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第一节 传统乡土伦理的特点及内涵
一、传统乡土伦理的内涵
费孝通在其经典着作《乡土中国》中曾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迄今为止，这一理论观念仍被看作是统摄中国传统乡村乃至整个传统社会的主流视角和基本立场。传统乡土社会立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样式，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乡土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基于费孝通对乡土中国基本形态和特性的提炼，同样致力于乡土研究的王露璐将"这种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乡村伦理称为‘乡土伦理’。"【2】。
当代学者赵炜认为："乡土伦理是社会伦理、生活伦理而非伦理政治之‘伦理’。建立在家庭制度之上的乡土伦理，构成政治与社会、国与家的结合点，成为传统中国伦理政治运作的社会构成基质。"【3】
本文所讨论的"乡土"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乡土"是同样的所指，特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农生产的广大农村。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重要地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影响并规范着传统乡村的伦理秩序。儒家言，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者也【4】。可以说，几千年的儒家礼教文化构成了传统乡土伦理存在的基础。再者，费孝通通过"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形象地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结构特点，"我们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以己为中心向外依次延伸，联系的纽带则是人伦，在差序分明的乡土社会，人们所遵循的基本规范便是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而这种伦理规范的终极体验便是"仁",所以费孝通认为，是伦理的规范和约束将以差序格局为主导的乡土社会有秩序地聚合在了一起。
传统乡土社会以其不流动性和人际交往的有限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土伦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固步自封、盲目排外。首先，乡土伦理依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国家通过伦理维系统治。尽管"皇权不下乡",但是依然有作为政治枢纽的士绅传递着国家精神，乡村道德保持着与国家统治思想的一致性，同时，乡土伦理思想通过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渗透在社会礼仪和风俗习惯中，维持着乡土社会的秩序稳定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其次，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相对薄弱，乡土伦理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质。
传统的中国乡村是典型的村落共同体，其特点是对内紧密对外闭塞，对此，黄宗智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首先，绝大多数村庄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与消费都可以通过土地实现，没有对市场的需求；其次，整个村庄是一个大的界限，外人很难介入，同时村庄内部又以家庭为单位划分成不同的小部分，这也是生产和消费的界限；最后，血缘、地缘、业缘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互相强化。"【6】
这种组织化的特点决定了传统乡土伦理的稳定性，因而足以延续数千年之久。费孝通对"乡土"的特点概括有三：一是与泥土分不开；二是不流动性；三是熟人社会。乡土伦理以此为特性构成了自身的主要内容，家族是传统乡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由以血缘为纽带的单个家庭聚集而成。受血缘和地缘的影响，同一家族的人们长期居住在固定区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相对稳定性和不流动性的特点，规范家庭成员间的各种关系以维持家庭秩序的伦理规范便构成了家庭伦理；由于血缘和地缘的"禁锢",传统乡土社会大多是相互间保持独立的村落，各个圈子之间的生活相互隔离，但圈子内部的人们是彼此熟悉的，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情往来是人们之间维系关系和情感的主要方式，再加上伦理道德的约束，形成了人情伦理；传统乡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生产技术的落后，人们只能向土地求生存，土地给人们带来了最大的安全感，人们安土重迁也较少从事商品经济活动，"以土地为天"形成了依赖于土地的生存伦理。
基于以上论述，本论文结合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侧重从家庭伦理、人情伦理、生存伦理三个方面，阐述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乡土伦理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积淀及其遭遇现代工具理性之后所发生的伦理失序。
二、传统乡土伦理的主要内容
（一）家庭伦理
家庭伦理是在家庭和伦理两个范畴的基础上形成，其目的在于规范家庭成员间的各种关系，并对成员间的交往提供行为准则。费孝通将家庭看作是一个由父母及子女（其中包括成年或已婚子女）构成的生育单位。在传统乡土社会，人伦是维系家庭成员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支撑，通过对人伦规则的遵守，家庭关系中的成员，例如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婆婆和媳妇等等，各自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履行职责和义务，共同维持着家庭生活的有序运转，这便是家庭伦理产生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当代学者王恒生认为："家庭伦理道德是家庭领域的伦理学，是调整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7】
本文重点论述的是家庭伦理关系中的三种主要关系：孝悌关系、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家和万事兴",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家"的地位，同时，在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十分注重各种伦理关系的有序和和谐。"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导的道德规范体系。在处理各种伦理关系时，儒家首重‘孝悌’之道的家庭伦理。"【8】
关于"孝"的内涵，《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善事父母",对于"悌",《说文解字》则曰："弟，韦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意指绳锁束戈之形，辗转围绕，势如螺旋，寓兄弟之密也。"悌",体现了胞弟对兄长的尊敬，以及兄弟之间的互帮互助、和谐共处。孔子曾这样强调"孝悌"的重要性："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孝悌关系从父子纵向和兄弟横向两个维度维持着家庭秩序的稳定和血缘亲情的牢固，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婆媳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婆媳关系既不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也不是婚姻关系的直接产物，而是伴随婚姻关系必然生成的一种连带关系，"【9】
具有类似于"拟父子"的特征。在以伦理道德观念而非法律为主导思维模式的传统乡土社会，儒家道德作为传统社会的支配思想，以孝道、"三从四德"等伦理纲常对女性的约束最为严苛，婆媳之间逐步形成婆尊媳卑的相处模式；夫妻关系通过婚姻缔结而成，是家庭伦理中重要的关系之一。在传统乡土社会，夫妻之间主要强调分工的差异，重视家庭生活与劳务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丈夫主要在外从事农业劳动，妻子遵从"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以侍奉丈夫和公婆、照顾子女为己任，同时从事一些简单性的手工劳动，夫妻各司其职，各有分工，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二）人情伦理
中国是礼仪之邦，历来对"人情往来"都非常重视。人情就是人与情的结合，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生存关系。青海师范大学的杜瑞芹通过对古典文籍中人情概念的梳理，将人情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情面和恩惠。人们之间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某种帮助和关怀。其次是人之常情。概括说来它是被公众普遍认同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再次是礼物馈赠和礼节应酬。
人情伦理是结合人情和伦理的特性产生。在传统农耕社会，靠土地谋生的人对土地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由于土地不能移动的牢固性特点，依土而生的人们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再加上血缘家族的聚集，长此以往形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在封闭性尤为凸显的特定地域空间内，人与人彼此熟悉并保持着高度信任，在交往中很重视人情。另一方面，传统乡土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为了维系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家庭外人们之间的友好往来，人们将家族内部的行为准则和关系模式充分运用到家族以外的其它组织中。在这种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人情来往被看作是熟人社会圈子里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这其中有村民之间的互助之举，也有你来我往的人际交往。因而，熟人社会通过人情的联结和伦理的约束共同维系着人们之间的和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中国"不是纯自然客观实体中的乡土，不是文化意象中主观臆想的乡土，而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实体，即在传统伦理支配下体现出来的社会实体。故以"人情伦理"来考察传统乡土社会，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切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
（三）生存伦理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农业社会，人们只能依靠相对简单的农业耕作技术维持生存，再加之血缘的凝聚、地缘的困囿，有着"乡土本色"的农民对土地有很强的依赖性，几乎是黏在土地上的。土地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人们极不愿意迁徙，甚至连出门远行都是不常有的，安土重迁的古老本性使人们形成终老是乡的常态，由此形成传统农耕经济包孕的生存伦理，人们凭借自身劳动力的辛勤劳作满足家庭生活的最低需求。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针对东南亚农民的生存状况，提出了重要命题："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算计的机会。"
对于农民的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斯科特认为这是由农民的"生存伦理"决定的，所谓的"生存伦理就是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道德原则和生存权利",生存伦理基于农民的生存状况而产生：农民长久地处于生存边缘位置，因而在土地上低成本的耕作行为是以"生存"为中心，并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因而无法用单位生产成本和利润衡量其效益。传统小农经济由此形成自身独特的逻辑体系，"安全第一"成为农民最基本的和首要的生存伦理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主导下，农民所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人们"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原则支配下长期形成并已成为思维定势的一种‘恋土情结’"【13】。
三、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型
乡土伦理在世代相传的教化中衍生出文化与制度性的生命力，内化为人们的生活自觉，融入到乡土的日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经济转型为推动的社会转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然而社会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谈及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现状时，费孝通曾将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变迁概括为两个大变化和三个阶段，并将中国社会的转型比作"三级跳".
费孝通认为，中国从传统的小农生产的乡土社会转变为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是第一个变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发端期；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中国开始由工业化或现代化走向信息化，是第二个变化，这是全世界都在进行的一个大变化。"由于技术、信息等变化太快，中国也碰到了一些问题，第一跳有的地方还没有完成，而第二跳还在进行中时，现在又在开始第三跳了"【14】。社会学家金耀基则将中国社会转型提炼为三个主旋律，"第一个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第一个转型还在进行着"【15】。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其复杂性就在于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相互碰撞、缠绕和渗透，并因此而产生变异，与现存的民族文化合成一种异质的文化形态。【16】
对于这种至今未经命名也难以命名的陌生文化形态，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纷纷从各自研究领域对这一特殊存在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总体趋势中的乡土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不仅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关注的焦点，也是作家们切身关心的问题，因而构成了当下乡土创作的叙事对象。
中国乡土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并非进入新世纪才开始，自解放后乡土社会便历经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多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变迁，在历史的推动中逐渐剔除了自身的封建落后因素，但其自身沿袭几千年的传统伦理并没有完全改变，依旧保持着其内在的稳定性。只是到了转型期，这种稳定性开始出现剧烈变动，并随着社会变革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进入新世纪初，中央"三农"政策的不断深化，对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改造，在改变农耕经济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触动传统乡土社会的根基，催生出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诸多新质。乡土社会自身的现代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农业、农村、农民在转型中经受了现代性的考验，乡土终将走向何处的不确定性更使人们感到焦虑和困惑，由此带来的乡土经验自然也是陌生的，恰如贾平凹等乡土作家所感叹的那样，"乡村已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乡村，也不是用传统文学经验与范式所能叙述的乡村，它需要文学家用如椽之笔，深刻地揭示出它的‘历史的必然’，以此提供比其他人文科学家所能提供的具体丰富得多的历史经验。"【17】
当下贾平凹、莫言、陈应松、阎连科、刘庆邦、孙惠芬、尤凤伟等一大批作家直接或间接地描述乡土社会的伦理异化，丰富了新世纪乡土文学的表现空间和精神蕴藉，其中关于转型期乡土伦理的书写更是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阈限和内涵。此前的乡土小说多是摹写静态的乡下"本土"上发生的故事，或以浪漫娴静的姿态表达对乡土田园牧歌的依恋，或站在启蒙的立场强调对乡土愚昧的批判，或以城市为参照感慨乡土的落后，所传达的人情、风俗和伦理是较为纯粹的乡土气息；而进入转型期，作家着重展现的是在城乡之间流动或是留守乡村的农民的生活状态、精神空间和伦理规范，对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矛盾冲突的揭示适时地反映了"乡土中国"嬗变为"工业化中国"的艰难历程，也描画了乡土文学转型的轨迹。
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东北辽宁女作家孙惠芬较为突出，孙惠芬以其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的特殊视角透视传统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伦理嬗变。面对传统伦常的变异和人性的异化，孙惠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锐，在温情书写中寄予了精神反思的情怀，同时对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走向进行了试探性的文本建设。
第二节 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
2000年，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2000年、2004年、2010年其长篇力作《歇马山庄》、《上塘书》、《秉德女人》先后入围"茅盾文学奖".
2005年，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孙惠芬令人瞩目的创作佳绩引起了文坛广泛关注，一致认可的好评和赞誉也预示着孙惠芬成为新时期乡土小说创作领域不可忽视的存在。2012年，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一经出版，更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关于孙惠芬的评论还在继续着。自1982年孙惠芬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静坐喜床》在《海燕》杂志上发表，孙惠芬持续催生着如临其境的原乡记忆，在她魂牵梦萦的乡土世界辛勤耕耘，已有《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城乡之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岸边的蜻蜓》、《民工》等 6 部小说集出版，并着有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谈》等，中篇小说《来来去去》、《四季》、《伤痛城市》、《伤痛故土》、《还乡》、《春天的叙述》、《致无尽关系》、《歌哭》、《民工》、《给我漱口盂儿》等，短篇小说《小窗絮雨》等，散文集《街与道的宗教》。
与此同时，有关孙惠芬及其小说的研究日渐增多，一改之前只针对某单篇小说的读后感类的短评研究，渐成体系。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主要有综合研究和单篇研究两种方式，研究切入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孙惠芬的乡土小说进行综述，借此反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的发展，以《虔诚而寂寞的乡土守望者——孙惠芬论》（山东大学，2006）、《孙惠芬小说创作论》（山东师范大学，2014 年）为代表；二是在城乡对立的视角下，论述农民进城遭遇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对城市进行批判，并哀叹乡村传统的逝去，呈现乡土守望姿态，以《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寂寞灵魂》（山东师范大学，2010 年）为代表；三是从女性文学角度出发，对孙惠芬塑造的乡村女性形象进行深层解读，以此反观乡土社会在转型期下的变迁，以《建立在日常生活"质地"之上的丰盈群像》（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为代表；四是心灵化写作，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孙惠芬的访谈中，以此阐释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与心灵的内在联系，以《日常生活与心灵深度——孙惠芬乡土小说论》（吉林大学，2008 年）为代表；五是反映地域特性的民风民俗研究，通过对各式各样民俗风情的展示，揭示辽南地域文化孕育的礼俗人情以及对其中蕴含的人性、命运、伦理的思考，以《歇马山庄的情愫》（东北师范大学，2013 年）为代表；六是叙事技巧和叙事方法研究，多集中于对孙惠芬文体意识鲜明的《上塘书》的研究，研究多集中于对文本叙述策略的探讨，多以单篇评论为主，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叙事结构的演进及其影响》（许玉庆，文学与艺术研究，2012 年）。总体而言，从研究方式来说，综合系统研究较少，为数不多的综合研究多以硕士论文的方式呈现。截至目前，硕士论文有 20 篇，其中：人物形象研究 4 篇（2 篇为女性形象研究），城乡写作研究 4 篇，综合性的小说创作论 12 篇，而对于孙惠芬在新时期着重表现的乡土伦理变异却关注较少。
贺绍俊《乡村的伦理和城市的情感》（《文艺报》，2004 年 6 月 29 日）首次从乡土伦理的角度探究孙惠芬的长篇小说《上塘书》，上塘虽然紧跟现代化的步伐，但依然遵循着自身的伦理法则。作者将乡土伦理比作上塘的沟渠，并从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等方面来考察"沟渠"的运行情况。尽管现代气息的侵入搅动了伦理运行的顺畅，却也从侧面揭示出上塘早已不合时宜的人伦关系。文章重在探索，在现代性主导的乡土社会，如何保证乡土伦理运行地合理有序。
周立民《隐秘与敞开：上塘的乡村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 2 期）在全球化时代中，孙惠芬以她对乡村世界难以割舍的感情，记录了一个小乡村的文化样本：上塘。在上塘这片乡村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个隐秘法则，这便是乡村伦理，它包含着乡村人的日常习俗、生活态度和生存理念，代表了乡村积极昂扬向上的生命力。
庞秀慧《孙惠芬小说中的伦理悖论》（《文艺争鸣》，2008 年 8 月），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取材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扩展到城市，并真切肯定了乡下人进城的历史合法性。然而，在城市生存的异乡者并不被城市主体接纳，而是逐渐被边缘，另一方面，传统乡村道德也在逐渐变异，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的农民在现代性的映射下反而更加困惑和迷茫。
郑思扬，林丹娅《城乡变迁中的孙惠芬小说之伦理观》（《湘潭大学学报》，2012 年7 月），孙惠芬的乡土创作始终围绕着"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题，通过记录农民在城乡之间不断往返的生活经历，揭示出乡村的生存伦理、家庭伦理道德在城乡变迁中的异化。
在生存伦理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依靠土地的生存方式造成巨大冲击，"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受到挑战。在家庭伦理方面，"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逐渐让位于"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现代新观念，新孝道伦理日益凸显。在婆媳关系中，有着"城市情结"的新媳妇对传统婆婆的反抗，冲击着家族权威。但是，女作家孙惠芬采取了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批判立场，用平等体贴来关怀转型期困惑和无助的乡村人。
周景雷《不可探查的"关系"与"坏乡村"的秘密——关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当代作家评论》，2013 年第 2 期）文章从"关系"的角度出发，考察在现代化物质环境影响下的中国乡村，作者将逐渐被异化的乡村称为"坏乡村",并通过农村自杀现象来透视"坏乡村"的形成缘由。其中最根本的，是由小说中的生死关系衍生出来的各种伦理关系的变异，包括传统乡村在转型期出现的文化教育、家庭伦理、道德认同等矛盾和问题。
其次，信念或者道德偏执也造成了传统乡村在逐渐变"坏".当传统信念与道德关系无法适应转型期的调整，固守传统观念的农民便会因为信念与道德的坍塌或者走向死亡，或者自我封闭。除此之外，穷苦人对命运的顺从和无奈也是推导因素。在落后的乡村，贫困和疾病加剧了主体对所谓命运的顺从和无奈。
邓寒梅《<生死十日谈>中的乡村伦理危机与精神救赎》（《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 11 月第 6 期），在对《生死十日谈》中的乡村自杀案例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其中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关系、婆媳关系、兄弟关系揭示出乡土伦理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异化，并对希望摆脱苦难、进行自我救赎的乡下人提出了合适建议，如皈依神灵和宗教、回归土地、专家的心理治疗、政府救助和社会关爱，让在转型期每一个无助的乡村个体都有尊严、有希望地活下去。申霞艳《当我们谈论生死，我们在谈些什么——论<生死十日谈>》（当代作家评论，2014 年第 3 期）评论指出加速扩大的城乡差距，导致城市和乡村在发展层面上的"断裂".
贫穷和疾病弥漫在落后的乡村，农村自杀比例的升高折射出乡村伦理危机愈发严重。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女性依然处于男权文化的压制下，留守妇女的精神困境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皈依神灵和宗教得到暂时的解脱，治理乡村的精神痼疾尚未形成专业化。即便如此，孙惠芬仍以微弱的力量为乡村的精神出路开辟了方向，通过揭示乡村的精神困境引发了人们灵魂层面更深的思考。
还有其它评论或多或少地提及了乡土伦理，但多是一带而过。而这 6 篇评论较为集中地从乡土伦理的角度，结合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揭示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伦理道德的异化，虽然不够全面，但仍为研究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和领域。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拙见，力图丰富和完善孙惠芬乡土小说创作中的乡土伦理研究。
本论文选题立足于传统历史文化语境与当下时代语境，运用社会学、伦理学、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乡土伦理"这一角度切入，力求完整解读蕴含在孙惠芬乡土小说中乡土伦理存在的文学价值、人文情怀和社会学意义，记录下乡土社会自身在现代转型中农民遭遇的精神困境和伦理困境，并积极探讨传统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可能。一方面体现出当代作家对乡土中国与文学精神的坚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代作家对转型期乡土伦理理论和创作所做出的积极的反思与创建。
第三节：孙惠芬的乡土情结及乡土世界
从辽南农村走出的当代女作家孙惠芬，当过农民，对农民和土地有着深切的体悟，源自生命内在体验的乡土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长达 30 年的创作历程。孙惠芬以自己生活过的村庄为原型，将山咀子村庄、青堆子小镇、庄河县城整合成虚构的乡土地域"歇马山庄",并进行了系列乡土小说创作，如《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等，透过歇马山庄的变化来辐射整个辽南乡村的历史变迁。孙惠芬所构筑的地域版图"歇马山庄",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张炜的胶东半岛等丰富壮阔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乡土世界，成为新世纪乡土文学不可忽视的存在。
在歇马山庄的世界里，孙惠芬密切关注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日常行为和伦理道德，她深入到再普通不过的乡村日子里，揭示出山庄里的人和事有序运转的伦理规则，反复诉说着乡村繁复的家族关系、上塘的人情世故以及这里的风俗习惯等等。《上塘书》中孙惠芬以俯视的叙事姿态讲述了一个村落的风俗史，将上塘的政治、交通、贸易、婚姻等等浓缩在日常生活琐事中娓娓道来，于普通而鲜活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出村庄的住房分布、丧葬嫁娶等日常习俗。《歇马山庄》中的"黑眼风"更是体现出辽南乡村特有的风俗，在歇马山庄，如果村干部因为征粮或分地得罪了谁，或贪赃枉法路数不正，便会遭遇自家草垛起火或者庄稼被砍的后果，因为这种发泄是暗地里的行为，所以人们都管它叫"黑眼风".
孙惠芬之所以对辽南民俗有着亲切的熟悉和深刻的体悟，这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孙惠芬出生在辽南乡村一个叫山咀子的小村庄，自小在泥土里摸爬滚打，对土地有着亲切的熟悉感，初中辍学之后的农民体验又让孙惠芬对土地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依恋之情，深厚而宽广的土地是她的人生课堂和写作触发点，对乡村生活的感同身受使她与笔下众多的农村人物没有隔阂。孙惠芬在其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成名作小说《小窗絮雨》中，细致描摹了鸡鸣狗吠、乡间田野、节日礼俗等琐碎而平常的乡村生活场景；在《一度春秋》中更是对朴素的乡村生活寄予了浓浓温情："在辽南北部地区，年，是堆积在庄户人院中的一垛干柴。一进腊月，干柴便被传统风点燃，烧着年糕烧着豆腐，烧着萝卜丝隔年白菜，烧得庄户人里里外外忙忙碌碌，烧得整个十里洼其乐融融。"【18】
离村庄不远的青堆子小镇，地处沿海，离港口很近，因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生活在这里的祖辈乡亲，较早地接受了外来文明，并不愚昧落后，信守着"往外奔"的"宗教".与此同时，在外边工作的五叔和下乡知青在城乡之间的频频往返，奶奶对去过的大城市的不断温习，使孙惠芬从小就耳濡目染，一直对外面热闹繁华世界充满憧憬和向往，再加上母亲没有受过教育的出身经常遭到奶奶的冷落与嘲讽，促使孙惠芬向外奔的意愿与日俱增。
自 1982 年处女作短篇小说《静坐喜床》发表并获得肯定，孙惠芬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舞者》、《台阶》、《伤痛故土》等中短篇小说相继获奖，孙惠芬日渐突出的成绩，使得她"向外奔"的理想在一点点实现，由青堆子小镇到庄河县城文化馆，最后定居城市大连。然而真正来到了城市，面对城市中的高楼大厦，感受到的却是彼此的排斥，从生理到心理的不适应，使孙惠芬感觉自己就像一棵浮萍，无法在城市扎根生活。与城市的无法交流使孙惠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频繁往返，为了寻求沟通，孙惠芬不断地把农村的土特产带到城里，又不断地把城里的流行品带到乡下。"我像一个二道贩子，往返在沈阳至丹东，丹东至青堆子的路线上，我疲惫不堪心力交瘁"【19】，对城市的抵触导致创作上的停滞，那种迷茫与无助给孙惠芬带来了无法言说的伤痛和迷失。在一个偶然的午后，母亲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家族里的人情琐碎、村庄里的家长里短，犹如一道亮光照亮了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她。孙惠芬恍然醒悟到，这些年她一直逃避的乡村、不屑一顾的乡村亲戚、渴望挣脱的贫穷，在城市中回望起来竟是如此亲切、温暖和熟悉，乡村才是她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栖息地。如同孙惠芬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创作谈里写道的那样，"现实的乡村与我童年的乡村在一种力的推动下融到了我的生命中，融进了我的写作着的生命中，写作的过程几乎可说是一个燃烧的过程，我不知道被一种什么东西烧着了，点燃了。"【20】
乡村的伦理变异和"城乡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孙惠芬乡土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孙惠芬在访谈中谈到，她的写作从文学意义上看，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乡村到城市，第二个阶段，由城市到乡村。【21】如此执着地守望故土，孙惠芬并没有固化自己的乡土概念，而是将乡村与城市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转型联系起来，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传统乡土社会的剧烈变迁。在城市中回望乡村，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性的，但乡村从小烙上的道德文化印记是无法抹去的；在乡村中渴望城市，真正到了城市却百般抗拒无法融入，那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和抵牾，成为孙惠芬不可回避的"伤痛".
不同于男性书写擅长的宏大叙事和形而上的理论分析，也异于同为东北女作家群的萧红，受鲁迅文化精神的浸润，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萧红的创作贯穿始终的是冷峻深沉的国民性批判，对国难乡愁力透纸背的深刻剖析，以及对现代启蒙性的自觉追求；也不同于缅怀民间传统的迟子建，在《亲亲土豆》、《寻找北极光》中对回归田园诗意传统的向往，在温情的书写中流露出追求浪漫和谐美的愿想；而有着"城乡之间"特殊生命体验的孙惠芬，将视角着眼于乡土社会的变迁以及城乡冲突，揭示乡土社会底层民众的物质变迁和精神伦理困境，流露出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同情和理解。孙惠芬以其切身经历和体悟提供了来自于转型期农村剧变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呈现，探析传统乡土社会运作的伦理本质，并深入挖掘当下乡村所发生的伦理变异的根源，进而观照整个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变迁，折射出传统规范和人性伦理在转型中的异化和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