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方言运用的生态文化价值
对语言生态的关注，源于如今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巨大危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引起了各个门类的关注和重视。“语言生态”自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以来，就受到理论家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语言资源越加丰富，但是在全球化进程和大力推动普通话的形势下，方言的处境却不容乐观，愿意学习和使用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方言开始变得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在文学创作中主动自觉地运用方言。
但是形形色色的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根基，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的使用不仅有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对维护汉语生态平衡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作为方言大国，方言之间更是大相径庭，不仅只表现在语音的差别上，更深层次上则反映出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和传统。身处不同方言区的作家，潜移默化间对方言的运用，使各自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气质。
“现在很多应用范围小的地方语言正在消亡，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强劲的运动来复兴这些地方语言，伴随这些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地区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复兴。”“那些孤立的且不知如何解释自己的人们可以从广阔的世界中逃离出去，逃向语言的家园。”①地方方言不仅是某一地方的人的交流工具，还同时承载着该地方的文化，是当地人精神联系的纽带，可以说，方言是地方的精神家园。方言运用不仅对保护语言生态作用重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和保护。
第一节 方言运用与汉语写作反思
“文学创作不避方言俗语土话乃是‘五四’文学革命以降许多作家及理论界的共识，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是用来对抗艰涩难懂的文言以建立白话文学的有效途径，在 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倡导方言土语的大众语既是对文言复兴的高度警惕，又是对‘五四’以来形成的欧化语体的有意纠偏。即使在民族形式讨论中，使用方言土语也只是作为实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语言形式的表达方法而已。”②这种对方言土语的运用其实是为统一的共同语做准备的，建设起新的规范才是当时的语言学家、理论家、文学家所重视的，而欧化严重的文学写作在当时风靡一时。
方言土语的重要价值还未被充分认识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伴随着文艺大众化，方言土语作为无产阶级的语言成为学习的对象，但因为历史和政治原因，这时的方言土语并不是作家自觉的使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渐趋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作家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欧化特征更为明显，甚至出现“失语”的先兆。不少作家意识到这种写作方式难以持久。在创作实践的困境下，同时受西方“语言本体论”理论思潮的影响，众多作家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学语言观念，他们认识到，一味“西化”并不是中国文学的康庄大道。在这种反思的背景下，作家开始转而重视中国本土的语言资源，方言成为作家写作的“新宠”.文坛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方言小说”,“方言写作”成为一时之热。
莫言作为新时期极具特色的优秀作家之一，其方言的运用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今文学界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余华、张炜、阎连科、韩少功等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开始借鉴和使用方言资源，身处不同方言区的作家都极力在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中寻求灵感与寄托，这让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特色愈加浓重。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对如何写作的一个有力尝试，并且这种尝试具有极高的价值。莫言说：“就是在这样的翻来覆去的过程中，作家们都慢慢找到了自我，各自的面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了。”
每一个作家，语言风格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风格的变化的深层原因便是莫言创作理念、思维方式的转变。莫言 1981 年在《莲池》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在《莲池》上发表了《丑兵》《为了孩子》《售棉大道》《民间音乐》等作品，莫言早期的小说主题大多以军队生活和新农村的生活为主，颇有“白洋淀”的气质，清新婉丽。早期的莫言还处于模仿和探索阶段，风格还没有成熟，方言运用并不成熟。而当莫言读到川端康成《雪国》中描写一只秋田犬时，获得灵感，写出了《白狗秋千架》，也就是从这时起莫言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的概念，由此开始构建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而流行于高密的山东方言也随着“高密东北乡”的出现而被莫言运用的更加频繁和得心应手。“高密东北乡”的建构可以看做是莫言方言运用成熟标志。可以发现莫言对民间的发现也是循序渐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品风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莫言自称：“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那时候由于受左的文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小说应该作为宣传的一种工具，认为小说应该配合政策，认为小说应该负载很多的政治任务，这就需要千方百计去寻找一些自己不熟悉的题材，编造一些能够配合政治任务的虚假故事。”①后期莫言则开始“应该从人物出发、从感觉出发，应该写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生活，应该写引起自己心里最大感触的生活。”②这段话可以看做是莫言对自己创作的总结，也可以看出他走向民间、重归自己熟悉的“高密东北乡”的路径，开始“作为老百姓写作”,尤其是《檀香刑》对方言的运用步伐更大，实现“大踏步撤退”.
“到了写《檀香刑》时，我的追求已经十分自觉。我想我首先要用一种跟自己过去的语言、跟流行的翻译腔调不一样的语言。”③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的获奖者，其文学作品既有与世界文学相通的部分，又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这种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双重特质是莫言作品的一大特色。而方言作为莫言小说语言的重要质素，直接而明显地显示出高密文化对其作品的影响。
与齐鲁文化相比，高密当地的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性。高密是莫言的“血地”,而莫言是高密真正的发现者和拥护者。同是优秀的山东籍作家，张炜和莫言笔下呈现出的文化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莫言小说中方言词汇、句法、俗语常言，具有极强的“红高粱”味道，莫言将他这片“血地”里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移植到了他的小说之中，民间口语转化为文学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种对民间文化的探索中，方言成为一种叙事工具，更是一种叙事策略，是对高密当地民间文化爱之深、爱之切的深刻表达。而莫言作品中对山东快书、民间唱词、茂腔的使用，这种对民间文学的致敬，对被遮蔽的“下里巴人”的重新发现。总之，莫言的小说看似恣肆汪洋、不拘一格，语言风格随喜所欲，或张扬膨胀、或土里土气，都是他“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有益实践，而非带着知识分子先天的道德评判，最终让高密这片美丽又古老的土地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垂青。
第二节 方言运用与语言生态保护
曾有学者这样说：“汉语方言之复杂大概可以称得上世界之最”④，“汉语的方言差异远远超过了欧洲的许多民族的语言差异。”⑤美国汉学家罗杰瑞认为：“对历史语言学家来说，汉语更像一个语系，而不像有几种方言的单一语言，汉语方言的复杂程度很像欧洲的罗马语系。”⑥语言学家赵元任同样认识到中国各方言区之间的巨大差别：“从哈尔滨到昆明，从重庆到南京的官话区，言语还比较一致，可是东部和南部方言之间的差别，不亚于法语之于西班牙语，或者荷兰语之于德语。”
以山东为例，山东方言隶属于北方方言区，是汉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按照李荣主编的《中国方言地图集》，山东境内的方言分属于汉语官话方言的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和中原官话三个次方言。”②其他方言区中同样可以划分出次方言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方言存在的种类是不可小觑的。而如今中国方言的处境却堪忧。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E.Haugen（1971）最早提出并使用“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概念，他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任何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为语言研究者接受。“③对语言生态的重视背后其实潜藏着的是如今语言生态危机的迫近。据统计，”语言濒危是一种全球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 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到 90%则在未来的 200 年灭绝。相比之下，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要慢得多。“④很多语言正在慢慢消失，而这种消失是不可逆转的。
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5》中提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和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正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语言和文化，组成了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的华夏文明。但是，当前普遍发生的语言衰退乃至濒危的现象在我国也同样存在，一些语言和方言正在我们的身边悄然衰退。……濒危语言这个概念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初期，人们在思想认识上有过分歧，对一些问题还认识不清。例如：现代社会中的语言或方言是否越少越好，现代化进程和语言文化的多样化是否截然对立，社会的进步是否必须以抛弃传统的语言文化为代价，语言使用是一个民族自愿自择的权利，能否听之任之，等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国内语言学界对濒危语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一致认为语言濒危研究和濒危语言资料的记录非常重要，不可回避。“⑤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语言学界对濒危语言和方言问题的思考，正在消失的方言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如何保护方言，维护中国的语言生态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推广普通话正式启动。国家在 1956 年 2 月专门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文化教育系统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话，是促进汉语达到完全统一的主要方法。“当然普通话的推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上面已经提及中国境内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推普“之后，的确给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多便利，但是方言却成为被抛弃的对象。
其实推普的初衷只是为了消除方言区之间的交流隔阂，而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或者贬低方言。在掌握好普通话这一交流工具的前提下，重视方言并采取措施保护方言，防止方言的灭绝，对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个人有八个字的口号，就是‘提倡国语，拥护方言',所谓国语，它本身也是一种方言；它并不比其他的方言更优美、更完善，或更能表达意思。“①这是着名的语言学家对方言和国语的看法，可以看出这两者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但是，现在方言的危机正在到来，这种危机在南方方言区尤其明显。面临这一危机，许多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将目光转向了如何保护方言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中国不少高校和研究人员都参与建设方言语料库，其中既有针对文本的语料库，也有口语语料库。
没有一门语言能完全翻译另外一门语言，方言也是如此，每一种方言都有其他方言所不能替代的部分，而普通话更是不能代替所有的方言而独立存在。但是，现在方言的处境并不乐观，方言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这些丰富多彩的语言资源的保留必须借力于文学作品的使用，将方言中那些鲜活的词汇、生动的句法、丰富的文化内涵保存下来。而方言作为作家最先掌握的语言，在写作时总会不自觉地显现，这种方言情结是作家出于对乡土家园的深深眷恋，在文学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运用从小习得的方言土语，实现另样的精神还乡。在语言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作家自觉运用方言写作将有利于维护语言生态的平衡。
第三节 方言运用与生态文化
”高明的生态文学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常常会将深邃的生态哲思、优雅的诗性气质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熔铸成为一个个别具动态的意象世界，引领读者在诗化的境界中陶冶性灵，强化生态意识，探寻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②莫言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中仍然透露出了他对高密东北乡这片美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所蕴含的深情，其作品中的诸多描写如对洪水、蝗灾的描写，反映了莫言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这些对当地的发现，显示了莫言的”地方意识“,”地方意识“主要指的是”人对地方的身体的附着和精神依恋“,”人与万物（地方）的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关系。“①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就是莫言”地方意识“的最佳表现，在这个空间里，莫言挥洒着来自这片土地的灵感写出一部有一部的佳作。
龙应台这样评价莫言：”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莫言的想象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②莫言的作品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其”泥土性“也就是写作的”原生态“.作为其创作的源泉，”高密东北乡“为莫言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创作资源，莫言曾将高密东北乡比作一条”破麻袋“,”在这条破麻袋里，狠狠一摸，摸出一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一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出几个短篇。“从莫言的发轫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开始，高密东北乡与莫言的作品就开始如影随形，除了体裁来自民间，莫言的语言力图贴合民间，真实反映民间。这种写作方式，原生态呈现出现实生活，而不去迎合某种潮流或意识形态。
上文中已经分析过莫言小说中的方言运用方式及其运用的深层原因。方言词汇、方言句法、地域声音的大量运用，不仅反映了当地的口语特点，展示了高密底层的文化形态，这些方言的运用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方言词汇和方言句法的运用让莫言的作品与乡土、大地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阅读他的作品仿佛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徜徉，那些生动形象而当地特有的方言土语，给读者带来置身大地的原生态之感。这些方言的运用是莫言民间立场的有力佐证，并且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价值，丰富了文学语言多样性。
一、方言运用与自然生态
”一些研究表明，一种语言社区的大小与它存在其间的生物种类多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在具有生态多样性的地区比如热带雨林地带，也存在着书目众多的语言；而在生态环境相对单一的区域如沙漠或极地，则发现语言的数量也少得多。“③因此，穆尔豪斯勒认为语言是依赖于外部环境而存在的，是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因此把”’语言‘作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中介环节“④语言词汇的丰富程度的确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当人类发现一种新的物种的时候，最先做的就是给这一物种赋予一个恰当的名称，如果某种物种在某些方言中并未被命名或被不恰当命名，这些物种则处于一种被”遮掩“的状况，并不会引起人们对这些物种的研究与保护。从此种意义上说，一些特定方言词汇，尤其是那些有关动植物的方言词汇的运用，也是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
从莫言作品的方言运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独特的方言词汇构建起别具风味的自然地理空间。第二，独特的方言词汇展现出当地的奇风异俗。方言中对当地独有的植物的描写或当地对动植物的独特称呼，这种动植物方言的使用，是当地自然环境的展现。
经过很长时间的缠磨，九叔终于答应夜里带我去拿蟹子。（《与大师约会·夜渔》，第 28 页）河滩上的狗蛋子花发疯一样生长，红得发紫的野茄子花在水草的夹缝里愤怒地开放。这天是鸟类的好日子。土黄色中星杂着白斑点的云雀在白气袅袅的高空中尖声呼啸。油亮的家燕子用红褐色的胸脯不断点破琉璃般的河水。（《红高粱家族》，第 221 页）这里出现的”蟹子“、”狗蛋子花“、”野茄子花“、”家燕子“都是高密农民对当地存在的动植物独特称呼，作者不自觉将这些方言词汇用在叙述语言之中，展现出了高密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使作品具有了浓浓的地方气息。
二、方言运用与”原生态“文化
莫言作品中存在运用方言来描写的普通生活和传统习俗，这些民俗的描写构成了记录当地民俗和生活习惯，是当地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
”她先用粗针锥在厚约两寸、坚若木板的鞋底子上攮出一个眼，然后，把引着的大针递过去，再把麻绳刺棱刺棱抽紧。为了增加润滑减少涩滞，她不断地把针和绳往头发上蹭着。“（《食草家族》，第 155 页）”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娘-娘-你甜处安身，苦处花钱-“（《红高粱家族》，第 245 页）上官吕氏把簸箕里的尘土倒在揭了席、卷了草的土炕上，忧心忡忡地扫了一眼手扶着炕沿儿低声呻吟的儿媳上官鲁氏。（《丰乳肥臀》，第 5 页）”纳鞋底“、”出殡“”出生落土“等这些地方生活民俗的描写，真实反映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现实。这种对当地所特有的风俗习惯的描写在运用方言写作时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效果。
”他是中国爹美国娘，蒜薹脖子一丈多长，双腿罗圈着好像弹簧。他是吃铁丝拉弹簧-一肚子弯弯肠，满肚子都是坏水。“（《食草家族》，第 278 页）孩子发现，老铁匠的脸色像炒焦了的小麦，鼻子尖像颗熟透了的山楂。……页老铁匠面部没有表情，僵硬犹如瓦片。（《欢乐·透明的红萝卜》，第 17 页）黄鼬成了黑丝瓜，刺猬成了黑倭瓜。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食草家族》，第 154 页 ）除了直接运用方言词汇，莫言运用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作为比喻对象，极具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效果。”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着语言，自然环境上的一些特征往往会反映到语言中来，形成体现自然环境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①上面例子中的”蒜薹“、”小麦“、”山楂“、”黑丝瓜“、”黑倭瓜“等等都是农村生活中常见的植物，莫言另辟蹊径，运用比喻时使用这些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物体作为喻体，这些多种多样的动植物为文学语言运用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材，这从侧面展现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利用这些比喻形成了极具生态意义的表达。另外作品中还大量运用流行在高密当地的谚语、歇后语，如俗话说得好，”死知府不如只活老鼠“,果然不假。（《食草家族》，第 172页）。
在第一章中笔者多次举例当地所特有的谚语和歇后语，这里就不再赘述举例。谚语和歇后语承载的当地所特有的戏谑，折射出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智慧，可以看做是当地民间文化的活标本。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这样论述：”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为达成生活需要所必要的手段。“①人们的语言运用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方言作为具有当地特色的交流工具，语音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而除去语音之外，方言中独特的词汇在反映的当地不可复制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具有共同语所不具备的优势。
