力，对媳妇具有绝对的权威，媳妇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必须对婆婆唯命是听。这种服从于上下尊卑秩序的婆媳关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解放区开始发生变化，在解放区革命新政权的引导下，传统女性如同出走的"娜拉"一样，开始走出家庭，但此时婆媳关系的转变主要是出于宣扬新政权的目的，传统伦理的遗风对婆媳的精神奴役依然没有褪却。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女性意识的日渐觉醒以及现代家庭结构的简化，乡村女性也渐渐寻求独立，虽然婆婆也开始与时俱进，但其思想的变化毕竟赶不上儿媳妇一代，依然会用传统的伦理观念约束儿媳妇的言行，于是不乏媳妇们的反抗之声，而孙惠芬的小说也侧重表现了在时代和环境影响下的婆媳冲突。
一、传统的婆媳关系
媳妇借由婚姻融入并无血缘关系的家庭，婆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拟父子"关系，孝顺是传统家族伦理中处理婆媳关系的基本准则，再加上婆婆凭借多年生活经验的优势，在家庭事务的处理决断上拥有无可争辩的支配权力，由此形成了"婆尊媳卑"的单向型传统模式，孙惠芬也在小说中阐释了这种模式存在的必要性。《秉德女人》中，秉德女人作为一家之长，严格行使婆婆的权威来维持家庭秩序的和谐，规范着媳妇们的日常行为。
秉德女人儿媳众多，身份高低贵贱不同，于芝和赵彩云出身高贵，都不愿低下身来做柴米油盐的家务活。秉德女人并没有乱了方寸，她召开家庭会议，规定所有的媳妇必须做饭，每人一周轮流干，这样既使一直做饭的承国媳妇心里少了委屈，又使两个新媳妇很快地融入大家庭生活，秉德女人以她的公正和威严保证了家庭秩序的有序运转。
在传统伦理中，媳妇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夫为天"、"惟婆婆是从",操持家务，孝顺公婆。《舞者》中，"在母亲那个小脚女人时代，母亲在闺房绣花时，不管把未来想得多么天花烂漫，都不会离开农家舍院、侍夫养子、伺候公婆这一主题，都不会与姥姥的人生轨道有多大区别。"【28】
在传统乡村，在《歇马山庄》，媳妇孝顺公婆、持家有方，便会受到乡村邻里的夸赞和盛扬，月月母亲全权承担了照顾翁家大家族的日子，既要侍奉公婆，又要照顾在外工作的兄弟媳妇回乡下的衣食住行，因其贤惠获得了整个家族的认同，更使翁古家族在辽南地区赢得了响亮的名声和受人尊重的名望。诚然，这背后离不开月月母亲的包容、付出和忍耐，但在人们看来，这都是做为一个媳妇应该具备的。
在传统社会，婆婆是操持家庭事务的权威，媳妇只能听命于婆婆，婆媳之间虽有摩擦，但大多以媳妇的卑微顺从做结，婆媳之间以婆婆对媳妇的约束和压制维持着婆媳关系的平衡和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给我漱口盂儿》中，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便辛勤地操持着整个家庭：喂鸡养猪、劈柴生火、春播秋收，还要承受婆婆的责骂，忍受丈夫回家后不满意的鞭打。乡村中大多类似母亲这样的忍辱负重的传统女性，她们恪守着祖辈流传的生活制度，没有空闲时间，更没有个性和自我，偶尔也会有抱怨和迷茫，但回想千百年来媳妇共同的集体命运，她们又会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新振作起来，克制和约束自己，过着乡村女性世代相仿的日子。
婆尊媳卑的关系是在传统伦理中孕育的畸形文化，但支撑这一牢固伦理的却往往是女性自身，她们都是乡村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的传统女性，处于世俗宗族脉络和保守婚姻关系的荫蔽下，只能借由家庭、婚姻来充实自我的生命。她们的生活虽然单调，却真实地展现了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状态。
二、婆媳冲突的新形态
婆媳关系经历了古代文学叙事中恶婆婆/苦媳妇的模式，由于传统封建家长制和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婆婆扮演着独断专权的封建大家长的角色，而媳妇则处于相对卑微的劣势地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专横跋扈的焦母和软弱顺从的媳妇刘兰芝，最终出现儿子、媳妇双双赴死的惨剧；进入现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中，虽然五四精神推动了"人"的解放和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在落后守旧、与新思想较为隔绝的乡村，婆媳关系的对立基本没有跳出传统和世俗的阈限，仍处于二元对立的文化视角中，虽没有水火不相容的彼此敌视，但婆婆和媳妇之间的关系仍旧十分紧张；随着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男女平等观念逐渐被接受以及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单一化，进入转型期以来，婆媳冲突虽有缓和，但也呈现出时代影响下的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独立观念日渐普及，掌握越来越多技能的媳妇拥有了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角色，她们靠辛苦打拼和努力奋斗推动着自身地位与命运的转变。而婆婆则因为年龄的因素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处于知识、环境的弱势地位，再加上传统伦理的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式微逐渐失去了对媳妇的影响力，传统"婆尊媳卑"的模式受到挑战。《舞者》中，母亲奔着日子期盼当婆婆，渴望拥有支配家庭的权力。然而时代进步引发生存结构也随之变化，新媳妇已不再惟命是从，三嫂因为身为婆婆的母亲分发的尼龙袜子颜色不同而公然顶撞婆婆，并发出"婆婆是人，媳妇就不是人？"的有力度反抗，令位居神坛但并不霸道的母亲一时无所适从，困惑着为什么"她当媳妇，婆尊媳卑；她当婆婆，媳尊婆卑"【29】.与此同时，村里的其他婆婆也经历着跟母亲同样的遭遇，传统婆婆丧失了高高在上的威严，也宣告了她们当家作主时代的结束。文化背景的新旧杂糅以及道德文化的多元化呈现等等都在加剧现代家庭中的婆媳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中逐步推广和完善，以家庭为单位、"包产到户"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家庭个体成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乡村地区得到广泛贯彻和落实，大幅度地降低了乡村人口的生育率。新型家庭多由父母和单个或两个子女构成，家庭结构单一化，从而使得传统社会中大家族式庞杂的伦理关系日趋简化。乡村家庭结构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核心家庭所依托的现代平等独立思想与传统家族社会中等级森严的伦理秩序互相抵牾，分家则成为解决家庭代际关系紧张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而在分家之后，掌握了主动权和经济大权的媳妇在家庭中日渐占据主动。《舞者》中，在家族生活时，奶奶做为一家之主，经常对不懂规矩、没有教养的母亲严加呵斥，而在分家之后，奶奶跟随母亲一起生活，对母亲和之前同样粗俗的举动并没有指责，奶奶的沉默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已不是这个家的主人，必须收敛自己的威风，凡事得听母亲的指令。婆婆们深谙世俗伦理的规矩，分家之后的权力掌握在媳妇手中，自己已无昔日的威严，只能放低自己的姿态。《致无尽关系》中，因为对"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村家族亲情关系的牵挂，"我"每逢过年仍坚持回乡祭祖，但在娘家和婆家却受到了不同的礼遇。在娘家，因为子女分家自立门户，母亲跟着大哥大嫂过，过日子的权力自然移交给了大嫂，因而回门探望时，听从母亲吩咐的"我"先去问候大嫂敬上心意，只有这样，母亲似乎才感觉到心满意足；而"我"愿意这样逾越伦理规矩，则是想让侍奉婆婆的大嫂不给母亲脸色看。在婆家，年轻硬朗的婆婆身手灵活，依然主持着家庭事务没有为子女分家，因而身为媳妇的"我"还是要敬重婆婆，尽到媳妇的职责和义务。
婆媳关系的伦理规范是依托传统社会维护家国和谐稳定的需求而产生的，进入转型期以来，乡土社会的变革日益加剧，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吸引年轻男女竞相离开土地，传统伦理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所有这些都将媳妇从家庭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表现出新一代年轻农民尤其是留守在家的新媳妇对土地的陌生和抵触，对土地之外的向往，不愿向现实宿命的屈服，促使乡村女性以自己的方式探寻开辟现代生存空间的可能性。潘桃的婚礼并没有像婆婆期待地那样大操大办，而是到城里旅行结婚。潘桃结婚后不仅不去地里干活，还每天换一套衣服。潘桃以频换衣服作为反抗传统和展现现代的方式，却暴露出她内心思想的落后，也折射出在市场经济观念侵染下乡村女性价值观的贫瘠与迷茫。
婆媳矛盾在转型期依然存在并呈现升级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农村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在于婆媳接受思想观念熏陶的时代不同，思想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大相径庭。相比婆婆，出生晚一代的儿媳，她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崇尚和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并不愿为了迎合守旧的婆婆而压抑自我。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婆媳，各自遵循着各自时代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冲突难免发生。《生死十日谈》中于吉良的老婆与儿媳因为婆媳矛盾双双喝农药卤水自杀。于吉良的儿媳是现代乡村独生子女中普通的一个，从小被娇生惯养没干过农活，正因为住在乡村却不干农活才引发了不可收拾的结局，最终酿成悲剧。乡村孤寂埋汰的生活无法延伸新媳妇的希望，新媳妇便整日沉溺于电脑来逃避现实，在虚拟世界实现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向往，网络中脱离人间烟火的光怪陆离与乡村生活中重复枯燥的柴米油盐形成巨大的反差，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失衡加剧了新媳妇的逃避和痛苦。
婆婆则终日操持家务，忙于农活，伺候儿媳和孙子，但是付出没有得到认同，还要受媳妇的辱骂，婆婆失去了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和对儿媳的宗法约束力，因而，现代乡村家庭中的婆媳之争以及"家庭内文化互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是代际问题引发的角色冲突"【30】.
转型期加剧的婆媳矛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时期倡导的"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观，夫妻双方以爱情为基础自由结合，因而婚姻更具自主性、稳定性和牢固性，媳妇更注重与丈夫的情感交流，现代家庭的重心由性际平等的情感交流日渐取代代际垂直的伦理义务，夫妻关系已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平等意识、独立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成员间的等级尊卑秩序逐渐弱化，而依然践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婆婆的失落感与日俱增，由此引发的婆媳矛盾可想而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新媳妇潘桃不想举行农村大操大办的俗气婚礼，而是希望像城里人流行的那样去旅行结婚，于是潘桃直接向婆婆"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令婆婆之前的精心准备都功亏一篑，但潘桃并不惧怕，安慰婆婆道"玉柱也同意旅行结婚".潘桃深深地抓住了婆婆的心理，对一手养大的儿子言听计从，而婆婆最终只能假装高兴的答应。《生死十日谈》中，整日面对妻子的辱骂和语言暴力的攻击，周长波却无动于衷、逆来顺受。生性要强、自尊心重的母亲却不能承受儿媳对儿子的这般侮辱，与儿媳讲理，可换来的还是无休止的骂。无奈，绝望的母亲最终试图通过自杀来唤醒儿子懦弱麻木的良知，但即使是这样，儿子还是没有觉醒。"隐在周家命里的秘密，不在媳妇，而在儿！"【31】
乡村女性的意义价值很大程度是通过丈夫和儿子体现出来，传统的"母凭子贵"便是很好的凭证，如果失去了男性这个天然屏障的保护，女性便失去了在家庭中的依靠。在社会急剧转型的过渡性文化语境中，道德文化呈现出新旧杂陈的共时相，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从一元走向多元，家庭伦理的评价标准也呈现多样化状态。
第三节 琴瑟失和的夫妻关系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婚姻在女性命运史上承担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夫妻伦理的核心是"男尊女卑",强调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女性恪守"三从四德"的伦理准则，在婚姻中单方面地受制于男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女性渴望摆脱男权文化的束缚也日益强烈，逐渐在婚姻中寻求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乡村女性觉醒的过程虽然有些缓慢，但是依然体现了她们在时代影响下取得地进步，孙惠芬的小说侧重体现了乡村新女性的觉醒，以及在市场经济金钱和利益的冲击下夫妻关系的质变。
一、传统夫妻伦理的惯性约束
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女性主义者几度掀起了女性独立意识的高潮，西方女性主义者所提倡的"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32】等观念，都已被中国大众所熟知。然而，在新世纪文学对夫妻伦理关系的书写中，同都市女性大多追求独立的婚姻意识相比，乡土女性似乎仍然束缚在传统男权的控制中。
孙惠芬在《上塘书》"婚姻"一节中展示了上塘形色各异的婚姻，这或许是乡村中婚姻形式的现实写照。常年在清一色是男人的工地上班的李明生，到了结婚的年龄还没有找到对象，心急的母亲便托媒人介绍了满脸雀斑的女子。掉进父母设计的陷阱里，李明生百般抵触，但接触到女人的身体后不再介意，更何况女人知道自己有缺点，家里家外样样都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李明生夫妇先结婚后恋爱的榜样成为上塘人的羡慕；也有自由恋爱的孔庆阳夫妇，婚后形影不离恩爱有加，媳妇孝顺懂事。只因为孔庆阳在海边干活帮一个女子拔虾枪时，恰巧被媳妇碰见以为丈夫变了心，夫妻俩以后的日子便没有了恩爱，剩下的只是无休止的猜疑和拌架，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想婚姻解体；还有谨守本分的女教师徐兰与乡村判官鞠文采，徐兰嫁给村支书后细致入微地照顾公公，却架不住小姑子的挑剔和诋毁。心里有苦却无处倾诉的徐兰遇到了怜惜她的鞠文采，受过文化教育的徐兰跨越不了伦理的底线，她和鞠文采的情感最终"光明正大"地寄托于超越身体的心灵相通。上塘的婚姻无论怎样变化，乡村女性依旧困囿在家庭和丈夫的双重束缚中，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意识比较淡薄，更没有自我可言，只能无奈地忍受命运带来的疼痛与创伤。
上塘的婚姻纵使各家有各家的模样，也还是有一定之规的，那便是不管好与坏，极少有离婚的。乡村女人在家庭中遭受男人的不公平待遇，不是通过自身争取平等的权利，而是回娘家向自己的母亲寻求安慰，母亲往往心领神会地回忆类似经历，并旁敲侧击地给出向丈夫屈服的经验性依据。女人暂时疏离丈夫的做法并不是对自我尊严的强调，而是渴求丈夫的垂怜。"女人回娘家，看上去是看到了自己的成功，实际上是看到所有女人的失败"【33】,乡村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卑微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无法通过自身改变这种境遇，她们所渴求的独立、尊严也只能是年轻时的幻想。
二、经济开发背景下夫妻关系的质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户籍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壁垒制度，人为地分隔出城市和农村两个相对孤立的地理空间，并在无形中贴上了城市人的标签，打上了农村人的烙印，城市人享用着资源和利益分配上的优越，而农村人则被隔绝在体制之外。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农村人在得以自由进城之余，同时梦寐以求地渴望获得城市户籍，但这样的机会却少得可怜。受千百年来男权统治的压制和影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大多采取婚姻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在乡村中流传甚广的俗语足以揭示婚姻的好坏决定着女性的一生。也因为这样，很多乡村女性通过婚姻的方式寻找命运的转机，以此获得城市户籍或与政治挂钩来改变自己身份和地位。《吉宽的马车》中的乡村女性许妹娜，从小和父母住在低矮的"看上去不像房子，倒像猪圈或马棚"的泥房里。尽管许妹娜心里爱的是吉宽，但自小就穷怕了的她为了让父母过上不愁吃穿的生活，坚持嫁给蹲过监狱、在城里"搞对缝"发了财的小老板李国平。许妹娜发自内心地呐喊"我永远不会嫁一个赶马车的",随着婚后小老板对许妹娜新鲜感的逝去，即使面对小老板的殴打、羞辱，甚至出轨，许妹娜都坚持不肯放弃这桩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许妹娜的婚姻不论从爱情上还是道德上，都是对传统伦理的背弃，却受到了全村人的羡慕和称赞，在他们看来，嫁给小老板这样的有钱人、有本事的人，给被人瞧不起的穷人长了志气。
除去城市户籍对乡村女性的诱惑，市场经济环境下金钱对婚姻中夫妻关系的冲击更是不容忽视。《吉宽的马车》中四哥发现四嫂和村长刘大头之间的婚外情后，心里很不舒服，但原本让人瞧不起的四哥依靠四嫂的哥哥当上了工地的工长，并使村里人对四哥的态度大为改观，纷纷殷勤地向四哥献媚、送礼，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使四哥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因而对于四嫂和刘大头的暧昧，虽关系到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但被金钱和权力蒙蔽的四哥已经不介意了，"只要有出民工的男人涌向四哥，四嫂和刘大头的事儿，就根本不算事儿，如果没有四嫂，如果没有四嫂的兄弟让他沾光，他怎么能有这等光彩！而有了这人见人敬的光彩，那一点不光彩又算得了什么！"【34】可见，金钱的腐蚀、利益的满足使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已无规矩可言。
三、乡村女性的日渐觉醒及对自由婚姻爱情的执着追求
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侧重从女性视角审视乡村新女性的自我探寻之路，从弱者角度出发给予她们真切的理解和关怀。随着乡村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法律上婚姻自由政策的颁布，乡村女性开始在婚姻中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保障。《歇马山庄》里的小青是个性鲜明的乡村新女性的代表，进城不得的小青被迫回到农村之后，并没有按照传统农村妇女的轨迹生活，反而与传统背道而驰。对于小青来说，结婚并没有将她束缚在家庭的责任中，而是为她追求自我提供了一种契机。小青不做家务，也基本不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而是每天穿戴时髦地行走于乡间小路，以此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小青并不满足于这些，当她对自己重复单调的生活一眼看到底时，毅然选择了和买子离婚，头也不回地去追求自己心中的城市梦。传统的伦理观念、婚姻和家庭并没有禁锢住小青，小青开始尝试摆脱对传统男人的依附，试图在男权社会中掌握自己的命运，其自身的女性主体意识已经表现得非常强烈。
与小青的好强、任性、有主见相比，《歇马山庄》中的翁月月是恪守传统伦理规则的女性，她嫁给老实沉稳的国军，婚后做着贤惠的好妻子、孝顺的好媳妇。当她与国军的夫妻生活遭遇不幸时，勇敢决断、豪放不羁的买子意外闯入月月的生活，燃起了月月温婉的表象下蕴藏的渴望和动力。月月生命中的本质力量被激活，更是将爱情视为生命，纵使买子在关键时候退缩抛弃了她，月月仍坚持与国军离婚，并辞去令人羡慕的教师工作，只为将不被众人接受的买子的孩子生下来，守护自己对爱情的希望。但到了最后，买子对爱情的胆怯、懦弱使月月彻底清醒，她打掉了孩子，放弃了对爱情的执拗。经历过爱情坎坷之路的磨难以及婚姻的疼痛，这时的月月已经脱胎换骨，在行为和意识上，褪去了懵懂和迷茫，试图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我一定凭自己的能力，使我们母女独立","她现在最真切的想法是设法赚钱，使自己、使母亲真正独立"【35】.尽管小青和月月这些乡村新女性寻求自我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她们已经开始打破男权主宰的藩篱，冲击传统伦理对女性的禁锢，这已是一大进步。
不同于小青和月月这些女性形象在寻求自我道路上所经历的艰辛，孙惠芬还用理想浪漫的手法突出了乡村新女性对爱情的追求。《歇马七日》中，兰芳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体现出爱情至上的理想倾向，颇具现代气息和浪漫色彩。还是妙龄少女的兰芳在七十多岁的老杨头到自己家串门时，意外地爱上了他，并且不顾年龄的差距同老杨头结为连理组成家庭。婚后面对自己母亲的强烈反对，冒着断绝母女关系的风险，甚至在得知老杨头跟兰芳母亲有过一段感情时，兰芳也依然没有同老杨头分开的念头。他们不顾村里人的流言蜚语，也不介意清贫的生活，他们彼此呵护，享受爱情带来的美好。兰芳对自由爱情和婚姻的执着追求，充分表达了现代乡村新女性的心声，她们渴望在满足生存需要的现实之余，也希望做到婚姻爱情的自主。
孙惠芬对乡村新女性自我觉醒的关注，流露出较为强烈的女性意识，她突破了男性视角书写下的平面化、性格化和理性化倾向，也不同于一些女作家只关注女性内心独白的封闭化写作。孙惠芬立足转型期乡村的社会现实，于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揭示出深刻的哲理意蕴，同时仔细揣摩乡村女性的心理变化，呈现出当代新女性的精神生活面貌，从感性角度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关怀和理解，并由此探讨了乡村女性主体意识建立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